七十九
当中国的内地城市，比如说上海，学来了香港这套殖民地的刮钱方法，把地产猛炒一把炒上去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来支撑这个高昂的地产？这些高价地产的用途，自然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高租价的商业办公室和消费场所，如酒店，餐馆，咖啡馆，夜总会等等。另一个就是在上海生活需要租房子的专业人士。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支持高昂的租金，你从事的行业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必须是以暴利计。说白了，就是前几年拽到发癫，牛皮哄哄，现在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金融业。所以不难理解，上海想成为至少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而且是伦敦，香港，和新加坡那种离岸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从事不受中国的中央银行管理的外币离岸业务。这种业务其实就是给予世界金融资本一个平台，让被币值国家监管太严而无法实行的新产品创新，比如说美元和欧元，拿到上海来玩一把。这也是为啥西方金融危机把纽约和伦敦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俺们上海的话事人，要到这些地方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把80万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金融江洋大盗，立个新瓦岗寨，好好的重整旗鼓。
那么这些穿西装的山寨大王们，通常会干嘛呢？这里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俺们现在的国际金融离岸中心香港的一个做法。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个引入注目的产品叫做债务担保证券(CDO Collateralized Debts Obligations)，将各种债券化的贷款，比如说次贷，打包之后，以不同的信用等级，向投资机构销售。在美国和欧洲，曾有人提议扩大市场对象，将这些产品向私人投资者推销。但这种企图受到了监管人员和有些良心的学者的抵制，因为这个产品的构成复杂，风险难以评估，只适合向有专业知识的投资机构推销（虽然还是有不少投资机构，如美国的地方政府等等这次被雷曼兄弟一锅煮熟），而不应该向私人投资者销售。而俺们的香港金管局就对此打开绿灯，允许各大黑心银行，如汇丰，渣打，也包括俺们天朝的中国银行，利用欺骗，糊弄，误导等等销售手法，以退休人士，街坊熟人等等金融白痴为对象，号称迷你债券（由金管局改名用来容易点行骗）为另一种定期存款，一口气就拐走了香港平民的159亿港币的血汗钱。而香港金管局主席任志刚居然厚颜无耻的出来辩护，说是香港政府的监管无失误，就是连美国和英国的金融界，都不肯拿出来斩杀自己私人投资者的利剑，香港金融主管机构大开绿灯，令香港人民尸横遍野，民不聊生。
有时想一想，香港这个地方，养了一帮所谓的金融大佬和行业精英，对内不能提高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经济，却成天想吃寄生饭。对外则是以买办自居，为西方金融大鳄和西方国家利益服务。一边用西方金融界都不愿用的垃圾产品来搜刮自己的市民，另一边又给中央误导信息，想骗大陆的钱，以QDII和投资直通车的方式，在香港股市泡沫高点入市，好为推波助澜的英美资金金蝉脱壳。对自己的人民没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忠诚心，只是希望上蒙下骗，看来在没有进行换血之前，为香港的金融业建造一支可靠的自己的队伍之前，中国政府不应该支持香港成为中国以及国际的金融中心。不然的话，这帮吸血鬼就会胡作非为，中饱私囊，搞出问题后，又威胁中央政府出手援助。相比较于新加坡政府的雷曼兄弟迷你诈骗的处理方法，任志刚，还有香港证监会行政总监韦奕礼，都应该引咎辞职，以谢香港市民。
而俺们上海，想要走的就是这条路。所以说为了房地产的发展，最后向金融业挺进，几乎就是一个不二法门了。
八十
不过好在至少将来监管上海金融中心的机构在北京的机会比较大，就提供了一种地域上的平衡。而要发展高端捞钱行业的城市，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靠谁来提供低端的社会服务。
以纽约为例子，在华尔街位于曼哈顿上的金融业自然大家赚钱无数，但你出来吃餐饭，就不愿意被人斩杀几千美元，所以还得依赖于工资比较低的人们为你提供社会服务，然后你那几千美金一小时的金融界工资，才可以真正显示出魅力出来。不然的话，就像当年911袭击之后，一个瓶装水需要200美金，那就失去了从事这个行业的优势了。
在地租极其高的曼哈顿，自然有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公园街上那些价值高过数千万美元一个单位的公寓楼（俺曾去过某些大款的家里参加派对，怎么都不觉得这些单位有这么好），也有住长岛的舒适有钱人，但就必须有极其贫穷的纽约平民区布鲁克林和贫民窟布朗克斯，来为这些有钱人提供低廉的商业服务。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需要靠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福利，和有限的公屋来保证穷人们提供低廉的各种服务（大家不知道听没有听过笼民）。在美国加州的硅谷，曾经因为高科技泡沫造成大量有钱人，导致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过高，从而出现城市的小市长和警察叔叔们，因为不能负担高昂的房子而搬出这些地区，变成了有钱人没有枪来保护了。
而上海要走这条高地价道路，要造成的后果就是所谓富人区和穷人区之分。以上海现在的情况，如果你要保持市区的地价继续高涨，就必须在上海外围地区，比如说闵行，松江，江桥，南翔，宝山等地方，形成到陆家嘴金融区打工的穷人们可以负担的居住地区，而且还要有可以让穷人们在一个钟头以内，比较便宜的车费每天到金融区上班。当然这种穷人区，在香港就是九龙和新界那些地区，和公屋居住区，比如说天水围之类的地方，以美国的标准而言，应该算是中产阶级中的工薪阶层。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的话，当一个政府更有兴趣去推进高地价，非常可能的结果是产生大城市的贫民窟，正如旧上海时代的杨浦区的棚户区。一边是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一边是万户窝棚的食不果腹。和香港的笼民居住在以上下床中的一个床铺相似，上海穷人的滚地龙也是睡觉时往里一钻，就是以桶为房了。那时贫民窟可是在杨浦、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南市、静安以及浦东沿江地区的普遍现象。
现在好像中国越来越多号称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地产商，也越来越多为大城市应该有贫民窟而呐喊的文化人。甚至有些所谓的垃圾学者用旧上海贫民窟的历史经验论证，这是个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也是现代化的必须的基础。而且还以比中国穷的印度，和中国差不多的巴西，比中国富的法国和美国，都有贫民窟来证明，中国也应该让贫民窟发展起来。在这些人渣地产商和垃圾学者的眼里，当那些专门为富人造的房子卖不掉，开始跌价的时候，上海这些地方政府就应该用退税等等措施来保住他们了。而当下层的贫民居住有问题时，不是考虑政府应该怎么样通过财政，税收和其他手段，提供足够的廉价可负担屋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放任和让人自生自灭的方法，让穷人们再玩棚户区的把戏。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1949年前的国民党精英们玩着金融行业的游戏，无视大量城市贫民的居住条件，后来就被共产党领导的穷人革了命。如果今天有些人要做新国民党人，玩历史上曾经玩过的游戏，就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就会有新共产党人兴起，再次来革这些金融和地产大亨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