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老子与其他圣贤的时代先后顺序在近代成为显学,当始自梁启超对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批评。任公主张老子书出于孔子之后,顾颉刚、冯友兰从其说。冯并认为,老子虽可生于孔子之前,但老子书却不能是老子所写;老子书的成书,不仅在孔子以后,还当在庄子之后,并举出了几个听上去甚为得体的证据。
这,便颠覆了胡适之古代哲学史的顺序,适之先生为此颇为挂怀,对冯所用考据法更多年不能释怀。
直到二三十年过去,适之先生方“恍然大悟”了一把,发现原来自己被冯友兰给忽悠了。他自言:原来老子年代的问题对冯而言,并不是考据法的问题,而是冯对孔子的宗教信仰问题,出于此心,冯是不能接受孔子以外的人做哲学史的开山老祖的。
而按其言,适之先生能有此“重大”发现,是因偶读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里下面的话:
“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唯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以此之故,哲学史自孔子讲起。”
胡适自语:“懂得了‘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长文讨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费心思,白费精力了。”
笔者最初读了这句话,也对胡先生报以深切的同情,也以为冯友兰在无意中吐了真言:因为是“有由”,所以也要效法“后世”,为那“不对”之事,所以方将哲学史从孔子讲起。若此言成立,那可不就等于冯变相承认了自己的私心,一定要把孔子放到龙头老大的位置,一切有老大地位的人便要往后排了吗。这,自然就跟考据法没一点干系了。这,便是适之先生所悟出来的东西吧。
可近日笔者也重新咀嚼了一遍此话,也有所“重大”发现,并也“恍然大悟”了一把。可叹呐胡适之,自以为是懂得了冯友兰“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真实心理,自己便有了被冯忽悠了的心理,从而“恍然大悟”--原来他是耍了花枪!殊不知在笔者看来,冯友兰的这句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心理在里面,其所谓的“不对”,当指虽然孔子确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也不当称其为“唯一”的师表。冯的“不对”字眼,是对“唯一”二字予以否定,并没有自认孔子为哲学史鼻祖的观点是出于私,从而更没暴露了自己的“心理”呀!而所谓的“以此之故”的此,指的当是孔子实占开山地位之“实”,以“实”为故,哲学史自然要从孔子讲起了。唉,两句话之间隔了一句话,读起来一定是会误导人的。
若此分析属实,胡适之便是在跟冯友兰郁闷了几十年后,在“恍然大悟”了一把之下又把自己更深地绕进去了。冯友兰若泉下有知,知道胡适为自己如此绕来绕去,一定会嘿嘿嘿地窃笑不已。
胡适的古代哲学史受到这几位近代重量级人物的挑战,是否就意味他把老子放第一位就真的有违史实了?大不尽然。
应当说,先秦的历史,尤其是哲学史,胡适是真正的行家,原因有二。一,胡适具备真正大师的素质。胡适常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对他并非一句口号,他作学问求证总是很小心,小心证不了的东西不会往外拿。也正凭此点,胡适当年才在北大立住脚根。这可由当年北大学生见到这个年轻的教授不服气,要把他轰出北大时傅斯年所说的话所印证:“这个人书读的不多,但走的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二,胡适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先秦哲学史。那是经过了严格学术检验的成果,观点并非一人所左右,可信度自然就高,史学观点可以服人。
但一个人的学问再可信,所言也不一定就是史实,正如听起来最客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事实,而最不能思议的事也不一定就不曾存在。后人永远无法说一个人的历史观能反映事实,因正确的方法不一定能导出事实。
但有一点却可以确定:不正确的方法一定导不出事实。
后面便最后调侃一下另一位执意要把老子安到庄子后面的大师的考据,这位大师便是钱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