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我理解，张三一言君是反对和解的。他在最近的两篇文章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一篇是：《施化，你憑什麼和解？》另一篇是：《批判戴晴别有用心的“和解论”》。把不同观点摊到桌面上，是很好的理清思路的办法。我愿意开诚布公地同张三一言先生交流，不一定在于统一认识，而在于帮助互相理解。
他在《施化，你憑什麼和解？》一文中写道：施化問：“為什麼不能和解？”，我的回答是：“沒有條件，所以和解不了。”施化問：“為什麼不要和解？”，我的回答是：“我願意和解，也要求和解。”然後，我問施化：“你根據什麼和解？”
这里的要点有两个，一个是能不能，一个是要不要。第二个要点，张先生和我是一致的。他说，我愿意和解，也要求和解。因此只讨论能不能。张三一言说不能，施化说能。张不能的理由是没有条件。我理解，张先生把一个未来的历史趋势，同目前的现状混为一谈。当我在说A的时候，他说的是B。
和解是历史大趋势。古人都知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且这还是处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有了共识。这个共识在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这都不是人类相互敌对相互残杀的理由。世界应当在不同当中追求共存。共存不是统一，共存需要和解。南非的和解是世界各国许多不同和解当中的一种模式。戴晴也只是提出借鉴，没有说照搬。反对她的人虽然强调了很多不同，但是很少理解借鉴只是在不同情况下的某种参考，已经承认了不同。最相似的中国人自己的和解在台湾。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曾经势不两立，现在还是死对头。但是毕竟他们还是遵照某种协议在一起办事情，旨在共存，而不是把对方赶尽杀绝。
当然共产党的作恶，几何级数地超过国民党。即便这样，也不成为不能和解的理由。“能”指的是一种内在的趋势。人是能够阅读的，这是指一种趋势。你不会用一个文盲来证明人没有学习和阅读的能力，一直要等到文盲识字了，才改变定论。从人的本性讲，趋利避害是共同的。从人的生存条件讲，低紧张度有利于健康。当然，政治家有自己的追求，如果懂得利用人的特性来实现政治追求，让政治追求满足人的特性，这样的政治家才是人类社会需要的政治家。否则，不知道是什么怪物。不错，现在的确没有和解条件。自从我在多维博客 http://blog.dwnews.com/?p=50723提出支持戴晴的和解以后，从两个极端受到严厉的非难。一个极端是极其拥共的，一个极端是极其反共的。这是一个我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条件的确不成熟。
因此张先生认定施化把现实和理想混在一起，是晕了头。我不会随便给人是否晕了头的结论，因为某种少数意见，若干年以后可能会被证明是清醒的。戴晴提出和解，指的是一种方案，一种选择。我不相信她一提和解就出现和解了，但是相信，如果永远没有人提和解，就一定永远没有和解。希望中国永远不出现和解的人，才是我说的“毫无历史责任感，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人。张先生不必对号入座。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提出和解的时机呢？现在。因为提出和解和实行和解之间，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五年，十年，十五年？由于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对和解一点概念都没有，需要等待共识。共识是怎么来的？是一个不“共”的认识在人群中慢慢传递，讨论，思考，过了若干年以后才出现的。中共不会出现和解的意愿。直到有一天有人提出和解，中共也开始注意和思考，衡量利弊的时候，才有一丝可能性。永远没有人提，就永远没有和解，也永远等不到一个适当的时机。
或许中共垮台以后，就有机会和解？不会。如果那时人们没有和解的共识，中共垮台正是泄愤的大好时机，哪里会和解？中共垮台前的和解，和中共垮台后的和解，虽然形式不同，但都需要和解共识。共识从哪里来？一定要有一个人不识时务地先提出来，然后经过若干年时间的讨论酝酿发酵。这个人现在正是戴晴。 德国之声报导，戴晴提倡“借鉴南非模式实现六四和解”。戴晴的原意是：把借鉴南非作为我们应该开始把能够在中国慢慢实现和解的模式、原理，让大家了解，慢慢地诉诸法律，慢慢地被更多的人接受。当然，具体用什么方法，走什么程序可以讨论。但是如果连和解都不提，那么什么方法程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