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当自鸣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我七岁多就学会了打麻将。那还是文革的年代，父亲久经各种运动，母亲个性乐观坚强，于是以要好好活下去的信念，该玩还得玩。又有两三既信得过又同好方城之戏的朋友们，得知我家竟然还有一副祖传下来的麻将，未被抄走也没有交公，大喜过望。那年头藏有麻将是一件有大风险的事，唯其如此，打麻将才尤其诱人，能在一起打麻将，也就意味着彼此之间的莫大信任。那情形就象地下工作或特务接头 ——这两种说法本来就是一回事：总要到晚上八，九点以后，朋友们才蹑手蹑脚地溜上楼，按约定轻敲四下门；把朋友迎进来，门上锁两道，然后紧拉窗帘，在方餐桌上铺一床厚毛毯，开始打牌。25度灯泡下的昏黄光线，说话都不敢大声的时代，更不用提打牌带响了，却是我童年时代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如今我依然喜欢打麻将，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能聚起一圈朋友，环桌而坐，不觉东方之即晓。人到中年，平添了几许沧桑之感，所以每坐到牌桌前，就不免摇头晃脑地感叹一句“何以解忧？唯有麻将”。此言一出，全桌粲然。听久了不笑改问，“你小子又偷偷做什么大牌呢？”我在暗黑年代成长且早熟，年青时不用玩就貌似深沉，其实骨子里有十分肤浅快乐的一面，所以一上牌桌或饭桌就忍不住废话连篇。好在仔细想想，人的一生中说的绝大部分话都是废话，只要说得大家高兴，说了也就说了。令人高兴的记忆和那些刻骨铭心的伤痛一样让人难忘，前年一位八十年代的牌友忽然发来伊妹儿，此公聪明过人，想当年是我手把手教会他打麻将，不两年就青出于蓝，连偷牌都无师自通了。这种聪明人的存在，提醒我天外有天，千万别高估自己的智力。他28岁获理论物理博士后改行开了一家饺子铺，后来据说还倒卖过军火，现在不知是在房地产还是什么行业驰骋，偶尔还打和一把就上万人民币的麻将，但他最怀念的还是逝去的华年。
在日本读大一时，和一台湾同学结为好友，学会打日式麻将。八十年代中期，教会了周围一拨同学，打得通宵达旦。麻将不“带响”不好玩，然而中国人虽然好赌，输得起的人却不多，所以有“酒越喝越浓，牌越打越薄”的说法。我们把打牌所得都用在聚餐喝酒上，牌酒合一，就更浓了。那时牌友都还单身，我们的口号是麻将比女朋友更重要。当然在实践时恰恰相反，重色轻友原本是人性的大多数。
就这样断断续续打到了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年初在牌桌上，一牌友说起学生会主席的财务上手脚不干净问题，时值学生会即将开会改选，众牌友均鼓励由我发难，我是打麻将很少点炮但嘴上点炮却无所谓的人，在牌桌上就答应了下来。那一年是我留学的第八年，天性自由散漫的我已是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先辈”，同时也是为数极少的几乎从不参加学生会活动的人。我的生活一直很个人化，我的兴趣一直在思想和历史方面；我对现实人生虽然关注，却从未想参与公共事务。事实上，我的一生中只有在国内上四年多中学和大学时可以算是与集体发生关系，此外所有时间都是独来独往。留学时的一圈朋友，都是麻友，桥牌友，酒友，球友；要经过许多岁月，彼此才或成为可以深谈的朋友，或渐行渐远。我的一位同学，曾形容我是“思想复杂，胸无大志，不拘小节，好近女孩”，虽不中，亦不远矣。
我的承诺几天后就兑现了。这一炮就把我自己和牌友一起从牌桌点进了学生会。我只当这不过是点燃了一次新的游戏，玩一把无可无不可，也算是留学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然而个人生活的偶然与历史的偶然往往就在不经意间相接。再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个人化的生活，说穿了不过是一厢情愿。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希望远离现实，希望逃避。然而现实政治会来找你，这其实才是中国人的命运。大的历史事件，是一个灯火辉煌的舞台，人们从台上通体透明的走过，展示出他们在平淡琐碎的岁月里用习惯遮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那一年，人生转折在牌桌上开始，人生很多时候有如牌局。打麻将的人多半有过这样的经验：不管你平常多么不爱点炮，但在某个夜晚，你很可能一点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在那个六月的第三个夜晚，我们一群牌友一面看电视新闻速报一面打麻将，到午夜，麻将再无法打下去。那是一桌永远没有打完的牌，当年的牌友再也不曾聚在一起，人生的岔路就在那一瞬间，梦醒时早已天各一方。那是一个不眠之夜，从在电视上听到枪声的那一刻起，我和几位同学所能做的，只是通知每一位同学武力镇压的开始与学生会决定在六月四日上午十点召开全体中国留学生集会。当集会开始时，惨案已尘埃落定，死伤者流血的图象，定格在记忆中，不思量，自难忘。二十年后，那一幕幕依然清晰如昨，也依然不能自由言说。历史如同个人命运，所谓进步、所谓明天会更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在时间河流里，等待与期望最终灰飞烟灭，连彻悟与绝望也尸骨无存。
八十年代中期，我喜欢索尔·贝娄。尽管当时我只读过《洪堡的故事》，《赫索格》和《赛勒姆先生的星球》，我最难忘的一句话却是“我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得到的世界”。虽然没有完整读过，《《晃来晃去的人》的主人公令我深感共鸣。而且，我在索尔·贝娄的小说里隐隐感到了一种命运的预示，当时就向一个好友说起。我这么一说，朋友这么一听，都没当回事。不数年后，我们都来到了索尔·贝娄居住的城市。在这里静静地生活，感觉上真正的个人化了，我似乎更懂得了索尔·贝娄也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美国，索尔·贝娄的小说显得如此真实，真实得你不再想去读。也许，生活在美国也显得如此真实，真实得你不再想去读任何小说了。
就象童安格那段歌，“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转眼我和这里的朋友们又打了几年牌。上周末我在牌桌上，忽然想起往事，一不留神几乎点了一炮，引来一片诧异的目光。是啊，年纪越来越大，牌越打越好，不容易点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