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zt

　　　　　　　　　　　　　　　　　　　　　　胡平

最近（注：写于2006.12. ），中国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刁民”。这个刁民名叫陈洪，家住湖南长沙，自从今年7月28日建立“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至今不过四个月，发表文章五十余篇，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评论超过29000条。陈洪今年48岁，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劳动4年，1978年进厂当工人，先后作过会计、供销，当过车间主任、车间书记，1996年工厂被兼并下岗。陈洪下岗10年，每月领遣散费230元（大约是30美元）。靠打散工、印名片、开茶室、照快相难以为生，借高利贷开了间“超市”。殊不知“超市”一开张，派出所、城管、防疫站、税务所，乃至居委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来收费，陈洪不堪重负，只好把超市关掉。然后，陈洪凑钱买了辆摩的拉客。但城管不准在主要街道运营，他只好每天17点以后拉客，直到深夜，日收入仅30元左右。“黑摩的”们联合起来请求政府收回禁运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诉，法院判败诉。由于生活困难，老婆离婚而去，留下一个念大学的孩子靠他供养。从九十年代起，陈洪开始上网浏览，偶尔发表文章。2005年，陈洪开始建立个人博客，但两次被人“黑”掉。这次他又建立起自己的博客，把过去写的文章贴出来，又写了一些新文章，引起强烈反响。10月份，《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对他的长篇采访报道。《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网站邀请他做嘉宾与网友现场交流。

刁民即公民

“ 刁民”是个贬义词.陈洪为何自称刁民？陈洪首先为“刁民”一词正名。陈洪说：“没有人自愿充当刁民。刁民一般都是权贵阶层对不安于现实境况的低层人物的统称.历朝历代称‘为了生活抗捐避赋与权贵阶层言语争辩，而并不违反朝庭法度之人为刁民’。”陈洪认为，“刁民们的据理力争和监督将使刁官劣绅贪欲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刁民只是刁官、庸官、贪官、劣绅们的眼中钉。”陈洪宣称：“我只是为争取和维护自己有限的的生存资源而以言语（文章）与地方官员争辩，而并不违反中央政府公布的法令政策，所以，我应该说是国家的良民，但却是刁官劣绅眼中的刁民。是呀，世无刁官，那有刁民？”由此可见，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所谓刁民，其实就是敢于和善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平民，也就是敢于和善于行使公民权利的平民。实际上，这些所谓刁民正是真正的公民。

陈洪指出，现在的改革早已蜕化变质，成了伪改革，所以他坚决反对。陈洪说：“对我们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

有人说，因为实践证明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通，计划经济是错误的，所以必须改革。既然要改革，势必要有人付代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

陈洪一句话就把这种观点驳倒了——“计划经济不是我们所创造，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发明”。陈洪理直气壮地质问当权者：“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 问题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你们共产党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要让中共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应该让中共下岗。凭什么要老百姓做牺牲？

如今，厂长书记解雇工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连那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觉得这很正常：本来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冗员太多，所以有必要减员增效。但是陈洪却一眼看出其中的诡诈.陈洪指出，国营企业的厂长本来只是“代表全民经营企业”，厂长并不是资本家，凭什么现在“行使起资本家的权力”？雇主当然有权解雇受雇者，但是在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关系并不是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厂子又不是你们厂长家开的，你们凭什么有权解雇我们？

陈洪文章描述了下岗工人的悲惨状况，绝大部分读者都表示同情，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名叫郭峰的研究生写信给陈洪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陈洪反驳道：“我们并没要国家、政府义务照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说，当初我们年轻力壮，政府要我们一切听从它的安排，要我们努力工作，只付给我们很低的工资，但许诺我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可是到后来，我们年老体衰，政府却把我们一脚踢开，而我们过去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则落入贪官污吏之手。众所周知，毛时代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当年的低工资是以铁饭碗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当年的工人的工资低，那实际上是让工人买下了高额保险，如今共产党把人家一脚踢开，等于是吞掉这笔庞大的保险费。

洞见与常识

中国经济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被许多人誉为奇迹。论者多半认定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至于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许多论者也都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后果。譬如中国的劳动力低廉，一般人都认为那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陈洪对此却有不同看法。陈洪指出：“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过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价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陈洪总结道，“或许，正是凭藉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

陈洪这段话使人想起清华大学教授秦辉的相关论述。秦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陈洪只有文革期间上中学的一点学历，却能对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不清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提出自己的一针见血的洞见。这并不奇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去年10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就说到：“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学术来套，就相当于用显微镜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的问题是一些人明火执仗地抢与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基本常识，基本的道德感。”不要以为陈洪是工人的先知。陈洪能看清的问题，一般工人都是明白的。

不消说，陈洪的文章也为自己招来了敌人。有人发贴恐吓陈洪：“你的博客会继续封杀！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你将会人头落地！不是吓你的！！”陈洪一眼就看出发贴者“不是一个普通人”。陈洪机智地反唇相讥：你这不是在给党和政府制造麻烦吗？“万一我的博客被黑、被封，人家会说这是政府在阻塞言路，万一我有个三长二短，世人会说，这是政府官员在杀人灭口。您不觉得这事情有点严重吗？”

陈洪坚定地表示：“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也不认为是和政府过不去，如果因为我几篇反映我自己心态、生存状态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厦坍塌的话，那也更不是我的责任。那样的脆弱的政府能带领我们走强国富民的路吗？如此脆弱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

陈洪如此强烈地批判改革，那决不意味着他想回到过去，留恋毛时代。陈洪说，在毛时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劳动，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而农民的日子还更差劲。陈洪也并不为毛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的口号所迷惑。他说那不过是一道“虚假的光环”，在当年，“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

事实上，正如陈洪所说，在80年代，工人曾经热烈地拥护改革，对改革满怀希望。陈洪说：“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因为通过改革，可以使穷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改善。”问题是，在中国的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由所谓精英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和理论界精英包办代替了一切。他们对改革政策制定的唯一垄断性，对改革实施过程的绝对控制权，使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获得者。而作为没有决策权、监督权的普通民众来说，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这种形式的改革，我们当然要反对。陈洪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长痛之后，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我们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人民的宪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决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陈洪当然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写作底线，有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有些话只能那么讲.例如他写道：“我只想中央的亲民政策能落实到实处，我希望官员能改变自己的作风.我希望下岗工人能寻找到养家糊口的职业，还希望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资源能为全体国民共享。这才是我写文章的最终目的。”乍一看去，陈洪对中共当局还是很信任的，他提出的具体要求并不高，在现行制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里对改革的尖锐批判很不一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陈洪自己说的，“咱不能集会，不敢游行示威，也没处上访”，只能在网上写点文章发发牢骚，还要小心翼翼，自我设限。在这种缺少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你除了盼望中共领导人发慈悲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困惑不解的问题.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国政府的地位也很巩固，虽然贫富差距比较悬殊，但由于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穷人的境遇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改善，更何况胡锦涛政权还多多少少采取了一些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因此，他们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维权活动如临大敌，因为这些维权活动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并不具有挑战政府合法性的意义，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残酷打压呢？

答案就在于，正因为维权活动要面对政府的残酷打压，所以他们才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因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遭到剥夺，十分缺乏集体抗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只好降低目标。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获得了集体抗争的手段，他们就绝不会满足于仅仅是从权势者的筵席上分得一点残羹剩菜，他们必将对这场以改革为名的大抢劫大掠夺进行大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