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政教分離後，生存領域何在？

倫理一定是自主倫理，凡由他人代判代決代勞的不算。但自主該怎麼個自主法呢？像當代多番努力，嘗試過訴諸直覺與形式，或存在與本我，或進化與行為，倫理的價值反形混亂，真假是非善惡莫知何適何從。因而很快修正，拿出建議與指令，或信心與自我，或公度與認知，權作補充。人終漸漸發現，單打獨鬥凭語言、生命、生存，並不足恃，倫理需要規範，不是唯理、至情、任性即可以擔當。人之為人，貴有選擇的自由，從挑選到抉擇，由理智、感情再去到意志的自由，不可能真空中往來，能與規範相諧的，才真自由。我在六樓想要上街，一躍而下是假自由，後果不堪設想。我若還少年精力旺盛，可以順著水管爬下去，水管多多少少也算是個可依從的規範。沿著水管爬回去，想像有個情人在上面更浪漫，但總不能由樓下一飛六層樓入窗，世無這種物理生理的規範。但一般正常情況是走樓梯，在樓梯的規範內之我可按照心情、需要和能力，漫步甚至跑甚至跳，這是自由。不過一道樓梯，非供我一人上上下下，我自由，你自由，他也自由，還有人與人的關係要顧。

人與人的關係，基本分兩類，個體與個體的私人空間，及個體與團體的公眾空間。公眾空間裡，非只一種的個人與團體關係，當中又分民間的公民社會與政治的公共廣場。公民社會由基層自發來自民間，按個人的信仰、嗜好、專業，自由加入願意歸屬的團體，與志同道合者共同維護他們所奉行的真理、價值、標準，獨立于國家政權之外，為自治社群，乃非政治的並不澈底的公眾空間。公共廣場則不同，是受憲政法規制約，向所有人充分開放的政治公眾空間，尊重多元社會人人平等的根本自由與基本權利，理性協商，凝聚共識，實現民主自由的信念。廣場規模，大則如國政省政市政，小如社區，人在其中首當先問自身義務，暫願放下個人目的，顧全團體正義公允大局。公共廣場裡，任何特殊信仰的價值體系和權益訴求概無優先，越是信仰意味濃厚、真理宣稱完備又意志堅定的，有如宗教者，越必要相離，此謂政教分離。政治範圍內，是要透過共識而形成集體信念，不能拿信仰進來要求集體信從，否則不成公共論壇。想硬搬來宗教信仰或議程，不如就改成宗教講壇算了，伊朗的神權政治，所謂的宗教式民主，便是這格局。政治倫理，首先是義務倫理，不可以是至善倫理，一旦亮起最高真理，民主便窒息。不過在公民社會那裡，宗教自由，信仰自由，需受保障。站在多元社會立場，宗教與政治，該分而不隔，政教不隔離。政治有政治自己的事，要按政治的規律辦，宗教也有宗教自己的事，要按宗教的規律辦，未可混淆。但政治合群的現實關懷，與宗教虔敬的終極關懷，皆人性所本，人心所求，二者自其根本，又萬萬不可隔絕。這個當離而不隔，乃是倫理規範義務論所作的考量，特別是羅爾斯在他繼正義論後，學術趨于大成的結論。

羅氏終又把倫理思考放入宗教。他還是本科學生時，倫理完全作宗教思考。但一場大戰使得宗教不再適合他，倫理思考自此便離開宗教，換作政治思考。直至他晚年再重拾宗教，做為政治倫理的必要背景。青年的他一度熱心宗教，可是戰爭殘忍，納粹鐵腕下猶太人慘死，他情何以堪，非其宗教理解所能承擔，宗教無從挽救的，改盼另以政治可予預防。反觀經過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百萬猶裔死亡震慄的幸存者，雖身歷其痛，許多人依然無改，按照他們的希伯來聖經，再從內心深處堅定不移地「『阿們』amen耶和華」。羅氏畢竟不像他們，走了自己的道路。他理想的宗教，原是純粹道德觀念的團體，人人馴服罪性，捐棄成見，信仰之下，永無價值、信念的衝突。這種宗教，始終與那些生命限度中，翻滾于理性與不理性的迷執與沉溺，及由此困境湧起一終極關懷的虔诚性格，不無見地之異。信仰至上，與宗教敬虔，仍存一間，故羅氏終與宗教緣斷。唯到晚年，他開始注意到公共理性平面化的自我完善，可能會存在極限，需要理性所不能窮盡的信仰理念，政治的民主信念與宗教的正義信仰，應有協作互動的可能。只惜剛開了這個頭，語焉未詳，斯人已去。

「理性與信仰的關係如何」，實貫串羅爾斯畢生的倫理探索，尤以晚年一再浮現，而為終身關心的問題。七十二歲他出版《政治自由主義》，專檢討《正義論》二大原則的落實，提出「公共理性」的概念。在多元社會之中，不同宗教、道德、政治意識型態的支持者，應尋求公平的正義，都能夠並該願意拿出一般公民心同此理的理性，先情理後道理，凝聚交叉疊出的共識。這所以是「政治自由主義」，因不同于此前的傳統自由主義之講契約，只為自私利己權作妥協。政治非一紙社會契約，而是需公共理性，讓有絕對自由的公民，包括簇擁形上價值的信仰者或個別利益的追尋者，肯不訴諸本身的形上根源或私人欲求，先探取共識。所以政治自由主義較傳統自由主義，更主動包容多元文化的成素與形上色彩的內容，即使是對世俗社會而言陳義過高的宗教。此議引起大西洋彼岸德國哲學泰斗哈貝馬斯Habermas反響，二人來回論辯，至羅氏辭世仍未休，他死後四年，哈氏還投文回應，惜對手已去，未能起之于地下答覆。不過這場跨越歐美的哲學之爭，乃兩個同樣深刻又精彩思想的交鋒並交流，堪為如何清除誤會，促進瞭解，求同存異的典範。

哈貝馬斯乃當今批判理論界裡法蘭克福學派之中堅。該學派研究所廿世紀初葉成立于德國，因座落之城市而得名，以馬克思主義現代化者自居，在唯物主義名下從事社會批判。起初還針對資本主義和納粹德國，戰後矛頭一轉，反指向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已不再適用于高度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他們曾與六十年代新左派社會运動引為同道，對腐蝕掉的工人階級感失望，憎恨資本主義現代文明下的單面人。他們以否定一切的辯證法，反科技，反專業，性解放。哈氏卻能清醒地與激進學生保持距離，結果反給打成敵人。他又扭轉上一代法蘭克福人輕蔑現代文化的偏差，結合康德與啟蒙思想，正視溝通理性，透過語言行動促進互相了解，而為人類解放的力量。為此他重視民主社會主義政治中的「公共領域」，作為信息與觀點交集的網絡。公民社會並非完全公開，公共領域才全方位開放，而為各種意義論述探討、交流分佈、關聯集結的場地，如英倫的咖啡室，巴黎的沙龍，聚眾聊天談藝，強調問題意識，非欲速獲答案，未必一定急于解決問題。在此世俗乃至宗教議題，無所不談，得到多數的肯定或否定，政教分離非在此，而是在國家範圍。不過他認為，宗教終將自逐退出公共領域，因為他們不耐煩問題，只習慣答案。哈氏講的「公共領域」，對宗教先看似更寬容，但又認為宗教身處世俗化與現代性之中難以自容，將自行終斷對話。羅氏的「公共廣場」與之形成對比：自內觀之政教分離，但自外觀之又政教離而不隔，政教關係未斷，還逾走逾近。二人歧見經數番辯論，才發現羅氏的「公共廣場」不同于哈氏的「公共領域」。「公共廣場」羅氏或加「政治」一詞于前，強調的是選民、政客、執政黨、反對黨爭議之地，其意義約等同國家，是真正的政治公眾空間，與公民社會非政治的民間組織相對照，那只是半公眾甚至可說是本質仍不脫私人關係的空間。「公共領域」哈氏放置于國家權力與公民社會之間，是權力領域與私人領域外的特殊領域。宗教不在政治中，只在公民中，現在兼容在公共領域中，但終歸還會自之消失。「公共領域」對宗教雖暫可兼而容之，然其意義非同「公共廣場」之願意共容宗教，視與宗教有共存互補的可能，因羅氏以公共廣場與公民社會不當切割。他的政治公共理性中性獨立，一樣可作完備信仰體系的通用配件，創造交疊共識，幫助維持民主體制穩定。政治运作雖不靠宗教，但文化背景中任何宗教都可自由依其信仰，理性地論證正義觀，扞衛自由民主。

這場有關政教的未了公案，在羅氏逝後兩年，哈氏又以「自由國家政治前設的道德基礎」為題，與Ratzinger樞機對談延續，此位對手，即稍後登位教宗的本篤十六！二人的講稿不久成書，名《世俗辯證法》，探討後形上時代的理性與宗教：理性與自由在公共文化中是否可能？宗教是否瀕臨嚴重危機？文中看到，哈氏重新考慮到宗教的公眾角色，哲學上他雖為「方法學的無神論者」不具特殊宗教觀點，但透過理性溝通，認同基督教對現代性不只是催化劑而已，猶─耶傳統的正義仁愛實普世平等觀念的根苗，並與良心、自主、解放、人權、民主等現代觀念相關。此一宗教傳統未曾動搖，仍然無從替代，不斷因應時代，調整詮釋，可資後現代論述汲取，把宗教信仰轉譯成世俗語言。不過樞機仍挑戰哈氏唯以理性促進人類團結的觀點。宗教雖會生病，需理性燭照；但是理性依然有其限度，非毋必規約。宗教敬虔未可任作壓縮改成唯理性，反該充當理性的看守者。然哈氏一時似不為所動，暗示理性優越像要凌駕宗教，如翌年聯署《歐洲核心之始》，針對9/11恐怖主義軍事化宗教原教旨的敵視現代性，重申啟蒙傳統與康德遺傳的全球正義關鍵意義。又寫《世俗脈絡中宗教的公共角色》，主張對治之策，是由中庸的政教分離，邁入極度的世俗主義。不過又三年，他伊斯坦堡講稿《「後世俗」社會：意義何在？》突作澄清：伴隨現代化過程的世俗主義深化，終將使宗教出局，只屬世俗化初期幻想。清醒的後世俗社會，要求結束聖俗兩極對立的文化戰爭，而代之以政教雙向的包容互補。哈氏這一席話，讓人依稀再聞羅爾斯遺言的回響，及拉青格樞機諄懇勸誨的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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