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胡適紀念館的觀感
——王亞法
中國只有一個胡適，卻有兩個胡適紀念館，一個在安徽的績溪，一個在臺北市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內。
兩個胡適紀念館我都去過，但參觀時的感覺不同，感想也不同，感情更就不同了。
臺北南港市的中央研究院是一處幽靜的所在，汽車進入院內，兩邊綠樹成蔭，建築井然有序，其建築式樣，與民國時期建造的大學校園的格局相似，使人感到親切。
胡適紀念館是由 故居和陳列室以及墓園三部分組成。
陳列室的 門口豎著一塊用波紋玻璃製作的牌子，上面刻著“胡適紀念館”。陳列室 內展出先生使用過的物品、文稿、信劄、照片……玻璃櫃裏還存放著先生生前常戴的那副黑圓圈型眼鏡和一套長衫，牆上還掛著一張他和韋蓮司小姐的合影。出得陳列室，不遠處就 是一幢小別墅，這是適之先生晚年居住和工作的地方。
我站在先生書房外的半身銅像前，想起先生一生獨立思考，追求自由的精神，他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自己的耳朵，不把別人的眼睛當自己的眼睛，不把別人的腦子當自己的腦子。凝視著先生慈祥的目光，彷佛想從他睿智的眼眸中求索答案。在遐思中，我又把目光轉向先生的耳朵。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擬定了五十七名戰犯名單，先生的大名赫然在列，排為第五十五名，其時我黨的政策是又打又拉，私下裏地下党規勸先生，只要不離開大陸，新政府必資以重用……就是這副耳朵，這副胡適先生自己的耳朵，不受旁騖的嘈雜，堅定了自己的趨向，最終選擇走和陳寅恪、馮友蘭、陳垣、錢仲書……不同的路，成了張大千、溥心畬、林語堂的同路人。當同輩人劃上人生句號的時候，證明他的選擇是正確的。
當我把目光停留在先生銅像耳垂的時候，一位中年講解員走過來，指著上面的橫紋，微笑著告訴我：“這尊銅像和胡適先生的容貌最酷似，你看這裏的橫紋，證明那時先生的心臟病已經很嚴重了。”他又指著牆上一排隔三差五的電鈴按鈕說：“先生晚年心絞痛時有發作，發病時他常按這些按鈕呼救。”說完他又帶我走進先生書房。
通往書房的走廊，是一溜書架，裏邊擺放著各種線裝和洋裝書籍，書櫥的玻璃上一塵不染，光可鑒人；書房裏靜悄悄的，一縷光線照在寫字臺上，寫字臺不大，但收拾得很乾淨，上面攤著幾本翻開的書和幾張字紙，筆筒裏還插著一把雞毛撣子，彷佛先生剛工作完，去房裏休息…… 此刻，也許先生正在閉目沉思，思索如何使每個中國知識份子覺醒，懂得 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敢於承擔責任和富於冒險進取，做最孤立的也是最強力的人，勇敢挑戰社會，用懷疑的眼光“重估一切價值”，敢於提出不被社會承認的個人的主張，推動社會文明和進步，建設新社會、新國家……為個人爭取自由就是為國家爭取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國家爭取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 此刻，也許先生正在思念他在大陸的親友門生，正在思念他那個留在大陸，最終在反右運動中自縊的兒子胡思杜……此刻，也許他正在沉思，如何告誡那些年輕魯莽的知識份子，不要浮躁，不要焦急，有時候“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同時又叮囑，必要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離開紀念館時，我小心翼翼地挪動腳步，生怕驚擾先生的思索，只是暗暗告別：“願先生休息好！”
無獨有偶，三個月後一個下雨的上午，我和兩位朋友去宣城採辦紙墨，汽車經過績溪上莊時，看到路旁“胡適紀念館”的標牌，三個人毋需商量，車子就循著指示牌開進村去。
上莊是個小村落，街兩旁的民居古老陳舊，石子鋪就的路面坎坷不平，如果拿出六十年前胡適先生保留的故鄉照片作現場對照，竟然保存得那麼完整。故鄉似乎在有意等待，等待遊子的歸來，為了怕遊子迷路，她不敢有絲毫的改變。
車子開到窄路口停住了，前面是條只能供人通行的小路，汽車進不去。村口的管理員，看見我們幾個陌生人，知道是去胡適紀念館的，要我們買參觀票。這一套我們已經習慣了，在中國旅遊，每個景點要收昂貴的入場費（臺北胡適紀念館是免費的），每個關口要付昂貴的養路錢，這是規矩，這是中國特色。
買了參觀券，一位五官清秀的姑娘，把我們帶到一座破舊的院子前，突然停住腳步說：“到了！”
我一抬頭，看見門楣上掛著一塊匾額，上面寫著和臺北胡適紀念館大門前波紋玻璃牌上同樣的中國字——“胡適紀念館”
一進門，左邊是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屋，屋裏一盞沒有燈罩的燈泡散發出昏黃的光線，這時我看到，屋中央有幾張條凳，靠牆有一排櫃子，裏邊擺著幾本介紹胡適的書籍和紀念墨。我正想湊上前看個仔細，門外走來一位老人，一進門他就亮出名片，名片的全文為：“上莊鎮上莊村胡適故居適之路 28 號胡適故居管理委員會兼胡適故居保衛”，下面的小字是“適之叔公取名：侄孫胡育凱館長”。
胡館長穿一套和他膚色相近的灰黑色西裝，但並不合身，佈滿皺紋的黝黑臉上，架著一副眼鏡，從神情看，可以耑摸出他有坎坷的經歷，磨難的生活。果然通過沒幾句交談，他就自鄙地說，由於出身不好，讀到初中就沒有再讀書了，以後靠自修。當我問他和江冬秀的後人又沒有來往時，他說以前有過，後來政治運動太多，不敢來往。我們談到胡思杜時，他有些激動了，他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適離開大陸時，要把胡思杜一起帶走。二十七歲的胡思杜不願意和父母同行， 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胡適夫婦勸說無方，留下一箱細軟。一九四九年後，胡思杜被安排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部學習。他背負著與生俱來的罪孽，急切想融入新社會，希望被新政權接受，於是主動上繳了那箱財物，並表示願意努力改造思想。他寫過一份語氣頗為傷人的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 —— 胡適的批判》，發表在香港《大公報》上。胡適在美國看到這篇文章，沒有為文章的語氣而生氣，反而認為胡思杜是逼不得已而為之的，“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裏，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裏也沒有。” 後來胡適把那篇文章剪下來粘在日記上，當年十月，他寫了《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發表在美國《外交季刊》上，以作回敬。
儘管胡思杜散盡金銀，企圖和“反動父親”劃清界線，但是對父親的叛變，並沒有換來執政者對他的寬宥。為此，他到三十七歲還沒有交上女朋友。他追求入黨，但是黨的大門是不會向他開啟的。一九五七年，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引誘下，他認為表現積極的機會到了，主動的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沒想到此招中了“引蛇出洞”的奸計，被打成了“右派”。 他終於承受不了，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吊自殺。留下一封給堂兄胡思孟的遺書。當胡思孟趕去他單位的時候，看見大院牆上貼滿了大字報，有批胡思杜的，也有批胡適的。後來胡思孟幫胡思杜收屍，把他埋在郊外的空地上，立了塊小木牌，如今已經沒有形蹤了。胡適旅居海外，一直不知道思杜已經先他而去。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所立的遺囑上，把妻子江冬秀列為第一財產繼承人，兩個兒子立為第二繼承人，一直未改。
我和胡育凱爭相訴說胡思杜的軼事，說完後，我久久不語。我在思考，天才的父親怎麼會教育出如此低能的兒子？後來我在網上查到，儘管胡思杜少年時活潑聰明，但是由於“善交朋友，好玩樂”而不好好念書。抗戰開始後，胡適赴美任駐美大使，把胡祖望帶到美國，去胡適的母校康乃爾大學就讀。胡思杜則隨母親避難上海，胡適委託一位竹姓朋友照管，後來這位竹姓朋友寫信給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於是胡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把胡思杜接到美國，進海勿浮教會學校就讀。胡思杜在美國一直呆到一九四八年夏，他回國的原因，後來據胡適的學生羅爾綱說，是在美國染上了吃喝惡習，被學校驅逐。胡適對此事非常惱火，所以胡思杜回國後，胡適的許多朋友要替他介紹工作，都被胡適以不可勝任為理由拒絕了。後來胡適安排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就有要他多讀書長知識的用意。
我們三人跟著胡育凱從小屋裏出來，這裏是一座二進三間兩廂的院落，對門豎著一尊胡適的半身銅像，朝南的大客廳裏高懸著“持節宣威”的匾額，這是胡適任駐美大師時，績溪縣縣長朱亞雲贈送的，匾額下掛著胡適中年時的相片， 兩旁的玻璃鏡框裏掛著：“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這是蔣介石送給胡適挽聯的詞句。東西兩側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間掛著胡適直系親屬圖表。胡育凱指著圖示上的字說，這是我寫的。我看那用毛筆描繪的老宋體字，好奇問，你為什麼不用電腦打字或者請名家書寫呢，憑胡適先生的聲望，你紀念館的展出文字，找哪個書法家都肯代勞。胡育凱都都噥噥，語也不詳，我似乎聽出了其中的意思。我大聲告訴他，胡適是我黨歷史上最兇險的敵人，你希望他來支持嗎？告訴你，憑著你們老鄉“三個代表”與“和諧社會”的面子，今天給你一席之地已經不錯了，不要得寸進尺，不要有奢望，你要把紀念館辦得精彩，就自己去爭取，你可以叫社會捐贈，也可以和臺灣的“胡適紀念館”交流。
我的話似乎提醒了胡育凱，他說：“臺灣胡適紀念館的館長曾經來過，他說有什麼困難和要求可以和他商量，可惜我把他的名片弄丟了，名字也忘記了。”
望著眼前這一座風雨飄零的百年破屋，我眼前閃過臺北中央研究院內胡適居住的那幢別墅，兩相對照，清濁自明，不由調侃地吟了首打油詩：兩個故居一爿天，一半辛酸一半甜，坑儒崇儒隨由爾，是非評說在人間。
大廳的西側 是胡適與江冬秀結婚時的房間，房內有木床、桌、椅、櫥、凳等。前廂房是胡適童年讀書處。正廳正廂房展出胡適家長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譜、海內外名士所贈字畫、詩詞和胡適“全家福”照片。後堂進深較淺，堂前掛著胡適父親的畫像。
最引人矚目的是牆上小鏡框裏胡適父親為胡適開蒙時寫的四言韻文《學為人詩》，這對日後胡適人生觀的形成起著重大的作用，我不厭其煩地照抄原文，願諸君讀者假作範本，教自己的孩子學習：
“為人之道，在率其性，子臣弟友，循禮之正。謹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學為人，以期作聖。凡為人子，以孝為職，善體親心，能竭其力，守身為大，辱親是戚，戰戰兢兢，淵冰日惕。凡為人臣，夙夜靖共，敬事後食，盡瘁鞠躬，罔顧寵利，而居成功，小心翼翼，純乎其忠，曰兄曰弟，如手如足，痛癢相關，親愛宜篤，有恩則和，有讓則睦，宜各勉之，，毋乖骨肉，夫婦定位，家室之成，詩嘉靜好，易蔔利貞。閨門有禮，寡妻以刑，是謂教化，自家而行，朋友之交，惟道有義，勸善規過，不相黨比，直諒多聞，籍資砥礪，。以輔吾仁，以益吾智，凡此五者，人之倫常，吾以教民，為之宣章，父以教子，謂之義方，宜共率友，罔或愆忘，五常之中，，不幸有變，名分攸關，不容稍紊，義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無所尤怨。古之學者，察于人倫，因親及親，九族克敦，因愛推愛，萬物同仁，能盡其性，斯為聖人，經籍所載，師儒所述，為人之道，非有他術，窮理致知，返躬踐實，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這篇《為人學詩》，對胡適的一生有深刻的影響。一九三零年，那時胡適已經三十九歲了。他在父親手跡後面，寫了篇催人淚下的跋語：“先父鐵花公寫他自己做的為學人詩一卷，是我三歲時他叫我讀的，先母替我保藏了二十多年，先母死後又已十三年了。裝裱成冊，含淚敬記。胡適民國二十九年九月。”
我告別了胡育凱館長，從胡適紀念館出來，走在泥濘的街道上，我們三個人在雨中一路探討：一個偉人的兩個點——起點和終點——兩個胡適紀念館，竟有如此大的反差，這是胡適一個人的悲劇，還是整個中國知識份子的悲劇，抑或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