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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中国民营经济六十年研讨会论文）

章立凡


【摘要】回顾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拖垮了国民党政权，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三个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又都出现“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针对当前的“国进民退”趋势，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主题词：国进民退　科学发展观　经济民主

　　
　　作为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国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应有互补性，片面地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将联系当前的经济现象，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作出分析。



一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的主张，被称为 “自强运动”的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惯性思维，历经清末、民国迄今，一直持续存在。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所谓“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即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 20.45，年增长率为17.5[1]。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二、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2]。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3]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 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4]。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 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从宏观上观察，当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民族主义的向心力便无法维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要求便成为新的主题，而宪政民主和平均地权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军事失利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财政崩溃、社会解体、民心思变，令三民主义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



三、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5]，“对资改造”在 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势，令工商业者别无选择。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 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关于定息的性质，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民建、工商联副主委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毛泽东坚持定息是剥削，这两人的主张成了“右派言论”。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6]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7]。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8]。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这一时代的的特色是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四、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 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资本犯了两次“原罪”，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在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也存在相同的历史教训。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另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9]。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用纳税人的钱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资偏向金融、商业投机而不是实业振兴，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今年楼市的非理性狂涨，已令80后以降的新生代担心终生买不起房子；这些都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2008年开始实施的“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今年的获利比去年金融海啸前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在关注山西民营小煤矿重组的同时，最近的黑龙江国有煤矿瓦斯爆炸惨剧也在向人们昭示，国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相对于大型企业业务综合收益更好，达到了大型客户的2.8倍。“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小企业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业务是非常有道理的。”[10]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五、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 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夺产也很随意。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1999年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时，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 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今天，当有人为山西“煤老板”的覆灭叫好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就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 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 “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52年前，张奚若先生曾批评过党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11]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2009年12月4日 重写
　　　　　　　　　　　　　　　　　　　　　 2009年12月14日 改定
　　　　　　　　　　　　　　　　　　　　　 《财经文摘》2010年第一期
　　　　　　　　　　　　　　　　　　　　　 《文史参考》总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