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故事（41）改制

第六章 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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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故事（41）改制


（1986年，北京）


关于四季青和四通的产权关系，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当时的2万元人民币，是借款？还是投资？到现在还争论不休。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首先，最初成立的“北京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可以称之为“小四通”），从法律地位来说，百分之百是属于四季青的社队企业。公司的成员，一部分可以被认为是四季青招聘的科技人员；一部分是兼职的“星期日工程师”。和四季青其它企业不同的是：“小四通”的经营管理完全由我们负责，利益上是分成关系。

因为是社队企业，按规定要缴55%的所得税。但当年四季青蔬菜供应的任务完成得好，政府给予减税20%的优惠，所以我们第一年缴了35%的所得税。当时，在中关村一条街，我们是唯一一家缴所得税的公司。

问题是，在1985年初，我们改制了。所谓改制，“小四通”不变，而是另起炉灶，成立了“北京四通总公司”，可以称之为“大四通”。四通总公司是“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小四通）、“四通装修材料公司”和在东城区注册的“四通发展公司”的上级公司。“大四通”的上级公司，则是区里新成立的“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

四通总公司的性质，当时被定为“城市知青集体企业”。作为“新技术产业”受北京市开发区领导，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理顺“大四通”内部的财产关系，我们在1985年5月成立了“四通同人基金会”，6月5日，选举产生了五人董事会，我担任董事长，其他四位是：沈国钧、王安时、万达邦（我父亲）、李文俊。后来增加了段永基、崔铭山、储忠（我弟弟）、殷克等人。

四通的决策机制，我曾概括为“听多数人的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这“一个人”，就是我。所以在董事会中，我有50%的投票权，其余的董事，分享另外50%的投票权。

必须说明，这50%的投票权，并不是财产所有权，而是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大四通”是四通同人基金集资创办的集体企业。当然，如何分配集体所得，我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所以，从法律上来说，没有我参加的所谓“董事会决议”，均属无效。

到1989年，我离开四通的时候，“大四通”已发展到“下属企业42个。其中独资企业21个；合资企业13个（国内合资9个、中外合资4个）；合作企业2个；承包企业3个；海外企业3个（香港、北美、澳大利亚），分布在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和海外3个国家、地区。1988年公司年营业收入10.31亿元。”（引自海淀区的正式报告）

四季青一直从“小四通”分到优厚的投资回报，每年大约有100多万元人民币。

因为我们是“城市知青集体企业”，必须招收一定比例的待业知青。就近录用，大部分是科学院子弟。四通的报酬高，这些知青也不例外。他们的父母，多是高知。在收入上，往往还不如自己家里考不上大学、刚参加工作的孩子。很自然，这引起了巨大的心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大四通”的上级公司，是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总公司的总经理，也是清华校友，叫李丹迪。通过他，四通得到了一员大将，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强人，后来被称为中国软件界的“阿信”，她就是张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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