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世纪的理性与信仰

西方中世纪的理性与信仰
来源：光明日报



　　说起西方文化的精神历程，自然要讲“光荣属于希腊”，但即使在以冷静著称的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也可发现一直贯穿于希腊心灵中的一种焦虑——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张力，一种把所有光荣和奇迹都
建立在纯粹人文基础上的神奇与对此所带来的悲剧感之承受的不堪，以及一种抛弃此种属人的骄傲而归于一种非奥林匹斯神系的冲动。即使没有拿撒勒的耶稣、没有犹太人在希腊世界中的“流散”，希腊人也同样会走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家园，普罗提诺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由此说来，西方中世纪的来临及其所带来的全部资源就不应看作是“基督教化”、“希腊对上帝的归顺”、“黑暗的世纪”等等，其精神的本质乃发自于西方文化精神的存在本身，是其本质在基督教机缘下的绽放，因此路德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等都在更大的背景下成为一种历史性的反思运动。

　　能以这种深度看待西方中世纪哲学和文化的思想和学术并不多见。为此，唐逸先生的新著《理性与信仰》值得一读。

　　这部近500页的中世纪和基督教论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作者所说的“意义结构之发掘”的方法论。单纯说西方中世纪精神的本质与希腊传统具有亲缘性、与西方文化精神存在本身的具有内在一致性，深刻却空疏，只有找出一种诠释的方法论才能称之为学术，才能使我们对中世纪的阅读上升为理解而非介绍、成为“哲学”而非“思想史”。

　　阅读本书，就是要发现作者所发掘的意义结构，从而使我们对中世纪的价值的理解不仅超越启蒙运动的框架，而且与现代哲学联系在一起。最具意义的是：发掘出整个西方文化所具有的意义结构，即中世纪是如何在本质上成为西方文化整体意义结构中有机一部分的——这也就是唐逸之所以能对中世纪有如此深刻理解的原因。

　　在此方法论的运用之下，唐逸侧重于发掘基督教精神是如何与希腊精神在中世纪背景下达到一种奇特和谐，并成为与希腊并列的西方文化的古典资源的。

　　西方文化的资源第一是希腊，第二是中世纪；这二者都是“古典”。没有中世纪，来自于东方的犹太文化是不能与希腊文化形成如此神奇的和谐的。因此，中世纪的意义在于希腊理性与基督教信仰在中世纪所构成的张力，张力不等同于矛盾，它同时也是丰富性，特别表现于自由、个体、理性与信仰等问题上。

　　理解了中世纪，也就意味着理解了现代，因为二者有着一个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上帝信仰的前提下，中世纪的理性与信仰的张力曾经有一种最合理的和谐，当这种和谐被打破的时候，就是古典结束而现代开始。当谈到理性与信仰的张力时，唐逸说：“如果究问，他们何以对自身蕴涵的这种存在与理性的矛盾，竟如此浑然不知？莫非他们的大智慧，竟然不见舆薪？非也。他们之不曾觉察，因为他们不可觉察。对于生活在信仰时代的虔敬之士，存在即信仰，上帝即理性，本来没有矛盾。”

　　《理性与信仰》的耐读在于上述灼见与对中世纪众多哲学家精彩解读的相互辉映。

　　在讲到奥古斯丁是如何融汇基督教与希腊文化传统时，唐逸为我们指出了奥古斯丁是如何把圣经传统中的信仰内容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认识论，从而成为“认识论的最早的统一型之一”，唐逸说：“他的思想确实提供了希腊智力主义所阙如的东西，即以内在经验认知的前设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刻的卓见，西方文化正是在这样在创造中前进的。

　　书中关于安瑟伦的两章也是我非常喜读的，唐逸笔下的安瑟伦不再只是康德笔下那个搞不清“口袋里的一百块钱”和“思想里的一百块钱”之间区别的中世纪哲学家。唐逸先生对安瑟伦《论说篇》中祈祷文的优美译笔，使我每每读起便仿佛于耳边响起中世纪修道院的古老音乐。但笔锋一转，唐逸先生却又在接下来的一章中以语义分析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安瑟伦真理论与指称理论在价值与理性的框架下的冲突，并指出它与现代语言哲学之间的应答关系。但正是安瑟伦所展示的冲突以及他对两种意义结构进行调和的独特方式，使我们看到了那个沉浸于祈祷中的中世纪修士的内心是何等丰富，这样的丰富非秉承了希腊与圣经两种传统而不可得。

　　《理性与信仰》　唐逸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