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子里闹鬼，大胖媳妇跑了

润涛阎

6-22-2010


（一）在胡伯家借宿

我童年的时候时常跟着爷爷倒买卖或者卖自己家栽种的蔬菜瓜果之类的，也包括他编的筐。记得那天是跟他去卖菜籽，他背着12个葫芦，我在后面跑，因为他一步顶我两步甚至三步。

刚摆好摊子，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少妇就跟我开玩笑：“小家伙，你那些葫芦里卖的都是什么药啊？”她这么一问，大街上很多人都笑了，但我敢肯定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葫芦里卖的是啥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菜籽放在葫芦里，一来里边干燥，二来那葫芦表面非常光滑坚硬老鼠咬不动。所以，很多卖药的就把药放入葫芦。葫芦有大有小，大的可以装五斤水，小的可以放在手心里。

挖葫芦里边的瓜瓤时要在葫芦刚摘下来的时候做，等干燥了就挖不动了。挖葫芦瓤的学问可大了，比雕刻印章不容易。学问在哪里呢？在接近顶部的地方开个口，这个挖下来的盖子干燥后要严丝合缝盖回去，中间穿一根细绳一拉就把盖子打开了，也就是说要严丝合缝。挖的时候还要有个坡度，否则盖子很容易掉进去。而且，你挖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葫芦，盖子的形状都不能重样的。

当大家笑完了，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孕妇：“葫芦里装的是菜籽，你不是农民，当然不会买菜籽的。”我这句话让不少人纳闷了很久。有一位老农模样的大叔凑近我说他要买韭菜籽问我有没有。我说有啊，你要多少，他说够种三畦的。我告诉他跟我爷谈价，我给你拿菜籽。

他跟我爷爷谈完了价，我就给他三酒盅的韭菜籽。当他看到我是从其中的一个葫芦里倒出来的韭菜籽，他仔仔细细看那个葫芦，根本看不到跟别的葫芦有啥区别，他便怀疑我给他的是否真的是韭菜籽而非别的菜籽。我告诉他，韭菜籽是三角的，跟其它菜籽不一样，再说了，我是从装韭菜籽的葫芦里倒出来的，如果错了，赔你损失。

几个人立刻围拢上来，因为他们发现我没看菜籽就直接倒出来的，葫芦都一个样，我是怎么知道哪个葫芦里是什么菜籽？这个道理就跟卖药的医生把药装入葫芦里雷同。有的医生就在架子上放几百个葫芦，拿哪个药就开哪个葫芦。葫芦外面没有写上里边是什么药。有的医生把药放入抽屉里，几百个抽屉，外面有药名。其实，抓药的时候绝不会去看外面的标记的，那几百个抽屉早就背下来了。

这个道理就跟中文打字员敲字时不需要看字一样，几千个常用字在哪排哪行早就熟记于胸了。

蹲在我旁边的一位趁着我抬头说话他就把葫芦的位置更换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他也买韭菜籽。他俩在演双簧。我立刻去拿韭菜籽的葫芦，发现位置更换了。等我把韭菜籽葫芦找出来，那些人都吃惊地睁大眼睛，因为他们都盯住了那个葫芦。其实，葫芦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那怎么知道哪个葫芦里装的是啥？比如卖药的，那么多葫芦，万一葫芦放错了地方咋办？

其实很简单，就是上面说的，葫芦开口造盖子的时候，开口的形状要五花八门。有的是长方形的，有的是三角形的，等等，一定能自己辨认得出才行。然后，就是要把什么形状的开口葫芦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背下来。本来就那么十几种菜籽，背下来只是几分钟的活。

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们后，他们还是不理解一个小孩子怎么能记住。

人，之所以崇拜别人，常常是因为自己没干过。

我看到那个孕妇的时候我就又想到女人结婚前不生孩子这码事，不论年龄大小。这造孩子的活显然是男人干的。我曾经把摔好了的胶泥做弹弓球，剩下的就捏泥人，跟面团一样柔软非常好捏。我把泥人捏好后便问我姐姐和小朋友们这个泥人像不像我。大家都说一点不像。我一听立刻推理到造孩子的难处了。在肚子外面捏泥人都捏不像自己，要是将来娶了媳妇造孩子，在肚子里边还要捏的像自己，这可太难太难了！我便告诉我爷爷说，长大后让我干啥都行，读书、打仗、做买卖都成，我都能对付，唯独别给我娶媳妇。爷爷一听高兴啊，便抚摸着我的头呵呵地笑。

在对面不远的摊位上是一位卖烧饼的，由于要到快中午的时候他才能有生意，他也就过来跟我爷爷聊天。爷爷让我喊他胡伯，按年龄看，他是在我爸和我爷中间的那个年龄，至于为何喊他大伯而非小爷爷，我就不知道了。爷爷跟胡伯说我将来干啥都行唯独不娶媳妇，他听后也抚摸着我的头哈哈大笑，然后恭维我：“有出息，有大出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不是个有情种，爱江山不爱美人，豪杰的胚子啊。”但他和我爷爷并不知道我为何决定将来不娶媳妇的原因是因为造孩子的活太难干了，简直无从下手，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想来想去让媳妇怀孕那是鬼干的活，人没法干，而我不想求鬼帮忙。

等到我们把菜籽快卖完了的时候，爷爷便问胡伯今年打算种点啥菜，他说准备种点脆萝卜，爷爷就让我送给他脆萝卜菜籽。我猜想他们是好朋友，虽然我没见过他。

等我们卖完了菜籽，他就拉着我去他那里。他给我烧饼吃，很香很香的。我从不白吃人家东西的但也跟吃自己家的一样坦然，算是用菜籽换的吧，心里这么想着，吃起来就不觉得有负罪感。

我仔细看他做烧饼，每一步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跟我爷爷商量，五天后到另一集市去赶集。因为那个集市离我家太远，离他家很近，他就说我们提前一天先到他家，第二天早上一起走。我爷爷就答应了。

过了四天后，爷爷带我去了胡伯家，那天没把我累死。走了二十多里路，我都想自己回去了，但我最后还是挣扎着跟他一起到了胡伯家。

到他家后才看到，我爷爷编的背筐他家也有，因为我爷只用桑树条编筐，因为太硬，没人能办得到。由于常年用桑树条编筐，他右手的大拇指比左手的大拇指粗一倍左右，看上去非常难看。但桑树条编的筐可以用很多年不坏，卖的价也就很高。买桑树条材料的价钱并不贵，因为没人买，大拇指要比常人粗一倍才能用桑树条编筐。我由此判断，胡伯和我爷爷是多年的朋友了。

那天夜里我睡得天昏地暗，太累了，但后半夜还是起来到外面去撒尿。我醒来刚要坐起，就听到屋里嘎的一声，我以为是猫，也就没在意。当时也是迷迷糊糊的。天亮了，起来后，我总觉得昨晚那个声音不像是猫，好像是掘断木棍的声音，很好奇，便问爷爷是咋回事。这一问不要紧，爷爷告诉我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还真的有鬼。


（二）新娘子吓跑了

光阴似子弹，日月如生产线。一转眼我上学了、高中毕业了、发育了。上学了，学了不少东西；高中毕业了，不能上大学要当农民；发育了，就特后悔当初许诺不娶媳妇。明白了让媳妇怀孕的活不难干而且还很过瘾，要不怎么总有男人想着搞别人的媳妇呢。可明白了这个道理还不如不明白，毕竟身边没有媳妇。

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我：“润涛，你还是去替我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去吧，我实在走不开。”

我就喜欢出去游山玩水，心里那个高兴就别提了。吃好喝好每天还有三毛钱补助。那为啥他不去呢？我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党支部书记的位子可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那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新来了住队的，他害怕资历很深的副书记或者年轻有为的团支书趁机跟住队的工作队搞好关系而夺权。

一般情况下，当天回来的会议他自己亲自参加，这很多天的长途旅行他不敢去。我不是党员，又不想当一辈子农民，他不惧怕我夺权。他反复考虑，还是让我替他开会比较放心。要是让团支书去呢，那就有培养他的误解了，到时候虎视眈眈就难办了，假戏真唱这事可不新鲜。

县委带队的是县科委主任。他本来是公社书记，虽说是平级，但没公社书记的权了。可他后来发现，这个科委主任的差事可是有油水呢，可以常常出去开会。农民户口的，开会每天补助是三毛，而国家干部则是每天补助二元，比工资高。

我们县有两个学大寨先进单位，简称大寨点。科委他带去了一个技术员，是大学毕业生。农业局里有人去，这样我们五人便乘长途车直达北京。

这次开会的第一站是北京郊区的平谷县，那里有个大寨点。按照安排，我们这次参观学习一共十天，但科委主任说早走一天晚回来一天我们不累，其实是多得两天的补助。本来我们可以当天到达平谷县的，但我们提前一天走，就在北京玩了一天。晚上就住在了前门附近一个澡堂子，屋里铺上地板就算是床。那还拿着县委的介绍信和省委开会的通知在大珊栏附近排队三个小时才得到的。

平谷县那个大寨点唯一记忆犹新的是华国锋的女儿在那个村里下乡。当时是1975年，华国锋是公安部长，好像也是副总理吧。他女儿给我们这些参观的介绍了玉米密植的栽培技术。她非常腼腆的样子，我当时的看法是，她不像个贵族家的千金小姐（那时叫高干子女），而会成为一位贤惠的媳妇。当然，她那时还没有结婚吧，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在平谷县招待所住了一夜后就去了三河县，那就是廊坊地区了。下车看到县城不远处就有山。由于我们几个平原人不相信望山跑死马的古训，明摆着山就在眼前，就去爬山了。可是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才到达山脚下。天突然黑了下来，就摘了一些酸枣我们立刻往回走。赶上了突如其来的山雨，恰好截住了一辆下山拉石子的拖拉机，司机就让我们坐在拖斗里的石子上面把我们拉回到了三河县城。招待所食堂已经关门了，外边又下着雨，我们三人只好饿肚子睡觉了。

第二天就去了大寨点，那个村子很富有，有加工厂副业支撑，有钱买化肥农药，庄稼长得非常好，农民都能吃饱肚皮。

我们都人困马乏，坐在车里就睡觉，印象中去了另一个县直接去的是大寨点，而非县城。记忆中离三河县不太远的县，也许很远，现在记不清了，毕竟三十五年了，当时每天到处跑，跑了十天，那时我也买不起相机留个纪念，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根据记忆回忆起来是这样子的：

为了方便大家互相交流，会议决定住的室友不能是同一个县的。我就被分配跟另外三人住在了一崭新的红砖房里。那是个非常漂亮的新房，给我们安排住房的人说是给新婚夫妇盖的。

后来才知道，新娘入洞房的第一夜这间房里就闹鬼，新娘吓得灵魂出鞘，抱着被子在墙旮旯哆嗦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以处女之身跑回娘家了，再没有回来。新郎当晚也吓得六神无主，搂着新娘一夜没敢动弹，后来也没再敢进这间屋子。互相埋怨，二人也就离婚了。村里人都知道了闹鬼的事，便没有人再给这小伙子说媳妇，毕竟盖新房对农民来说太难太难了。而新娘逃跑后，也盛传是她带去的鬼，不吉利，也一直没有人敢给她提亲。

（三）闹鬼的真相

我们四人谁都不认识谁，更不知道这间房子闹鬼。他们三人必然是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会相信有鬼的。其中有两个是老油条，年龄在50岁左右，明显是国家干部模样，城里人无疑，估计是科委主任吧。他俩非常谈得来，而不跟年轻的我俩说话。一句话都不跟我们俩说，当真是狗不理。那个年轻的，年龄也比我大七八岁左右吧，他没有办法，也就跟我这20岁的人聊天了。他们三人的职称是啥，我无法得知，毕竟在这个地方开会只有三天三夜，我没必要打听室友，尤其是我害怕人家问我是干啥的，我替党支部书记开会典型的越俎代庖，哪敢告诉别人啊。

这是一个大炕，四个人睡上去谁也挨不着谁。那个年轻干部姓周，他睡炕头。我跟他挨着，那两个老家伙就睡在我的右侧，离我很远，这样他俩可以说悄悄话。

半夜里就听到屋里的一个大柜子嘎的一声，我和那两位老家伙立刻醒了。都以为是猫或老鼠，可总觉得不像。我的脑海里立刻明白了，这是闹鬼的声音。突然间，又是嘎的一声，俩老家伙这次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他俩立刻往我这边挪动，用手摇我的肩，小声给我下命令：“开灯，开灯！”由于灯开关的绳子在炕头一侧，我起身才够到了，便把灯打开。等了很久，再也没有声音了，我就睡去了。不知道那俩老家伙是否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俩老家伙问我昨晚上听到的声音是咋回事。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俩愣愣地看着我。我就把小时候我在胡伯家过夜听到的声音和爷爷告诉我的故事说了起来。他俩听得入神。

其实，没鬼。

我爷爷告诉胡伯，他们家那个木柜是盗墓贼盗墓时把棺材板拆下来做的。因为有个姓焦的老木匠知道这个道理，告诉我爷爷买木柜时要加小心，一旦木料特别厚，价钱不高，卖木柜的不是本地人，那就可能是盗墓贼用盗墓棺材板做的木柜。

几千年来盗墓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大传统，只要是稍微有点富裕的老人死了，那棺材板十有八九会被盗墓贼盯上。但要是盗墓贼不贪婪过度，只用六块板中的五块，底下那块不盗走，就不会发生木箱子闹鬼的事。

一般情况下，盗墓很难被破案的，因为坟地都是在野外，盗墓贼都是晚上趁着月光干活，然后用土把坟头复原，谁会去挖开坟头检查棺材还在不在？

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了他俩，二位老家伙听后有点半信半疑，但也不敢不承认。开会开了一天，晚上他俩跟我一起回到了那间新房。睡觉的时候，他俩建议开着灯睡，我反对，因为我睡眠不太好。但他俩就央求我似的，看在他俩的年龄份上，我也就答应了。反正炕头那个家伙睡着了就跟死猪似的，喊都喊不醒，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俩家伙不知不觉地往我这边靠，大热天的，我不喜欢，但也没办法。我睡的很好，直到黎明才去外面解手。看我起来了，他俩也慌张张起来，跟我一起出去。我明白，他俩把我当成了打鬼的钟馗了，虽然那天晚上一夜没有闹鬼。

天亮后，他俩开始研究我说的是否当真，便问我为何棺材板做的木柜会响，这个没科学道理。我说，对于这个疑问，我在高中时查看10万个为什么那个系列，没发现里边提到这个问题，也许外国人不盗窃棺材的木料用于做家具吧。但我告诉他们我爷爷告诉我的道理，那是老木匠说的：

底下那个棺材板由于人烂了后，肉汤浸入木头，这块木头里边的组成成分就不同了，由于天气的变化，温度和湿度加大或减少，会引发木头的膨胀程度不同，便发生扭动的声音。要是只盗上面的五块棺材板，做出的家具就不会响了。

两个老家伙听后连连点头，便问我为何不怕。我说，我小的时候常常跟爷爷打猎，晚上去坟地追狐狸是常事。我爷爷告诉我，死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纵使真的有鬼，那鬼也比恶霸流氓善良。所以，我不怕死鬼。他俩听后，脸上似乎热乎乎的。在那阶级斗争残酷无比的年代熬到有权有势，不知整死斗死多少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阶级敌人呢。

然后，大家就去开会了。由于他们俩明白了木柜响不是闹鬼，而是简单的物理现象，也就不害怕了，对我立刻恢复到不理不睬的地步了。我跟他们套近乎都没用，他们瞧不起年轻人，也许是痛恨我这么年轻就跟他们一起开会了，他们毕竟不知道我是越俎代庖。

晚上，他俩躺下，又离我尽量远一点。我很高兴，便想睡觉。可是他俩唠叨个没完没了，说的都是自己如何对付了政敌，是怎么度过那些残酷的政治运动的，互相交流政治手腕。我困的不行，但他俩说话，我还是睡不着。我在琢磨他们干吗不睡觉而胡扯蛋？男人干吗长两个蛋蛋？您可别说是因为蛋蛋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造精子一个是造性激素。那一个蛋蛋也够用了，实在不行长大一点不就行了？所以，以润涛阎之见，男人长两个蛋蛋，一个是用来干正事的，一个是用来胡扯的。没有第一个功能，就没后代了；没有第二个功能，人生便是生不如死。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外就让他干活，哪怕给他奖金，他也会崩溃的，不是跳楼就是上吊，因为人是要每天拿出时间来扯蛋的。问题是，这俩老家伙光讲如何玩政治，我不敢兴趣啊。要是讲点怎么搞女人的，别讲理论，直接讲细节，那也让润涛阎开开眼界啊。可他们讲那些肮脏的权术干吗？谁不知道经历了几十年的残酷政治斗争，大浪淘沙剩下来的上至主席下至大队党支部书记有几个不是像郭沫若描述的“政治流氓”、“狗头军师”、“精生白骨”各类魔鬼？

等到半夜了，他俩才停止谈话。然后就是打呼噜声。打呼噜的那个老家伙是在炕尾的那个，我够不到他，也就干着急。不久，离我近的那个老家伙也开始打呼噜。我突然想到，如果闹鬼就好了。可为何就不闹了呢？天气没有变化造成的。可我盼望着闹鬼，想想这俩老家伙自己讲的那些政治斗争，比鬼糟糕多了。但他们还是怕鬼的。可我怎么让鬼闹起来把他们俩吓醒呢？我实在忍无可忍，呼噜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我想反正明天就各奔东西了，一辈子也许没有机会跟他们睡在一起了，便伸手到地下，把我自己的鞋抓起一只，借着朦胧的月光，朝向木柜就抛过去了。

Biang的一声，俩家伙立刻醒来。我也假装往下缩一下身子。由于这次的声音不是扭曲木板的声音，可吓坏了这俩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老共产党员。一只手伸到我的身上，竟然是冰凉的！有一个唱词叫“眼前发黑头发大，血压增高手冰凉。”便明白这家伙快吓死了。我问他干啥，他哆哆嗦嗦地说快开灯。我起身把灯打开，便睡去了。

后半夜起来去外面解手时看到他俩卷缩着身子，靠近我几乎都贴到我身上了，我又是他们的钟馗了。吓成这样，说不定哪个被他们整死的冤魂在他们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心里有了鬼，比外面的鬼更真实，更客观，更有杀伤力。

第二天早上，他俩把那个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来，告诉他们这间房子里的那个木柜是盗墓贼用棺材板做的，要处理掉。那位书记听得很认真，听他俩的口气可有知识了，连这个都懂。书记听明白后立刻找到房子的主人，那个当年的新郎，说明原因，那家伙高兴地直跳脚，那个大木柜子就被付之一炬了。然后，他骑车就去告诉他那离婚了的新媳妇去了。后面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我跟着这帮子在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摸爬滚打出来的心里有鬼的干部们到其它大寨点参观学习去了。 回到家后，书记也没问我都学了啥，我还做了计划如何好好汇报一下呢。学到的高产经验技术就这么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