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永远是心里的念想儿，无论多久都忘不掉。最近，先生公出中国，母亲特意让他带回了我小时侯爱吃的食品 -- 煎饼。
如今的煎饼，已和小时候看到的大不一样。每张煎饼都包装精美，登堂入室，摆在超市的食品柜台上出售了。煎饼的品种也从单一的玉米面，发展到金小米的，黑香米的，八宝味的，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打开包装，撕一小片煎饼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甜丝丝，香糯糯，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小时候，煎饼是北方人粗粮细吃的食品。
那时候，粮食是按人头和工种供应的。东北居民每人每月固定二斤大米，十斤白面（老人和小孩细粮定量多一些，）余下的定量就是粗粮了。高梁米，玉米馇子，玉米面，是百姓人家饭桌上的主打食品。粗粮糙米，现在的人们吃上一顿，会觉得健康时尚又绿色，趋之若鹜。 当年的人们天天吃粗粮糙米，心里的感觉是“苦海无边，何处是岸？” 盼着过年过节过周末，吃顿饺子改善生活。平常就得变着法儿，调换花样，改良粗粮，使其不那么面目可憎。比如，玉米面掺上白面，蒸成两和面的馒头，或是玉米馇子加上大芸豆，煮成稀溜溜的豆粥。 而玉米面煎饼，则是最好吃的粗粮了。
城里的居民区方圆几里内，总有几家做摊煎饼生意的人家。日子久了，谁家摊的煎饼好吃，也就品透了。想吃煎饼，就带上玉米面去那家人家里换。刚摊出来的煎饼又软又韧，抹上鸡蛋酱，卷上炒土豆丝，萝卜丝，那叫一个香！同样是玉米面，蒸成窝头和摊成煎饼吃起来竟是两种滋味。
煎饼虽然好吃，可也不是人人随便想吃就吃的。换一斤煎饼得用一斤二两的玉米面，再付上每斤一毛钱左右的手工费。一毛钱现在听起来微不足道，可是在那三分钱一斤萝卜五分钱一斤葱的年代，却能买上一斤玉米面了。况且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的，如果家里再有几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就应了那句老话：“半大小子，吃死老子”， 本来粮食就不够吃，换煎饼多搭粮食不说，还得搭上手工费，就远不如吃窝头和玉米饼子实在。吃煎饼，还真有点儿改善生活的味道。
看着眼前的一包包煎饼，我想起了高姨妈。
认识高姨妈家是弟弟出生以后。母亲产假结束要上班了，舍不得把弟弟送托儿所，想找个私人家照看他。几番寻找，经人介绍，找到了一户韩姓山东人家。母亲登门拜访后，觉得很满意，决定把弟弟托付给这家的女主人照看。
韩家的男主人比我父亲年长几岁。按北方人的习惯，我们做晚辈的要称他韩伯父或韩大爷，称他的妻子为韩伯母或韩大娘。可是“韩大娘”不让我们这样称呼她，她说各论各的，她要与我母亲这儿论姐妹，让我们叫她“高姨妈”，这样显得热络。从此我们就有了“高姨妈”。父母亲从来就喜欢结交朋友。结识了高姨妈家，他们也很快成了朋友。两家像亲戚一样走动起来。高姨妈对我的父母，按她家孩子的口吻称为“恁姨”，“恁姨夫”。韩大伯也成了家里的常客。
当年的高姨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中年妇女，眉眼之间仍带出她年轻时的俊俏。这从她的五个子女的模样上就可得到佐证。 那时候，高姨妈的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已经上山下乡，成了兵团战士。按当时的政策，二女儿敏姐高中毕业留城当了护士。三女儿春姐和老四小洁还都在念书。这三个女孩子个个漂亮。等到了过年的时候，见到从兵团回来探亲韩家大哥大姐，才知道什么叫英俊威武，靓丽可人。尤其是大姐丽，长得就像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饰演何兰芬的演员袁霞。高姨妈年轻时的影子就在丽姐身上。
高姨妈家住的是三间平房，房前有个小园子。夏天园子里种花种菜，有蜂有蝶，是小孩子玩耍的好地方。园子的一角有个菜窖，冬暖夏凉，秋后开始存储白菜萝卜大葱土豆过冬天，这是让大人们羡慕的地方。那时候我家住在父母单位的家属楼里，没有菜窖，冬天储菜是个最让父母伤脑筋的。认识了高姨妈家，过冬菜就储到了她家的菜窖里。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不是高姨妈家的园子，与高姨妈摊的煎饼相比，园子排在了第二位。高姨妈的灶间有个鏊子，专门摊煎饼用的。鏊子是一个圆型的平面铸铁，直径二尺左右。砌在灶上，下面架火烧热。鏊子面上抹一点油，把发好的玉米面糊糊倒一勺在鏊子上，快速刮薄刮平，一张煎饼就烙成了。那时候没有煤气和电灶，烧鏊子摊煎饼全凭经验掌握火候。高姨妈摊的煎饼不温不火，面糊糊又发的甜丝丝的，摊出的煎饼格外香。高姨妈还会做黄酱，她做的酱比买的好吃。用高姨妈摊的煎饼，抹上高姨妈做的黄酱，再从高姨妈的园子里扯上几棵青葱，卷起来就吃，连炒菜都可免了。从此再不用上别人家去换煎饼了。
后来，父母搬了家，我也下乡，上大学，就不常见高姨妈和她的家人了。再后来，出国留学，回国探亲也是来去匆匆，算算，竟有二、三十年没见到高姨妈了。
如今，见到久违的煎饼，竟不由自主地想到高姨妈，想起了小时候，心里又涌出那份香味，那份乡味。
母亲捎来的煎饼
电影演员袁霞（此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