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地下斗争）

母亲的故事（地下斗争）

我曾经问过母亲：你为什么不是共产党员？
她的回答是：我的出身不好，他们不要我，认为我是资产阶级的小姐。
那是我母亲那一代人的特点，和现在大不一样，并不以家庭有钱而感到了不起，反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虽然那钱还是用了的。
我从这话里听出了委屈，也确实有理由。母亲一贯思想激进，左的很，我倒是认为她在思想上早就入了党。朋友也都是这样的人，很多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有些后来做了官，有几个做得还不小。
但很少例外，文革时都给整得死去活来，死掉，疯了的就有几个。49年之前能读书的，出身都不会好到哪里去，很多都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有亲戚在台湾，在海外是很普通的，加上是知识分子，如果又做了官，那肯定是在劫难逃。
我只知道有一个没有事，那人嫁了一个小职员，在一个小地方做了家庭主妇，倒是顺顺当当一生。
母亲的同学，朋友大多数都在学校，和他们相比，母亲受到的冲击算是小的。

母亲曾经讲过那时候的共产党大概是什么样子，跟小说里面可不一样。他们都不会出头露面，只是在背后出主意，扛旗子的都是我母亲那样的人，她又是在抗战前就在读大学，我估计那些要抗战的游行中，每一次都少不了她。
我问她被抓到过监狱里没有，没有，一次都没有。据她所说，一般都十分和平，有警察维持次序，从学校出发，转一圈。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抓过学生，但马上就放了，不然肯定会有更大的游行。
恐怕她感觉有点遗憾，于是就有些兴奋地说，有一次国民党的特务真正地要抓她。

抗战的时候，父亲在一个兵工厂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经常要接触美国人，但他学的外文是德语，几乎不懂英语。工作的场合有翻译，社交的场合就得靠母亲，她6，7岁就在教会学校读书，英语没有问题。
但母亲一点都不喜欢那种场合，一，教会除了教她英语以外，还告诉她酒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只要父亲喝了酒，用母亲的话说，就恨不得把他踢出去。二，她没有体育细胞，舞跳得不好，老是踩人家脚，尴尬得很。
她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有一回一个美国人问她为什么不喝酒，她心里正烦，就没好气的说：
“你上不上教堂？”
“当然，夫人，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你们的牧师难道没有告诉你喝酒是不应该吗？”
“当然说了，但遗憾的是，他还说战争也不应该的。”
大概是这个回答很不一般，她就记住了这个长相和名字都非常一般的年轻飞行员。
因为后来没有见到他，她问起那个飞行员现在怎么样，才知道他在一次行动中失踪了。
她赶紧又问：在哪里？她问的目的是想知道他有多大的可能活下来，因为她听人说在那条著名的“驼峰航线”要飞越很多无人区，掉在哪里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得到的回答却是：
“很抱歉，夫人，那是军事机密，我不能说。”
她没有再见过那个飞行员，也不知道他的死活。维基百科把那航线做“自杀航线”，说：“在驼峰死亡人数总计超过1500人。有时，每月飞机损失总额占所有飞机的50％，但仍在沿途服务。”
好像很少有人提起，飞行员中有小一部分是中国人。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美国将军回忆录，说：有一回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的时候，由于气流，飞机颠簸，突然听到有叮叮咚咚的奇怪声音，一检查，居然发现是一架钢琴松了。
经过他的调查，那是第一夫人要的。接着大发感叹：我们死了这么多人，不顾这么大的损失，给中国人空运军事物资，是为了他们继续抗日，这对他们，也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十分重要。但钢琴算是哪一类军事物资？国民党真是太腐败了。

但母亲还是去，因为那地方有她最喜欢的东西：电影。
太平洋战争之后，重庆的美国人就变得非常多，于是经常放一些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我估计他们达成了一个默契，母亲陪父亲去参加那些工作party，他就陪她去看电影，那并不对公众开放。
那就轮到父亲难受了，他看不懂原文电影，像陪斩，只好到处望。我记得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有一次电影刚刚开始，他看到有人进来坐在后排，就跟母亲说：
“喂，周恩来又来了。”
母亲理都不理，因为当她看电影的时候，只有我们才能让她的眼睛离开银幕，还会不耐烦，再说她那时在那种场合看见过周多次，还有另一些共产党的高官，并不稀奇。后来人们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就不知道在抗战的时候，共产党要争取美国人的支持，和美国人好得像穿一条裤子，而且好像也没有人提起周是一个电影迷。
难受是难受，但父亲还是遵守条约，但母亲就不是那么守信用了。
因为母亲在看电影时遇到了一个过去的同学，在做翻译。那人嫁了一个军官，自然在前线打仗。她能带着母亲去电影，而且也喜欢电影，正好有一个伴，于是母亲马上撕毁条约，父亲毫无办法，他从来就把母亲毫无办法。
有一段时间，母亲想在重大找工作，就去找她过去的一个老师，那人正在重大教书。母亲知道那人多半是一个共产党，因为他有一些那种基本特征，不抛头露面，从不说过激的话，但却非常关心那些事。母亲有些幼稚，但并不傻。
49年以后，母亲当然知道自己的猜测没有错，但在当时，那人的共产党身份并没有公开，虽然那时是国共合作，有些共产党是公开了身份的，可见那个合作开始就是面和心不合。
有一天他带着母亲去见一个人，说是一个报社记者。那个记者拿出一封信，请母亲转交给那个翻译同学。信封着在，上面写的是英文，又要转交给一个美国的将军。母亲有些奇怪，因为那老师也认识自己的同学，为什么要自己转交。但想到自己跟那个同学是经常见面，不就是一封信吗？也就没有多想。
过后不久接到了那个记者打来的电话，说国民党的特务正要抓母亲，要她赶紧去躲一下。这时她才回想起来，记者给信的时候，老师并不在旁边。
这封信恐怕真的有名堂。

我听到这里，就有些急了，那时还没有我呢，这些人真是不负责任，你们要跟国民党斗，就斗好了，别把我母亲扯进来，要是她有什么事，我怎么办？
于是就赶紧问道：“他们找到你了吗？”
“当然没有，”下一句果然是，“不然怎么会还有你。”
“那么信里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后来问了那个同学，信里面大概是关于揭发国民党贪污腐化，胡乱使用战时美国的援助。”
这就有些奇怪，共产党又不是不认识美国人，为什么不自己直接给？
要我来猜，那就是他们那时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和国民党撕破脸。要不然就是直接给，美国人会认为是一个正式的东西，他们不能理解中国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的微妙关系，就会作为证据给国民党看，那就会危及那些能接触这样材料的卧底。
看来政治的复杂性是我们这些草民不能够理解的，但是不幸的很，草民是绝对摆脱不了政治的。
我又问：“你那个同学有没有事？”
“没有，国民党不敢找她的麻烦，最后也因为美国人施压，整件事不了了之。”

我后来问了父亲以后，才知道母亲所没有讲的部分。
母亲有听说有人要抓自己，顿时吓得魂飞胆丧，失了方寸，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只是抱着孩子，跑到了父亲那里去，看来共产党看人还是比较准，母亲不是那块料。
那时父亲在离重庆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兵工厂工作，因为在日机的航程以内，那里戒备森严，只有一个代号，外人根本就不知道，也进不去。
看来女人都差不多，真正有了什么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往丈夫身边跑。我问：
“有人找过你吗？”
“没有。他们知道你母亲不是共产党，不然我根本就不能在那里工作。如果他们认为她是共产党，那就不是简单地找我的事情了。我估计他们只是想找她问一问是怎么一回事，把你母亲吓得够呛。”
“妈妈思想那么进步，为什么不是共产党？”
“像你母亲那样的年轻学生，大都这样。共产党不可能要你母亲，不是她的出身，而是她那个个性，谁都不服，还有那张嘴，谁都说不赢她，心里存不住事。
真正的共产党是像你赵叔叔那样的人。”

赵叔叔是父亲原来在民生公司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跟父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朋友，来往得很多，父母亲却是到了49年以后，才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抗战时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父亲说他说话，办事都是滴水不漏。那时候的人跟今天差不多，在一起经常发牢骚，牢骚也差不多，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官大一级压死人，他有时也附和两句，但从来平平和和，不激动，也不出头。
他好像只是对挣钱感兴趣，总是跟人谈生意。父亲大概知道他家里并不是有钱人，因为他高中都没有读完就退学了，但后来生意做得不小，不光是做什么掩护，而是真正在做生意。
但父亲并没有什么疑心，那个时代混乱得很，突然发财的大有人在，他又十分地聪明，学东西很快。比如，他很有语言天赋，会说很多方言，英语也不错，基本上是自学的。有时会消失一段时间，但做生意本来就是要到处跑。
唯一让父母亲感到奇怪的是他的太太，比他大二岁，身体不太好，相貌普通不说，还是一个女工出身，根本就没有读过书，他那种社会地位似乎不应该和这样的人结婚。后来才知道，这个太太在很长的时间是他的上级。
母亲说他太太非常地聪明能干，家里永远是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孩子也听话。而且和我不一样，她极爱读书学习，有一段时间两家住得近，她看不懂的地方经常跑来问母亲。到后来字不但写得好，写东西也有模有样。
所以共产党能得到天下并不是偶然的，还是有很多人才的。

父亲告诉我的一件事最能说明他的为人。
抗战的时候，他有一次来找父亲，闲聊了一会就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哪里能弄得到一些市面没有的金属原材料，那东西能挣大钱。我知道你管着这东西在，但我不是找你，这对你太危险了，我只想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门路。
父亲就告诉他，听别人说，某某某敢做这个事，因为后台硬。然后问：要不要我跟你介绍认识。
他干脆地回答：不要，这样的事越少的人扯进去越好，我能有办法。
父亲接着摇摇头，说：我跟你赵叔叔是几十年的朋友，一点都没有想到他早就是地下党，那东西是共产党要。
父亲心里自然有点不舒服，知道一个很多年好朋友还有另一面，总是有一种受了欺骗的感觉。
我想这个事情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因为知道父亲是个顾家的男人，不愿意父亲为难；二是他有点信不过父亲，怕出事。
当然，也可能两者都有，又有谁知道呢。总之，他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事。

49年以后，赵叔叔短短的风光一段时间，马上就被打入冷宫。虽然他资格老，参加革命很早，但属于那种白区干部，没有扛过枪，没有长征，上面并不信任。到最后，居然坐了共产党的监狱，他倒是没有进过国民党的监狱，真是莫大的讽刺。
他倒是挺到了平反，但唯一的儿子却受了刺激，有些不正常了。
如果那时他带着钱和家人跑去了香港，谁又把他怎么样，这样的人怎么会对共产党有二心。
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抓起来以后，他还专门来看过母亲，考虑到那时他的处境，真算是难得了。

从母亲的话中间，我感到国民党对学生比共产党还要宽容一些。比如说，那时的学生敢公开举着标语不满蒋委员长，现在有谁敢举标语对中国的最高领导表示不满？
国民党无疑也是一个独裁政府，也镇压学生，这是那一类政府的特征之一，但却没有用坦克。
那时中国的大学也跟现在的完全不同，倒有点像美国的大学。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件她知道的真实事情，有一回游行，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了伤，有个同学大概是那天气不顺，大打出手，被警察抓了，校长亲自出面向当局交涉，警察非要学校把那个学生开除才肯放人，说：这样的捣蛋分子不能继续做学生，学生应该斯文。
那个校长是一个有名的教授，哪个党都不是，那时的校长很多都是这样，虽然母亲那所大学是国立大学，就是国家直接管的学校，一般都比较正规，比较好。他没有办法，只好同意。过了两天，他把那个同学找到办公室，首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不应该动武。
然后说：老师对不起你，没有能把你保下来，你必须离开学校。但学生不能不读书，这里有一封信，你拿着去找某某国立大学的校长（在另一个城市），他一定会收你。不管怎样，你都不能再打架了，学生应该是学习的。
很有意思，这个校长并不认为学生在反对国家，反对党（那时是国民党），而只是说不应该打架，在他看来，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打架，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不能因为打一次架，就断了一个孩子前程。
那学生只是一个普通学生，连他的学生都不是，开始把名字弄错了。也许这个事叫他也很烦，做学问的谁想搅这些事呢？但他首先是一个老师，因此不能让学生没有书读，不读书，那不更要生事。

这个事并不是很罕见，那时的学生和当局发生了冲突，学校一般总是帮学生的，于是有些人就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校长同情学生反抗国民党，我看这恐怕不是事实。校长首先得把学生赶快弄回来，不然学校就太平不了。其次那时讲的是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他们又大多是孤身一人在学校，学校不出面，谁来管呢。
我认为那时的教授大多对政治并不热衷，对党派之争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读书学习是更根本的东西，才真正是国家的希望，当然也得靠教书养家糊口。
我想他们是对的。
但谁也料不到会有一个文革，把很多教授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人们只革命，不读书了。
其次有些人把那些校长说得非常勇敢，这好像也不是事实，他们只是在凭良心办事，不能说现在的人都没有良心了。这就要涉及到政治体制了。
在民国时期，党政分家恐怕比现在的中国要好，至少学校是这样。学校也会有个党部那一类的机构，也会有特务在维稳，但他们并不能直接干涉学校的运作，直接管不了学校的人事权和财权，起码不会像今天的学校党是什么都要管的。
所以那些校长跟学生说话并没有很大的危险，不像今天，校长哪里敢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生说话呢，那是一个立场的问题，乌纱帽就有危险。校长是有一个行政级别的，和普通教授的待遇不知差到哪里去了。而且，弄不好连教授都没有做的。

看到母亲找工作很不容易，父亲也劝她去做翻译算了，父亲可以安排。可母亲不干，不是不愿意跟外国人干事，那时中美在一起抗日，不是问题。而认为自己有专业，做翻译是屈了才，她自视比较高。不过后来她的老师真的让她进了重大。
所以母亲是像穿针眼，虽然想，却没有入党；也没有给美国人干事，就这样无意之中逃脱了以后的灾难，文革中才比较容易得过了关。
从这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该是多么不容易，一步走错，文革十年就是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