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件人："陈申申"
坚强的周恩来
上海 陈申申
周恩来在文革中软弱吗？不软弱，而且从来都没有过软弱。十年文革是以谁的胜利来结束的？是以周恩来的政治上的胜利来结束的。虽然，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前就去世了，虽然毛泽东去世以后文革才结束，可是，从政治力量的较量来说，周恩来还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周恩来赢了，毛泽东输了。毛泽东是什么样的人物？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输给过谁？但是他最后输给了周恩来。
毛泽东一去世，四人帮问题就解决了，文革也就结束了。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那么是什么人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呢？是无比坚强的周恩来。软弱的人是没有可能获得这样的胜利的。
文革初期，周恩来对红卫兵讲时话就说到，做事情要“水到渠成”。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事业的成功辛辛苦苦的创造条件。文革十年，周恩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名字反而更有感召力，他的队伍反而更团结。世界上成功的政治家不少，可是能做到象周恩来这样的，能有几人？周恩来汇集了人心。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心就是“水”，这样的水慢慢地汇集在一起，就成了渠，成了粉碎四人帮的力量。
文革中打到过刘少奇邓小平，还打倒过林彪，最后粉碎了四人帮。可是这些都是文革中的片段。真正贯穿文革始终的站在毛泽东对面的不是这些被打倒的各方，更不存在毛泽东说的那些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文革中，贯穿始终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是周恩来想要的，而是毛泽东耿耿于怀的。在周恩来的眼中，毛泽东是上级，是领袖，是同志，是战友。可是，在毛泽东的眼里，周恩来既是他的同志战友，是国家的栋梁，是他的分分秒秒都离不开的助手，同时，又是他权力斗争的对手，是阻碍着他的革命事业的保守派，是他革命道路上需要排除的障碍。
在打倒了刘邓，文革取得了第一个胜利后，毛泽东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台上，毛泽东坐在中间。他的左边从林彪开始，都是左派依次而坐，他的右边从周恩来开始，都是右派依次而坐。毛泽东这样别有用意的安排，不说是一种羞辱，也至少是不怀好意。周恩来欣然接受，因为这是他的上级毛泽东的决定。可是，毛泽东却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他有一个对手。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就这样展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样的事例在文革中一再出现。毛泽东不仅自己羞辱周恩来，还让他的喽罗门一起起哄。到了文革后期，四人帮和四人帮的小喽罗们都在争先恐后地羞辱周恩来。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是毛泽东喜闻乐见的。周恩来受尽了的屈辱。他从来不隐瞒这些屈辱。忍受屈辱并不是软弱，而是坚强。周恩来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想用羞辱来打倒周恩来，根本不可能。
正是周恩来的坚强，让他的同志和战友们学会了坚韧。需要水到渠成的大事业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完成的。在这个无声的战场上，没有口号，更没有枪声，只有人心和人心之间的默契。此时无声胜有声。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
文革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是一种什么样的对立？是两种治国方向的对立。毛泽东无法无天。他是极具洞察能力的不愿意接受任何党纪国法约束的政治家。他是一个彻底的无拘无束的革命者。周恩来遵纪守法，是党纪国法的维护者，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毛泽东有个性，无党性，为所欲为。在毛泽东眼里，他个人的权威是高于党纪国法的。党纪国法对他有用时，是他实现革命目标的工具。在约束他时，那就是一堆废纸。他的一生都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反叛者。周恩来坚持党性，坚守党纪，服从组织决定，捍卫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把党的纪律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是人民的勤务员。
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呼风唤雨，势不可挡。可是他的内心是软弱的。因为他不相信在党纪国法的规范下通过政治协商就可以带来社会进步，他不相信真理可以在协商中得到承认，他不相信理想最终可以在党纪国法的规范下得到实现。他总是把现存的制度都看成妨碍他前进的障碍。他害怕按照党纪国法的程序产生出的结论会否决他的个人意见。他害怕失败，害怕不同意见，害怕丧失权力，害怕自己的事业没有接班人。内心的害怕越多，表面的勇敢就越张狂。周恩来谦卑忍让，逆来顺受，但是永不放弃。周恩来的内心是坚强的。他的对手太强大了。失败的阴影每天都伴随着他。身败名裂的命运每分钟都可能突然降临。但是他还是不放弃自己的原则，遵纪守法，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经常，他不是以必胜的信心，而是以必败的决心，在争取着应该属于他和他的人民的胜利。屈辱的外表掩盖的是无比坚强的内心。
对立的结果是什么？文革十年中，毛泽东曾经拥有的亲密战友和亿万人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离开了他。毛泽东沦为了孤家寡人。周恩来的声望越来越高，成了真正的人民领袖，成了党的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旗帜。
毛泽东的足智多谋和周恩来的遵纪守法
以计谋来战胜毛泽东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政治家，什么样的阴谋诡计没有见过？想要以针锋相对的计谋与毛泽东争雄而取胜，有这种能力的人在中国找不到。可是，最大的计谋就是没有计谋。周恩来是以他的光明正大，遵纪守法，正直谦卑，战胜了毛泽东。周恩来创造的是一个以光明正大和遵纪守法来战胜阴谋诡计的范例。
在这个范例中，周恩来与毛泽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只有周恩来才能把他和毛泽东的对比显现得如此鲜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仅仅凭直觉就能感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对比中，人们逐渐看到了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是么是进步，什么是倒退，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民主的主流，什么是反民主的反动的逆流，什么是法纪的力量，什么是阴谋诡计的下场。周恩来的胜利是一点一点到来的。在有可能选择的时候，人们开始逐步站到了周恩来一边。文革十年，周恩来的努力终于为最后粉碎四人帮做好了人心的准备，组织起了浩浩荡荡的队伍。
周恩来坚持党性，坚持法纪，让我们在文革的大乱和黑暗中还能见到一线光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不可能有任何直接否定文革的言论和行动。可是，周恩来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了人民走出黑暗的道路就是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坚持法纪，反对违法乱纪。
历史的发展只能在已经有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如果只有毛泽东的胡作非为，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毛泽东那样胡作非为，中国就要落入分裂动乱和万劫不复的深渊。连毛泽东临终前都说，“要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的确，当年的中国如果沿着毛泽东的路线继续走下去，就会四分五裂，就会陷入内战。可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给了陷入文革泥潭的中国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避免了毛泽东预言的分裂，避免了血雨腥风。
周恩来的失败
遵守法纪，意味着要承认失败。任何社会，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法纪的权威下都不可能保证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你要维护法纪，首先自己就要遵守法纪。遵守法纪就要承认在法纪面前你可能的失败。法纪有好有坏，可是如果你没有能力改变它，就必须服从它。如果人人都不愿意承认和接受在法纪面前的失败，国家就不会有法纪了。哪个社会能够培育出遵守法纪的执政者，政府和人民，哪个社会才有资格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行列。
在文革的动乱之中，周恩来就是中国社会遵守法纪的典范。在当时的情况下，党纪国法都失去了最起码的约束力，能看到的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遍布全国的派性斗争。拉帮结派既为牟利，也为自保。
一个社会，法纪越是成熟，遵守法纪的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小，在法纪面前失败的人也就越是能够保持尊严。相反，在法纪越不成熟的社会里，遵守法纪的人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失败的人就越是难以保持尊严。在文革中，遵纪守法的人常常会处于任凭别人宰割的悲惨境地。周恩来始终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法纪。他的失败接踵而来。他一贯坚持以党纪来维护党的统一。可是，毛泽东要炮打司令部，公然宣称了党内有两个司令部，有无产阶级的司令部，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没有人能够阻止毛泽东的这种分裂党和国家的行为，周恩来也做不到。周恩来失败了。
他一身都在为国家的统一而奋斗。可是，文革中的遍地派性很快就发展成了全面内战。周恩来又失败了。他一身都在保护人民。可是，在毛泽东掀起的“打倒一切”的歪风下，他的战友都成了走资派。他的战友，他的同志，甚至就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最亲密最心疼的孩子们都得不到有效的的保护了。周恩来还是失败了。
他的遵纪守法给他带来的是失败，失败，还是失败，是看不见尽头的失败。可是他还是在坚持。这种坚持在现实中四面碰壁，终于退却到了最后的阵地。这最后的阵地就是他自己了。周恩来没有放弃。他在最后的阵地坚持下来了。他的坚持法纪是从自己开始做起的。他自己绝对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可是这意味着他个人要准备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他的荣誉和生命。
毛泽东是上级，周恩来是下级。毛泽东以党的名义要周恩来做的事情，周恩来即使不愿意也必须去做。周恩来的失败太多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做了很多违背自己心愿的事情。他不赞成那些事，他只是做了。而且他必须义无反顾的去做。因为党有党纪，他必须执行上级的命令。周恩来的上级就是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他没有别的选择。什么是大局？就是维护法纪，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周恩来看着同辈的战友和晚辈的亲人一批又一批的倒在了身边而不能去相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他甚至被人误解为毛泽东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帮凶，又怎么去解释？可是为了完成人民事业的大业，需要有人为法纪的权威做出牺牲，以此来建立法纪的典范。有了典范才可能让全社会都去效仿。古今中外的法纪文明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这种遵纪守法是不是“愚忠”？不是。法纪不能保证正确。法纪只是给纠正错误提供了机会。只要还有人遵守党纪国法，只要还有人对党纪国法抱有信心，这个党就还有希望，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周恩来就是以自己的行动给党和人民带来希望的人。如果周恩来也不遵守法纪，那就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了。如果中国有两个毛泽东，内战就打不完了。在文革那样造反有理的时代，周恩来以他的严守法纪来显示了那个时代他所特有的大义凌然。周恩来是在拯救这个国家，是在拯救这个党。周恩来的违心行为是他对法纪的坚持和信念，是他对人民的觉醒的等待，而不是对毛泽东的淫威的屈服，更不是在做什么人的帮凶。
周恩来的反抗和人心的凝聚
文革的政治格局，就是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这两种治国方向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较量的格局。在逆流横行的时候，周恩来不是没有反抗，而是始终在反抗。但是，绝对不是以毛泽东拉帮结派无法无天的方式在反抗。
文革初期，造反派在江青的直接指挥下斗争掏粪工人时传祥。周恩来愤怒至极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毒打致死，周恩来愤怒的喊出了“还我部长！”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周恩来在据理力争。可是，回应周恩来的是什么？展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是什么？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是毛主席挥巨手，人民群众向前进，是一阵比一阵更强烈的革命浪潮。从造反，夺权，发展到全面内战。人民要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毛泽东掀起的革命浪潮势不可挡。干部和群众都在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周恩来如果还想继续发挥作用，领导人民走向正确的方向，就只能跟着这个队伍走，而不是脱离这个队伍。如果站在这个队伍的前面阻挡这个队伍，只能被被这个队伍抛弃。凭周恩来的智慧和坚强，他是不会去做这种让亲者痛，仇者快的傻瓜的。
从文革的开始到结束想除掉周恩来的阴谋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阴谋的支持者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可是，周恩来始终没有给毛泽东提供理由和机会来除去自己。忍辱负重的周恩来根本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要以牙还牙的来赢得和毛泽东斗争的胜利。周恩来的作用就是他的伟大的人格，他的遵纪守法。文革天下大乱，但是周恩来的内心却是平静的。他还是他。他在年轻时就确立起的救国救民的理想的鼓舞下，以最大的努力在争取最大多数的人对他的认可和支持，其中包括争取那些反对他的人，还包括争取毛泽东。
长期以来，周恩来就是毛泽东心中真正的对手。可是他却时常能在最关键的时候获得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个特例。毛泽东对自己的对手从来都不心慈手软。可是毛泽东一次次地放过了周恩来。周恩来也总是有能力让毛泽东相信，他们应该合作，而不是分道扬镳。
文革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下，高举着永远正确的大旗，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假装着团结大多数人的模样，无视党纪国法的最起码的原则，今天打击一小撮，明天打击一小撮，十年里不中断的表演，终于让全国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都遍体鳞伤，吃尽了苦头，看清了真相。毛泽东一直强调反面教员的重要性。过去的反面教员都是毛泽东的敌人，可是这一次，他自己做了整整十年的反面教员。
周恩来的存在，就像黑夜里的明灯，让濒临绝望的人们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周恩来的形象还存在着，人们的希望就还存在着。对周恩来的这种最后的希望，就是对党和国家的法纪的最后的希望。在那个时代，除了这些，人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希望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全体人民的心就是用这样的希望凝聚在一起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是有个人魅力的领袖。可是在执政以后，他的治国方向的错误和对现代社会的无知就越来越明显了。文革十年，他想打倒谁就能达到谁，他想提拔谁就能提拔谁，他想怎样改造党组织和政府机构，所有的人都只有执行，不可能反对。可是他做成了什么？他除了竭尽全力扶植了几个不成器的造反傀儡以外竟然一事无成。文革中举行了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都不得不依靠周恩来来完成会议的组织工作。到了文革结束的前一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时，毛泽东也知道他在文革中培植起来的造反派队伍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周恩来又一次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来来组建政府。周恩来很快就组建成功了新一届政府。这届政府的任命，为粉碎四人帮做好了最后的组织准备。
毛泽东和周恩来不能分裂
毛泽东和周恩来不能分裂。这中间的道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
周恩来不是刘少奇。周恩来有自己坚定的治国方向。刘少奇虽然也有自己的主张，可是他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合作者，不如说是追随者。刘少奇从来不反对毛泽东的治国方向。他总是放弃自己的想法，盲目的确信毛泽东总是正确。他总是在毛泽东指出的方向上做得比毛泽东还要更快更多更坚决。毛泽东无法无天，他也就更无法无天。这些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行为在他的“桃源经验”中显露无余。刘少奇不知道的是他的出尔反尔让毛泽东更加不信任他，更加会把他看成是野心家阴谋家。所以，他成了毛泽东实现反修防修的战略目标时必须除掉的一个障碍。
周恩来也不是邓小平。邓小平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周恩来却曾经是领导毛泽东干革命的人。邓小平从来都是毛泽东最亲信的人。邓小平怎么冒犯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心里也是自己人。七五年邓小平做的那些“右倾翻案”的事情，周恩来是不能做的。邓小平做了，了不起就是扣上一顶“右倾翻案风”的帽子，赶下台了事，还能保留党籍。如果周恩来那样做，那就不仅是自己要遭灭顶之灾，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因为周恩来是党和军队里最老资格最有威望的领导者。他要象邓小平那样做，就等于是在向毛泽东公开宣战了。
毛泽东虽是第一次党代会的代表。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都不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只是“毛委员”，是众多红色根据地中某一个根据地的领袖之一。朱毛红军，朱德的名字还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所在的江西根据地虽然被称为“中央苏区”，可是并不一直都是当时最大的红色根据地。周恩来始终是名副其实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不仅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军队和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党和军队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人，同时还是内战时期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中最有人望的军事领袖。
以周恩来的资历和才干，他既是毛泽东最需要依靠的人，又必然成为生性多疑的毛泽东的心头大患。不要认为毛泽东不敢对周恩来下手。毛泽东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情？毛泽东来不来就说要上井冈山打游击，那可不是玩笑。毛泽东要和谁打游击？他心中的敌人是谁？谁有资格做毛泽东的敌人？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破裂，那就不是象打倒刘少奇那样喊喊口号就能过去的事情了，也不会象邓小平那样赶下台了事，那将带来国家的分裂。全国就要血雨腥风了。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伟大的政治家，都知道他们不能分裂。他们都是出生在清朝末年的人，不仅熟悉历史，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和战乱会给人民带来怎样的灾难，而且都亲眼目睹过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状。他们早年投身革命，就是为了结束强盗当政的政治黑暗。
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面对着要避免国家分裂的同样的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心思，所以就为所欲为。你敢和我分手，是什么结果？毛泽东以国家分裂为赌注，周恩来只有认输。周恩来为了维护全局，对毛泽东一再忍让，也不能不让。国家分裂是最坏的结局。只要能避免最坏的结局，其他的损失就都是小损失。这种博弈，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站在极为不利的地位。任凭对方如何不讲理，他只能退让。
两种思想倾向的历史选择
一个组织必须有纪律，一个国家必须有法律，这应该是常识。可是，党纪国法不一定能保证正确。这也应该是常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法纪和正确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坚持法纪而放弃正确，还是应该坚持正确而违法乱纪？这里显然会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要想获得成功，不可没有法纪，也不可没有正确。他们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实现法纪和追求正确而努力。可是他们的思想倾向显然不同。毛泽东总是为了坚持正确而挑战法纪，周恩来则总是为了维护法纪而暂时容忍不正确。他们的思想倾向有着显著的差别。以普通人的普通的事情来打比方。就像有两个人都是即相信中医，又相信西医。可是一个人有了病总是先看中医。实在不行了才去看西医。另一个人则相反，总是先看西医，在西医解决不了问题时才看中医。这就叫做思想倾向不同。他们之间的对立就是思想倾向的对立。这种思想倾向的对立明确的存在着，可是常常不是完全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的，非此即彼的。这种对立是能够互相理解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可能分道扬镳，也可能长期共存的，甚至是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受益的。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立，就是这样的思想倾向的对立。
历史一直在对这两位巨人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表明，历史并不总是站在谁的一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的倾向来源于他们不同的个人经历。他们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有过辉煌的胜利。周恩来始终坚持党纪，维护党的团结。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历史选择了他。他一直处在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大革命时期，他就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里经常需要直接和蒋介石打交道论长短的人。他还是那个时期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后来他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真正的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创始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唯一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各大主要战场上进行过实地考察的最高军事领导人。由于延安的信息闭塞，他所在的重庆办事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最高参谋总部。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毛泽东是各大战役的最高指挥员。他还是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的直接领导人。站在他的地位，他必须坚持党纪，维护党的团结。如果他也不坚持党纪和维护党的团结，党就会分裂成许多各行其是的小团体，也就没有党了。没有了党，也就没有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了。
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不是处在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他是那个时代众多革命领袖中的一个领袖。虽然他的无可比拟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一直超凡出众。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的意见只是众多意见中来自某个局部的一种意见。他对于自己正确意见的坚持，只有局部的影响力，而常常不能在全局意义上影响党的方针政策。他可以为了坚持正确意见而违反党纪。他即使违法乱纪也不会立刻造成全党的分裂。
毛泽东的正确是在和斯大林的错误比较中逐步被全党认识和接受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了中国，也把斯大林的错误送到了中国。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精神寄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一开始就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支持。因此，斯大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着直接的指挥权。在斯大林的眼里，中共就是他领导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斯大林对中国的认识越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所遭受的损失就会有越多。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执行了斯大林的错误路线而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损失有多大？简单的说，红军损失了近百分之九十，白区的地下党损失了百分之一百。
很显然，毛泽东敢于抗命坚持正确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年代，红军生存的机会并不多，没有时间等着当时的党中央慢慢的改正错误。如果一切都按照党章的规定来做，一切都要等待斯大林改变想法，要等待斯大林任命的中共政治局来讨论通过，恐怕红军早就被敌人消灭了。
毛泽东的正确，不仅是在战略指导方针方面，还是在党内的组织生活方面。
在斯大林的直接控制下，中共党内的组织生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没有人能够忍受的地步。在斯大林的眼中，党内的反对派都是反革命分子，都是必须要从肉体上消灭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知道，有多少中共的党和军队的干部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下。有人估算过，十年内战期间，虽然国民党反动派杀共产党杀得血流成河，可是，共产党里死在自己人手下的人数更多。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不难想象当年的中共党员处于一种怎样危险的境地。走到街上，到处是杀共产党的布告。回到党内，要面对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同志一批一批的被自己人杀害，很可能一觉睡醒，噩运就会降临在自己头上。一句话，真正是走投无路了。在当年，对一个普通党员来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就是党内斗争不杀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党内生活原则。与斯大林相比，这就是天壤之别了。在和斯大林的路线的比较中，全党都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这种正确路线虽然在理论上的定义始终不清晰。可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却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能打胜仗，和自己人不杀自己人。
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这就是正确，这就是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在党内的无可争议的地位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的正确是在和斯大林领导的错误的比较中被广大党员接受的。在遵纪守法还是坚持正确的较量中，毛泽东以坚持正确战胜了党内的对手。他因为正确而获得了党内同志包括周恩来的支持。他的违法乱纪没有人去追究了。因为他正确。
逐渐的，毛泽东就成为了正确的代表。全党都要遵守党纪，只有毛泽东是例外。还是因为他正确。
在那个时期，周恩来的努力对党的团结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尖锐的党内斗争中，不论谁上台，周恩来作为原来的最高领导人都要做检讨。可是，周恩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用他的忍让保证了党的团结，保证了共产党不分裂，也就为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为毛泽东当年的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创造了条件。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成了名副其实的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次会议是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来完成的。周恩来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以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就开始占了统治地位。
在以后的延安整风中，以及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党纪国法遭到破坏，很多人受到了冤枉。可是，为什么当年和毛泽东一起经历过革命失败，经历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老同志还是对毛泽东抱有希望呢？原因很清楚，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还在。如果象斯大林那样杀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在文革一开始就不是被斗争，而是通通被枪毙了。只要不开杀戒的原则还能坚持下来，就能给人希望。
三十年代那一段历史上的周恩来虽然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是，周恩来本人还是被看成了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他一直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错了，党的路线错了，他岂能没有责任？在毛泽东的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以后，周恩来谈到当年的党内斗争和革命事业遭受到的损失，还沉痛不已地说自己是罪人。虽然他一直都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最高领导人，可是，他的内心，自己还是革命事业的罪人。
那时，历史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两种年代和两种伟人
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是两种年代。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足智多谋和周恩来的遵纪守法，严律己宽待人，是两种伟人。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针锋相对，以谋略对谋略，以暴力对暴力。他要的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史无前例，要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的是卑贱者造反翻身当家作主人，要的是高贵者颜面扫地，不仅被打倒，还要斗倒斗臭，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是山中的高山，是王中的大王，雄伟屹立，众人敬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的胜利。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胜利以后怎么办？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才是能够维护人民利益的？毛泽东根本就厌恶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更不愿意去思考这种问题。毛泽东关心的不是制度，只是人。他不喜欢交际，看不上社会上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物，懒得与这些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他们去讨论大政方针。实在推脱不掉，就让周恩来去应付。毛泽东的心思在于精心组织他的革命队伍，培养他的接班人。只要有革命的队伍，还有什么做不成的事情？
在战争时代，在以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胜利的时代，毛泽东是英雄。革命过去了，在和平建设时期，要以汗水来浇灌文明的田野，要用现代科学知识来支撑事业的大厦，要各种各样的人们各尽所能都有施展才能的空间。人们开始各展所长，建设新世界了。这时的毛泽东看谁都不顺眼了。毛泽东的眼里，只有一种有价值的人，就是革命者，只有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就是革命工作，只有一种有益的事业，就是革命事业。以他的革命的标准，眼里看到了太多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的帮凶，即使是革命者，也有革命不坚定的嫌疑。他要去发动文革，要在轰轰烈烈中重建他的革命队伍。可是，他一直到死也没有找到愿意像他那样愿意永远轰轰烈烈的接班人，更没有建立起能让他满意的革命队伍。他的革命队伍越来越小，他和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时代不同了。能让他如鱼得水的时代过去了。他失败了。
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家和组织者。他惯常于慎密的思考和建立精巧的组织。他象工程师构建自动化生产线那样的在构建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不仅如此，他心细如丝，时时刻刻都在体会着社会情绪的细微的变化。他把社会上的一切变化都看成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水”引向他所需要的方向，来成功他要建造的“渠”。他天性喜欢交际，人缘极好，人望极高。形形色色各行各业的人物都是周恩来的朋友，也都是他要实现的伟大理想之“渠”的不可或缺的各种各样的“水”。周恩来没有敌人。即使有敌人，也是暂时的。他有着化敌为友的天赋。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几乎能把所有的人都组织到他的伟大事业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把每个人都安排在能够发挥特长的位置上。每个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光都会成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有价值的时光，从内心深处把他看成自己的良师益友。
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是低谷，是深渊，可纳百川，容万物。他从不展现象毛泽东那样的雷霆万钧之力，更不去做照到哪里哪里亮的太阳，而是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候流入心田的丝丝暖流，是漫漫寒夜里的照亮道路的路灯和温暖身体的炉火。
战争结束，百业待兴的时代，周恩来更能显示自己的才华了。周恩来不是会被时代抛弃的人，而是永远都有能力引领时代走向辉煌的人。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政治家。历史开始悄悄的改变了选择，不再选择毛泽东，而是选择了周恩来。周恩来胜利了。
毛泽东的一生中，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延安整风，反右，庐山会议，还有文革中的每一次亲自领导和指挥，都是胜利。可是，每一次的胜利中都孕育着失败的种子。最后失败了。而且完全失败了。败得无可挽回。
周恩来的一生，不断的失败。特别是文革中，毛泽东的每一次胜利几乎都是周恩来的失败。可是，每一次失败中都孕育着胜利的种子。最后胜利了。完全胜利了。胜利到了永远。
胜利是悄悄到来的
文革中，毛泽东得意洋洋的向友人介绍了他自己的个性，那就是既属虎，又属猴。他有老虎的凶猛残忍，还有猴子的狡猾灵活。同时两者兼备，真可天下无敌了。毛泽东站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却从来不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无法无天，同时又可以以党和国家的名义发号施令。谁反对他，想给你什么罪名都可以。你周恩来还不得乖乖的听我的？
可是，周恩来就是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完成了粉碎四人帮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的。这些准备都是以“水到渠成”的方式静悄悄的完成的。
在与毛泽东的较量中，周恩来没有施展任何计谋，所以当年没有人能看到周恩来针锋相对和毛泽东作斗争的故事，以后也不会找到这种故事。如果有这样的故事，那周恩来早就失败了。甚至，直到今天人们也还是没有能想清楚周恩来是怎样完成粉碎四人帮的政治部署的。其实很简单，没有任何计谋，就是光明正大，坚持法纪，一切从自己开始做起，以榜样的力量来感召人心，组织队伍，改变世界。
在黑暗中的人们最后可以指望的就是党纪国法了。文革中和文革前后遭受过逆境折磨的人们也都有这样的体验。周恩来的遵纪守法就是人民的希望，就是人们心中最后的依靠。周恩来赢得民心，不需要做任何宣传，所有的努力就是他的身体力行。毛泽东越是不讲理，周恩来就越是得人心。人心是一点一点赢得的。十年，整整十年，涓涓溪水终于汇集成了滚滚的大江大河。人心全部都倒向了周恩来。不费一枪一弹，周恩来就在人心上收编了毛泽东的全部队伍。
就这样，周恩来不费一兵一卒战胜了毛泽东，为中国避免了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内乱。任凭你毛泽东既是老虎，又是猴子，你看不到周恩来派过来的一兵一卒，连对手都找不到，克敌制胜又从何谈起？
在周恩来去世以后，黑纱，白花，人们的悲愤终于爆发。七六年的请明，小白花悄悄的盖满了天安门广场。周恩来没有看到他十年艰辛赢得的人心可以有如此悲壮力量。六六年红色的海洋，变成了七六年白色的春雪。这迟来的春雪为那一段历史做了结论。毛泽东也知道他失败了。他再也不说上井冈山打游击的事了。他还能和谁打游击？谁还会跟着他去打游击？
到了七六年，在国际和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仍然是当然的中国的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可是在人心的对峙中，毛泽东已经输得精光。他的队伍只剩下四人帮了。没有了毛泽东，剩下的四人帮是什么？一个曾经狐假虎威的老婆，再加上从上海滩捡来的两个文痞和一个小混混。这已经谈不上是对手，只是一堆垃圾而已。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要做的功课已经很少。抓捕四人帮，只要几个警卫战士就足以胜任。那些难做的功课，人心的准备和干部队伍的组织，周恩来已经全部完成了。
中国是很容易内乱的国家。当年袁世凯的去世，就直接导致了全国的军阀混战。文革中的动乱也曾导致了全面内战。虽然时间不长，可是战争的全部暴行都在重现。文革动乱十年，毛泽东去世后，没有内战，没有血流成河。没有了毛泽东，共和国依然屹立。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始了。周恩来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不管人们内心怎样评价文革，历史事实谁也否认不了。毛泽东失败了。几十年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一贯正确”的毛泽东失败了。文革“被”结束了。周恩来胜利了。正直，谦卑，从不争名争利的周恩来，老老实实遵纪守法的周恩来，老是在做检讨的周恩来，胜利了！是他，和他的战友“结束”了文革。这就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捕，文革也就此结束。难道毛泽东就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想到了，他对江青说过“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可是，一生叱咤风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一心要把文革进行到底的伟大领袖的毛泽东，绞尽了脑汁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拯救他的文革。
为什么？因为他逆着历史潮流行动。还有，他的对手是周恩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的组织者。
我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在这里向我们昭示的是中国的未来。
人民领袖周恩来
坚持遵纪守法的周恩来，是怎样成为真正的人民领袖的？
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的特征是什么？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治领袖？这个变革的特征是这是一场需要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们共同参与的变革。各种民族，各种信仰，各种理想，各种文明程度，各种利益诉求的人们都会加入到这场大变革中来。这场大变革，不是少数革命家的事业，不是哪个阶级，哪个政党的少数人的事业，不是为了实现少数人的理想的事业，而是需要各种人们为着自身的利益去奋斗来共同完成的伟大事业。
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什么样的政治领袖？需要有能力倾听各种声音的，有能力协调各种矛盾，有能力得到各种人们拥护的政治家。一句话，就是需要有能力实现共和的政治家。这个时代的政治家必须遵守法纪，维护法纪的尊严，做法纪的维护者。因为法纪是社会共同的契约，法纪维护的是社会起码的道德和最低的行为准则。目无法纪的人，就是在藐视社会共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这样的人不要说成为政治领袖，就是做个普通老百姓，也是众人眼里的坏邻居。即使是拥护变革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能力协调社会矛盾，获得人民的信任，实现共和，就一定会被赶下台。
清朝政府，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不就是今天的改革开放吗？清朝政府并不反对变革。废科举，办新学，炼钢铁，造大船，贡献着实不小。但是，清政府死死抱住皇家的私利不愿松手，反对共和。所以倒台了。
袁世凯，也是变革的积极分子。在当年的军人中，要说接受新思想，很少有人比袁世凯更积极。袁世凯不仅心里拥护革命，实际成果也很显著。辛亥革命能够胜利，事前连孙中山都不相信。因为有了袁世凯的努力，清政府才很快就退位了。可是，民国才建立不几年，袁世凯就要自己做皇帝了。他反对共和，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袁世凯又倒台了。
蒋介石年轻时就投身革命，积极，勇敢。否则，他不可能成为当年北伐军的领导人。可是，他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候，却在大谈“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连共和的影子都没有。他在抗战胜利后召开的国大，不仅排斥了共产党，还排斥了民主党派。抗日战争胜利时，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可是仅仅几年，就因为他的倒行逆施，成了人民公敌。蒋介石倒台了。
毛泽东也走了相同的道路。毛泽东曾经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是，他要延安整风抓特务统一思想，他要反右整肃社会上的不同意见，他要在庐山会议上罢免彭德怀，把党内的有不同意见的人硬说成是反党集团，他要发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就是曾经支持他打天下的人民群众。他的内心虽然从来没有放弃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可是他唯我独尊，无法无天，翻云覆雨，毫无诚信，践踏宪法，无视人民。他身为执政党的主席，可是他完全丧失了对党纪国法的信心，完全不相信通过正常的政治生活就可以解决党和国家的各种问题。他只热心于在党内和社会上组织忠于他个人的小团体。他要求人们放弃自身的利益诉求，“一心为公”的跟着他个人“闹革命”。在他的晚年，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与各种各样的人和睦相处，更不要说得到人民的拥护和领导人民。他不仅丧失了领导党和人民的能力，甚至走上了分裂党和压迫人民的道路。
在这样的比较中，周恩来成了真正的人民领袖。虽然很少有人这样说，可是实际上他就是人们心中的领袖。
同样是共产党执政，毛泽东和周恩来，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产生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向。哪一种执政方向更能引导国家走向繁荣？中国是不是应该走向共和？文革十年的历史已经做出了选择，得出了结论。周恩来的个人品格和政治才华为中国政治生活走向文明做出了人人可以见证的榜样。
周恩来这样的人民领袖，是这个时代造就的，也是未来的时代所需要的。
他不是从天而降的大救星。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导师，是一个与你与我时时刻刻在一起的最可靠的朋友和同事。他可靠，因为他是坚强的。
2011年1月17日
2011年2月8日
2011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