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这一节内容中的“父母”仅指我的亲生父母亲，除特别提到外，我岳父母均不包括在本节内容内。）父母退休以后，和其他大多数老人们一样，每天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和老伙伴们聚在一起聊聊天，下午去自由市场逛逛，买买菜。姐姐上班的地方离父母家很近，她中午一般会接了放学的孩子回来一起吃饭，父母因此会特意多准备两个好菜。因为闲来无事，父亲学会了太极拳，每天练习两次，招式日益精准。1999年时，全国城市运动会在西安举行，开幕式的演出项目里有一个千人太极拳，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母亲在刚退休的头几年练了一段时间气功，后来则慢慢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时不时会跑到附近有名的寺庙里去拜佛。我的小外甥出生以后，父母的生活中多了一项主题，就是天天围着这个小家伙转，等到他上了幼儿园和小学，每天接送他基本成了父母的例行公务。
千禧年刚过不久，母亲在一次晚饭后觉得胃部不适，以为是老毛病，躺在床上休息了一阵未见好转，却突然吐起了血。我们急忙打电话叫了救护车，把她急匆匆送到医院。医生在急诊室里暂时控制住了母亲的出血，但是没有立刻查出病因。第三天，母亲被转到了消化内科做了进一步检查，检查结果是肝硬化。
医生说，这种病目前没有办法根治，唯一能做的是切除脾脏，减少肝脏压力，但是这也仅能维持几年时间，如果能维持到十年，就是一个医学奇迹。医生的话让我们三个心情沉重，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暂时不做手术，等母亲的体力恢复一段时间再说，而且我们对母亲刻意隐瞒了病情，只是骗她说是胃出血。
接下来的治疗漫长而辛苦。母亲被转到了内科，接受了一个多月的康复治疗后出了院，医生嘱咐，尽量少吃盐，少吃油腻的食物。母亲口味颇重，对她来说少吃盐比不吃饭还难以忍受。父亲因此想了不少办法，找了各种盐的替代品，一种种地试，让每顿饭尽量符合母亲的口味。
出院后不到半年，母亲再次吐血，起因和第一次一样。这次，我们决定不能再拖，即使母亲体力不佳，也冒险做这个手术。很快，母亲住进了同一家医院的外科。和母亲住同一病房的一位年轻病友，名叫何琳，和我年纪相仿，人很活络，喜欢和母亲说话，一来二去和母亲成了忘年交。后来她告诉我，她喜欢听母亲讲的普通话，和讲话时不紧不慢，娓娓到来的样子。闲聊的时候，何琳问母亲得的是什么病，母亲说是胃出血，有些医学知识的何琳感到怀疑，但当时没说什么。晚上，她趁护士值班室没人的时候偷看了母亲的病历，知道了母亲的真实病情，于是把我和父亲叫到走廊，把她偷看来的情况告诉了我们，说怕我们不知道真相，耽误了治疗。等父亲把隐瞒病情的事以实相告，何琳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眼睛里有些泛红。
从那以后，何琳与母亲聊天不再以听为主，而是几乎占据了八成以上的说话时间，我们都明白她的苦心，她不想让母亲累着。何琳在医院里认识不少熟人，其中大部分是主治医生，我们就经常见到一位年轻大夫经常来找何琳，有认识他的病人说，那个大夫是外科主任的儿子，也是位外科医生。何琳暗地里向这些熟识的医生了解过肝硬化的治疗手段，想帮帮母亲，但是估计她得到的信息没有太大帮助，只好放弃。这些都是她瞒着我们自己做的，因此我们开始都不知情，是后来给母亲做手术的一名医生告诉了我们，而那个时候，何琳已经出院，而且出了国。
给母亲做手术的主刀医生姓谭，据说是外科的第一把刀。我每次在病房里看到他，他总是系着搭配得体的领带，而且经常换，衬衣雪白，头发梳理一丝不苟，脸上刮得干干净净，表情冷漠傲气，给人以难以接近的距离感。他说话很少，简单干脆，说完就走，有的时候嘴里还咬着一支外型考究的烟嘴，只是烟嘴里的烟并没有点着。有点本事的人都有点性格，从他的行为举止看，这“第一把刀”的名号不是白叫出来的。
母亲这次入院之前，我们对给医生塞红包的事多有耳闻，因此做了特意准备。母亲的手术日期安排好以后，我趁着谭医生晚上值班的机会溜进医生值班室，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塞给了他，正准备转身走，却被他一把拉住，他把红包塞还给我，同时轻轻说了声“不必了。”给主刀大夫的红包没送出去，于是我干脆连给麻醉医生的红包也省了，省得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结束的时候正是中午，医生们从手术室出来，坐在办公室里休息。我拉他们出去吃饭，没想到也被他们礼貌地回绝了，反复劝了几次，他们的态度很坚决，不象是装装样子。这次“行贿”再次失败。
当时我很纳闷。医生收红包吃请都不是新鲜事，何况就在外科，住母亲对床的病人家属私下里告诉过我，他给主刀大夫塞了多少，麻醉大夫塞了多少，连护士都给塞了，所有被塞红包的人只是大概推辞了一下，就笑纳了，可见并不是外科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显著，而是另有原因。
不久，母亲的一位病友无意中透露出来的消息，让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比较肯定的猜测。那位病友说，经常来找何琳的年轻医生，也就是外科主任的儿子，实际上一直在追求何琳，对何琳的要求几乎是百依百顺。何琳住进外科仅仅是为了一个简单的阑尾手术，并没有大碍，因此两个年轻人时不时会一起出去吃饭，有好几次被这位病友看见。这下，我大概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何琳一定是要求主任儿子告诉科里大夫不许收我们的红包，而且要他也转告其他科参加母亲手术的医生。主任儿子遵命执行，科里科外的同事们看在他父亲面子上，都照办了，于是我们成了受益者。
母亲的手术本身很成功，谭医生说他可以保证三年之内不会再出血，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夸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