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2. 诗
3.2.1
“诗”、“书”向来并称。其实，“诗”之与“书”，相去甚远。首先，《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大约不早于周朝，比《尚书》中最早的文献晚出七、八百年，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其次，《尚书》是历史档案记录，而历史档案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之物。故《尚书》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诗经》是一部以文学形式出现的政治手册，这样的著作固然有待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方能出现，却并非文明的必然产物。《诗经》不仅在世界绝无仅有，即使就中国而言，也仅存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何产生？为何消失？皆无从确知。
流传至今的《诗经》，总共收录诗作三百零五篇。《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所反映的思想是否可以用“思无邪”三字笼罩，固然可以争议。三百篇的说法当是举其整数而言则无疑焉。如果《诗经》的篇章在孔子之时就只有三百馀篇，那么，两千年来损失不多，与《尚书》的一失而再失相比，可谓大幸而特幸。虽然如此，“不多”不等于“无有”。在先秦诸子之中，《荀子》引《诗》最多，几乎每篇必引，而《荀子》所引者，今本《诗经》或无。比如，《荀子·正名》篇：“《诗》曰：‘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衍兮，何恤人之言兮。”即不见诸今本《诗经》，可见今日的《诗经》并非先秦时之完璧而是有所残缺。今本《诗经》篇目三百十一，而诗篇仅存三百零五。关于这有目无诗的六篇，《毛传》解释道：“有其义而亡其辞。”《毛诗》是西汉之作，可见不仅今日的《诗经》并非先秦之完璧，西汉之时的《诗经》也已经有所残缺。
就体裁而言，《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风”为民间歌谣，相传周朝廷指派专人定期至民间采集。“采风”、“风俗”、“民风”等词汇皆渊源于此。“雅”为天子、诸侯宴会时之作。“颂”为歌功颂德之词，大约用于祭祀。“风”亦作“国风”，按国、邑或地区之名分为十五种，总共一百六十篇。据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论诗》竹简可知，“国风”之名本作“邦风”，因汉代避汉高祖刘邦之讳而改。“雅”有“大雅”、“小雅”之分。据《毛诗序》，“大雅”所言，有关大事，“小雅”所言，有关小事。近人或以为“大雅”三十一篇，属于西周前、中期，“小雅”七十四篇，属于西周末期与东周初期，“大雅”、“小雅”的区别仅在于时间之早晚。以内容考之，二说其实可以并行不悖。“颂”有“周颂”、“鲁颂”与“商颂”三种。“周颂”三十一篇，大都作于西周初年。“鲁颂”四篇，大抵为公元前七世纪鲁国之作。“商颂”五篇，古文家派认为是商代之作，今文家派则以为是周代宋国之作。周既灭商，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宋以延续商之社稷，故以“宋”当“商”亦通。 近人从今文家说者居多。《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由此可见，司马迁视“商颂”之“商”为“商代”。《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既既曰“纯取周诗”，又以“殷”对“鲁”，可见《汉书》似乎视“商颂”之“商”为“宋国”而非“商代”。
据《史记·周本纪》，从周灭商的诸侯有八百之众，即使后来陆续有所减损，不至于骤减至十五。由此可见，倘若各诸侯国皆有“风”，则“风”当远不止十五种；倘若各诸侯国皆有“颂”，则“颂”也当远不止于三种。然则为何《诗经》之“风”与“颂”仅有此数？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有三。其一，“诗”的创作与采集，并非普遍现象而是仅仅流行于周朝廷的直辖领地与少数诸侯国之内。其二，“诗”至被人编辑成册之时，绝大多数已经逸亡。其三，《诗经》的编辑者志在编选“选集”而非编辑“全集”，三百馀篇乃是经过编辑者筛选淘汰之后仅存的“精华”。三种解释并不互相排斥，可以兼容。
《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如果《史记》所云准确可信，那么，可以据此而推断如下两点：其一，孔子为《诗经》的编辑者。其二，经孔子编辑而成的《诗经》，是当时所存“诗”的选集而非全集。
至于《史记》的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可信，历来有所争议。欧阳修《诗谱总序》曰：“司马迁谓古诗三千馀篇，存者三百，郑学之徒皆以迁说为谬，言古诗虽多，不容十去其九。以予推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馀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显然，欧阳修支持司马迁“古者诗三千馀篇”之说。不过，从理论上推测古诗可以有三千之数，并不能否决从理论上推测删诗者不当十去其九之说，也不能证明删诗者之为孔子而非先孔子之其他人。或以为司马迁“古者诗三千馀篇”之说，并非指孔子之时古诗尚有三千馀篇，乃是指古诗原本有三千馀篇，至孔子之时，早已不足三千之数，故孔子之删诗，并非从三千有馀删至三百有奇。倘若如此，则十去其九之疑便无从而生。不过，这种解释不仅缺乏事实根据，于文理亦颇牵强，即使符合事实，也绝对不符合司马迁的原意。
其实，“诗”的篇章原本究竟有多少？至孔子之时还剩下多少？《诗经》是否经孔子删节而成？这些问题的意义并不重要。意义重要却乏人问津的问题是：为何“诗”在见诸先秦文献记载之时已经沦为文化遗产？为何“作诗”的活动或者说“作诗”的风气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不复存在？倘若民间本有“作诗”之风气，“风”不当因周朝廷停止采风而亡。然则因何而亡？倘若诸侯卿大夫本有“作诗”之风气，“雅”、“颂”亦不当因周室之衰而绝迹。然则因何而绝迹？见诸先秦文献记载的所有的人，无论是在野的草民还是在朝的贵族，甚至包括对诗推崇备至的孔子在内，为何皆不曾“作诗”？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9年前后举国上下曾经一时诗兴大发，尔后不闻继者。以今窥古，“诗”的出现，恐亦非自发，而是出于朝廷的授意。套用如今流行的说法，就是应政治运动的需要而产生。运动来了，诸侯卿大夫为完成政治任务而不得不作“颂”与“雅”，草民为完成政治任务而不得不作“风”。运动结束，作诗的活动遂告一段落。已成之作，由朝廷专人负责编辑成册，发给诸侯卿大夫认真学习。无运动号召之时，“诗”不必作，甚至不可作。只有如此，方能解释为何“诗”作会因周室衰弱而止。只有如此，方能解释为何见诸先秦文献记载的所有的人，包括对“诗”推崇备至的孔子在内，都不曾作诗。也只有如此，方能解释为何先秦之人未尝视“诗”为文学作品而尊崇之为政治准则、应用之为意识形态的口号。《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正是“天子不再能发动政治运动，于是而不再有诗作”之意。但凡以为不能将《孟子》所谓“诗亡”理解为“不再有诗作”，而应解释为“无人征集诗作”者，皆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