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经济学的读者，多半都听说过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1999年，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文版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逆风飞扬，一时洛阳纸贵。
克鲁格曼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一时名声大噪，因为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克拉克奖的机会，要比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还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在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教授通过经济计量研究，发现“东亚奇迹”没有包含多少技术进步。在刘教授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克鲁格曼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个预言虽然曾经惹得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十分恼火，却实在体现学者的功力。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包括报酬递增的经济学。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把地理因素融合到经济学研究中去，还有历史因素。地域经济方面，他对日本的发展特别关心。难得的是，以获得克拉克奖的至尊学术地位，克鲁格曼仍然热心非技术的写作，拥有许多经济学以外的读者。现在，克鲁格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去年，保罗·克鲁格曼出版新著《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ConscienceofaLiberal），猛烈批评扩大贫富差距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也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阅读克鲁格曼的新著，除了主题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学习精妙的经济学方法和经济观察力。
“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30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可惜在又一个30年以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克鲁格曼认为，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工会的力量得到发挥，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从两个方面“压缩”贫富差距。但是自从里根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
但是，美国不仅GDP在增长，人均收入也在提高。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关键在于，不仅GDP很难直接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而且平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为此，克鲁格曼提出“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设想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万美元。现在，比尔·盖茨走进了这家酒吧，于是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新的数据：在这个酒吧消遣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从两万美元提高到过亿美元。问题是该酒吧顾客的人均收入的这种剧增，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
所以，即使我们难以把关注点放在最底层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关注点放在“中间居民”身上。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与其谈论“平均收入”，不如谈论“中值收入”，就是盯着从穷到富排在最当中的那个人的收入。回到上述模型，比尔·盖茨走进酒吧以后，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可是酒吧顾客的中值收入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方面。
关注内城工作机会
虽然克鲁格曼强调必须从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来改变贫富差距急遽扩大的现状，却也认识到技术变迁使得下层居民生计变得困难。“内城工作机会”的下降，就是一个因素。
原来，在二战以后，数以百万计的南方黑人为寻找制造业工作而迁到了北方城市。当时，由于战时繁荣和战后和平时期出现的消费热潮，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多。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生产与运输科技日新月异，制造业开始迁出拥挤的城市工业区，转向远郊的工厂，结果在穷人和黑人居住的内城区，工作变得难找。由于无钱买车，他们被困在内城。结果在经济繁荣兴旺的同时，城市失业率上升，“内城”成为穷人聚积的“经济洼地”。
收入情况对于生活状况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有独立的意义。克鲁格曼特别提到要看居民住所有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要看居民是否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生活设施。联想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城市居民没有自己的厨房、浴室和卫生间，不少住家甚至没有自己的水龙头，克鲁格曼的这些叙述，读起来真是特别亲切。
当今美国的富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齐备：自有的医疗体系（特殊服务医生）、交游网络（共有飞机、贵宾俱乐部）、单独的经济系统……富人不仅在变富，他们在变成经济上的‘外国人’，创建其自有的国中之国、社会中之社会、经济中之经济”。
CEO为什么跳来跳去
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电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对重复性工作的职位的需求减少”。例如因为文字处理变得容易人们已经不大需要专职的打字员等原因，现代办公室里的秘书数量大大减少，但是经理人员的数目却没有减少；在商场和超市，条形码扫描技术减少了收银员与存货监管员的数目，但是营销顾问之多却是前所未有。在整个经济中，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
贫富差距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但是单单这些因素，还不至于说明现在那么大的贫富差距。须知，CEO的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几十倍，可是现在已经达到了几百倍。这是怎么回事？
克鲁格曼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没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么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在那个时候，公司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其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可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CEO却变成了跳来跳去的“摇滚明星”，跳一次升一次，管理层薪酬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认为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的看法占了上风，而且觉得公司越大，CEO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另一方面，CEO候选人的素质似乎已经变得一望可知：“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美国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谁是第99位”。于是就发生争夺管理者的竞争，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尽其用”。这一理论的直接后果是，最高层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水的巨大差异，因为“对一个巨型公司而言，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排名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按照“论功行赏”，管理者的薪酬就应该是千万美元。
这个趋势走到极端，甚至出现这样的逻辑：“股价停滞不前，照理说不应该奖赏CEO。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正是因为股价停滞不前，所以要加大对CEO的奖励。”
所以，克鲁格曼认为，薪酬水平的决定，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在社会分配的问题上，“无形之手”应该受到制度和规范的制约。制度方面，体现为对富人多征税以支持社会福利，并且发挥工会的适当作用；规范方面，应该认识到“高层薪酬过高会影响团队的士气，容易引发劳资纠纷”。中产阶级强大的比较和谐和富裕的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
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互相加剧
贫富差距很大，加上社会福利覆盖狭窄，一定会带来不平等。首先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全美教育统计中心有一项调查，对比家庭经济条件在顶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数学成绩在顶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的八年级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自然，自己成绩好家庭经济条件也好的中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最高，令人心酸的却是，自己成绩好可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中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不如那些自己成绩不好但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
再者是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不平等。富人住在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房子，或者毗邻名校，或者每天送去名校上学。穷人只能挤在没落的内城，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学校。
最厉害的，是缺乏医疗保险。《良知》有一章专门写医疗保险，头一句话就尖锐地指出，“美国不保障国民的基本医疗，这在富国中绝无仅有”。据说医疗保障市场化可以节省开支，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私有化，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成为讽刺的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发达国家里面却最短。除了医疗保障不能盲目私有化以外，克鲁格曼还深刻地指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在许多科技领域超凡出众的国家，怎么会有如此低效的医疗体系？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幸陷入了这样一种体制：大笔的金钱不是花在提供医疗上，而是花在拒绝提供医疗上！”
就家庭生活而言，美国高度的不平等，压低大多数家庭本来已经可怜的购买力。例如因为没有医疗保障，就不敢消费。这是我们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情况。
克鲁格曼呼吁价值重建。他说：“不平等伤害我们的另一个途径是腐蚀美国政治。威尔逊总统在1913年说，若本国有人强大到可将合众国政府据为己有，他们将如愿以偿。这话几乎很难会出自一位当代总统之口。不过，现在有了这样的人，他们已将政府据为己有。虽然并不是全盘掌控，但金钱势力怪诞地扭曲美国政府政策的事例，几乎每周都被披露出来。”
中产阶级强大的比较和谐和富裕的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必须由合适的政治举措来创造，整个过程通常需要三四十年到五六十年。这一点，应该给我们以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