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人类创新贡献了多少？ ZT

董洁林


16世纪中期，欧洲文艺复兴进入末期，而科学革命刚刚开始。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开始来到中国，他们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科技成就。这让在宋代之后几百年间日渐衰败而仍自以为居世界之中心的中国振聋发聩，也激发了中国人重新学习科技的热情，但西方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快了。

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标志欧洲科学革命的开始，在科学革命的带动下，18世纪中叶波澜壮阔的工业革命在英国启动，随之产生了人类经济发展的量子跃迁：世界人均GDP从1750年的178元，到2000年的超过6500元，增长了几乎37倍。图1蓝线显示了从公元元年到公元2000年世界人均GDP的变化，可以看出，人类的经济成长在最近的250年几乎是垂直向上。图1红线显示了同时间段的世界人口变化，一些影响人类发展的主要历史事件列举其中。经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发现，人类前250万年所创造的财富，只占人类总财富的3%，而工业革命以来250年所创造的财富，则达到97%。

为什么人类经济在最近两百多年产生如此奇迹般的巨大跳跃？西方历史学家通常会描述这样一个故事：14世纪的文艺复兴启动了新思维的解放，15世纪的大航海拓展了人类文明的疆域，16世纪启动的科学革命奠定了技术革命的基础，17世纪初资本市场的出现延伸了社会金融活动的空间，同时期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政治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让新势力崛起，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虽然目前的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学说很难完全解释这个现象，但许多学者从这个历史发展轨迹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元素──“创新”（Innovation）。

在这个工业和信息革命的精彩故事中，中国几乎完全缺席了。交织着骄傲和自卑的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问：作为文明古国，我们对世界创新史有什么样的贡献？

最近一段时间，我带着一些学生对世界科技发展史做了系统性整理和学习。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从人类几千年浩瀚的文明史中，选出1000项最重大的创新发明，同时选出200项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做成数据库。这是一项很具有挑战的工作。人类创新源远流长，创新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创新（例如一项医药和一项信息技术）很难比较，即使是同一类东西，评判和比较其重要性也缺少客观和定量的标准。在学习和研究了几十种不同版本的科技史书籍和年谱之后，我们小心翼翼地推出了人类重大历史创新数据库（第一版）。希望这个数据库的建立，能够回答一些与人类创新有关的问题，包括不少中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占人类20%人口的大民族，中国人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了多大贡献？

我们选择的创新项目分布在九个大类别：材料、能源、居家、医药、信息、交通、军事、生产和测量，入选项目列举的是首创地区和日期。图2显示的是所选择的人类历史上的1000项创新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前三名是美国（36%）、英国（14%）和德国（6.8%），中国位居第四，占总数的6.1%。

对于人类在科学方面的成就，我们也小心选出了200项（与创新项目完全不重复），包括重大的科学发现、方法和理论。图3显示各地区历史上的科学成就分布。科学贡献排在前三名的是英国（23%）、美国（20%）和德国（10.5%）。而中国仅录得两项：墨子的小孔成像（约公元前400百年）和《九章算术》（约公元前150年）所使用的“负数”。

虽然不同国家和时期的历史学家对创新和科学项目的选择采用的是主观方法，结果也不尽相同，但综合很多版本所得出的数据仍然会告诉我们很多有意思的信息。与中国相关的可小结为如下几点：

1. 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占比为6.1%，比欧美相去甚远，但与几大文明古国希腊、埃及、印度、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等相比，在总数上略为优胜。如果考虑人口和时间基数（由于历史上人口数据不准确，疆域也不确定，很难得到准确数字），中国的成绩单不会这么好看。

2. 中国历史上的创新项目，主要在两个时期：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之后的中国创新引擎几乎完全熄火。

3. 从创新类型来说，中国人的贡献包括著名的四大发明，还有不少居家用品（丝绸、茶叶、陶瓷）、农用工具和天文观察工具等。而在近几百年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这两个人类创新的大项中，中国完全缺席。

4. 中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十分黯淡（仅占1%），不仅与英、美、德以及欧洲诸国相差甚远，较其他文明古国也相形逊色。

在对人类创新、科学成就以及中国所作的贡献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不禁会生出更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人的科学成绩单如此难堪？为什么中国创新主要在春秋战国和唐宋时期？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启动、欧美发展而中国完全缺席？信息革命根自哪里，又将走向何方？……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将沉入历史文献，穿越时空到世界各古代社会一探究竟，然后与您慢慢分享我的发现和感悟。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