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6）
大动荡中的杨子明一家
杨子明一家和我相识多年，两家来往也比较多。在六四以后，我曾经和他们家有多次接触，每次都谈到一些与当前形势和六四有关的问题。为了阅读方便，特把与他们一家人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谈话，辑录在一起，并命名为“大动荡中的杨子明一家”。
一、杨子明在饭桌上的闲谈（89年6月19日）
昨天中午老杨夫妇来我家，大家共进午餐。
饭桌上，谈的都是当前的形势和北京的屠杀、逮捕。老杨是省税局的办公室主任，省税局所主办税务刊物的主编。他平日讲话不多，但别人讲话他听得非常专注。每次他们夫妇来我家，总是他妻子讲话，他在一旁沉默不语。可是他发现妻子讲话太离谱时，总要插上一句，来纠正妻子的偏颇。老杨妻子刘阿姨是小学教师，任教三十多年，属心直口快那种女性，而且有点世俗气。刘阿姨首先问我家在武汉读书的大儿子的情况如何。我把大儿子在六四事件前后的来信中写的内容，向他们夫妻简单介绍了一下。接着，刘阿姨提起她的女儿，说：
“我家小茜从海南打长途电话到家，对她爸爸讲，不要相信电视和报纸上那些宣传，全是假的。她爸爸怕电话有人监听，为了她的安全，就说情况都了解，你不用讲了。她还说，哥哥不要在家死守着，在家里死守着就一辈子完了。要想办法出去找生活……”
杨小茜是1988年从中南化工学院毕业。她在学校入了党，并当了系学生会主席。分回省城以后，通过走关系，在铝镁设计院找到工作，她的男朋友小姚则安排在省环保局。小茜在铝镁设计院尚未报到上班，就自己活动到省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到这个公司，她一上班就被派到海口。在那儿干了一段时间。又把男朋友小姚带到海口。小茜的哥哥杨兵在文革中长大，生不逢时，没能像妹妹小茜那样好好读书，他很早就进厂当工人。八十年代初期从工厂出来，开始边进补习班，边做生意。小茜觉得哥哥在这个穷乡僻壤没什么前途，所以在电话里交待，希望他哥哥出去闯闯。
老杨夫妇曾经去海口看望过小茜与小姚。回来以后谈到那里的情况时，把那里年轻人唱的歌子向我们介绍过，大意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全国人民都爱“大团结”，吃喝嫖赌改不了，改不了！
老杨在饭桌上讲完，平日十分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老杨在我心目中，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干部，每天认真读报，认真学习文件，专心致志领会中央精神。从不讲出格的话，做事讲原则，而且喜怒哀乐不形诸于色。我觉得与那些平庸的官僚不同的是，除了勤学好思以外，他还善于耐心倾听对方的观点，很少打断别人的讲话。总之，我认为他是个当大官的材料。可是，由于他亲哥哥在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当团长，毛泽东时代自然入不了党，也就提不了干。八十年代，血统治和唯成份论不提了，老杨才终于入了党，提了干，当了省税局的办公室主任，省税刊的主编。从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上看，老杨当省税局的局长也不是干不了，但因没后台，没关系，只好一直呆在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上。
没想到，平日谨言慎行的老杨跑了一趟海南，回来以后，竟然在饭桌上也幽默起来。要是过去，这种玩笑，他是绝不会轻易讲的。
有一次，他女儿小茜从南方回来，谈起广东和海南的腐败和黑暗，小茜说，中国没有希望，要发展，还是出国，到发达国家去。
老杨听了，严肃地说，青年人还是应该有爱国主义精神，不能盲目崇拜西方。小茜瞅了一眼她老爸说，您要到广东，海南走走，您就会了解实际情况了。您不能老是呆在办公室里学文件、看报纸，您这样长期下去，思想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脱离时代。
老杨笑了笑，没和女儿争。不过，老杨终究是个好学深思的人，通过大量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特别是他亲哥哥从台湾回来探亲时的彻夜长谈，使他知道台湾社会的变化很大，国民党也不是原来的那种样子，特别是在台湾人眼中，他们是如何看待大陆的整风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以及大陆搞得十年文化大革命……通过兄弟之间的交谈，他渐渐从报纸社论和红头文件的话语牢笼中解放出来，开始用新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一些问题。
记得，他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
他说，他有一位战友，在文革期间曾经和自己的好朋友议论林彪，对林彪说了些不敬的话，如说林彪样子就像个奸臣，靠吹捧毛主席往上爬等等。他这位朋友回家后，觉得这些议论有问题，心想，他这些话我听了如果不向组织汇报，到时候暴露了，我也跑不了。经过一番思前想后的思想斗争，他就找到党组织，向领导一五一十地汇报了。结果这位议论林彪的战友被抓起来判处死刑。消息传来，那位向组织汇报的好友大吃一惊，没想到他的举报竟将好朋友送上刑场。他从此日夜不安，吃不好，睡不好，良心的谴责使他无地自容。于是，他想到自己害了好朋友一家，活在世上还有什么脸见人，心一横，便上吊自尽。而那位被判死刑的战友，还未来得及执行，林彪机毁人亡事件就发生了，于是这位战友反倒被无罪释放。
老杨讲完完以后，又说报纸上讲，四人帮时期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他又说，看来过去搞的那套愚忠，也是不符合人性的。听了他这些发自肺腑的真话，我觉得他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确实有很大进步。
饭桌上，他把头些日子报上通缉的高自联头头的名字、年龄、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等，都一一说出。我十分佩服他这种惊人的记忆力，随口开玩笑：“我们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部长恐怕也没你记得这样清楚吧？”
谈起这次学生运动的失败，我认为学生运动领袖在决策上的成功是绝食；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在赵紫阳到天安门去看望绝食学生后，及时理解赵紫阳讲话的含义，做出撤离天安门的决定。假若能在那天撤出天安门，邓小平和李鹏等强硬派就没有理由再实行戒严。还有个时机，就是戒严部队被北京市民成功地阻止在市郊时，五月底撤出天安门，也不会演出这个历史的大悲剧。当然，这样讲，有些事后诸葛亮。不过，学生领袖不懂政治斗争，不了解共产党，确实是事实。
老杨对我的看法没表态，他接着自己的思路说，邓小平召集那些决策人开会时，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们有分歧。现在问题是，我们还退不退？究竟要退到什么地方？可见对待学生运动，调集军队，最初不一定是考虑马上下手。而是没有退路以后，或者说，几个强硬派不愿意做出妥协的情况下，才动手的。
另外，老杨还说，赵紫阳
看来，老杨这些分析，是相当深入，也是很有道理的。从这些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老杨是非常善于思考问题的。
饭后，我问老杨，你们的省税局的领导态度如何？他说，看得出来，他们内心是同情学生的，但他们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议论。那么中层干部呢？他说，有些年青人在会上直接表示支持赵紫阳。比如有位副主任，他是五三年生人，他说，历史将证明赵紫阳是正确的，而且不要很长时间。我们这些人都能见到这一天。老杨说，这话也不是没有根据，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不是最初也定为“反革命事件”吗？过了不到十年，就翻过来了。
二、小茜与小姚的醒悟（89.7.4）
老杨的女儿小茜与她的男朋友是在大学读书期间相识的。在毕业前，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因此他们一道分到我省。小茜的朋友的叫小姚，是内蒙呼和浩特人，瘦瘦的，给人一种十分沉稳的印象。小姚在学校是学生会干部，共产党员。小茜在大学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系学生会主席。小茜和小姚就是在学生会工作中结识的。小茜在学校参加过英语演讲比赛，写过小说，也喜欢读诗和写诗，在入党志愿书上曾经写下过虔诚的话语。每年暑假或寒假回家探亲，他能和列车员搞好关系，来回可以免费坐卧铺。据她母亲讲，有个列车员曾经打过她的主意。
“这怎么可能呢？”她母亲说。
是呵，一个身材容貌如此出众的女大学生，一个大学生眼中的校花，难道会喜欢一个列车员？这又不是外国电影中的浪漫故事。
毕业之后，小姚为了这个江南姑娘，来到我省。通过小茜父亲的关系，小姚进了省环保局，小茜进了铝美设计院。小茜学的是化工，但她不太喜欢铝美设计院，便自己想办法调到有色冶金进出口公司。报到后，没多久，上级便派她去海口。在那里，当时泡沫经济正加速膨胀，人们赚钱很容易。于是，小茜又写信喊小姚也去海口，小姚办了个留职停薪，很快便去了那里。
当两个人在海南地区混了几年之后，回来探亲时，我曾经与两个年轻人聊过天。小姚告诉我：
“海南省的人是非常野蛮的，到处呈现的是愚昧和落后。比如东方那里有金矿，大陆上的人去开采，全部被当地人杀害，一个也不让你活着出来。现在这些金矿的老板就是当地的县领导和公安部门。”
小茜接着说，在当地饭馆里，那里有些人当着许多人，就把脚放到桌子上。看那样子，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女孩子乘出租车，常常遭欺负：要么是敲你竹杠，要么是动手动脚侮辱你。你斥责他的无礼，他还要动手打人！
小茜又讲，中国没什么希望。各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中，起码有一半多是高干的裙带关系。在共产党统治下，你就别想当大官，只能当受气的官。大学毕业时，我还很天真，以为努力工作，就可以有前途。到社会上一看，逐渐认识到自己想得太天真、太幼稚了。你比如，邓小平的儿子和陈云的儿子，在深圳都有御花园别墅，有保镖。你说，现在的天下是谁的天下？
又比如，开始我认为，经济活动要讲信誉，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谁管你什么信誉？能多捞就多捞，只要把你钱弄到手，哪管你家破人亡？到处是弄虚作假，到处是贪污受贿……共产党已经烂透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这就是两个八十年代毕业大学生的心态，而且是两个在大学便入党当干部，按常规应该是党的事业接班人的真实思想。对他们来说，八九学潮和六四事件，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只有我们这些处在封闭状态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才感到意外和震惊！
三、杨兵说：“他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临死前大干蠢事！”
(89.8.14)
小茜的哥哥叫杨兵，比小茜大个一两岁。
昨天上午，在文化宫的楼上，遇到杨兵。他握着我的手，笑眯眯的，仍是当年那种纯朴可爱的样子。我们大概有一两年没见面了。
“听你父母讲，你在搞矿产生意？”他父母说他是“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快”。七八千买的摩托车，骑了不到一年就丢了；上千的照相机，说丢就丢……
不过，十多年前他还是电机厂一名不满二十岁的工人。八十年代初，在私人办的培训班里读了几天书。然后留职停薪下海闯荡，很快成了万元户。应该说，小伙子还是很有头脑的。
我和杨兵认识，是在八十年代初。那是在一个私人办的“培训班”里，当时四人帮刚倒台，百废待兴，恢复了高考，年轻人心里充满了求知的饥渴。有些头脑灵活的人抓住这个时机，在街上随便贴几张招生广告，就有一些被文革耽误了读书的青年人去报名。其实，办学人往往不是搞教育的，他们既没教室，又没教材，无非是到高校去请个老师，或者到文学期刊编辑部请个编辑，到办学人家里去上课。我当时被聘上课，办学的就是这种人。他交待的任务就是：
“随便讲，谈文学，谈创作都行。”
记得，我当时给他们讲的题目是“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介绍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当时名噪一时的作品。在办学人并不宽敞的客厅里，密密麻麻坐了二十多名学员。给我印象最深的学员就是杨兵。他那时大概不到二十岁，是学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在我讲课时，他坐得直直的，两只不大的眼睛眨也不眨，一直盯着我。显然，我讲的东西使他非常感兴趣。
讲完后，休息时，他就问我，我讲的那些作品到哪儿去找？看来，他很好学，希望进一步了解我提到的那些作品。既然他感兴趣，我便设法把他所要的那些文学作品带来，借给他读。就这样，我们师生之间的友谊就开始了。
杨兵给我的印象不仅是好学，样子纯朴，而且非常聪明伶俐。他到我家来还书，或者是来询问文学方面的问题，见我洗菜做饭，他总是主动帮我的忙。我当时家里吃水要到前面院子里去提，他见我水缸里水不多，总是帮我把水缸提满。通过杨兵，我认识了他的父亲杨子明，他的母亲刘阿姨，他的妹妹杨小茜。
杨兵的父亲是省税局的处级干部，自学成才的税务专家，他母亲是小学教师。从父母的愿望来说，是希望他读书，最好是能考大学。但杨兵终究是基础太差了：文革开始，他正在读小学。小学毕业没多久，就去工厂当学徒工。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才开始有了求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社会上一些青年人痴迷文学，杨兵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读了一些文学作品之后，也想写东西发表。最后，考大学的愿望没能实现，却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在省外某报上发表出来。
也许是文学这条路走起来太艰难，也许是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大潮更具诱惑力，总之，杨兵下海经商了。究竟做的是什么生意，他父母也不甚清楚，总之还是赚了些钱。
“这两年，我经常在外边跑。”杨兵把我带到文化宫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旁，对我说，“六四大屠杀前后，我恰好在广州和深圳。”
“那里的情况如何？”
“现在那里查得很严：凡是年轻人，只要看样子像大学生，公安、武警就要查看身份证、工作证。如果证件不全，样子可疑，就抓起来关起。等查清楚你不是学运领袖，才放人。你想，从珠海到澳门，只要会游泳，一游就游过去。我在那里看了看，游过去就是房子和大街。不像深圳到香港，中间要经过罗浮桥，过去是一片开阔地。六四以后，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经过香港、澳门跑出去了，就是为了躲避共产党的大搜捕……”
我问他广州的经济情况如何。
他说，六四以后，外国和香港在内地投资的大企业，有不少已经关闭。譬如深圳的嘉年印刷品公司，是香港人投资建的，技术相当先进，可以说是一流的。我们外省有不少人去印过年历和画册。全公司的雇员加工人共二千六百多人。六四以后，公司经理宣布关闭工厂，结果导致二千多人失业。还有大亚湾的核电站，是美、英、法、日、中五个国家联合建造。现已进入三期工程。六四以后，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停止贷款和供应设备，工程只好停下来。现在只有日本提供的一个机组运到大亚湾。其它国家要求中国停止逮捕和镇压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否则就暂停贷款和设备供应。所以，中国的经济形势很糟，危机四伏。为了稳定人心，报纸、电视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那么北京的情况如何？”我问。
“在北京，可以这么说，从大人到小孩，没有一个不恨邓小平和李鹏的。当然，那些老家伙如杨尚昆，姚依林等人也不例外。过去，北京人有句口头语，说‘骗你是孙子！’或者说‘骗你是狗娘养的！’现在改成：‘骗你是李鹏！’可见李鹏在北京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了连孙子都不如的人了。有的工人还骂他是‘野杂种！’至于邓小平，北京人说，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何以见得呢？”我有些吃惊。
“你看他接见军以上干部时，要站起来，都很困难，旁边的人赶紧去扶他。讲话时，手都发抖。而且要有人提醒他，他才接着往下讲，说明他已经不行了，老糊涂了……”。
“我看他精神抖擞，讲话时还不断打手势，比当年毛主席接见布托时要强得多。”我不同意他的看法。
“你还没看出来？”杨兵说，“他是打了强心针，吃了兴奋药才出来接见军以上干部的，不然是不会那么有精神的。”
“这恐怕是你的猜测吧？”
“咳，我在北京时，人们都这样讲。你不信就走着瞧。”停了停，又说，“邓小平这次算彻底完了！他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干不了少好事，也深得人心。没想到，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临死前大干蠢事。这下子，他原来留给人们的好形象全被自己破坏了，成为一个历史罪人，保证遗臭万年！”
真没想到，十年前还是个天真幼稚的少年，经过几年的时间，已经变得如此有头脑，如此老练了。
四、老杨家的讨论（89.10.20）
走进老杨家，见刘阿姨和她女儿小茜正在把切好的萝卜丝串起来，往阳台的铁丝上凉。旁边是李阿姨的亲弟弟，某中学的理科教师。屋里彩电开起，但没人注意屏幕上的节目。六四事件以后，几乎家家都对电视上的节目不再感兴趣。
当我们正谈论当前的清查运动时，老杨下班走进来。老杨穿着税干制服，显得很年轻，也很精神。老杨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聊了几句，然后说，他去了两次北京：一次是税务工作会议；一次是学术讨论会。最近学习江泽民的讲话，整整学了一个星期。
“有什么体会？”我问。
他说，现在看来，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确实是放松了思想教育工作。当代这些青年大学生只知道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发达，生活好，可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起点低。现在的青年人没一点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只知道金钱万能。人家外国也不是这样，人家工作是工作，玩是玩，人家的敬业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当代年轻人对马列主义连学都不学，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
小茜听到这里，马上说，我爸爸思想太正统，根本不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对当代青年也缺乏理解，这种代沟是没办法的……
老杨听了女儿的话，很平静，对女儿的批评并不在意。他仅仅说，也不能说根本不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只是那些社会阴暗面，知道的少些。
小茜说，我们这些人刚走出大学校门时，可以说是一心想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并没想到要赚大钱，要出国。想的主要还是如何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为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干一番事业。可是一到社会上，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海南，在广州，看到的都是人人千方百计找钱，也不管手段是不是道德。有人利用关系，在银行贷出款来，大肆挥霍，吃喝嫖赌。哪管你是不是人民的血汗。另外，你想出国，只要有钱就行，根本就不困难。不管是海关，或是政府机关，公安部门，只要有钱就能买通一切掌权的人，连海军都是如此。
老杨说，腐败现象是存在，在改革开放中是在所难免的。可是作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能因此就放弃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
“我凭什么要有牺牲精神？” 小茜有些激动，毫不客气地反驳老爸，“莫非我为那些镇压学生的人去牺牲？为那些特权阶层去奉献？为那些大肆挥霍人民血汗的人去奉献？我才不是憨包！”
刘阿姨的弟弟刘老师一直没言语，这时忍不住说，过去，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说没有信仰，也不能说没有牺牲精神。那时我们从内心深处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马列主义是真理，共产主义是理想。而且相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改革开放以后，一打开国门，才发现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像我们过去宣传的那样。相反，人家的日子比我们好过；而我们自己却生活在贫穷落后之中。你说，这时我们还能相信过去宣传的那一套吗？另外，一搞改革开放，不说是全部，至少是相当一批干部乘改革之机，大肆地以权谋私，更不提高干子女搞官倒赚的那些钱。这种情况下，再提爱国奉献，像曲啸讲的那套东西，谁还听得进去？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还觉得很滑稽，很可笑。特别是经过六四事件，更没人信这套东西了。
小茜接着她舅舅讲，你说大学生不爱国，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喊“铲除腐败，打倒官倒”，他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升官？还是为了要发财？还不是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民族的振兴？可是这种爱国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还说青年学生不爱国。我现在想明白了，反正他们有权，宣传机器在他们手里，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说你“动乱”，你就是动乱。说你是“暴乱”，你就是暴乱。他手里有公安武警，有军队，想抓谁，还不是随便扣个帽子就行。你老百姓讲的，符合他的胃口，没事；不符合他的胃口，你就是进行“反革命煽动”，就是要“颠覆政府”……总之，你只有不动脑筋，百依百顺，不和他唱反调，这样你就没罪了。所以，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是自由多和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统治下，是自由有没有的问题。
老杨说：“你没在国民党时期生活过，你怎么知道？”语气中对女儿有些不满。
“人家都这么说，莫非还是假的？”
“这种道听途你也信？”
“我咋不信？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让我不能不信。”
“你们这些年轻人，出国又出不去，在国内满脑子自由化思想。我真担心你们早晚要犯错误。”老杨语重心长。
“你给我两万块钱，我保证能出去。”显然，小茜在广东和海南混了两三年，对那边的情况相当熟悉。她又安慰父亲说：
“你放心，我在单位不会谈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党小组会上我更是装哑巴。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才不会去冒傻气……”
“她奸得很！”刘阿姨笑眯眯地看了一眼小茜，不无赞赏地说，然后又得意地笑了。
刘老师说，知识分子头几年刚刚可以说几句心里话，现在又不能讲了。只有在家里和好朋友之间才讲几句真心话。
我说，的确。你不当伪君子，你不说假话，在我们这种的社会里，确实很难活下去。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只有扭曲自己的人格，才能生存，才能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在专制主义社会里，是无法实现的。
小茜说，可不是吗？专制主义统治下，造就的要么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要么是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老杨默默倾听我们的发言，内心深处似乎也很难找到什么道理来反驳，在无奈中他提出：莫非提倡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也不应该？
小茜毫不妥协地说，爱国有罪，我不敢爱国。无私奉献，让那些高干和他们的子女先奉献。我奉献，老百姓能得到什么好处？还不是都进了那些特权阶层的荷包?
话题转到六四事件。老杨说，当时别无选择，要么是共产党垮台，要么是动用军队。不过，天安门广场确实没死一个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就是不利于党和政府的传闻和谣言，人们一听就信，一信就传。人们都热衷于小道消息……
我们三人则认为，这要从专制主义政治搞新闻封锁，对老百姓一贯采取瞒和骗上去找原因。刘老师说，假若天安门清场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录相，并且允许他们依新闻法独立报道，那么事实真相就一清二楚，而且没必要反复解释和说明清场时到底死没死人。
一直旁听的刘阿姨插进来，她说，这就像一男一女关在屋里，把门锁起，把窗帘放下，过了半天时间，两个人说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是在学毛选和邓选，没干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你说老杨，谁能相信这种鬼话？你没干坏事，为什么把门关上，把窗帘也放下来，不让人看？谁会相信你的鬼话？
我赶紧开玩笑说，我们老杨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人家可是非礼无言，非礼无行，走得端，行得正，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是经得起检查的，是光明正大的。
小茜把话题又扭转回来说，没死人，哄鬼？人家从天安门广场跑回来的大学生，亲眼看见有人被打死，血都溅了她一脸，还撒谎。就像鲁迅文章中讲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还有，康华公司才五千万的问题，谁会相信？！
我说，在没有新闻监督的情况下，这样一个不得民心的政府，它所说的一切，即使是真实的，人们也不会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倒霉的是政府。这就是古人所讲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让我们慢慢走着瞧吧……
老杨一脸沮丧，叹了口气说：五十年前，北京人民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五十年后，北京人民千方百计阻止解放军入城，最后不得不动用机枪坦克，真是让人想不通……
五、杨晓茜的近况(89 .11 .26)
大学毕业刚刚踏入社会两年，她便觉得自己认清了社会的真实面貌，而六四事件则像催化剂一样，使她在大学里建立的人生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彻底走向破灭。从而她对这个社会不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她告诉我：
“我虽然在理论上不行，说不出所以然，但我的悟性好。”
她最近刚从海南回来，说她带了不少报纸，有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还有三月份的经济导报。
“我过两天打开箱子，你想看，就来拿。”她说，“里边还有吾尔开希的讲话。”
我问她，这些东西好带吗？
她说，没关系。连录相带都可以带，把盒子去掉，往西服口袋一放，他查得再严，也能混得过去。我有个朋友就有这种带子，她就是从香港带进来的。每天那么多人入关，他不可能仔细检查每个人。这个录相把北京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场拍得非常清晰……
我问，你一个人独来独往安全吗？不是说海南那边的社会秩序很糟吗？我心想，像你这样年轻、漂亮、身材这样苗条的女孩子，在海南也好，在广东也好，都是相当惹人瞩目的。
她笑了笑说，没关系，胆子练出来了。我乘出租车，都是叫敞蓬的。不然他把你拉到什么地方，你也不清楚。上车以后，我装作无所谓，很老练的样子。对方一看，就不敢轻易暗算我。弄不好，他还以为我是个便衣警察呢。说完，她自己笑了。
我问她海南近况如何？听说外国的经济制裁直接影响到海南的开发。
小茜说，据我观察，比六月份我离开海南时要好些。不过，海南的开发也是一哄而上，好多人的钱来得容易，挥霍起来也就不心疼……
话题转到她熟悉的商贸领域，晓茜说，在外贸中，贿赂成风，要总公司批许可证，不送钱是办不到的。过海关，更是要送礼、送钱。有的开口直接要茅台。她说，我承包经营的商店，本可以像别的商人那样，卖些伪劣商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赚大钱。可是想到自己还年轻，为了几个钱，弄得灵魂变质、人格堕落就不好办了。想来想去，还是坚持文明经商，遵守职业道德，但这却赚不到大钱……
她告诉我，她现在经常写诗，把自己的孤独、烦恼、失望，以及心灵的伤痛，都写进诗里，写完，心情就似乎好一些了。她说，她想现在赚点钱，想办法出国去看看。“只要有钱，出国护照买都买得到。”她说得很肯定。
我问她的男友小姚在干什么。她说，在海南的一个大公司里当总经理。她春节后准备去那里和小姚一道干，挣几万块钱，想办法出去……
谈到形势，她仍然认为中国没希望，现代化搞不上去。她说，上边想搞廉政建设，能建设起来吗？没有新闻监督，没有民主制度，大吃大喝、行贿受贿照样，红头文件还不是哄鬼？
“大吃大喝报得到账吗？”我问。
她说，谁那么傻？把现金都上交？各部门各单位都有小金库。有了小金库，随便吃喝，发奖金，只要头头签个字，白条子也照样报。我的工资才一百多，不虚报冒领，不额外发奖金，日子怎么过？头头也一样，仅凭工资他也没法活。
“这次治理整顿可能还是有些效果吧？”
“有啥效果？”她说，“胆小的去坦白，胆大的照样捞。没办法。”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我，在一个不足25岁的小姑娘面前，提了这么多天真、幼稚的问题，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可笑。
晓茜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尴尬和难堪，接着她的思路，又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她有一个朋友，是四川财经大学金融系的系主任，人很年轻，也就三十岁左右，在学潮期间，他一直支持和同情学生们的民主运动。六月四日以后，形势发生变化，要搞清查运动，他不愿意留在学校里再说那些违心的话，唱那些口是心非的高调，更不愿意去整那些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就毅然抛弃很多人羡慕的系主任职务，主动提出留职停薪，到海南去闯。晓茜说，我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她又说，我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所谓的献身精神，或者说殉道精神，并不欣赏。这实际上是一种被利用。她认为应该享受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
后记：杨晓茜一家移民美国
九十年代初，杨晓茜与母亲和弟弟决定经商，去办酒家。她父亲老杨说：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花了多少钱？不干自己的专业，去开酒家，那不成了商人了吗？女儿说，您当您的国家干部，我们当我们的商人，只要遵纪守法，也不会给您丢脸。
老杨见女儿和妻子主意已定，也就没再说什么。
晓茜辞去公职，办了一个“丛林酒家”。六四镇压之后，恰逢特权阶层弹冠相庆和大吃大喝的年代。丛林酒家花高价请名厨，从鸡鸭鱼肉到猴头乌龟，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于是，门前车水马龙，达官贵人进进出出，在丛林酒家尽享美味佳肴。真没想到，生意竟然越做越红火。
有工商或税务干部上门来敲诈勒索，没关系，杨晓茜的父亲在省税局尚未退休，打个电话，托个朋友，事情很容易就摆平。
有地痞流氓来骗吃骗喝，或来滋事挑衅，这也没关系。晓茜的弟弟在派出所有“铁哥们”，逢年过节红包加烟酒，绝不会忘记给派出所的那些哥们送。平日，酒家一旦有事，一个电话，不到十分钟，骑着摩托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马上赶到。气势汹汹的民警一进酒家，老板随手一指，地痞流氓马上被手铐铐上，押回去一顿毒打，再拘留两天，再嚣张的地痞流氓也要乖乖低头认罪，保证下次不再去丛林酒家惹是生非。
晓茜的母亲刘阿姨具体监管厨师和服务员，包括采购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等等。刘阿姨腰园体胖，声大气粗，样子也像个老板娘。她对手下人，包括那些送菜送肉上门的商贩，两句话不对头，说吼就吼。手下人谁想偷懒耍滑，很难逃过她的眼睛；送菜送肉上门的商贩，倘以次充好，短斤少两，那她板起面孔绝不客一气——说退货就退货，说罚款就罚款，求情也白搭。她说，要办好酒家，要赚钱，心慈手软，那是不行的。做买卖，那可不是教书。
晓茜的酒家，真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生意自然越做越红火。每天赚的钞票是大把大把的地数。不到三四年功夫，银行的存款就达到六七十万。
晓茜名义上是经理，但具体管事则是她母亲和弟弟。有次我路过丛林酒家，进门看见晓茜妈在忙里忙外，晓茜却坐在办公桌后，两耳带着耳机，我还以为她是在听流行音乐，可是又一看，桌上放本英语书，她正在学英语。我当时还以为她要报考研究生，后来才知道，她是在为出国做准备。闲聊几句，她说，她想和小姚分手，原因是性格合不来。我说，感情这东西太复杂，只有自己才清楚。不过，双方再冷静地考虑考虑，也有必要。
大约一两年后，她人不知鬼不觉，飞到美国去了。
据她父母讲，她是经济移民。把七八十万人民币换成美元，打到美国纽约，和一位副省长的女儿，一道赴美。到美国后，边读书，攻学位，边做生意。至于和小姚的关系，她父母告诉我，已经分手了。她在北京给小姚买了一套房子，好说好散，没有子女，干净利索。
再后来，老杨退休，晓茜把父母接到美国纽约。除了弟弟杨兵暂留国内，举家飞到异国他乡，去过另一种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