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01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蒂拉克表示，当屋价快速攀升时，收入被重新分配，从买房自住人士的口袋流进房地产发展商、收租屋主和金融界的口袋，也因此拉大我国的贫富差距。胡渊文 报道
yuanwen@sph.com.sg
屋价的快速上涨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屋价的长期增长速度应该和国人的收入增幅保持在同样水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蒂拉克（Tilak Abeysinghe）昨天在2014年新加坡经济政策论坛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并指出我国的屋价还有回调的空间。
他说，当屋价快速攀升时，收入被重新分配，从买房自住人士的口袋里流进了房地产发展商、收租屋主和金融界的口袋，拉大我国的贫富差距。
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买房者可以选择卖出市区的房屋来套现，并在郊外买一套价格更低的房子，屋价的上涨能让他获益。但在新加坡，买房人士没有这样的选择。
屋价的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幅，也意味着人们可以用作消费的钱减少了。
反映本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过去10年从0.457上升至0.463，2012年曾达到了0.478。虽然去年的系数稍微回落，扭转了自2009年以来节节 攀升的现象，但按照国际标准，0.4以上的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多为0.3。
蒂拉克认为，在长期范围内，屋价的增长速度应该和收入增幅相一致，也就是约4％，屋价增长如果超过这个速度，就不健康了。
他说，我国的屋价还未回调到长期收入增长的趋势。
从2009年至2013年期间，我国的私宅价格上涨了约60％，这相当于每年12％的复合增长率。过去四个季度，私宅价格累计下跌3.9％。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金融管理局主席尚达曼日前指出，我国私宅和组屋价格自2009年开始大涨后，还没取得“实质的回调”。他说，如果每次房市在大涨之后没得到实质的回调，长此下去房地产价格将跑得比家庭收入的增长还要快，这是应该避免的。
蒂拉克也说，导致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国人力市场的两极特性。在我国，大公司顶尖人才以及低端劳动力市场都面临激烈的竞争——对顶尖人才的渴求推高了总裁级别人士的薪金，但低收入劳动力市场却因为外劳的加入，压低了薪金。
我国有能力面对外界风险
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新加坡代表杰弗里·希南（Geoffrey Heenan）昨天在论坛上致辞时说，全球经济下滑的风险越来越明显，包括地缘政治恶化、风险息差逆转，以及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加。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增长 停滞或增长潜力低下，而新兴市场的增长潜力则下滑。
希南并不太担心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放缓，因为这是政府重组经济的结果，政府能够根据情况作调整。
他认为，面对外界风险因素的威胁，我国有缓冲能力，例如大量的外汇储备和良好的财政状况。至于国内风险，因为外劳政策收紧导致的人力成本上涨以及竞争力下滑，我国政府有调整政策的空间。
新加坡经济政策论坛由新加坡经济学会（ESS）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主办。
国大经济系副教授： 屋价快速上涨将扩大贫富差距
2014年11月01日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蒂拉克表示，当屋价快速攀升时，收入被重新分配，从买房自住人士的口袋流进房地产发展商、收租屋主和金融界的口袋，也因此拉大我国的贫富差距。
胡渊文 报道
yuanwen@sph.com.sg
屋价的快速上涨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屋价的长期增长速度应该和国人的收入增幅保持在同样水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蒂拉克（Tilak Abeysinghe）昨天在2014年新加坡经济政策论坛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并指出我国的屋价还有回调的空间。
他说，当屋价快速攀升时，收入被重新分配，从买房自住人士的口袋里流进了房地产发展商、收租屋主和金融界的口袋，拉大我国的贫富差距。
在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买房者可以选择卖出市区的房屋来套现，并在郊外买一套价格更低的房子，屋价的上涨能让他获益。但在新加坡，买房人士没有这样的选择。
屋价的上涨速度超过收入增幅，也意味着人们可以用作消费的钱减少了。
反映本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过去10年从0.457上升至0.463，2012年曾达到了0.478。虽然去年的系数稍微回落，扭转了自2009年以来节节 攀升的现象，但按照国际标准，0.4以上的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多为0.3。
蒂拉克认为，在长期范围内，屋价的增长速度应该和收入增幅相一致，也就是约4％，屋价增长如果超过这个速度，就不健康了。
他说，我国的屋价还未回调到长期收入增长的趋势。
从2009年至2013年期间，我国的私宅价格上涨了约60％，这相当于每年12％的复合增长率。过去四个季度，私宅价格累计下跌3.9％。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金融管理局主席尚达曼日前指出，我国私宅和组屋价格自2009年开始大涨后，还没取得“实质的回调”。他说，如果每次房市在大涨之后没得到实质的回调，长此下去房地产价格将跑得比家庭收入的增长还要快，这是应该避免的。
蒂拉克也说，导致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另一个因素是我国人力市场的两极特性。在我国，大公司顶尖人才以及低端劳动力市场都面临激烈的竞争——对顶尖人才的渴求推高了总裁级别人士的薪金，但低收入劳动力市场却因为外劳的加入，压低了薪金。
我国有能力面对外界风险
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新加坡代表杰弗里·希南（Geoffrey Heenan）昨天在论坛上致辞时说，全球经济下滑的风险越来越明显，包括地缘政治恶化、风险息差逆转，以及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加。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增长 停滞或增长潜力低下，而新兴市场的增长潜力则下滑。
希南并不太担心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放缓，因为这是政府重组经济的结果，政府能够根据情况作调整。
他认为，面对外界风险因素的威胁，我国有缓冲能力，例如大量的外汇储备和良好的财政状况。至于国内风险，因为外劳政策收紧导致的人力成本上涨以及竞争力下滑，我国政府有调整政策的空间。
新加坡经济政策论坛由新加坡经济学会（ESS）和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