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8 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一些学生打死，北京许多中学都发生了老师被学生打死的惨剧。在男六中，一校工因出身问题被几个造反派学生用一壶壶开水活活烫死。原女附中的一位老师后来回忆文革时说：“打人的很多都是原来的好学生。”
“好学生”瞬间变成暴力、残忍的“魔鬼”令人费解。的确，聪明、爱思考的学生容易被极端的论点吸引，要强的学生更是事事不甘落后，但是，打人、杀人就越过了人性的底线。当然，越过底线的远远不止中学生，大部分文革“战果”更应该归咎于成年的“魔鬼”(例如[1]，[2])。一声“造反有理”，顿时“魔鬼”遍地，对自己的同胞大打出手。先打“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再打“走资派”，然后互相打。“武斗”的双方都是革命群众，谁怕谁呀？于是真枪真炮齐上阵。好像只有人头落地，才算是“革”了文化的“命”。
文革前，“魔鬼”们就是常人，每日上班上学，买菜做饭洗衣服，关心的是养家糊口、考试升学。文革过后，“魔鬼”们就像从一场邪恶的“梦游”中醒来一样，恢复理智，又变回常人，似乎忘记“夜里”都干了些什么“好事”。问题是：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有些正常人、甚至好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变成“魔鬼”？
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想想“二战”时期“德国鬼子”和“日本鬼子”的暴行，再看看身边一起工作的德国和日本科学家，很难将他们与“二战”时期的“魔鬼”长辈联系在一起。
几个月前读了“斯坦福监狱实验”[3]。这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Zimbardo 博士设计并实施的真人实验，其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囚犯和狱吏的心理，为改善监狱管理提供心理学依据。结果实验变成了对人性的探讨：
“好人在邪恶的位置上会如何表现？
人性是否能战胜邪恶？”
这个实验也许能够回答上述问题。
1971年夏天， Zimbardo博士通过一则广告征求参加监狱实验的志愿者，共有70多人响应。经过个性和心理调查， 24名身心健康的男性大学生入选，参加每天挣15刀、为期两周的实验。这24个年青人被随机地分成两组：一组为囚犯，另一组为狱吏。应该强调的是，入选的志愿者都是正常的年轻人；被分配当“狱吏”的志愿者并不是体型高大、性情暴虐的人。
然而，实验的实施却逐渐演变成“狱吏”对“囚犯”的虐待。到第6天，“囚犯”们的处境已明显地属于人身和心理侵害。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干预下，实验提前结束了。这些作为“囚犯”的志愿者们在几十年以后的回忆中还说，至今难以忘怀当时所受到的身心折磨。
我们可以从Zimbardo博士对实验的两点分析，找出与文革有类比意义的地方。
第一：人的“魔鬼”性。通过观察“狱吏”们在实验中的表现， Zimbardo博士发现有1／3的“狱吏”变成对“囚犯”充满敌意，随意侵害、羞辱“囚犯”的“虐待狂”。他们对手中的权力感觉超好，因而对实验提前结束感到失望。令Zimbardo博士惊讶的是，这类“狱吏”的表现不是实验前的个性和心理调查所能够预测得到的。
人具有“天使”和“魔鬼”的两面性。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理性的条件下，大多数正常人的“魔鬼”性被抑制或掩盖，人们甚至没有“魔鬼”性的自我意识。在某些条件下，当人们因为军事、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的变化发生而变化时，特别当相对强弱变得悬殊时，有些“强”人的“魔鬼”性便会膨胀起来。这种膨胀并非一定要受到人的主观意志左右。正如一个“狱吏”后来所说的，实验以前从来不知道自己也有阴暗的一面；在实验过程中，他也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任何不妥，而只是在努力地扮演着“狱吏”的角色。
第二：体制的重要性。即使有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正常人不变成“魔鬼”。Zimbardo博士的实验设计即没有违法、也没有违背学校有关用真人实验的规章制度，而侵权行为却在正常的体制下、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发生了！不仅是“狱吏”们，就连研究人员和大多数观察者们都没有察觉到侵权现象。
首先是实验设计本身有缺陷：（1）为了让“囚犯”产生心理震撼而设计的一系列情景，给“狱吏”造成“囚犯”低人一等的印象，导致“狱吏”认为可以随意践踏“囚犯”的权利。（2）“狱吏”们没有任何训练、也无成文的具体规则可循，实验者让他们自己建立“监狱”制度。“狱吏”们仅仅被告知“只要能确保‘监狱’的秩序，就可以有限度地做任何事”。这使得一些想象力丰富的“狱吏”们极其灵活地运用手中的权力。
其次是制度本身有缺陷：整个体制，包括学校的规章制度、实验设计者（即Zimbardo博士本人）、研究人员，都忽略了“绝对道德标准”或者“普世价值”观：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人权的保障应该超越国家、种族、性别、宗教、经济、学术、以及政党。从这个意义上讲， Zimbardo博士承认，他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是不道德的，尽管他的初衷并不是要侵害“囚犯”志愿者。作为“始作俑者”，Zimbardo博士认为自己应该受到责备、并为侵权行为负责。他在书中对所有的志愿者表示了道歉，包括作为“狱吏”的志愿者，他们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也留下了心理创伤。（当时美国的民事诉讼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因此Zimbardo博士没有被起诉。）
既然正常的社会都不能保证人们一定从善如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非正常社会会给人类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当一个社会强调阶级之间的关系必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又给一部分人以专政的特权，就是将人分割成政治上的“囚犯”和“狱吏”，就是鼓励剥夺“囚犯”的权利。即使没有文革这一类非正常事件的发生，也会发生对生命的摧残和对人权的践踏。文革进一步宣称“囚犯”罪大恶极，又将更多的人划为如此定义的“囚犯”，再把没经过训练的群众发动成“狱吏”，给他们以“横扫一切”的权力，“公检法”又被砸烂，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混乱的监狱！
人性能够战胜邪恶吗？2010年的电影《The Experiment》，是一部极度夸张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其中有位“囚犯”志愿者甚至被折磨至死。有意义的是：在电影的结尾，实验的设计者，因为制造侵害的环境，又没有及时阻止侵害的发生被送上法庭，从而面临“过失杀人罪”的起诉。
也许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减少邪恶。
[2] 陈宝德，李学超：“阳江‘乱打乱杀事件’始末”《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pp56-57,2014.
[3] Zimbardo, P.， “The Lucifer Effect: understanding how good people turn evil”,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