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5.16 通知 。
5月25日，
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他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名义在北大食堂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6月1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引发全国性造反运动。
6月2日
康生到北大支援聂元梓，赞扬其发表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6月3日
在京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召开中央会议，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
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工作组的镇压在各基层单位引发了不满情绪，
6月15日，毛主席乘专列离开杭州，当日到达江西南昌住了一晚。
6月16日，专列直奔湖南长沙。在九所三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来到湖南韶山滴水洞，直至28日，隐居11天。
6月28日，到了武汉。直到7月16日，才正式公开露面。
７月８日 在武汉时，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除秘书徐也夫外，王任重曾阅原件，周恩来后也曾阅此信。
7月16日 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一个多钟头（65分钟）。
7月18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主席一回到北京，康生、陈伯达、江青就去见主席。
24日晚8时半，毛主席在丰泽园召开会议。李雪峰和吴德参加了。没有通知少奇、小平。
7月25日主席召集会议，仍然以工作组为主要议题，又和缓地讲了若干道理。
8月1日至8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举行第十一次全體會議 在北京举行。
8月10日晚7点多钟，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南海西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他向大家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和一些同志谈了话，向欢呼的群众问好，并伸出双手，和簇拥的人们紧紧相握。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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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举行第十一次全體會議。
会议期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並附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由当日会议印发。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正式全文发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67-8-5 报纸所刊发全文：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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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