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
每当徐泽宁路过天安门广场时，他都会抬头看一眼天安门上悬挂的巨幅头像。多少年了这幅头像挂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人来人往的广场和人流车流汹涌的长安街。此刻，夜幕低垂，一颗金星悬挂在那幅画像后面，闪烁着飞机尾灯一样的光。黑色的奔驰车在金水桥边驶过，画像在车窗外一闪而逝，他回过头来，对坐在身边的老四感叹了一声：
你还记得吗？想当年我们在这里等待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那时百万红卫兵聚集在广场上，到处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是举着毛主席语录的手臂，到处都是欢呼海啸，简直震耳欲聋。那种狂热我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
我怎么不记得，老四点头说。那时我们就站在金水桥下，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你把我举到肩膀上，让我看得清一些，还不断问我看见毛主席了吗看见毛主席了吗？
十六年一晃而过，真是弹指一挥间，徐泽宁说。人世沧桑，难以预料。我们当初的那些革干军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谁也没想到后来被打成联动关起来，也谁也没想到再后来竟然成了黑五类分子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更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又能翻过身来，重新组成了社会的最上层。
当年我家被抄家，父母关押在牛棚，要不是大哥你冒着风险收留我，让我住在你家里，后来带着我去陕北插队，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呢，老四说。
你还记当年陕北插队时的陈志宏吗？徐泽宁问老四说。
怎么不记得？老四说。他前一段找我，让我帮他介绍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做女朋友，正好邓妈妈那边说有个部长的女儿年龄快三十了还没有合适的对象，我给志宏介绍过去了，他又说有女朋友了。
你觉得志宏这人怎么样？徐泽宁问老四说。
人不错，有才能，学问大，也义气。就是有时有点儿书呆气，好较死理儿。大哥你怎么想起他来了？
他经常来找我，我们还是挺谈得来的，徐泽宁说。恰好我喜欢的一个女孩，跟他的女朋友都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住在一个宿舍。
伯母前些日子还跟我打听你有没有女朋友了呢，老四说。伯母很着急，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三十一了，不能总惦记着事业不顾家，也该想想自己的婚姻了。咱们的圈子里，就没有一个你看得上眼的？
那些人我不放心，徐泽宁说。她们公主病都太厉害，而且一个个都太复杂太能干，将来都是爱惹事生非的主儿。我想找一个单纯一点，简单一点的人。我已经看好了一个人，就是她年龄太小，现在有点儿不好意思跟她讲。我想等一等看一看，等等再说。咱们不谈这些了。今天晚上在朴方家里的会你觉得怎么样？
我还正想问你呢，老四说。朴方请你出山，你怎么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辞了？你看我下海这两年，奔驰都有了，你怎么还甘心坐团委这清水衙门啊？而且，怎么把朴方的面子都给驳了？
徐泽宁看着夜幕里车外闪过的人流和车流，心里回想着晚上的会，没有说话。晚上在邓朴方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红色权贵子弟的聚会，在京的几十名出身显赫的红二代受到邓朴方的邀请，共商为残疾人协会筹办康华公司的事宜。作为邓小平的长子，而且年龄比在座的红二代都大，邓朴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老大，一言九鼎地敲定由俞正声担任康华的总经理，由徐泽宁担任康华的副总经理。而徐泽宁，竟然以没有商场经验，恐怕不能胜任为由当场婉拒了。在座的高干子弟们都惊愕了，谁都知道进入康华公司的高级领导层，受到邓朴方的赏识，将是仕途上飞黄腾达的一条魔毯。谁都没有疑问康华公司在邓朴方的荫庇下几年后将成长为成为比中信和光大更大大公司，会成为天字第一号大公司，这么一个跟随邓朴方平步青云的机会他竟然放弃了。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并没有为难他，只是笑笑说，泽宁既然不愿下海，我们也不要勉强他了，让他做他喜欢的事儿吧。
老四，你做买卖还不明白，我们这些人从小受的教育都是要捍卫父辈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哪里有什么经商的经验和真本事，徐泽宁沉思了一会儿才对老四说。我们这些不懂商业的人，要赚钱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利用价格的双轨制平价进高价卖，一个是走后门办批文。这两件事儿都是我不爱做，也不能做的。我要是去了康华，在其位尽其职，就得为康华谋福利，就得做这两件事儿，就得打着我爸的招牌。那些人看在我爸的面子上帮了我，回头就会找我爸帮着办事，这样不就把我爸给牵扯进去了吗？我不能把我爸的名誉给坏了。我爸妈从小就对我们管教很严，立下了规矩，说我们家的人不能从商。
这点我不能苟同，老四看了徐泽宁一眼说。朴方的公司不能说是从商。在朴方的公司里，是既从政又从商。大哥，你就别拿大道理忽悠我了。看大哥这么胸有成竹的样子，一定是有了自己的安排了，我猜得对吧？
老四，咱们自家人，我就不瞒你了，徐泽宁微微点头说。团中央最近在号召支援边疆，我已经跟王兆国谈了，相应团中央号召，准备去西藏。拉萨市缺一个副市长，已经有人给我推荐过去了，我准备先去西藏干一段再说。
西藏，高原缺氧，那多苦啊，老四说。不过副市长这个职位比舞蹈学院的团委书记重要多了，也是从政的一个不错的起点。大哥眼光看得远，我相信大哥的选择是对的。
老四，你经商也小心点儿低调点儿，徐泽宁说。赚点儿钱可以，别太贪。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邓老爷子的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只怕走到最后会两极分化，那时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到时恐怕要拿一批为富不仁的开刀才能平民愤。咱们底下说话，朴方的康华公司，一开始就这么高调，进去的都是高干子弟，恐怕最后也不好收场，非惹出祸来不可。
大哥说得对，老四说。我会小心的。你看今天会上这些人了没有，基本是兵分两路，一路下海从商，一路从政，有的家里哥俩一个经商一个从政。大哥志向远大，又不怕艰苦，就好好清廉的从政吧，红色江山还要靠大哥这样的去捍卫。我们这些耐不住寂寞的就去经商赚点儿小钱，今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办的，大哥一句话的事儿。
你知道我从来不需要钱，也不缺钱，徐泽宁笑了一下说。国家给我的工资，住房和福利就足够了。政治斗争最容易抓住的把柄是什么？就是经济问题。我跟你说吧，现在的中国，邓老爷子太强，一言九鼎，众望所归，没人敢反对。邓老爷子百年之后，后面的人没有邓老爷子的实力，只能依靠各个势力集团，在各个势力集团之间维持平衡，一定无法随心所欲地控制局面。那时各个势力集团有恃无恐，贪污腐败一定会蔓延，社会两级分化是必然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一个强人出来，惩治腐败，扭转乾坤，把社会拉回正道。这个强人必须要行得正，立得稳，清廉，有头脑和手腕，根正苗红，有根基和实力，既能得到高干子弟们的支持也能得到一般老百姓的支持，才能有压得住群雄的底气，掌控得住局面，也敢于在世界上争霸。
天降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老四说。只有大哥这样的雄才大略的人才配担当大任，也只有大哥这样的我们才能信得过。你就放心去西藏吧。对了你说的那个在中芭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靳曦，徐泽宁说。你问这干什么？
大哥去了西藏，我来替大哥照顾她，给大哥解除后顾之忧，老四说。要是有人追她，我把他们打跑。要是有人欺负她，我来保护她。她需要什么，我给她解决什么，保证在大哥回来的时候让她保持原样。
你别给我添乱了，徐泽宁说。感情不是买卖，你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
徐泽宁的左手扶在车门的把手上，一只脚迈出了奔驰的车门，黑色的皮鞋踩到了舞蹈学院教学楼前的硬硬的水泥地上。由于刚下过雨的缘故，水泥地上还带着湿痕，旁边花圃里的草叶上也滚动着水珠。他弓着身子低头钻出车门，在灰色水泥地上直起身子来，反手关上了黑色铮亮的奔驰车的后门。老四在窗内向他挥了一下手再见，随后跟司机说了句什么，宽敞的奔驰车在夜幕里沿着寂静的马路向着校门方向驾去。
已经是晚上快十点了，教学楼前的马路没有一个人，只有风摇动树叶的沙沙声，显得很安静。随着夜的脚步声，徐泽宁踏上了石砌的台阶，拉开教学楼的大门，走进了楼内。团委办公室就在一层，今晚还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白天一天都在团中央忙事情，晚上又去邓朴方家，一天了都没来得及回自己的办公室，所以他让老四把他放在了舞蹈学院。徐泽宁走到楼梯口时，突然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大提琴奏出的如泣如诉的悲伤的音乐声。是圣桑的《天鹅》。他想起来，今天是靳曦来教芭蕾舞系跳《天鹅之死》的日子，难道这么晚了，靳曦还在教学生们吗？
徐泽宁没有去自己的办公室，而是沿着楼梯跟随着音乐声往上爬，一直爬到了三楼。他沿着三楼的走廊走去，在楼道尽头的练舞厅外停下。从玻璃大窗户向里面看去，他看见靳曦正在里面带着几个学生跳《天鹅之死》。靳曦穿着芭蕾舞短裙，足尖在舞台上交替地移动着，大臂和小臂波浪一样地起伏着，光洁而修长的脖颈挺直着，像是在静谧的湖水里游荡的一只纯洁美丽的天鹅。大提琴奏出的缠绵悱恻的音乐，一个个微弱的音符顺着窗户飞出来，撞击着楼道的墙壁。他隐身在楼道的暗影里，凝神地看着靳曦。玻璃窗内，靳曦的手臂随着音乐上下起伏着，足尖缓慢地移动着，像是一只受了伤濒死的美丽天鹅。
徐泽宁已经在天桥剧场看了不下十次靳曦的演出了，每一次都让他感动和心动。缠绵的音乐，完美的舞蹈，带着悲伤的美丽的容颜。当音乐声和舞蹈停止之后，他在窗外本能地举起了双手，想鼓掌却又让手停在了半空。他不想打搅她，也不想让靳曦知道他在窗外看着她。他看见靳曦走到录音机旁，把磁带倒回去后，开始放一下停一下，让学生们跳着分解的动作，不时地帮着学生纠正着动作。练舞厅房顶上的管灯散发出柔和的青白色光，照在靳曦的头上和身上，让她的青春的皮肤显得更白，更洁净，更有光泽和更有弹性。他仔细地观察着她，端详着她的头发，额头，眼睛，鼻子，下巴，脖子，胸脯，手臂，腰，腿和穿着舞鞋的脚，像是在欣赏一幅绝美的油画。靳曦的目光有一瞬间向着窗外瞥来，像是发现了有人隔着玻璃窗在观察她一样。他赶紧把身子往暗影里躲了躲，不想让她发现。靳曦的目光收回去，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现一样地继续纠正学生的分解动作去了。他有些想离开，但是发现双脚像是被钉在了走廊的地板上，无法挪动。
自从第一次看见靳曦的《天鹅之死》，徐泽宁就喜欢上了这个水一样纯洁透明，天鹅一样美丽的女孩。靳曦唤醒了他对初恋的萍萍的记忆，似乎觉得萍萍重新活了过来，灵魂就附在靳曦身上。徐泽宁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对徐泽宁和兄弟姐妹家教很严，不让他们到外面去跟别的孩子瞎跑乱闹。虽然出生于红色家庭，但是母亲从小就教育孩子们要简朴和勤奋，徐泽宁和兄弟姐妹的身上一直没有养成高干子弟惯有的那种骄奢和跋扈的风气。从幼儿园到中学，他一直在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长大，初中时去了四中，圈子里一直都是高干的子女。在初中时，徐泽宁经历了自己的初恋，喜欢上了萍萍。萍萍让他体会到了那种倾心的纯洁的爱，那种依恋和情意绵绵，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快乐。文革抄家时，萍萍的自杀给他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创伤，让他一直没能走出来。在陕北，许多女知青都知道他的背景，喜欢他的人里面不乏年轻美貌的人，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动心过。徐泽宁知道他不属于陕北的贫瘠的大地，他属于更广阔深蓝的天空。回到北京之后，徐泽宁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和工作上，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的爱情和婚姻。直到不久之前，母亲跟他认真地谈了一次话，劝他该谈一个对象，并且准备把一个副总理的女儿介绍给他时，他才感到是该考虑自己的婚姻的时候了。
徐泽宁不喜欢身边的高干出身的女孩们，觉得她们几乎毫无列外地染上了公主病：矫情而又复杂，带着一种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没什么的劲儿，爱发脾气，对男的颐指气使。靳曦的质朴，清纯和温柔像是混浊的空气里透进来的一股清风，让徐泽宁一下就喜欢上了她。靳曦的眼睛看他的时候，眼里带着一种纯真的信赖，就像是萍萍看他一样。萍萍的脸上有一点雀斑，鼻子略微大一些，个子矮一点，皮肤没有靳曦白，身材也没有靳曦好看。
徐泽宁隔着窗户仔细地看着靳曦的正面，侧面和背面，看着她的优雅的动作，美丽的面容，瘦俏优美的身躯，细长的柔情似水的眼睛，长长的卷曲的睫毛，禁不住从心里感叹靳曦真是一个完美的女孩。徐泽宁打听过了靳曦的背景，知道她的生母是苏联著名舞蹈演员娜佳，生父是靳凡，养父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从小在普通家庭里长大，对芭蕾具有超凡的天赋。厌倦了身边经常看见的娇生惯养，颐指气使的高干子女，他觉得靳曦这样的女孩就是他梦想里的最完美的妻子：单纯，简单，善良，美丽，温柔。
徐泽宁看见靳曦的目光又一次向着窗户瞥来，好像发觉了有人在阴影里隔着窗户看着她似的。他轻轻退后了几步，离开了窗口，转身向着楼梯口走去。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靳曦肩上挎着装着舞群和舞鞋的小旅行包，迈下了楼梯的最后一阶。马上就要到五四青年节比赛的时刻了，学生还有几个动作经常出错。她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学生跳的舞不是很满意，晚上一直不厌其烦地给学生纠正动作，不知不觉已经十一点了。
教学楼的一层很安静，所有的办公室都黑着灯，只有靠楼梯不远处的一间办公室还亮着灯。她知道那是团委办公室。她第一次来舞蹈学院的时候，就在那里见过徐泽宁。徐泽宁的简朴的办公室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条简陋的长办公桌，上面摆着一部电话机，一个茶杯，一些本子和笔。办公桌后面是一把旧了的木质椅子，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启功写的宁静致远的书法横幅。一个黑色的保险柜立在墙角，旁边是两个堆满书的书架，书架旁边是两个大窗户，窗户下是掉了油漆的老式暖气水管。办公桌前的不大的区域摆着几把木质椅子，一个报刊架子，墙上是一块黑板。徐泽宁的办公室连沙发都没有，还比不上靳凡的办公室。
舞蹈学院的学生们基本都是她的同龄人，教课之余，她们跟她一起聊天，给她讲了一些徐泽宁的故事。她们说徐泽宁一点也不像别的高干子弟那样张狂，而是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对每个人都很好。他做事认真，好读书，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办公或者读书到深夜。她们说徐泽宁三十一岁，风华正茂，知识渊博，谈吐恢弘，幽默风趣，潇洒成熟又富有个人魅力，靠着天生的卓越的领导能力把学校团委的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所有的女生都公认徐泽宁是最富有魅力的白马王子，团委书记只是他仕途上的一个台阶，一个起点，而且看他这么清廉和严于律己的样子，一定是志向高远，前途不可限量。她们说徐泽宁总是穿着一套简朴的蓝色制服，制服兜上插着两杆钢笔，理着短短的平头，就像是校园里别的行政人员一样。只有当一辆黑色大红旗轿车驶入校园来接他的时候，或者当一些高级轿车停在校园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些达官贵人一样的人来拜访他的时候，别人才能知道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她沿着一楼走廊蹑手蹑脚地走到团委书记办公室外面，想看看徐泽宁这么晚了在做什么。她本来就对徐泽宁抱有很强的好奇心，听舞蹈学院的女孩们这么一说之后，觉得好奇心更重了。办公室的门关着，窗户上装着百叶窗帘，灯光从窗帘缝隙里射了出来。她屏住呼吸，弯腰把头凑到窗户上，从窗帘缝隙里看进去，看见穿着蓝制服的徐泽宁坐在办公桌后面，右手拿着一只钢笔，在面前摊开的一本灰皮书上画着道道。
她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徐泽宁，看见他的眉毛很粗很黑，眼睛不大，黑眼瞳，单眼皮，脸颊消瘦，鼻子有点儿塌，厚嘴唇，宽肩膀，胸膛很鼓，手腕上带着一块粗大的手表，胳膊上的肌肉凸出，像是一个干过体力活儿，很有力气的人。他没有明宵那样英俊帅气，但是比明宵显得粗壮，成熟稳重，而且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英气。
徐泽宁看起来读书很认真，在皱着眉头思索，一边思索一边在书上画着，有时在书页的空白出写几个字。她看见他在办公桌后站起来，在桌边来回踱了几次步，眉头紧锁着像是在思考着什么，随后拿起了桌上的一盒烟，从里面抽出了一根烟。他把烟叼在嘴里，从兜里掏出了一个粗大的防风打火机，大拇哥推开打火机的盖子，随后按了一下打火机。打火机里蹿出了一股底部带着蓝色的明黄色的火焰。他低头把烟点着，合上打火机，把打火机塞回兜里。他重新坐回到桌边，伸手把桌上的烟灰缸拉过来，在烟灰缸里弹了一下烟灰，继续埋头读书起来。
她直起腰来，扭身打算悄悄离开的时候，没想到肩上挎的小旅行包撞了窗玻璃一下，发出了砰地一声响。虽然响声不是很大，但是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异常清晰。她吓了一跳，挪动脚步想赶紧离开时，就听见屋内徐泽宁的声音说：
谁？
随着徐泽宁的说话的声音，她听见徐泽宁向着门口走来。慌张之中，她停住了脚步，不知道是该赶紧逃走，还是假装有事来找徐泽宁。她正在不知怎么做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开了，灯光从屋内流泻了出来，徐泽宁粗壮的身体出现在门口。
是你啊，小曦，徐泽宁有点儿吃惊地说。这么晚了，才教完？
嗯，有几个动作她们做得不太好，一直在给她们纠正来的。她尴尬地用手拉着旅行包的带子点头说。刚才下楼梯，正准备回宿舍，看见你的屋子还亮着灯光，就想走过来看一眼。
到屋里来坐一会儿吧，徐泽宁说。正好有一件东西要交给你。
给我的？什么东西？她疑惑而又好奇地跟着徐泽宁走进办公室说。
徐泽宁把一把椅子拉到办公桌前，让她坐下，随后绕到办公桌后，坐下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印着俄文的精致的深蓝色礼品盒。他把礼品盒放在桌面上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套俄罗斯套娃。他一个一个地把套在一起的套娃打开。外面最大的套娃上画着一个女芭蕾舞演员，里面套着一个小一点儿的男芭蕾舞演员，再里面套着一个更小的女芭蕾舞演员，然后是一个更小的男芭蕾舞演员。套娃一共三十二层，最里面是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小女孩。
哇，怎么这么多层啊？她惊奇地看着摆在桌上的三十二个画工精致的套娃，惊奇得合不上嘴。你从哪里弄来的？
去苏联访问时在莫斯科大剧院里的礼品部买的，徐泽宁摆弄着套娃说。你芭蕾跳得这么好，母亲又是苏联人，就送给你了。你看见这上面画的芭蕾舞演员没有，据说每一个都是莫斯科大剧院里跳过《天鹅湖》主角的演员。最前面的这一个最大的，上面画得是乌兰诺娃，后面是玛雅普里斯卡娅，还有一个，这个，上面写着娜捷日达。娜佳就是娜捷日达的昵称吧？应该就是你妈妈，你看像吗？
啊，真的是我妈，画得太像了。她俯身仔细地看着套娃上的画像，眼里闪着泪花说。这份礼物太难得太珍重了，谢谢你。我要把它带回去让靳凡和爸爸都看一看。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能做点儿什么吗？
舞蹈比赛就要开始了，比赛最后有十来分钟是给评委们统计的评分结果的时间，我想穿插一两个节目，免得大家等待时焦心。徐泽宁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到时给大家跳一支芭蕾？不要跳《天鹅之死》，其他任何都可以，也不用准备，挑一只自己拿手的随便上来跳就行，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完全可以，她点头说。我最喜欢的是跳《卡门》，还有一条很漂亮的波斯米亚红裙，到时我穿着红裙去跳好了，我可以选一段只有五六分钟的。
那太好了，徐泽宁伸出手说。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徐泽宁把套娃一个个重新摞起来，放回到礼品盒里，把礼品盒交给她。她把礼品盒塞进旅行包里，问徐泽宁说：
你看什么书呢，刚才看你看得聚精会神的。
吉拉斯的《新阶级》，徐泽宁把桌子上的灰皮书递给她说。内部书店买的。
她看着徐泽宁递给她的书，看见是一本装帧简单，只有灰色的封面，上面印着《新阶级》和作者的名字。
内部书店？什么是内部书店？她一边翻着书一边问徐泽宁说。
正军级以上的高干才能进入的书店，在北海那边的西绒线胡同，徐泽宁说。里面都是不对外发行的参考书籍。我是拿我爸的借书证进去的，里面的政治书是灰皮书，文学书是黄皮书。我每隔一段去里面看看有什么新书没有，买一些书回来。灰皮书是我自己读的，黄皮书是送人的。插队的时候我们就读过《铁托传》，《格瓦拉日记》，《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和《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书，对我们那一代人有很大影响。志宏前一段到我这里来，从我的书架上借走了好多书。我还把我爸的借书证借给了他，他自己跑内部书店去买了一次书。
怪不得，志宏最近去我们宿舍的时候，老拿着几本灰色封皮的书在读，她说。谢谢你的礼物，你还在这里忙吗？我要回去了。
是该回去了，都十一点多了，徐泽宁看了一眼腕子上的手表说。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怪危险的，刚才我妈打电话来，说已经让司机老杨在外面等着我，我让老杨顺道儿送你回中芭吧。
这样合适吗？我还是自己做公交车走吧，她犹豫地说。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给我们舞蹈学院加班这么晚，送你一趟理所应当，徐泽宁说。你要非要做公交车，我就做公交车去送你。
那好吧，她点头答应说。
徐泽宁锁上团委办公室的门，带着她走出教学楼。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沿着楼前的马路悄然地驶过来，在徐泽宁面前停住。徐泽宁拉开后车门，请她先进去，随后自己也坐了进去，关上了车门，叮嘱司机老杨先去芭蕾舞团。又一次坐在大红旗的舒适的皮座里，她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跟她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她从小就梦想自己是一个住在红色城堡里的小公主，城堡外面是蓝色的大海。现在，从大红旗轿车的半透明的车窗里向外望去，她仿佛觉得自己坐在城堡的窗口，在看着远处的蔚蓝色的大海。
最近芭蕾舞团怎么样？徐泽宁问她说。
不怎么样，她说。《红楼们》演出效果不好，《祝福》怕不叫座，也没有排练，舞团里的几名大牌演员走了，一个去了香港芭蕾舞团，两个去了美国，还有一个去了欧洲。原来排练的《吉赛尔》上级单位一直不让演出，现在演吉赛尔的女主角也走了，去国外了。靳凡在发愁以后怎么办，演员们也有些人心惶惶的。
为什么《吉赛尔》不能演？徐泽宁好奇地问。那不是一部很好的古典芭蕾舞剧吗？
说是反对精神污染，不能演，她说。
真是太可笑了，徐泽宁说。这部舞剧跟精神污染一点儿也不沾边，再说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不也都过去了吗？你别担心，我明天找人问问文化部和中宣部，看看能不能放行《吉赛尔》。
那也没用，她说。演《吉赛尔》的女主角已经走了，去香港了。
你可以主演啊，徐泽宁说。你跳得这么好，中芭前一段演出的芭蕾舞集锦，你的《天鹅之死》最受欢迎了，受到的好评最多。我先问问中宣部和文化部，要是可以演《吉赛尔》的话，我想靳凡也会很乐意让你来演《吉赛尔》主角的。
不行不行，她摇手说。中芭里面且轮不到我呢。
这个你不用管，徐泽宁说。这是中芭领导考虑的事儿。听我的，人的一生只有几次机遇，能够主演《吉赛尔》，对任何一个芭蕾舞演员来说，都将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中芭用人之际，启用新秀很正常。你要跳得好，别人都会心服口服的。他们让你演，你别推辞就行。好了，我们到了中芭门口了，我不下去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
谢谢你。她感激地看了一眼徐泽宁，把车门推开说。
星期六早上门铃叮咚响了的时候，明宵正坐在楼上的卧室里做作业，一点也没有想到会是有人找他。他听见正在厨房里忙活的大妈匆忙走到门口，开门跟门外的人说了几句话后，随后对着楼上喊到：
明宵，简妮找你呢。
他放下作业本，穿着袜子跑下楼，看见简妮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短衫和一条白色的运动短裤，脚上是一双带着三条蓝道的阿迪达斯运动鞋，正在门口笑眯眯地往里看。
你想去旁边的森林小径里跑步吗？简妮问他说。
啊。。。好，明宵说。我去换一下衣服，你先屋里坐吧。
简妮的家离明宵的住处隔着几趟街，走路也只是六七分钟的距离。过去他们一起做项目，有时明宵去简妮家，有时简妮来明宵家，明宵的大爷大妈和表姐都认识简妮。简妮走进屋子，站在厨房边上跟大妈聊天，明宵跑回楼上去换衣服。
五分钟之后，明宵换上了一件黑色的运动衫和一条蓝色的运动短裤，脚上是一条白色的长袜子，走下了楼梯。
那我们去跑步吧，明宵跟简妮说。
伯母，我们去了，简妮跟大妈说。
早些回来，别太累了，跑会儿就歇会儿，大妈叮嘱说。
明宵在门口穿上一条白色的耐克运动鞋，和简妮一起走出门去。他在门口像是上体育课一样压了几下腿，把两只手指交叉摞在一起，弯腰用手去够脚趾头，抻了抻筋，随后两手扶在膝盖上，弓着身子让腿转了几圈，最后踮着脚尖活动了一下脚腕子。简妮只是腿向后，用手掰着脚腕子，掰了几下。
你们过去是这样做热身吗？简妮问他说。
就是，明宵说。要不把筋骨活动一下，腿就会越跑越沉，最后脚就抬不起来了。
他们沿着明宵家门前的行人道，向着不远处的山脚跑去。离明宵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小径，小径有两公里长，从一处停车场进，在不远处的空地出来，两边都是树木和岩石。
跑进森林小径，一股带着潮湿的春天气息迎面扑来。远处是绵延的群山，山峰在茂密的树枝间时隐时现。小径的中间是赤裸的土路，两边生长着绿色的短短的杂草，夹杂着往年腐烂的落叶的绿草向两边延伸开去，后面是一排排枞树，柏树，冷杉树和灌木丛。林木中间的空地上躺着几颗锯倒的树干，褐色的树干上长着深绿色的青苔和深棕色的蘑菇。
林间的空气清新，太阳照在远处的山峦，把山头照得明晃晃的，像是耸立的雪峰。山坡上荒凉的岩石和峭壁倾斜而下，构成一条条冷峻的线条。风从林间呼啸而来，带着山里特有的沁人心肺的清凉。小径里很安静，几乎没有人散步和跑步。他们跑过一段潮湿的沼泽地，看见一只褐色的浑身长满皱褶的小蟾蜍慌张地从沼泽里蹦到旁边的灌木丛里去。
他们一边慢跑着，一边聊着天，聊着学校里的课程和同学。跑了一圈之后，明宵已经感觉气喘吁吁，身上汗津津的。再跑一圈吗？明宵问简妮说。简妮的脸上冒着一层细小的汗珠，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红红的脸颊，点了点头。
第二圈跑下来，他们都觉得有些累了，在路边的岩石上坐着喘息了一小会儿。
再一个星期是我生日，简妮用手扇着风说。想下个周末的晚上在家里搞一个生日派对，请一些同学来。你有时间来吗？
周末的晚上我得去电影院打工，明宵想了一下说。真对不起，可能没时间去参加了。
不能换一下时间吗？简妮有些失望地问他说。
可能不太好，明宵低下头捡起地上的一个干枯的树枝说。谁都不愿上周末的班儿，周末比平时忙很多，不好找人换班。
啊，太可惜了，简妮皱着眉头说。
他们在岩石上坐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风从背后吹过来，吹得湿了的后背凉飕飕的。明宵在学校里比较沉默寡言，说话不多。简妮平时是个很能说的女孩，但是却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坐了一会儿之后，明宵打破了平静：
再去跑一圈吗？还是想回去？
我没劲儿了，简妮说。要不我们走一圈儿吧？
好的，明宵说。
他们沿着小径走了一圈。小径里偶尔有跑步或者散步的人迎面过来，跟他们点头微笑致意。
有一只野兔子有一次跑进我们家后院，不知怎么腿上受了伤，再也跑不动了，就在后院的一颗树下躺着，简妮边走边说。我爸把野兔子抱回家，带着野兔子去了诊所，把兔子的腿伤治好了。野兔子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平时圈在一个笼子里，有时我们把兔子放出来玩。野兔子总是跑到门口，想出去。后来，我爸带着我抱着野兔子来到林子里，把它放了。我爸说，它本来是野生的兔子，最好还是让它回到森林里。
也许它此刻就藏在哪块岩石后面，在听着你说话呢，明宵说。
从森林小径出来，他们沿着路边走着，先走到了简妮家门口。太阳金黄的光倾斜地照了下来，把房屋，树木和他们的影子拉在地上。天空带着温暖的淡黄色，风带着春天的气息温柔地抚过他们的脸庞。
周末你晚上几点到几点打工啊？简妮站在门口的台阶上问明宵说。
六点到十一点，明宵说。
那也许我们可以来电影院看电影过生日呢，简妮说。
酷，明宵点头说。下个周末有一部好片子，《芬妮与亚历山大》，是得了最佳外语片的瑞典片。
太棒了，我一直想看，还没机会看，简妮高兴地说。到时我带同学来一起看。明天学校见。
明天见，明宵跟简妮挥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