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住的小客人，暂住的大人物
舅舅曾工作在更大的水库上。那是个修建在中国的母亲河 --- 黄河上的水库。来自好几个省的民众曾经奋战在那里很多年。舅舅作为医生在那里获得了城市户籍。水库修成时，面对着工作地点转移的问题，他选择了回归农村。这样的选择，同那个时代很多因大型工程下马而不得不由城市户籍转回农村户籍的人一样，让他们的家人在忍受多年的分离之苦后，等来的是失望。
那个时候城市里不但不能再接受新人，就连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们也无法容纳。
前文提到的红卫兵们，在被毛主席他老人家接见过或者是他们的代表见过毛主席后，备受宠幸，他们冲进所有的机关，提着尚方宝剑，去打烂一个“旧世界”，好让一个“新世界”无障碍地立起来。在短短的两年（初中）或四年（初中加高中）毕业后，他们的革命情结持续高涨。农村的还好说，加入民兵组织，同父母一起劳动就可以了。城市里的却相当麻烦：每年几十万的毕业生堆积在各大城市的闹市上，团结在一起，组成各种帮派，精力充沛却无所事事 --- 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被他们打烂，瘫痪了，哪里还有工作的可能？毛主席对他们说：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红卫兵们便分散开兴冲冲地开赴各地农村。
我们村上接纳过十几个这种来自不同城市的“红卫兵”。来的时候， 他们大都只有十六，七岁。文革结束后，他们全部返回了城里。在农村，他们应该算是“暂住的小客人”。“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被称之为“知识青年”。拥有知识，多么自豪！但毛主席还说了的另一句话：“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种矛盾的陈述显然没有引起这些“知识青年”的警觉，使他们冷静一点，当他们来到村上时，那份自豪优越尽显。我们村上丝毫不敢怠慢这些毛主席送来的小客人，将这些他们视若上宾，在各方面给予他们优待：给他们盖了相对较好的房子；在农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欢迎这些食量惊人，正在长身体的青年的加入。
那个时候我太小，没能注意到太多这些“知青”和村上青年的区别。只记得每天傍晚，“知青”们屋前的空地上非常热闹，那里很亮。因为全村人都只能点煤油灯，而知青们有电灯。他们经常把灯拉到屋外，在门前的广场上跳舞唱歌，排练节目，让我们这些孩子很是有的玩。他们排练的节目都在批斗会上表演过。
那时候，我的父亲在城里的中学里教书，不知有意还是无意，保留下来几篇当年的“红卫兵”，也就是准“知青”们的作文。当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去农村实践过，有着在农村劳动的经历。文革结束后很久的一天，我们偶然翻出了这几篇作文，读起来真叫人忍俊不已。
一篇文中说作者和同学们一起到农村去积肥，也就是将粪肥运到田地里去。他们的任务是将一个厕所的粪水罐装到木头桶里，装到人力车上运到庄稼地里去。正常的操作是：一人在前面驾车掌控方向，几个人在后面推。推车的人只能把着粪桶推。那个木桶已经使用过很久了，显然从来没有清洗过，外面不免粘了很多应该装在里面的东西，味道很是不妙，外表更是尴尬地令人无处下手。贫下中农们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的呢？准“知青”偷偷地瞟了一下贫下中农。只见那些人各自手里捏一把麦草，若无其事地垫在木桶上，谈笑风生地推车。准“知青”顿时觉得羞愧无比：贫下中农们都不怕脏，我怎么怕？—— 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怪。身体上沾点污垢算不得什么，思想上沾上污垢才可怕！这么想着，他就坚决地挺身而出，勇敢地徒手去触摸那污亏的木桶，心中充满了自豪。然而，老天爷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赤诚，要给他更多的考验。不一会，那个倒霉的木桶竟然破了，一片木板裂开，里面的液体喷涌而出。茫然无措的准“知青”本能地四下里搜索着贫下中农，只见一个老大爷刚好看见了这边的情况，抓起路边的一捆麦草跑了过来。老大爷那急急的样子使准“知青”猛然回过神来：天呀，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革命”的时刻！顿时，王进喜只身堵井喷，黄继光舍身堵枪眼，欧阳海奋身冲向火车的镜头在这个准“知青”的脑海里打旋。他猛然醒悟，毅然决然地推开老农手中的草捆，用自己的臂膀去堵那个缺口。。。
“应该用脑袋呀！。。。”按照这个准“知青”的逻辑，连现代人都能替他想得到：在那么个“关键”的时刻，他还留着脑袋干嘛？
如果文革中有高考，这样的作文会不会得满分？
人类基本的感知，对于美丑的天然反应，怎么就这么轻易地被“时代的潮流”欺凌蒙蔽？更不要提什么人类的良知。。。曾经，在中国各地，有多少红卫兵们肆意殴打侮辱过多少跟他们毫不相干，与他们完全不相识的人？又有多少红卫兵将他们带铜扣的皮带抽向他们的老师？把他们的长矛刺向也同自己一样年轻，刚刚长成的他人的躯体？--- 仅仅因为他人一时站在了与自己对立的群体里，可能有着与自己不一样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 ？”。。。自己怎么可能有想法？自己只捍卫伟人！ 响应那个时代的召唤！
我们附近还暂住过一个“大人物”。他出生在北京的皇城根下，曾经焚香跪拜投师于中国国画大师门下。在抗战前那个人就已经成名。文革中他流落到我们那一带。来的时候，他已是一个薨薨老者，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以他的名气，不知道有没有退休这一说，他被分到一家生产日用杯盘碗碟的陶瓷厂继续劳动。他的妻子长年卧病在床，那点劳动的工资维持家用相当困难。画家纵然有浑身的本领，却生计无着：他的画不能出售！他的那些给他带来不幸的，资本主义的享乐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国画，能不再给他添乱就不错了。再说那个时代，也没有私人市场。他的技艺不能给他补贴一分钱。然而，画家本人似乎将这一切看得很淡，他学会了自己给妻子扎针用药；即使面对日常的杯盘碗碟，他也能在上面继续做他的画。。。无名小卒可以上门求艺；陌生人送来一点点粮食，他就给人家一幅画。。。
文革前后，教师极为缺乏。一些“知青”，包括农村的和城里来的，被调入学校当老师。春天一开学，“知青”放下锄头，拍拍身上的泥土，就从田地里走上了讲台。那时候，学校里的孩子们都野惯了：到地里面去支农 —— 也就是拾麦子，捡棉花，掰豆子等；到会场去表演——也就是参加大队，公社，县级的各种批斗会，进行跳舞，歌唱演出，化妆游行等；参加各个级别，各种项目的体育比赛等；还要每周出版报，开班会 ——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准备诗歌朗诵等等等等把孩子们的心都搞荒了，没有人在意到学校里来到底干什么？教室里的秩序一般都很乱，调皮捣蛋的学生很风光。初为人师的“知青”们根本压不住阵脚。记得小刘老师刚开始上课时，想让大家安静下来，他好开讲。有个叫小强男孩就是不听，哼着歌，背着手，慢悠悠地在教室里转。大家都跟着起哄。小刘老师没辙，就去追小强，想把小强抓住，把他摁到他的座位上。小强看着小刘老师追来，就在课桌间跑起来。。。两个人你追我跑，把教室里搞得热闹极了，同学们使劲拍手，给他们加油。小强干脆跑出了教室，但同学们还是知道一点纪律的，没敢跟着跑出去，大家都挤在窗户上，伸着脑袋往外看（那个时候的窗户根本就没有玻璃，只有窗框，脑袋可以伸出去很远）。小强很快就被小刘老师抓到了。毕竟，小刘老师比小强大几岁。小强回过头来和小刘老师扭在一起。看来他们两个人的劲还是不相上下，各自扭住对方的两只胳膊，头顶着头，支撑着，僵住了。。。这种局面，如何收场？
我们村上的学校建在一座庙宇遗址上，校园里有很多参天古树。古树下连鬼魂的故事都有，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小强和小刘老师就“顶牛”在这样的树下。突然，一个小蝙蝠娃娃，大概没能抓紧在古树上做窝的妈妈的肚皮，“啪”一下掉下来，刚好落在小刘老师和小强的中间，小刚从教室里跑出去，捡起了蝙蝠娃娃，递给小刘老师。。。小强就松开了小刘老师。
夏天，学校里有午休一个半小时。学生们在老师的监督下，躺在课桌或长条凳上睡觉。夏日的中午，教室里那么多人，一般都很热，再加上要躺着，有人就不免要把鞋脱下来。教室里常有一股怪味，让小王老师很难受。她找呀找，终于找到了怪味的根源，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她将一只鞋挑出了教室。。。
午休结束后，大家都收拾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上下一节课。小花却哭起来，她找不到自己的另一只鞋，急得哭了。这个时候小王老师才知道那只鞋的主人是谁，赶紧过来安慰小花说她知道那只的鞋在哪里。
小花没有时间猜想老师怎么会关心她的鞋，赶紧对老师说：“那，快点拿给我！”
这下，轮到小王老师做难了。午睡时，她挑着那一只鞋出去，随手一甩。不知是竹竿太长了呢，还是她用力太猛，亦或她甩竿的技巧太差，那只鞋竟然飞上了对面教室的房顶。
小花一听说她的鞋在屋顶上，大声地哭起来：“。。。你赔我的鞋！你赔我的鞋！你赔我的鞋。。。我就只有这么一双鞋呀！。。。”小花家里非常艰难，这个人人都知道。看着小花哭得那么伤心，小王老师也哭起来。吓得校长赶紧叫了好几个老师到村上快去找梯子。。。
绵绵的秋雨一下起来就是二十多天，非常讨厌。这个时候，天气骤冷，大部分孩子还穿着夏天的衣服。人们没有雨鞋，没有雨伞。。。有时候雨太大，一些人就把装粮食的麻袋对折套起来，顶在头上，披起来挡雨。披着这个东西很难看，也很丢人。孩子们一到学校就赶紧把它摘了，唯恐别人看见了笑话。但有一天，小东却不摘下来，上课了还披着。教室里，小王老师只作没看见，平静地讲她的课。小东后面的学生吃吃地笑，就等着老师收拾小东。见老师半天还没反应，就举手站起来说：“老师，小东的‘帽子’太高，把我挡住了，我看不见黑板！”
小王老师平静地说：“小东，你坐到最后一排去吧！”
三十多年后，当小王老师和一些当年的“知青”们再回到村上来看他们曾经渡过青春年少时光的地方时，小东感激地对小王老师说：“老师，那天，我好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