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回坛曾偶然说起过知青英雄金训华，说完后细细回想，发现在我认识或知道的知青中竟然有很多人有着和他类似的遭际，却没有他那样死后的哀荣。说远的，在黄山茶林场被洪水冲走的十三名知青里有我们学校的同学。一位去江西插队的和我同一年级的同学下乡不到三年，不知怎么溺水死在湖里。另一位去了黑龙江兵团的同学送粮途中因为车子拐弯被从车上甩下，又被后面的拖车压过，也长眠在了北国。说近的，我们插队的公社面对的黑龙江上有个“争议岛”。珍宝岛战后公社成立武装民兵营上岛守土。我们邻队有个姓金的朝鲜族的回乡青年，才十八岁。他在某天夜里去接替换岗时不知怎么走错了路，从靠近苏联的那一方接近岗哨，结果被岗哨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打在前胸，当场丧命。在追认他为烈士的公社大会上他母亲凄厉的哭声现在想来如在昨日。有年冬天，我们县某个公社有两名女知青回上海探亲，因为车票不好买，也是想省点钱，她们没有坐长途班车而是找了辆到北安拉货的卡车搭车。两个爱美的女孩，因为要回上海，没有穿我们下乡时发的棉袄棉裤棉大衣，而是换上了在上海穿的花棉袄，也没带大皮帽，而是围着鲜艳的毛线围巾。车行十多小时，到达北安时司机去叫她们下车，发现她们安然睡着，脸上还带着微笑。伸手去推，才发现两人已经逝去。（听人说，在极寒之地，人会变得昏昏欲睡，心里安宁喜悦并无痛苦，直至永远睡去不再醒来。）还有就是被鄂伦春丈夫酒醉后开枪打死的那个女知青。
这些是生命终结的例子。还有些是生命虽然留下了，却被打上永久印痕的例子。下乡第一年，我们公社有一个大队的两帮知青为琐事打架，输赢双方都是武装民兵。结果输的一方当天夜里砸碎赢的一方宿舍的窗户玻璃，往里扔了一个拉了弦的手榴弹。扔在炕脚下的手榴弹爆炸时有个听到声响的知青坐起身来看，结果炸碎了头骨（睡得太死没听见声音的几个倒是让炕给挡住了弹片因而受伤不重），从此再没醒来。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把已经成了植物人的十六岁的儿子接回上海。结果他一直躺在县医院里，由县知青办负责一应护理费用。直到知青大回城，这个有命无魂的躯壳还是躺在老地方。下乡第二年，也是在那个争议岛上，擦洗枪支的武装民兵走火，子弹射入我们队一个十七岁的小知青的大腿，造成腿骨粉碎性骨折。后来腿虽然接上了，但成了终身残疾。而上海方面又不同意他病退，最后只好把他安排在县医院学习做化验员。总算有点因祸得福的意思。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大队的知青，跟马车到县里送粮，住在大车店。夜里起来给马加料时，让人从背后捅了两刀。（也不知是他得罪了哪路“人物”，还是遇上寻仇的扎错了人。）那两刀一刀扎在臀部高处，一刀扎在后腰，伤及了肾脏。还好大冬天的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没有致命。因为那一阵我正好在县知青办，他在医院治疗时，他的浸满血的棉袄棉裤是我帮他拆洗的。洗澡盆子装满水，换了几盆水，浸出来的还是满盆的血水，真不知道那晚他出了多少血！那以后他一直腰痛，干活弯不了腰。老乡们同情他的遭遇，就在下一年推荐他去当了工农兵学员。更可怜的是我们公社电影放映队的一个长得很英俊的知青放映员。一次他在公社办公室用汽油擦洗机器时，火墙里燃烧着的木材爆出的火星点燃了汽油盆。他怕火烧着了房子，慌忙中端起火盆冲出屋外，没想到自己正在擦洗机器的双手本来就沾满汽油，结果自己的手脸全部严重烧伤。他在县医院治疗时我去看他，他偷偷求我给他带一面镜子，想知道自己的脸究竟烧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怕他看到自己的样子受不了，医院拿走了病房里一切可以照出影子的东西。）我实在不忍心让他看到自己的样子，只好骗他说包着纱布看不出的，医生说不太严重。后来他的脸上留下疤痕，不过没有太过毁容，但双手全部伤得变了形。他原来写得一笔好字，从此再不能够握笔。
我所认识的知青中还有另一种生命的可怜。我们大队来的第二批上海知青中有个名叫根华的。其他知青都是和同校几个同学一起来，只有根华是他们学校唯一一个分到了我们队的，所以没人知道他原来的情况。表面看没觉得根华有什么异常，个子不算高，但也不矮小；一样上食堂吃饭一样下地干活。可不久大家就发现根华是个“戆大”（上海话“傻子”）。除了学不好农活，比如铲地时铲了苗留了草，割豆子不割豆秸割自个儿的手，他还完全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上井台打水，会把水桶掉到井里，劈柴会砍到自己脚上，烧炕点不着火却弄得满屋是烟……加之不知擦澡洗头换衣服，不久身上头上全爬满了虱子。他被同宿舍的知青赶了出来，没有其他宿舍愿意收留他，也没有老乡家愿意让他住。队里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住到马圈小屋，和值班看牲口的老乡睡一个炕。由于完全没有卫生习惯，根华时时腹泻，弄脏了衣裤又不晓得洗，后来几乎成了又脏又臭人人嫌弃的“花子”。队里见他作孽，几次想让他办病退，可是上海方面和他的父母全都不肯接收。再后来又来了两批河南知青。其中有一个开封来的叫何金的知青分到我们队。听县知青办的人说，何金父母是开封市“送子下乡模范父母”，是坚决送子到黑龙江接受再教育的典型。原以为何金一准是个出色的小伙。没想到的是，何金和根华是一样的情况。结果很快根华成了“大港督”，何金成了“小港督”（“港督”即“戆大”，是队里老乡不管老少都会说的一个上海话词汇），再没人叫他们的真名。俩人一起睡在了大队马圈，一直到我离开大队时，他俩还在大队的马圈混着。
因为这些年轻的被永远改变了的生命，我无法认同所谓上山下乡“青春无悔”的说法。我以为，“悔”或“不悔”，那是在自己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并且作出了选择的情况下的反思。对于一件自己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而被迫接受的事，哪有什么“悔”或“不悔”的余地？诚如华府兄所说，那就是一个伪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