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谈到所谓的抗战大后方生活，一般指在重庆，好像连近在咫尺的成都也不算，旁边的贵州云南是大后方，但不是那种大后方。对大后方的生活，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估计是某位记者讲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十分形象。至于什么算紧吃，没有人想关心知道。反正大伙都认为蒋介石那一伙就会吃，还要紧吃，抗战的事情早就丢脑后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有详细的描述。所以在重庆生活，要回忆起来有点难度。我前几天谈到母亲对重庆大轰炸的回忆态度，一位朋友看了觉得母亲大智慧。他讲了一个原因，在那个是非之地的经历最好少讲，心怀叵测的小人会放暗箭。另一个原因，我揣摩大概是在前方的战士看见在后方的人生活，心里那个气。在沦陷区的老百姓在心里的那个恨。所以母亲的重庆回忆只能根据她老人家的只言片语，前后几十年断断续续，祥林嫂式的“唠叨”中整理出来。
本着“政治正确”的原则，我挑一些“高，大，上”的事情写出来。这是母亲对我们一贯的要求，政治正确，不给人小辫子抓。比如她最近在上海敬老院参加中秋节文艺活动，和其他老人合唱，合唱队里最小年龄是86岁，母亲最长，虚岁97。在选歌的时候，大家都会唱的一首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一首“雄赳赳气昂昂”。我的兄弟当场录像准备给我电邮过来。母亲讲，他在美国看，这歌如果给美国人听见了，岂不惹麻烦？电话中听到母亲的担忧，我这心里虽有一丝不安，宣传的力量啊。更多的是幸福，老妈不糊涂啊。
看话剧，是母亲的一大爱好。当时重庆聚集着大批话剧人才，写剧本的，做导演的，演出的，几乎都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而且左派为多。所以那些戏目今天看来也都有正面意义。母亲是合肥人，说一口合肥话。重庆8年，只学会说“谢罗”这两个重庆话，到上海70年，连“阿拉”二字都不会讲。当然她能听懂重庆话和上海话，就是模仿能力差。这话剧应该用的是国语，当时还不叫普通话，母亲应该能听懂并欣赏。一开始几年，因为有一份国家公务员的“金饭碗”工作，收入稳定，开支也稳定，所以生活也稳定。是否去“紧吃”不清楚，但母亲告诉我，几乎能看到的话剧都看过，有些还看过好几遍，戏院的设备很差，舞台布景，照明非常简陋，但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碰到日本人飞机轰炸，警报一响，大家进防空洞，讨论剧情，猜测故事结果。警报解除，回到剧场继续看，照样人很多。很多演员不卸妆就在防空洞和大家在一起。母亲喜欢叫话剧为“文明戏”，我有时问她，什么是“不文明”的戏？她说你傻啊。文明戏看的多了，演员也就认识了许多，男女都有。母亲当年20出头，追星的劲头很大，一直到晚年都如此。比如，我家对面就是上海影城，经常有活动。约十年前有一个电影节，龚俐小姐也来了。母亲居然就让二哥推着轮椅直闯人家休息室，合影后交谈甚欢。记者把照片和相关报道送来，母亲得意的很,买了好几份报纸送人。还有一次，演员张瑞芳出一本书，在影城举行首发仪式，母亲兴致冲冲赶去，当然是母亲认得她，她不记得母亲。但谈起重庆的往事，两个老人谈得很投机。她比母亲长一岁，母亲记得很牢。
磨豆浆，是母亲经常回忆的。战时生活困难，虽不至于饿死，但供应极为紧张。主食大米，银行有时会搞到一些平价米，但副食就要各显神通了。重庆农民银行宿舍里有几个阿姨和母亲关系很好，母亲大概是当时女职员中年龄最小的之一。胜利后复员到了上海大家还住银行房子，几个最要好的都住在同一弄堂，就像亲姐妹一样。小时候我经常去“骗”东西吃，只有这几家，母亲允许我们小孩可以接受食品或小玩意，其他绝对禁止。回到重庆的豆浆，这东西实在是个好东西，营养丰富又好吃。母亲的同事阿姨搞来一个大石磨，黄豆怎么来的我不清楚，估计四川也出黄豆？母亲年轻，单身有的是空闲时间，没事就喜欢帮人家推磨，热乎乎的豆浆没少喝，顺便也学会了做豆腐。后来自己家里也搞来一个小石磨，转盘大约一尺直径，抗战胜利后外婆居然从重庆带到上海。记得上面一个小孔，每次放一小勺泡过的黄豆，慢慢转几下。每隔一段时间要请工匠把石磨上下两件上的槽重新凿深一点，槽的方向上下两件是反方向的，有一点弧度。现在回想母亲教我们磨豆浆，真是很有意思的。母亲现在还说我当年磨豆浆有耐心，弟弟图快，磨的是豆渣浆不出料。重庆生活应该是非常艰苦的，母亲得了贫血症，一直到她退休前上世纪70年代初才有好转，多亏了后来每天一瓶牛奶，但当时没有条件啊。
和豆浆有关的一个细节，带母亲逃难的是她外婆。在重庆，早上起来坐在桌旁吃早饭。家人去厨房热一下豆浆，回身一看，已过世了，94岁。
那母亲有没有参加“革命活动”？当然有，但不是地下党活动，因为那时共产党是公开的，下次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