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离经叛道
“我应当对你承认一件事。”伊万开始说。“那就是我永远不能理解怎么可以爱自己的邻人1 。在我看来正是邻人不能爱。要爱只能爱远人。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圣玉连（一个圣徒）的故事，说当有饥寒交迫的过路人来找他，请他给暖和身体的时候，他就跟那人一起躺进被窝里，抱着他，对着他那因患某种可怕疾病而流脓发臭的嘴呼吸。2我深信，他这样做是出于虚伪的做作，出于义务要求付出的爱，出于自找的宗教惩罚。我认为，要对一个人产生爱，必须使他躲藏起来；他一显露出自己的脸来，爱就会消失。”
“佐西马长老也不止一次地谈过这个问题。”阿廖沙指出说。“他也说过，人的脸往往妨碍一些在博爱方面尚无经验的人去爱。人类中间有许多种爱几乎跟基督的爱相同啊，我自己知道，伊万......”
“我可暂时还不知道这一点，而且也不能理解，无数的人跟我一样。问题在于这是人的恶劣品质造成的还是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看，基督对人的爱是大地上不可能存在的奇迹。固然他是上帝。可我们不是上帝。假定说我能够深刻地替别人承受苦难，可是别人永远也无法知道我所承受的苦难的程度，因为他是别人，不是我，而且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别人是在替他人承受苦难（好像这是一种荣誉似的）。你以为他为什么不愿意呢？就是因为——举例说——我身上有一种臭味，我一脸蠢相，或者我什么时候踩过他的脚。况且苦难也有种种不同：令人遭受屈辱的苦难，例如饥饿，我的恩人是肯承认在我身上存在的，可是更高一些的苦难，例如为思想而承受的苦难，他就只在极少数场合才肯承认了，因为他看看我，会突然看到我的面孔不是他所幻想的那种为某种思想而承受苦难的面孔。于是他马上就不再对我施恩，甚至可以说这绝不是出于心肠凶狠。乞丐，特别是那些高贵的乞丐，永远都不应当抛头露面，而是应当通过报纸行乞。邻人，抽象地爱还可以，甚至有时可以从远处爱，但在近处几乎是永远也不可能爱的。要是一切都像在舞台上跳芭蕾舞那样——乞丐出场时穿的是绸缎做的破衣，披的是撕碎的钩花织物，跳着优美的舞姿乞讨，那还可以欣赏。欣赏，但绝不是爱。不过不谈这些了。我只是需要把你置于我的观点上。我想一般谈谈人类的苦难，可是最好只谈孩子们的苦难。这可以把我的论据减少到十分之一。最好是只谈孩子们。这对我来说是不利的，不言而喻。因为：第一，孩子是甚至可以在近处爱的，连肮脏的，连长相丑的（不过我觉得孩子没有长相丑的）都可爱。第二，关于大人我不想谈，还因为他们除了令人讨厌、不值得爱以外，他们已得到了报偿：他们吃了禁果，认识了善恶，‘像上帝’一样了。他们现在仍然在继续吃。可是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吃，暂时没有任何罪孽。你爱孩子们吗，阿廖沙？我知道你爱他们，你能理解为什么我现在想只谈他们。如果他们在这世界上也苦得可怕的话，那当然是因为他们的父辈，是为他们吃了禁果的父辈而受惩罚——不过这是人类心理在尘世无法理解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看法。无辜的人不能为别人承受苦难，况且是这样的无辜的人！阿廖沙，你奇怪吧，我也非常爱孩子们哪。你要记住，残忍好色的人，卡拉马佐夫家的人有时也很爱孩子们咧。孩子，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比方说在七岁以前，跟大人有天壤之别，他们仿佛是另一种动物，具有另一种天性。我知道监狱里有个强盗，他被捕前夜间入室抢劫的时候常常把一家人都杀光，其中也杀了几个孩子。可是坐牢的时候他却很爱孩子，爱到令人奇怪的程度。他从监狱窗户里只看在监狱院子里游戏的孩子们。有个小孩子被他教得常到他窗下来，跟他很好......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吗，阿廖沙？我的头不知为什么痛，我心里闷得慌。”
“你说话的神态奇怪。”阿廖沙不安地指出。“好像有些精神错乱似的。”
“顺便说说，不久前有个保加利亚人对我讲过，”伊万继续说，似乎没有听到弟弟的话。“土耳其人和切尔克斯人害怕斯拉夫人起义而在保加利亚到处作恶，烧杀掳掠，强奸妇女和儿童，夜间把囚犯的耳朵用钉子钉到板墙上等到早晨再处以绞刑，等等，诸如此类，无法想象。3有时人们用‘兽性’来形容人的残忍，可是这对野兽来说是非常不公平、非常具有侮辱性的，因为野兽永远也不会像人这么残忍，像人残忍得这么精巧，这么艺术。老虎是简单地咬，简单地撕，它只会这些。它连想也不会想到把人的耳朵钉到板墙上过夜，即使它能这么做的话。而这些土耳人却兴致勃勃地折磨孩子们，他们用短剑把他们从妈妈肚子里挖出来，他们把吃奶的孩子当着妈妈的面儿扔到空中然后用刺刀去接。当着妈妈的面儿这么做，是他们的主要乐趣。不过有一个场面使我极为震动。你想象一下：浑身哆嗦的妈妈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闯进来的土耳其人围在周围。这些土耳其人想出来一个开心的游戏：他们爱抚孩子，笑着逗孩子笑，他们得逞了，小孩子笑了。这时一个土耳其人在离孩子四俄尺远的地方举起手枪来对着孩子的脸。孩子咯咯地高兴地笑着，伸着小手去抓手枪，这个恶魔突然对着孩子的脸钩动扳机，一枪把孩子的小脑瓜打得粉碎...... 4具有艺术性，对吧？据说土耳其人很爱甜食。”
“二哥，说这些干吗？”阿廖沙问。
“我想，假如魔鬼不存在，是人创造出来的话，那么，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它的。”
“这么说，跟创造上帝一样咯。”
“你倒真善解人意5 ，像《哈姆雷特》里的波罗尼亚斯所说的那样。”伊万笑了。“你抓住了我的语病，好吧，我高兴。你的上帝是好的，既然他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你方才问我讲这一切是为什么。你瞧，我喜爱并且收集某些史实，我从报纸和故事集等地方摘录并收集一些轶事，我已经收集了不少了。土耳其人的暴行当然也在我收集之列。但他们是外国人。我还有我们本国人的，甚至比土耳其人的还好。你知道吗，我们鞭笞多一些，树条和鞭子多一些。这是民族特点：在我们这里把耳朵钉到板墙上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毕竟是欧洲人，可是树条，可是鞭子，这却是我们的，不能从我们手里夺走。国外好像已根本不打人了。不知是心灵净化了还是制订了这样的法律，反正一个人不敢打另一个人。可是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补偿的办法。这种办法也纯粹是民族性的，跟我们的一样，民族性那么强，在我们这里采用这种办法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从宗教运动在我们的上流社会开展以来这种办法也在我国移植起来。我有一本很漂亮的小册子，是从法文翻译的，讲的是这样一件事：不久前，也就是五年前，日内瓦处决了一个凶恶的杀人犯，他叫里沙尔，好像是二十三岁，临刑前忏悔了自己的罪行，皈依了基督教。这个里沙尔是私生子，六岁的时候被父母‘送给了’瑞士山区的牧民，牧民养他，为的是要他长大干活。他在牧民家里像只小野兽一样成长着。牧民什么也不教他，相反七岁时就叫他去放牧，不管下雨还是天冷，几乎不给他衣服穿，几乎不给他东西吃。而且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一想，谁也没有后悔，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权这么做，因为里沙尔是像东西一样送给他们的，他们甚至不认为需要给他东西吃。里沙尔自己证实说在那几年中间他像《新约》里的浪子，非常想吃东西，连拿给喂肥了卖钱的猪吃的东西都想吃，可是连这个也不肯给他，人们发现他偷吃猪食就打他。他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长大有了力气，自己就去偷。这个野人到了日内瓦靠打工度日。挣来的钱全都喝光，像个恶棍一样生活着，结果图财害命杀了一个老人。他被抓住，判了死刑。那儿是不讲温情的。在监狱里，他马上被牧师和各种基督教团体的会员们、慈善的夫人们等人包围了。这些人教他读书写字，给他讲解《新约》，帮他认识罪行，说服他，摇唇鼓舌，呶呶不休，他终于郑重地招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自己给法庭写信，说他是恶棍，说他终于得到了上帝的指点和天惠。全日内瓦慈善虔诚的信徒都轰动起来。一切有教养的上层人物都涌到监狱来看他。人们吻他，拥抱他，说：‘你是我们的兄弟，天惠降到你身上了！’里沙尔感动得直哭，说：‘是的，天惠降到了我身上！从前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喜欢猪食，现在天惠降到我身上，我要在主的怀里死去！’——‘不错，不错，里沙尔，你在主的怀里死去吧，你流了别人的血，应当在主的怀里死去。当你羡慕猪食、人们因为你偷吃猪食打你的时候（你这么做很不好，因为偷盗是不允许的），你完全不知道主，这不能怪罪你，可是你流了别人的血，你应当死。’这样，最后一天到了。疲惫不堪的里沙尔哭着，不断地重复着：‘这是我一生最好的一天，我去见主啦！’牧师、法官、慈善的夫人们则喊着：‘不错，这是你最幸福的一天，因为你去见主！’这些人或坐马车或徒步，跟在里沙尔的刑车后面朝断头台走去。到了断头台，他们就对里沙尔喊道：‘死吧，我们的兄弟，死在主的怀里，因为天惠降到了你身上！’于是在兄弟们纷纷亲吻之后，里沙尔兄弟被带上了断头台，被以兄弟的方式砍掉了头，因为天惠降到了他的身上。6不，这是具有典型性的。这本小册子是俄国上流社会信仰路德教派的慈善人士译成俄文随报刊杂志免费分发以教育俄国人民的。里沙尔这件事好就好在它具有民族性。尽管在我国只是因为一个人成了我们的兄弟并且天惠降到他身上，砍他的头就显得是荒谬的，可是——我重复一遍——我们也有自己的做法，跟他们比几乎毫不逊色。我们对打人则有历史欣赏、直接欣赏和最近处欣赏之分。涅克拉索夫有一首诗7写一个马车夫用鞭子抽马的眼睛——‘温顺的眼睛’。这种情景谁没有见过呢，这是俄国普遍现象。他描写一匹瘦弱的老马拉着一辆载货过多的车，车陷在泥里，拉不出来。马车夫残暴地抽它，抽来抽去，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像喝醉了似的狠狠地不停地抽着，嘴里喊着：‘你没有力气也要拉，死也要拉！’瘦马拼命拉，马车夫用鞭子抽它，抽这匹无人保护的瘦马，抽它那流泪的‘温顺的眼睛’。马拼死拼活地总算把车拉出来了，全身哆索着，气息奄奄、踉踉跄跄、有些不自然地忍辱负重地上了路。涅克拉索夫描绘的这个场面是可怕的。可是这充其量不过是一匹马呀，而马生来就是挨鞭子抽的嘛。鞑靼人就是这么教我们的，并且送给了我们一根鞭子作纪念。可是鞭子也可以抽人哪。有一位儒雅而有教养的绅士和他的夫人就用树条抽打自己七岁的小女儿——我有详细的记载。8 树条上有节子，爸爸很高兴，说：‘这能打得痛些。’他就用这种树条抽打亲生女儿。我准确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打人越打越兴奋，兴奋到获得快感——真正的快感——的程度，越打越狠。抽打一分钟，抽打五分钟，抽打十分钟，越打越久，越打越频繁，越打越狠。小孩子喊着，终于喊不出来了，只能断断续续地叫：‘爸爸，爸爸，好爸爸，亲爱的爸爸！’终于因为闹得太不像话，事情被提到了法庭。折磨者聘请了辩护律师。俄国老百姓早就把辩护律师叫做编护律师——给钱，他就给你编理由保护你。律师在法庭上为雇主喊叫：‘这么一件普通家务事，父亲打女儿，竟闹到了法庭，真叫我们现代人丢脸！’被说服的陪审团离开审判庭，回来就宣判被告无罪。折磨者无罪，使听众高兴得狂叫起来。可惜我当时不在场，否则我一定会呼吁以折磨者的名字设立一笔奖金，以纪念折磨者！......多美妙的画面！可是关于孩子们，我还有更好的材料呢，我收集了很多很多关于孩子们的材料，阿廖沙。一个五岁的小姑娘被父母看成了眼中钉。9 她的父母都是‘高官显贵，有学问，有教养’。我再一次肯定，许多人有一种特性——喜欢折磨孩子，而且只是喜欢折磨孩子。对待人类中的其他主体，这些折磨者甚至是殷勤亲切的，跟有教养的仁爱的欧洲人一样，可是他们很喜欢折磨孩子，甚至可以说是用这种方式爱孩子。在这儿，正是孩子的无人保护诱发了折磨者的折磨欲望；孩子无处可躲藏，无人可投奔，他们天使般地信赖父母，这就使折磨者胆大包天。当然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只野兽——易怒的野兽，喜欢听被折磨者的喊叫的野兽，肆无忌惮的野兽，身患花柳病病、风痛、肝病之类疾病的野兽。这一对有教养的父母使这个可怜的五岁小姑娘遭受了各种折磨。他们用手打她，用鞭子抽她，用脚踢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折磨她，把她打得遍体鳞伤。他们终于想出了高招：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把她关在厕所里过夜；为了她不知夜里主动起夜（好像五岁的孩子在香甜的睡梦中会懂得起夜似的），把她的粪便抹到她的脸上，叫她把这粪便吃下去。这是妈妈叫她吃粪便的！当夜里从厕所里传来被锁在里面的孩子的呻吟声，这个妈妈竟能睡着！你理解吗，一个小孩子连为什么这么对待她都不懂，在又黑又冷的厕所里用小拳头捶着自己充满痛苦的小胸膛，流着善良温顺的血泪祈求上帝来保护她。你明白这种恶行的意义吗，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温顺的见习修士，你明白这种恶行为什么那么需要并被创造出来吗！据说没有这种恶行，人就不能活在世上——因为人否则就不能认清善恶。既然代价这么惨重，干吗要认清见鬼的善恶？人类的全部知识也不值这孩子在上帝面前流的泪水。我不谈大人的痛苦，他们吃了禁果，让他们见鬼去吧，让鬼把他们抓去吧，可是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啊！我在使你痛苦，阿廖沙，你好像神色不对。你要不愿意我讲，我就不讲了。”
“没有关系，我也愿意感受苦难。”阿廖沙咕哝道。
“那我就再讲一个小场面，因为有意思。这个场面很具有典型性，主要的是，我刚在我国一本历史杂志上读到的，不知是在《档案》还是在《旧事》10上读到的，需要查查，连在哪儿读到的都忘了。这是农奴制最黑暗的时候，是本世纪初的事——人民的解放者11万岁！本世纪初有个将军交游广阔，是个富甲一方的地主。他是这样一种人（固然当时这种人好像也不多），这种人解甲归田的时候几乎深信自己的功劳已为他们赢得对所属农奴的生杀大权。当时有这样的人。却说有这么一个将军住在庄园里，趁两千个农奴，趾高气扬，对待周围的小地主像对待自己豢养的食客和优伶一样。养了几百条猎犬，犬奴也几乎上百，全都穿制服，骑马。一个家奴的孩子，很小的小孩，才八岁，玩的时候扔石头把将军心爱的一条猎犬的腿打伤了。将军问：‘为什么我的爱犬瘸了？’人们禀报说是这个小孩子扔石头打的。将军打量了孩子一下：‘是你打的。’然后吩咐：‘把他抓起来！’小孩子被从妈妈身边抓走，关在监牢里。第二天天一亮，将军就带着全班人马去打猎。他骑在马上，食客、猎犬、犬奴、猎手簇拥在周围，随从都骑在马上。家奴都被带来受教育，走在这些家奴最前面的是有过错的孩子的妈妈。小孩子被从监牢里押出来。这是秋天，阴沉、寒冷、有雾，极适合于打猎。将军命令把孩子的衣服剥光。孩子被剥得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冻得直哆嗦，吓傻了，话都不会说了...... 将军命令：‘追他！’犬奴对孩子喊道：‘跑，跑！’小孩子跑起来...... 将军狂叫一声‘咬去！’便把所有猎犬全放出去。当着妈妈面儿，猎犬把孩子撕得粉碎！...... 将军好像后来被监管起来。唉......怎么处置他呢？枪毙吗？为了伸张正义枪毙吗？阿廖沙，说话呀！”
“枪毙！”阿廖沙低声说完，带着暗淡的惨笑抬眼看了看哥哥。
“好！”伊万不知为什么兴奋地喊道。“既然你这么说，那...... 哎呀，苦行修士！你的心里竟有这样一个小魔鬼，阿廖沙•卡拉马佐夫！”
“我的话荒谬，可是......”
“我要的就是这个‘可是’......”伊万喊道。“要知道，见习修士，世界太需要荒谬啦。世界是靠荒谬支撑的；缺了荒谬，世界上也许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咧。我们知道我们知道！”
“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也不理解。”伊万像说梦话似的继续说。“我现在也什么都不想理解。我只想相信事实。我早就决定什么也不要理解了。要是我想要理解什么，我马上就会背离事实，我决定忠于事实......”
“你干吗要考验我呢？”阿廖沙冲动起来伤心地喊道。“你能告诉我吗？”
“当然要告诉你，谈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嘛。你对我来说是宝贵的，我不想放弃你，决不把你让给你的佐西马。”
伊万沉默片刻，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忧伤起来。
“听我说：我只谈孩子，为的是使问题显得更明白一些。人类的其他泪水从地壳浸透到地心，我只字不提，我有意缩小自己的论题。我是个小孩子，情愿屈辱地承认对于世界为什么这么构成我什么也不理解。这就是说怨人类自己：给了他们天堂，他们却想要自由，并从天上窃取了火种，他们知道会因此而不幸。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啊，根据我的看法，根据我的可怜的尘世的欧几里得头脑思考的结果，我只知道：有苦难，却没有罪魁祸首；世间一切都是由一件事直接简单引出另一件事来，一切就这么川流不息，自行平衡。可这是欧几里得式的胡说，我知道这个，可是我不能同意根据它来生活！罪魁祸首没有，我知道；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报偿。否则我会消灭自己。而且这种报偿不应该在无限遥远的什么时候，而应该就在现世，要我能亲眼看到。我信仰过有报偿，我想亲眼看到；要是那时我已死去的话，那就但愿能使我复活，要是一切都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那就太遗憾啦。我受苦受难并不是为了用自己、用自己的恶行和苦难当肥料替什么人培育未来的和谐。我想亲眼看到鹿卧在狮子身边，被杀者起来跟杀他的凶手拥抱12。当大家都忽然明白为什么一切会这样时，我希望在场。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是建立在这种愿望上，我信仰。可是孩子们呢，我怎么处理他们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无法解决。我愿重复一百次——问题很多，可是我只谈孩子们的问题，因为在这儿我必须说的话无比清楚。你听着，既然人们都要受苦受难，以便用自己的苦难去换取永恒的和谐，那请告诉我，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完全不可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遭受苦难，他们为什么要用苦难去换取和谐？他们为什么也变成了肥料去为什么人培育未来的和谐？在人们之间的犯罪连带责任，我理解；报偿的连带关系，我也理解。可是罪孽的连带责任不能适用于孩子们哪。假如果真需要孩子们对他们的父亲的所有恶行负连带责任的话，那这不是这个世界的道理，所以我不理解。有的爱开玩笑的人大概会说，反正孩子也会长大，他们也会作孽。可是他没有长大，八岁就被猎犬咬死了。哦，阿廖沙，我不是亵渎上帝！我明白，宇宙会多么震动，如果天上和地下的一切汇和成一个赞美的声音，一切活着的和曾经活过的生物齐声喊着：‘主啊，你正确，因为你的路开通了！’当妈妈跟嗾使猎犬咬死她儿子的刽子手拥抱时，三个人含泪喊着‘你正确，主啊！’时，认识的过程就算完成，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然而困难就在这里，这正是我不能接受的。趁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要赶紧采取措施。你瞧，阿廖沙，也许真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我自己活到那一天或者复活过来看到这一天，当看到妈妈拥抱残害她孩子的刽子手的时候，我自己也许会跟大家一起喊：‘你正确，主啊！’可是我不愿意喊。趁还来得及，我要赶紧防范，因此我完全拒绝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连遭受折磨、在臭气熏天的狗窝里用小拳头捶着胸膛、流着无辜的眼泪祈求上帝救她的那个孩子的一滴眼泪都不值！它不值，因为这眼泪并未得到报偿。这些眼泪应该得到报偿，否则就不会有和谐。可是你能用什么来报偿呢？难道这能做到吗？难道为这些眼泪报仇吗？可是我干吗需要为这些眼泪报仇呢？我干吗需要折磨者进地狱呢，既然孩子们已遭折磨，地狱能有什么办法补救？既然有地狱，那还能有什么和谐呢：我想宽恕，我想拥抱，我不想使人们再受苦难。假如孩子们的苦难是为了凑足换取真理所必需的苦难总额，那我事先声明，全部真理也不值这个代价。最后，我不想让妈妈跟嗾使猎犬咬死她孩子的刽子手拥抱！她不可以宽恕他！要是想宽恕的话，她可以宽恕他给她自己造成的苦难，她可以宽恕刽子手给她造成的做妈妈的无限痛苦；可是被猎犬撕得粉碎的孩子的痛苦，她无权宽恕，不可以宽恕，即使孩子自己宽恕了他！既然如此，既然他们不可以宽恕，那怎么会有和谐呢？全世界有能够宽恕、有权宽恕的人吗？我不要和谐；为了对人类的爱，我不要和谐。我想最好跟没有得到报偿的苦难留在一起。我最好留在没有得到报偿的苦难和没有得到满足的愤怒里，即使我是不对的。而且和谐的代价太高，我们无力支付入口费。因此我赶紧把入口券退还回去。既然我是个诚实人，我就应当尽快退还。我就是这么做的。我不是不接受上帝，阿廖沙，我只是把入口券恭恭敬敬地退给他。”
“这是离经叛道。”阿廖沙垂下眼低声说。
“离经叛道？我不愿听到你说这种话。”伊万诚挚地说。“可以靠离经叛道生活下去吗，可我想生活啊。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要你回答：假设你自己在构建一座人类命运大厦，其极终目的是使人们获得幸福，最终给予他们和平与安宁，可是为此必需先折磨一个小孩子——就算用小拳头垂自己胸膛的那个孩子吧——而且必需在她的得不到报尝的泪水上建筑这座大厦，你同意当这样的建筑师吗？你回答，但别说谎话！”
“不，不会同意。”阿廖沙轻轻地说。
“你能认为你为之建筑幸福大厦的那些人会接受建筑在被折磨死的孩子的无辜鲜血上的幸福，而且接受之后会永远幸福吗？”
“不，不能够。二哥，”阿廖沙眼睛闪闪发亮，突然说。“你方才问：全世界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而且有权宽恕？这样的人有，他能够宽恕一切，能够宽恕所有人、所有事，因为他自己就为了所有人和所有事献出了自己无辜的鲜血。你把他忘了，大厦正是建筑在他的身上，人们正是向他欢呼：‘主啊，你正确，因为你的路开通了。’”
“噢，这是‘唯一无罪的人’和他的血！不，我没有忘，相反，我一直感到奇怪，你好久没有把他抬出来，因为你们在争论中通常总是首先把他抬出来嘛。喂，阿廖沙，你别笑我，一年前我曾编了一首长诗。你若是能再跟我一起浪费十分钟，我想对你讲讲。”
“你写了首长诗？”
“不，没有写出来。”伊万笑了。“我连两句诗也从来没有写出来过。这首长诗是我想出来并记在脑袋里的。是我带着激情想出来的。你做我的第一个读者，不，应当说是听者。真的，作者干吗要失去听众呢，哪怕是一个人。”伊万笑了笑。 “讲不讲？”
“我很愿意听。”阿廖沙说。
“我的长诗标题是《异端裁判所大法官》，是无稽之谈，可是我想讲给你听听。”
附注：
1.基督教要求爱邻人。本书第2卷第4章《信仰不甚坚定的太太》里佐西马长老曾讲过怎样才能爱邻人的问题，读者可以比较。
2. 事见福楼拜《圣玉连外传》。这篇故事当时刚由屠格涅夫译成俄文发表在《欧罗巴通报》（1877，No.4）上。伊万的议论看来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对邻人爱的限度问题的思考。
3. 保加利亚14世纪被土耳其人占领，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获得解放。1875年和1876年曾不断爆发起义，反对土耳其人的残暴压迫。
4. 此事看来发生在1869年土耳其镇压希腊克里特岛起义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的草稿笔记中有记录，标题是《土耳其战争与孩子（克里特岛）》。
5. 参照《哈姆雷特》第1幕第3场波罗尼亚斯的台词。
6. 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在日内瓦编了一本小册子，详细记载了里沙尔给教会的信以及里沙尔被处死的情况。小册子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免费随报刊杂志在各国发行，其中包括俄国。
7. 指涅克拉索夫的诗《黄昏前》（1859）。
8. 伊万讲的是此前不久曾轰动一时的银行家克龙贝格案件。克龙贝格因折磨其七岁的女儿而被交付法庭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曾出示树条鞭作为物证，并引证折磨者的看法：带节子的树条“可以增加惩罚的力度”，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1876年2月的《作家日记》中专辟一章记述此案，标题是《关于克龙贝格案件》。
9. 指1879年叶夫根尼娅和亚历山大•布伦斯特夫妇被控虐待五岁女儿一案。
10. 这是当时俄国两种最大的历史杂志。《俄罗斯档案》是历史文学丛刊，《俄罗斯旧事》是历史月刊。伊万下面讲的猎犬咬死农民孩子的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77年《俄罗斯通报》引用的。一个农民小孩“淘气，用石头打伤了老爷家的一条猎犬”。老爷发现，强迫周围的人指出了罪犯。第二天老爷打猎，把小孩带到了猎场。“吩咐把小孩的衣服剥光，迫使他光着身子在野地里跑。猎犬都被放出来追他。不过猎犬追上以后，嗅了嗅，并不咬他...... 妈妈赶来，绕过小树林，追上孩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妈妈被拖回村里。又放狗去咬。妈妈精神失常，第三天死了。”（《一个农奴的回忆》，载《俄罗斯通报》1877年第9期，页43—44）。
11.此处指俄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他于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因此当时半官方刊物称他为“解放者”。
12.《以赛亚书》第11章《和平的国度》和第65章《新的创造》里有对这种未来和谐情景的描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