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家族的“核保护伞”——蒋经国上海打虎为何成夕阳之歌？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当时的大部分普通中国老百姓都以为将来要过上平静的日子，许多大后方的老百姓开始收拾行李，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但是历史去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
1、接收
1946年春节的各地春联：
北平有：天上飞来，三洋开泰；地下钻出，五子登科。
昆明有：本利轻微，捐税请少抽点；生命宝贵，自由请放宽些。
重庆有：政治协商完成，民主伊始，官老爷还发横财麽？和平建国揭幕，天地回春，工人们再也穷不得！
甘肃有：日日了日，日日不了，愁何日能了不了日？年年过关，年年难过，想哪年无过难过年？
胜利锣鼓音犹在耳，中国人就用这种辛辣的幽默和呼天抢地的悲伧，迎迭抗战后中华民族第一个最隆重、最红火的传统节日。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生挟裹着“民族英雄、抗战功臣”的鲜亮光环，曾经获得过国内民心的全力支持和国际上重要国家的充分尊重，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美妙时刻。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的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留下的工矿企业，统统划归为国有国营企业来进行经营。
为了盘活这些企业，加上内战进入了实质阶段，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经济改革，搞起来了以“出售国有企业”为特征的私有化改革运动。
历史惊人的相似。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成功在于抗战，失败在于接收。
国民政府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方法上、思路上都跟大陆80年代末期的国企改革非常相似，充满了种种乱象。既有“公开拍卖、公开抛售、全额出售”等一股脑扔出去的办法，也有“合股参股、国家控股、股份制改造”等等所谓的债转股、企业高层优先购买优惠购买（MBO）方式，甚至还有半市场化的政府控股方式。改革中间监管环节的缺失，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引发了广泛的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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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经济改革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犹如脱缰的野马，形成了官商勾结掠夺民众的残酷一景。很快地，部分官商勾结的大官僚大买办迅速致富，短期内在国内形成了可怕的贫富差距，那些失去了国家保护甚至失去了基本生存资源的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大量涌向上海、南京、北平这样的城市，形成了乞丐满街、小商贩满街、到处有贫民窟的可怕景象。
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序列的94军军长牟廷芳，到上海没几天就“五子登科”。票子、条子捞多少，天知地知他知。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四辆轿车，三个女人。
天津公用局长等人发劫收财被部属告发，市长张廷颚召集公用局全体职员，破口大骂：密告检举的人是禽兽，非父母所生，一定要彻底严办！
日本人早已摸透国民党官员的心思，移交资产时故意留下一些不入帐册，而是另以副册交给接收人，做“买路线”。日军第6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所部，在武汉投降后，留下大批现金、鸦片、军粮、食盐、轮船、汽车，另行呈缴给第6战区副长官郭忏。这位接收委员会主任将大部变卖，其余都用轮船装好运往南京，“赠送”上层官员。
贪污腐化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国民政府党政军系统的整个肌体。一个清醒的在一群疯子之间的时候，他恰恰就是疯子。诚实的官员，要么被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贪官污吏。
军人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升迁，谁还拿枪打仗，拿脑袋当赌注呢？这是个到处都是“门”的世界，所有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最佳途径。贪财者敛财，好色者猎色，兴趣广泛者样样俱全。无论牛头马面，还是酒囊饭袋，大小只要有个象征权力的东西，就能无所不有，因为权力就是最大的印钞机。
到了1948年，内战已经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双方实力发生根本逆转。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已由战略防御转入全面进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像一把利剑直插大别山。东北、华北、西北各战场，中共军队步步紧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政权已处于全面崩溃前夜。
2、改革
与军事失利相对应的是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形势风雨飘摇。1948年8月13日，在司徒雷登协助下，蒋介石搞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给已经脆弱的经济开了一服猛药。
方案条文甚多，可以归纳为四大项：(1)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元券，限期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100块钱从可以买两头黄牛，短短的十来年，就一直贬值到了只能买小小米粒的千分之三不到，江山社稷危若累卵，不改革就要亡国了。
这项政策，或许并不存在恶意，但就客观效果而言，金圆券的发行使全国市场的商品流通趋于瘫痪，一切交易迅即转入黑市，社会情形更加混乱，简直就是国民党政权走向毁灭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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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如在上海成功，即可打开全国局面，南京国民政府即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可是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大商贾、买办、大亨不仅在上海称王称霸，而且与南京的高层官吏关系密切。蒋介石考虑再三，把这个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蒋经国。8月22日，蒋经国被正式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主任，并前往上海以解决官员贪腐及通货膨胀等问题。
3、打虎
党国存亡之秋，上阵父子兵，蒋介石准备破釜沉舟，蒋经国更是踌躇满志，气魄非凡。
先是一声令下，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部动作起来，“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入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蒋经国到上海10天之内，选拔1万2千3百多热血青年，组成“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又称“打虎队”），上街示威，宣讲“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响彻上海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虎队员带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以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强令兑换金元券。
打虎队在上海设立了11个“人民服务站”，并设置了“告密箱”，要打“反贪惩腐人民战争”。
第一个丧命的，是利用职权、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的财政部秘书陶敌明，但是这不过是一只小苍蝇。为杀鸡儆猴，蒋经国下令逮捕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维屏为中汇银行经理，逮捕他的理由是“囤货炒股”，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纱厂巨量股票，扰乱市场。
在那个“有条有理”的世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上海百姓当时若是会唱的话，大概要打著腰鼓，提前唱一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了。
不过，上海毕竟叫“上海”。冰冻三处，岂是一日之寒。
在上海商界前台活动的大佬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们背后都有国民党要员做背景，这些问题的积累也并非一两天，这些人的财富也并非完全不合法。处理这些问题，究竟是交给专门的司法部门、反贪部门去处理，还是凭借强势政治手段呢？很显然，蒋经国倾向于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于铁腕。或许对他来说，也没有第二种选择。
这种依政府意志或者党魁意志（他父亲蒋介石）来进行的“法外整治”、“法上整治”。人治而非法制的深刻缺陷，虽然在初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叫好拥护，但在面对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就立即显得无能为力。
警备司令宣铁吾首先发难：今后经国兼任司令，经管工作当能愈和各方面配合，加强管制力量。酸溜溜的口气中，透著股死硬气。市长吴国桢跑去南京，递交辞呈给蒋介石，向老子抗议儿子。社会局长吴开先，擅自批准绒线厂上涨五成，公然在太岁头上动土。
有了政界大佬的支持，上海商人的战术变化多端，先是将700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叫你有市无货。经管会宣限期登记存货，实拖物价总检查。一些商人就利用火车囤积，拉著各种货物，今天开无锡，明天转镇江，和你打游击。与铁路上的游龙对应的，自然是市场上抢购的长龙。
蒋经国顽强顶住外部形势的恶劣，可是难以提防国民党内部要人的拆台。兼任华南经济特派员的宋子文首先敞开广州的闸门，让金圆券的币值，一泻千里。金圆券对港币的黑市比值在华南发疯似的低落；东南地区的币值，就无法维持了。孔宋两家的财富，跟东南地区是分不开的……
然而，已近不惑之年的蒋经国决心与官商集团、腐恶势力拚个死活。他是来者不善，“蒋经国”是何许人？
但是到了收拾“扬子公司”这只大老虎时，何许人也不行了。
蒋介石的大姐夫孔祥熙，是孔圣人第57代直系子孙。这住胖得近乎球形的财政巨头，有两儿两女。其中最不同凡响的，是长子和次女。
二小姐孔令俊喜著男装，也真有“丈夫气”，一次，在南京街头架车兜风违反交通规则，警察不识尊容，说了几句。她掏枪打死警察，扬长而去。她与龙云儿子有隙。一次在重庆中央公园相遇，龙子龙女，拔怆大战。鲜花滴血，绿叶绽红，击伤不少游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很多名流危悬海外，蒋介石紧急调派飞机接运回国。号称“南天王”的原广东省长陈侪棠，豁出一把老骨头才挤进舱，并抢得一个座住。岂料孔二小姐的爱犬没有座位，立逼“南天王”下去。“南天王”不肯就范，孔令俊指挥随从，硬把“南天王”赶下飞机。只道是穷人不如富家拘，这回也让“南天王”尝尝滋味儿。
中国是这帮龙子龙孙的，他们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二小姐不学无术，除了胡作非为倒也不思“进取”。大少爷孔令侃学习成绩一般般，确是非常羡慕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帽，一定要拿一顶戴在自己头上。他把香港中央信托局一位职员弄去美国，冒名“孔令侃”，两年过后，孔令侃“博士”就学成归来了。
4、特权
使孔令侃名扬天下的，是蒋经国查封了他的“扬子公司”。
9月30日，蒋经国查封“扬子公司”当晚，南京总统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紧急电话，说孔令侃被捕。第一夫人宋美龄放下电话，立即给正在北平部署“东西对进”的蒋介石打电话。
正在北平指挥国民党军在生死攸关的东北战场决战的蒋介石，闻讯后顾不得三军的生死，匆匆赶回上海，将孔令侃救出。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监察委员们不愿善罢甘休，坚持要清查扬子公司。对此，蒋介石又密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极力为孔令侃辩护，并设计保护孔令侃。
儿子抓，老子放，外人看晕了，这唱的是哪一出？
有人说：宋美龄是“扬子公司”的大股东。有人说：蒋介石是要美人不要江山。有的作品说蒋氏夫妇匆忙放虎归山，是因为孔令侃准备公布姨父母存放在美国的财产数字。
蒋经国打虎，牵及“断人钱财，杀人父母”，触痛的正是国民党巨头们最敏感的神经。因为他们是绝不允许触动这一切的。因为他们正是“这一切”的制造者和最大受益者。万千“苍蝇”不管，“老虎”可是万万碰不得的，那是“国宝”，属“特级保护动物”。
纵观历史，有几多反腐败斗争不是到这步卡壳？
电影《建国大业》有场蒋介石与蒋经国对话戏，当蒋经国向蒋介石汇报上海币制改革情况时，蒋介石说：“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头里了，这不是一个孔家的问题。反贪腐是件大事，要讲求时机，讲求分寸，难呐。反，要亡党，不反，亡国，难。”不论蒋介石是否说过这段话，但这是真实写照。
“我们已无处后退，只有勇敢向前！向前！”直到一败涂地逃到台湾，蒋介石才痛下决心“改造国民党”。
如果说北伐和抗日战争是蒋介石一生中的两个高峰，那么台湾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第三个高峰。只是，为甚么一切都在掌中时就要腐败、唷落，只有被逼到犄角旮旯，走投无路时，才能发展和强大自己呢？
1948年11月1日，辽沈战役结束前一天，国民政府宣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
5、夕阳
长春被围，部下建议将长春大学搬迁北平。郑洞国说：“长春丢了，北平难道能保吗？在中国，没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要保险，只有搬到美国去！”。长春大学是搬不去美国的。一场虚惊的孔令侃，可是漂洋过海，到美国继续经营他的“扬子公司”去了。积极报道“扬子案”的《大众晚报》、《正言报》则被勒令停刊。
声名显赫的“打虎英雄”呢？据说，蒋经国卸职离沪前个把星期，几乎天天渴酒，酩酊大醉，狂哭狂笑。 两个月前，他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曾是何等响亮和振奋人心。如今，老百姓又一次把日落西山的云霞当作了东方欲晓的晨曦，就轮到雄心壮志的“经济督导员”泪酒黄埔了。
轰动一时的“扬子案”无疾而终，这意味着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的彻底失败。市场信心瞬间崩溃，从10月之后物价飞涨。人们对金融政策信心大跌，宁买黄金，而不要金圆券。导致金圆券无人问津，也无法在市场上正常流通。
11月初，蒋经国离沪而去之后，上海的腐败立即反扑起来，愈加严重，很快就随着国民政府一同终结了大陆的国民政府时代了。
蒋经国晚年钟情于依法治国，积极探求台湾民主化政治，跟他这番上海打虎的失败，是有因果关系的。1949年蒋政权败退的前夕，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