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记（二）
回到阔别一年半的武汉单位大院，所见所闻，不管人和物，都有不少变化。
以人为本，先说说关于人方面的变化吧。令人高兴的是近两年来，又有一些我原本比较熟悉的年青人受到了重用，有些担任了重要处室的领导，有些担任了重要产品的总师。这些同志，不论在业务水平上，还是在人品上，都是值得肯定的，如今担当这些职务，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愿我们这个单位，在现在在职同志的努力下，业绩蒸蒸日上，我们这些退休的老人，也可以分沾一些光。
至于令人伤感的则是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又有好几位老同事先后故去。最令我意外的是住在我同一栋楼， 在楼另一端头与我住房相对称位置的老陆，此人退休前原是情报室的书记，不过他虽然身为“党”官，却并不是满嘴“党”话，相对来说，比较平易近人，就像和我这样一个没有一官半职的非党群众，也能促膝谈心，所以给我留下较好的印象。他和我同龄，都是1933年出生。在同龄人中，他的健康情况一直是比较好的。 14年初我回美时，请他作为我的社区八十岁以上高龄补助的代领人，原因也是因为觉得他比其他老人健康。想不到他在我去美不久就病故了。当我在美国听到这个消息时，还以为是误传，就是这次回到武汉，证实了此事，心里总还是觉得好像不大应该如此。这次在武汉那些日子，每当晚上八点从厅里的窗口看到退休办乒乓室的灯光熄灭，打乒乓的人热热闹闹地一路吹着牛回家，想起本来他总是其中之一，如今再也不会有他的了，一种怅然若失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在这两年故去的人里，还有一位也是与我同龄，但平日里没有什么交往，最多也只是相互知道有对方这样一个人吧了。1993年所里关于因为工作需要，有三位同志延聘的红头文件中，他和我便是其中的两人，这也算是我和他唯一一次的关联吧。
原来经营处的老崔，也是我们同龄人，他统计了全所1933年出生的人，共三十三人，目前故去的已有十七人，还“残存”十六位，也都是风中残烛了。
在此期间故去另外两位的年龄都比我小，虽然和我也比较熟悉，但是在我上次离开武汉回美国之前，身体都已经不太好了，其中一位是前列腺癌，我临行前还专门去他家告别，因为思想上有了准备，所以他们的故去，对我的刺激不如老陆故去那样突然。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认为健康和长寿是两个不同的慨念，两者并无正相关的关系。健康的人不一定长寿，同样，长寿的人平常不一定健康。此讲法也许有一定道理。我的同龄人中有一位老江同志，就住在我楼上，在他身上所显示的健康情况，同龄人中无人可及，举例为证，他上下楼梯，从来不是一格一格跨的，而是两格一跨，早上锻炼时，从大礼堂（前几年已经拆掉）前的平台上，近十格台阶一跃而下，完全是年青人的样子，然而，在不到七十就与世长辞了。而一些本来总是病殃殃的同龄人，却是至今还仍然沐浴着“社会主义”的春风，享着“社会主义”的福。
人的生死，好像真的是由上天来安排的。其实，想穿了，或迟或早，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早几天还是迟几天的事吧了。既然如此，那就根本不必把生死问题看得太严重。尤其对于年纪已经一大把的老人，此时，大都再上面的老一辈已经安然送走，下面的小一辈已经能够自立，上下都有了交代，世上让你牵挂的，只有老伴一个人了，要是老伴也能够在你照顾下先你而去，那么就坦然一身，无牵无挂，随时离去都无所谓了。此时，只求能够“说走就走”，自己没有痛苦，也不拖累子女，这是最理想的了。我原来所在的产品室的老主任老郑就是这样走的。更加巧的是在他去世前的星期五晚上，我和他一起散步，讲起一位老同志报销医药费时的扯皮情况，我说：“现在我们能够对党做贡献的办法就是快些去死，不要再拖累党”。他听了哈哈一笑。星期一一早，有人打电话来告知说老郑走了，我完全不信，难道他真的听了我的话为党做贡献了？到中午，从多方面证实了此消息。原来，星期六是他八十岁生日，比较高兴，晚餐喝了一些酒，星期日迟迟不起，进去看他，已然过世。样子就像睡着一样，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这就是所谓的“无疾而终”吧，这是“大善人”积一辈子德才能够得到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