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6月17日上午，成都川汉铁路公司内的一座戏台，被临时改做了一个讲坛。台下，熙熙攘攘坐定两千多人，躁动和不安弥漫在整个会场。
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罗纶起身登坛，先向满场的人作了个揖，开口便说：“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说罢，嚎啕大哭。顿时，全场不分老少，哭声震天。
一个月前，清廷颁布“铁路国有”上谕，将商办的川汉铁路收归国家，由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向列强借款兴建。消息传到四川，大小股东及各界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罗纶“砰”的一声在桌上砸了一拳，喊道：“我们要誓死反对！”台下一片响应。随即，罗纶倡议，成立一个联络各界民众，反对铁路国有、拒债废约的组织，名字就叫“保路同志会”。台下山呼通过。
保路运动愈演愈烈，两个月后，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急急从川滇边务中抽身，赶赴成都收拾乱局。谁知，这一去，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也让他本人身首分离。
铁路乱局
19世纪后半叶，当火车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人们一度把它当做“怪物”。不过，时过境迁，到了世纪之交，清廷急欲通过新政变革图强，兴建铁路、打通血脉，已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同时，由民间集资、独立筑路的呼声，从一开始便沸反盈天。
1903年7月，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第一条拒绝外资的铁路就此发端。次年1月，公司正式成立，初为官办，后来纯粹商办。
按计划，川汉铁路自汉口起，经宜昌、重庆等地，最终到达成都，全长约2000余公里。所需巨额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每年对川人田赋的抽租，也就是说，全川7000万人，均成为了这条铁路的股东，那两条细窄的铁轨，牵涉着惊人的利益。
而赵尔丰，正是川汉铁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之一。
这位汉军正蓝旗出身的官员，起初只是个抄写公文的小角色，后来在山西当县令时，遇见了贵人，时任山西巡抚的锡良一眼相中他，一路提拔，最终带到了四川。1904年11月，赵尔丰在锡良保举下当上了川汉铁路公司督办，搭建了公司最初的骨架。他还为铁路找来了最好的工程师——1907年代理四川总督期间，赵尔丰一封电报拍到邮传部，邀请詹天佑主持大局。
只是，赵尔丰肯定想不到，请来了“大厨”，却未必能做出好菜。
1909年12月10日，川汉铁路正式开工。半年后，詹天佑深入工地视察时，见到的情形触目惊心：工程质量差、施工管理混乱、职工及学员工作懈怠甚至品行不端者比比皆是。
詹天佑在工地严肃批评了一个工作不认真的负责人，并责成他上交相关数据一览表，结果该负责人对詹天佑的指示竟然不予理睬，并擅自离职办理私事去了，气得詹天佑七窍生烟。后来给朋友的一封信，他写道：“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做是善良的同僚。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谋他职。”
实际上，令詹天佑大光其火的乱象，几乎存在于当时所有商办铁路中。由于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机制，相当一部分商绅只将铁路当做一本万利的发财机会，公司内部任人唯亲、贪污浪费，效率低下达到惊人的程度，更遑论技术和资金上的种种难题了。
直到1911年5月，川汉铁路只修通了不到18公里。就在这个月，清政府一道谕令，风向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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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汉死结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经过长时间权衡，颁布上谕，提出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政策，以期改变商办铁路的乱象。至于资金，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英、法、美、德的银行财团缔结借款合同。当时的情形下，这个政策无可厚非。
但是，一个要紧的问题，盛宣怀的精明用错了地方。对于川汉铁路补偿办法，他指出，已用在铁路上的股金，国家换发保利股票；至于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以及被公司高管拿到上海钱庄投机而亏空的银子，朝廷没有必要负责。
他进一步说到，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1911年6月，朝廷关于川汉铁路补偿办法的电文一公开，四川全省舆论一片哗然。人们将这个补偿方案解读为“不但夺路，而且谋财”。
以今天的眼光看，盛宣怀的方案并不理亏，但日薄西山的大清，显然已经不具备足够的公信力来解释这个政策。事实上，就在推出“铁路国有”政策的前一天，朝廷还刚刚端出了“皇族内阁”，民心大失。在这样的氛围下，强制推行既定政策，只能将川汉铁路的铁轨，拧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6月17日上午，“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选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当天下午，大会全体成员浩浩荡荡开赴督署衙门请愿。
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躲过了这场风波，其时他在外处理边务。接待他们的，是护理总督王人文。据郭沫若回忆，王藩台“朝服衣冠”走出署衙，满脸堆笑，很心平气和地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会向朝廷力争到底，只要他在任，决不负众望。
他随即提笔，为川路公司代奏中央，请求收回成命。作为一线的官员，他明白其中的利害。但是，庙堂之上的清廷并不打算听取他的意见。王人文等来的，是一纸免职的命令。
朝廷期待的是一个能够力挽狂澜、将既定政策实行下去的干将。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的一再催促下，1911年8月，赵尔丰终于从川滇边务中抽出身来，赶赴成都。一个烫手的山芋，终究将由他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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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楚歌
如果没有保路运动，赵尔丰也许将作为一位能臣，名留史册。1905年3月，清廷驻藏大臣凤全路经巴塘，遭当地僧俗上层擒杀。赵尔丰受命平叛，一举剿办巴塘七村沟，声名大震。
1906年，清廷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赵尔丰受命为川滇边务大臣，两年后又兼任驻藏大臣。在职期间，推行“改土归流”，革新习俗，兴办教育，对藏区发展与稳定的贡献不可磨灭。
他还懂得体恤民情。据说，有一次，赵尔丰道宿乡村，见一家三口无隔夜之粮，当面斥责粮员道：“百姓穷困到没有吃的，你还懵然不知，民之父母，是这么当的？”遂将其严惩。
1911年初，赵尔丰的兄长赵尔巽卸任四川总督一职，推荐弟弟继任。此时，赵尔丰已经是一名65岁的老人了。
然而，相对于边区的刀光剑影，已成为一锅沸水的成都，更加险恶。
1911年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就任。三天后，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召开，赵尔丰在这次浪潮中首次露面。
当时，面对台下众人，赵尔丰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力，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孰料股东会副会长张澜快步上台，先驳斥了赵尔丰对于铁路国有政策的解释，进而高喊：“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会场响起一次次震耳欲聋的掌声。
第二天来到署衙，有同僚仍然气愤难平：“大帅才到任，张澜就把大帅责备一番，尤其荒唐。”赵尔丰却平静地说：“政府这回举动未免太快一点，无怪四川人埋怨，总督是代表政府的，自然该替政府受点埋怨。张澜也是责备政府，不见得是责备我。”
实际上，赵尔丰手头，正揣着一张朝廷五天前发来的电报，命他到任后，对路事“多派员弁，实力掸压”。
先前经营川边时，赵尔丰素以行事狠辣著称，现在却以一副柔软的姿态出现，人们有些摸不着头脑。用郭沫若的话说，赵尔丰上任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莫展。那样有名的屠户上任的当初为甚么不立即放出三把火来，这正表明当时的运动已经深入于民间，所以他不敢造次。”
赵尔丰姿态柔软，朝廷却等不及了。
8月6日，由朝廷派遣的查账小组，接收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提交的公司账目。消息传出，保路势力立即将李稷勋视为叛徒，股东会决议撤销其职务，谁知清廷反而任命李稷勋为宜昌铁路公司总办，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据时任劝业道的周善培回忆，消息传到川汉铁路公司，“全场几百人立即哄起来，都说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立刻决议罢市。”
8月24日，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内，成都店铺全关门了。
赵尔丰心急如焚。8月28日，他会同成都将军玉昆致电内阁和摄政王载沣，表示“人心一失，不可复收”，“ 应恳圣明俯鉴民隐，曲顾大局，准予暂归商办。”孰知次日，赵尔丰即遭端方参劾：“庸懦无能，实达极点。”
9月1日，赵尔丰再次上书弹劾盛宣怀。一天后，朝廷的回应是，命端方率武昌新军2000人入川弹压。随后又给赵尔丰发来电文，警告他再任由民众滋事，贻误大局，定要治他的罪。
赵尔丰已经被逼到了绝境。
致命的转身
端方的军队在开进四川的路上。与此同时，保路运动也有了武装反抗的苗头。1911年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会场上，忽然有人散发起了一本叫《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小册子，号召“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
是夜，四川官员们七嘴八舌探讨了危机的形势，一同起草了一篇电奏，请政府收回成命，并称事情已经到了万分危急之时，如果三天之内不回电，就只得矫旨办理了。
随后，众人来到督署，叫醒了已经睡下的赵尔丰，拿电稿给他细细看了很久。看到“矫旨”两个字，赵尔丰骇然说：“这却是不可随便玩的。”经周善培劝解，赵尔丰终于点头，答应将电报第二天一早发出。司道们回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多了。
矫旨还是遵旨，赵尔丰到了做出最后选择的关头。
这几乎是一个没有正确选项的选择。
9月7日，又是股东大会召开。据股东会代表石体元回忆，其时罗纶登台对大家说，赵尔丰刚刚派来一位军官，告之内阁的回电到了，请保路同志会众领导去看。可随后，罗纶等一干被请去的人迟迟未回，会场外却已经布满了军队。
这一天，赵尔丰以看电报为名，将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以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9人引诱至督署，予以扣押。
下午1点，成千民众包围了总督府，要求放人。
据周善培回忆，当时司道们正想回家，忽闻外面请愿的人来了，已经走不脱。赵尔丰说：“他们消息真灵，又聚众起来，要求释放扣留的人了。一天不开市，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的。”
正说着，巡捕说：“请愿的人已冲进西辕门了。”赵尔丰说：“叫他们举几个代表来，我有话对他们说。”但是，群众们不举代表，只是要一起见大帅，于是，赵尔丰带领司道们来到大堂。此时群众已经冲进了仪门，赵尔丰叫人大声说：“快举代表，不许冲进牌坊。”
群众又冲进牌坊，赵尔丰叫人说“不许再冲一步，再冲一步，就要开枪了”。
群众还要向大堂冲上来。赵尔丰说：“挡不住了，没有法了”，下令开枪。一排子弹飞去，当场打死3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随后，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
从柔软到强硬，赵尔丰的转身，引来了致命的后果。
当晚，同盟会成员将成都的情况写在一个个木板上，上面涂以桐油，投在河中，漂流到下游各处，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火速救援。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组成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
四川局势濒于失控，这是朝廷没有料想到的。端方急率两个团的武昌新军前来镇压。1911年10月10日，留守武昌的新军趁城中防备空虚，首义成功。一场由铁路国有政策酿成的保路运动，竟然导致大清进入了倒计时。
清廷直到此时才终于回过神来。就在武昌首义同一天，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同意了对川汉铁路更优厚的补偿条件，可是为时已晚。为挽回局面，10月14日，清廷令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赵尔丰被贬回川滇边务大臣。尽管后来岑春煊因起义蔓延未能上任，但遵旨行事的赵尔丰，显然已经成为了一枚弃子。
更有甚者，先前不断指责赵尔丰“无能”的端方，也上书弹劾其“构成冤狱”。不听话被弹劾，听话也被弹劾，赵尔丰气极，对周善培说：“端老四连我也参了，是否自有公论。我如果听他的话早拿人早就弄糟了。今天他好意思把罪名推在我一个人身上！只要大局不糟，我一个人丢官也值得。你想想做官有什么意思呢？”
11月6日，朝廷令端方署理川督，并着其速派人将赵尔丰押解来京，以“申川民怨愤之气”。伴随着各省独立风潮，赵尔丰意识到，他走向清廷祭坛的命运接近了。
他已经不得不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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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城落日
11月10日，赵尔丰从友人电报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京师失守，皇帝与摄政王已逃出北京。
当时，成都与外界通讯基本断绝。赵尔丰相信了这个误传的消息，这也加快了他规划善后的步调。他对亲信说，“官我是做伤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着四川有什么用？但是交了兵权政权，四川人不谅解我，谁保护我呢？”在忧虑和凄凉中，11月14日，赵尔丰下令释放了先前逮捕的诸人。
经过各方协商，有人拿出了一个可行的交权方案，赵尔丰表示满意，他对诸人说道：“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望你们赶快替我补救。”
11月22日，赵尔丰与蒲殿俊等签订了《四川独立条约》。五天后的11月27日，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都督、驻军司令朱庆澜为副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正式成立。就在同一天，端方率领的湖北新军在四川资州哗变，端方及其弟弟均被杀。相对于政敌，赵尔丰似乎实现了平稳着陆。
但是，他显然高兴得太早。
成都兵变
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上任没几天便不顾劝阻，执意要进行大阅兵。
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果然中途发生兵变，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仓皇逃离。乱兵从校场中蜂拥而出，在成都城内四处抢劫，“一时遍地皆盗，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抢五六次者。”其惨状据说自张献忠屠川以来未曾有过，“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兵变发生后，年仅26岁的军政部长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凤凰山军营，率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进城平乱。而哥老会的“同志军”也大举进城，四处捕杀乱兵，成都城内一时血雨腥风。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那位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而且手里还有担任他的警卫部队的3000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干预，绅民固请不已，此心凄恻万分;又闻军队肆扰不休，若不急行设法，更不知伊于胡底。”于是，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要求所有乱兵必须立即回营，既往不咎，否则就军法从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在川滇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股势力，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及驻军军官们，分别召开了三个会议，商议自己帮派应如何在善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第二天，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而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兼哥老会老大罗伦出任副都督。同盟会的董修武则出任总政处总理兼财政部长。
赵尔丰在危机时刻发出的布告，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是他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为了他复辟回任。
借头立威
赵尔丰一直没离开成都。一个大树已经倒下，赵尔丰依然还守着枯枝，这令时人与后人都对他产生了种种揣测，恋栈、图谋复辟，等等。
与他极为亲近的周善培，却认为这只有一个极为平常的理由：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应该先离开险地。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但，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真相？
处决赵尔丰的最大理由，据说是他煽动了12月8日的成都兵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所有的证据都无法显示这位老人试图重新夺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权力，相反，证据几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审判他、并且处决他的人们。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6岁的年轻军官尹昌衡、34岁的四川咨议局副议长兼黑道老大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是，那位在总督府的高墙深院内武装隐居的老人，令他们感到巨大的威胁。而且，他们实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耍赖的年代，为自己立威。
依然忠于大清王朝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有人指控正是赵尔丰密令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而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觊觎成都这块膏腴之地。还没坐热位子的都督和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他们决心要借用那位老人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这位老人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
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人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
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老人把3000名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出，或许他也无从选择。这一被谋划者们自以为得意的举措，也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赵尔丰阴谋复辟的指控，只是“革命”的策略和谎言而已。
卫队被调离总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丝毫不知道另一支部队已经将他们包围，并且将他们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如果他们敢于尽忠职守，他们将遭到彻底的毁灭。
另一支部队则在凌晨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营长(“管带”)陶泽锟，被委派为敢死队队长，负责关键的擒赵行动，他的收获将会是一个团长(“标统”)的位子，以及他没料到的青史留名。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这就是被“革命者”们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在整个过程中，据说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丫头而已。
而在尹昌衡的回忆录中，却说自己完全是“被迫”杀害老长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会、“同志军”的人，也有蒲殿俊这样的“绅士”们。
在这份辩解中，至少可以看出，这位下令砍下赵尔丰脑袋的年轻人，并不真正相信那位老人是该杀的。根据这份回忆录，面对突然闯入的士兵，赵尔丰十分平静，走到阶下，问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但是，众人的意见都是：“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赵尔丰终于成了成都兵变这场大灾难的最大替罪羊。
据尹昌衡自己说，他还派了士兵保卫赵尔丰的家室，而赵尔丰一个孙子躲在邻宅，藏了7天，确定平安无事后才回家。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其兄、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赵尔巽倒是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而赵尔巽却因此认为他是个人才，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成为新军中的灵魂人物。
赵尔巽在离任时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做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立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咨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黑道的力量，终于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而赵尔丰的脑袋，也成为他们巩固权力、扬威立万的台阶。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的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
在人生的最后一张照片中，赵尔丰的头颅滚落于地，眼睛微微张开，仿佛依旧在为当初的选择寻找一个正确的答案。
年轻的郭沫若日后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自然要为其弟报仇，而赵尔丰之女，又正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教书写书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