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出版
简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受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代感召，中学毕业后的江瑞丽和同学们怀着青春的梦想与热血从北京的大院走到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开始了他们憧憬中的知青生活。然而在热血和理想之外，更多的是意想不到的难舍与困惑。这片黑土地上演绎着江瑞丽、宫萍与庆庆的纯真友情，江家与钱家的刻骨铭心的亲情别离，还有江瑞丽与司马建平让人无法承受的生死爱情一这些难忘的经历让他们逐渐成长起来……
钱薇离京了
钱薇小时候的奶妈从南方乡下来看她和她妈妈蒋阿姨，奶妈前脚刚走，她后脚就风风火火地跑来向我“报告”最新消息。
“知道吗？小丽，”钱薇煞有介事地说，“我这条小命儿差点儿被偷生鬼给偷走。”
我正在看书，在欲罢不能的关节上。再加上，她这人话多，我不想招她，便不冷不热地说：“别迷信啊，你。”
“真的，我这人活不长的。”钱薇要是想跟你说话，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我抬起头，有点儿不耐烦，“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你听着呀，我奶妈告诉我的。我妈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遭了好多罪。月子里，我妈老说看见房门口站着俩男人，一高一矮，也不说话，就站在那儿盯着她，一口一口地抽烟，一个一个地吐烟圈儿。他们一来，我妈就吓得一身一身地出冷汗。奶妈她们乡下人对这种事儿特敏感，说那俩是偷生鬼，想把我给抱走。
她这么一说，我妈更害怕了。于是，每当那俩偷生鬼现形的时候，奶妈就破口大骂，骂好些特难听的话。可是，那俩偷生鬼，今天骂走了，明天还来。我奶妈就想了个辙。下次等那俩偷生鬼又来了，她就把身上的衣服扒了个精光，赤条条地跳着脚骂……”
“你奶妈有神经病。”我一点儿都不信，毫不客气地打断她。
“真的！我奶妈到了儿把那俩偷生鬼给臊走了。”钱薇显然认为确有其事，“不过，她说的，早早儿地就被偷生鬼瞄上的孩子活不长。”
“胡编乱造！”我把头埋回书里。
钱薇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同龄、同院、同校，自然也是同年级，可惜就是不同班。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经钱薇的提议和老师的支持，我俩包揽了年级出黑板报的任务。钱薇负责写稿和组稿，我负责版面设计和抄写，黑板报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由此，我们俩还发誓，长大以后，钱薇搞新闻报道，我搞美术摄影，我们俩永远合作。
人都说，钱薇长得像个小苹果，个儿不高，有着一张圆润润红扑扑的脸。可我们院李大娘说钱薇是个小人精儿，“你瞅这丫头，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摇头晃脑的，没个姑娘样儿。”李大娘说得倒也不假。钱薇只要一张口，耳朵后面两只小辫子就开始甩来甩去，两只大眼睛也跟着闪闪发亮。
在学校，钱薇是她们班少先队组织委员，她的领导才能顺理成章地从学校延伸到院子里。放了学，她不是带头上房、爬树、偷邻院树上的枣，就是领着一帮孩子钻到黑洞洞、阴森森的地下室里去讲鬼故事。所有的孩子，包括比她大的，都心甘情愿听她指挥。
“去，每个人从自己家拿个小板凳儿来，咱们玩儿开公共汽车。”
待大家搬来小板凳，摆好，坐好，钱薇便开始煞有介事地卖票、收钱、关门，最后喊一声：“走嘞，哥们儿。”然后，像模像样地在司机的位置上坐下继续她的“无实物即兴表演”：突然急刹车，打开车门，探出身去，挥着手喊：“嘿！你小子不要命啦？靠边儿，靠边儿。”又一个急刹车，探出身去叫：“哎哎哎，那老爷子，你聋啦？没听我一个劲儿摁喇叭？”继而装模作样地把车停下来，打开车门，下车，然后两手叉着腰，大模大样对空“教训”：“你们这帮孩子怎么在大马路当间儿玩儿？去去去，上马路牙子上去。”一本正经，惟妙惟肖，把这帮孩子们笑得不亦乐乎。
钱薇的妈妈是中学语文教师，永远有改不完的作文本，她爸爸在外地。她没有兄弟姐妹，同我一样，但她老是喜欢泡在我家——我家有里外屋，她和她妈妈却只住在中院角落里的一间屋里。爸爸给我们讲《一千零一夜》，讲《西游记》，讲福尔摩斯，兴致好的时候还教我们背唐诗。
这时候的钱薇是极认真、极严肃的，她总是比我先背出全诗。当然了，要是钱薇比我背得慢，那她就不是钱薇了。
况且，我知道钱薇为什么那么起劲背唐诗。她们班有个男生叫臧海凝，钱薇和他的关系不一般。有一次，臧海凝送给钱薇一条手绢，黄底儿，带小紫花儿，她可珍惜了。
臧海凝是班长，学习特棒。学校里男女生界线分明，但钱薇和臧海凝都是班干部，接触频繁。臧海凝的爸爸是高干，家住独门独院。他长得胖墩墩的像个没脖子的雪人，但挺直的腰板儿和圆脸上一对明亮自信的小眼睛，遮掩了他体型上的缺陷，班上女生们都说他长得像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小萝卜头。
钱薇毫不掩饰对臧海凝才华的钦佩，比如：“今天我们老师叫臧海凝给全班背了一遍冰心的散文《一日的春光》。其中有这么一句，”钱薇用朗诵的调子背起来，“‘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无香。’写得多妙！”她感叹。
那口气，倒像《一日的春光》是臧海凝写的，臧海凝课外知识丰富，钱薇自是不甘下风，因此加倍努力补课。
我常常在心里偷笑：这俩倒是挺般配的——一个水果一个蔬菜，旗鼓相当。
六年级上学期的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去叫钱薇一块儿上学。我们住的是个三进的四合院，我家住后院，她家住中院。
钱薇只开了一个小门缝儿说：“你走吧，我不去上学了。”
我问：“怎么了你？生病啦？”
她摇摇头，满脸倦容，两眼通红，不待我再问，赶快把门关上了。
整个上午，我无法集中精力听课，放学回到院里，我赶紧去敲钱薇家门。
李大娘站在她家门口叫我：“小丽，别敲啦，她们家的人都走了。”
我这才发现，摆在门外廊子下的火炉子里没有火，边上原来切菜用的案子，上上下下空空如也。我把手搭在窗户上向里面张望，屋里简单的家具依旧，钱薇和蒋阿姨那熟悉的音容气息却被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大风一古脑儿地卷走了。只短短的一个上午，这间小屋已没了住人的痕迹。
“李大娘，她们上哪儿了？”我慌了。
她朝我招招手，等我走到跟前，她小声说：“哎呀，你还不知道呐？她们家是地主，遣回原籍啦。”
我愣住了，心像个毛线团，一脱手掉到地上，不知骨碌到什么地方去了，脑海里只有钱薇那两只通红的大眼睛。我和钱薇虽然没有焚香，也没割腕，可义结金兰的话是说过的，山盟海誓那种的。钱薇不仅仅是我的挚友，还是我的主心骨、我的勇气、我的自信、我无时不在仿效的榜样。没了主心骨、没了勇气、没了自信，我跟谁一块儿复习功课迎接考试？跟谁一块儿看书、一块儿玩？有了问题我问谁？哎呀，黑板报！我跟谁一起办黑板报？我觉得身体像是被挂了起来，摇呀晃呀得没有着落。
李大娘对我说：“这孩子，跟这儿站着干什么？还不回家吃午饭去。”
晚上，爸爸妈妈都没话，家里静静的。平时钱薇总是跟我一起做功课，今天独自完成，反而比平时快。做完功课，我闲得难受，看了一会儿书，看不下去；到院里转了一圈，没意思；回到家里东瞧瞧，西看看，碰碰这儿，摸摸那儿，开抽屉，关柜门，烦躁不安。身边少了个钱薇好像塌了半边天。
爸爸趴在书桌上写东西，时不时瞥我一眼，却没像往常那样批评我太浮躁。
妈妈说：“小丽，我看你闲得无聊，洗脸洗脚，早点儿睡觉吧。”
我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脚泡在水盆里，仰起脸望着妈妈说：“今天早上，钱薇连声儿‘再见’都没跟我说。”我觉得嗓子眼儿里发哽。
妈妈在水池边洗脸，稍稍弯着腰，两只手捧着湿毛巾正要往脸上擦。她停下来，直起身，毛巾从手中滑入脸盆里。她蹙起眉头，看着我，迟疑地说：“她们……”
“蒋阿姨把钱薇带哪儿去了呀？”我觉得我都有点儿恨蒋阿姨了。
妈妈迟疑了一下才说：“她们到钱伯伯那儿去了。”
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到钱伯伯。我从来没想到过钱伯伯，没想过为什么钱薇的爸爸从来没出现过，为什么他从来没来看望过蒋阿姨和钱薇。钱薇床边摆着一个镜框，里面是钱伯伯的照片，可我从来没想过问钱薇她爸爸在哪儿，好像他天经地义住在镜框里。
“钱伯伯在蒋阿姨的原籍吗？”
“……不在。”妈妈的回答支支吾吾。
我不放弃：“李大娘说她们回原籍了。”
妈妈终于转过身来，对我说：“这事是千万不能跟外人讲的。”
“向毛主席保证，跟谁都不说。”我发誓。
妈妈继续说道：“昨天下午，蒋阿姨到部里来找你爸爸，说前几个月，她所在的学校接到老家‘四清’工作队的报告，说钱薇的外公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外婆的成分是地主。按政策，学校要把蒋阿姨遣返原籍。蒋阿姨提出老家已经没人了，与其回原籍不如让她们娘儿俩到钱伯伯的农场去。学校跟两边商量了，同意她们到农场去。这事她一直瞒着钱薇，昨天跟你爸爸说的时候，钱薇还不知道呢。”
我迫不及待，“钱伯伯的农场在哪儿？”
妈妈回答：“钱伯伯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一直在北大荒劳改。”
我想了想，问：“是十万官兵去开发的那个北大荒吗？”
妈妈说：“当然了，中国就这么一个北大荒。”
我说：“不是有个电影，叫什么来着？演他们开发北大荒，在地下挖个洞什么的住。可苦了。”
妈妈没有领会我的意思，说：“创业嘛，都是非常艰苦的。”
我抗议道：“我是说，那钱薇去干吗？她是小孩儿，又不会创业，让她住咱们家不得了？”
妈妈摇摇头，说：“我和你爸爸虽然是党员，但是家庭成分也不好。我们一向跟蒋阿姨走得很近，院里的邻居都晓得，我们家需要最先划清界线。”
我俯下身，胸贴在大腿上，将一个手指伸进水里，在脚趾间慢腾腾地搓来搓去，心里努力地分析、理解这件事。
怪不得，钱伯伯从来没来看过蒋阿姨和钱薇。我们班有个男生，学习很好，组织纪律性也挺强的。可一到选班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提他爸是个劳改犯那茬儿，他连小队长都没当上过。还好没人知道钱薇的爸爸也是劳改犯，不然，再聪明再能耐也没用，也得受歧视。可是，钱薇跟我说过她外婆已经去世了。成分这东西怎么这么厉害？人都不在了，它还跟幽灵似的缠着人不放？
我觉得应该问一些关于成分的问题，比如：成分是什么？还有，刚才妈妈说，她跟爸爸的成分也不好，要是他们被遣回原籍，爸爸回他的老家，妈妈回她的老家，那我怎么办？劈成两半儿?
妈妈催促我：“别磨蹭了，洗脚水很快要冷了，冷水洗脚要得病的。”
我像跟谁赌气似的嘟囔了一句：“本来就是用的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