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免责制盛行、人民痴迷做公务员、富人免税穷人纳税、审批文件通常要等多年才能完成、农民被迫进城农村凋敝、城市房价飞涨、通货膨胀等。这就是大革命前的法国。1789的法国大革命，它代表了法兰西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它要废除的不仅仅是剥削百姓的官僚制度，还有种种的传统，包括禁锢思想自由信仰的教会特权制。
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改革只限制在某些不影响权力的层面，甚至是更加的强化中央集权，人们依旧没有自由。而对于一个“邪恶”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开始“片面改革”的时刻。当人们看到其他国家社会体制的优越性时，更加不能忍受特权阶层下的等级制度，因为对“自由与平等”的热爱已经深入人心。人们不仅要建立民主制度，还要建立保障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特权，还要确认各种权利（包括天赋人权、私有制产权、政治权利等），使之神圣化。
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以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是要制定一部宪法。这是走向君主立宪的节奏。但大革命所唤起的民众激情无法平静，加上路易十六的仓皇出逃，立宪终成泡影，而民主共和的声音遂占上风。但是，民主共和已经不是历史传统上各个民族或者不同阶层之间的共和，它其实仅仅是平民阶层的共和，路易十六成了叛国者，贵族也成为了邪恶的剥削者。所以，与其说罗伯斯庇尔主导的法兰西是民主共和，倒不如称其为民主国。这个民就是平民，就是当时的第三等级，就是“无套裤汉”，也是罗伯斯庇尔推行恐怖政治时嘴中念念不忘的“人民”，而不是全国国民。
1789年的大革命是“失败的”，但是却自诩为“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至少中国也是这么认为的。大革命推翻了旧王权，却带来了一个更加专制黑暗的政府。这个政府集中了全部权力，取消了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自由，只留下空洞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把人民的选举权标榜为“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却没有任何权力，不能共同商议选举和决策；与此同时，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人民权利的种种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新闻自由……而铺天盖地的是为领导人的歌功颂德。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大多数，却都拥有强烈的“民族的自豪感”和“为国尽忠”使之成为世界霸主、实现法兰西复兴的美梦。
尽管政府官员自由的口号满天飘，但这种自由是无序的自由，法律、习俗俱不存在，反而要成为打破的东西。存在的只是街头和广场上的暴力杀戮以及由它带来的恐慌，如果暴力也可以称之为自由的话。
“1792年9月2日星期日下午，24名被送往圣日耳曼德佩监狱的神职人员遭到暴民袭击，最终被杀害。
当晚，经过非正规审判，教堂内其他122名囚犯也被宣判了死刑，他们被带至教堂外用长矛刺死。
关押在圣衣会修道院的包括阿尔勒大主教和桑特及博韦的主教在内的大约150名神职人员被杀害。
关押在夏特勒的200名小偷和债务人被残杀。
9月3日星期一，关押在拉福尔斯的王后的朋友徳·朗巴勒公主和其他囚犯惨遭屠杀。公主的头颅被挑在长矛上，在马亥区中世纪城堡坦普尔堡的窗前示众，王室一家此刻就被关在这座城堡里。”（该书258页）
…………
这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开列的自8月10日君主制转换为共和制之后连续三天的暴力升级的情形，这里笔者只是过录其中的一部分。下面是作者对此一系列事件的评论：“这就是人民的裁决：新共和制下的第一周，为了满足推翻君主制的嗜血暴民的欲望，就有千余人失去了生命，其中还包括来自最底层也是最脆弱的人民。”（见该书259页）原书此处有这样两幅插图，它呈现的正是德·朗巴勒公主被戮尸的情景。赤裸的胴体仰露着，双腿向外分张着。人们正是从张开双腿的地方围观着，有的人甚至为此弯下了身子好仔细看。另一幅画面公主的头颅被长矛高挑着，头颅下，人们，男男女女，正在庆贺。以各种旋转的舞姿，表达着他们的快悦。在这里，杀人的是人民，被杀的也是人民（教士、公主除外），包括围观屠杀的看客还是人民——这就是人民。
在这种黑暗的社会中，人们之间没有种姓、阶级、团体、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只关注自己的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道德良知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希望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只有这样人之间的冷漠，才能保障专制的权力持续。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依靠、一切和睦相处与博爱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保护自身权利的机会；这种黑暗的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之前就彼此冷若秋霜，而这样的制度将他们的情感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的向上攀爬，害怕地位的下降；金钱已经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金钱具有的流动性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以及家庭地位的高低，因此每个人都在拼命的攒钱、赚钱。不惜一切的发财致富、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的享受与追求，便成为每个人深入骨髓的唯一情感。这个情感轻而易举的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如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