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下大雪出不了工，我上潘姐那儿叫她一起去秀莲家。潘姐爱孩子，可跟老刁结婚一年多了还没有动静，没事儿老上秀莲家去逗小孙昊玩。秀莲说潘姐没孩子是因为她和老刁都太爱干净了，怕埋汰的人不生孩子。我大惑不解，爱清洁是好习惯呀，为什么生不了孩子？秀莲又笑我啥都不知道，我怪她不告诉我，她叫我问潘姐。我琢磨着保准又不是什么大大方方能说出来的事，还是别傻头傻脑地乱打听好。
不过，潘姐和老刁爱干净确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住宿舍的时候，每天下工回来，别人都着急忙慌地去打水，去晚了就没热水了。可潘姐先得从被褥底下掏出个笤帚疙瘩，到门外把浑身上下扫个干净掸个彻底才去水房打水。有一次，我比潘姐先回到宿舍，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把潘姐的笤帚疙瘩藏起来。打完水回来见潘姐急得直骂街，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造次了。
全宿舍铺位收拾得最干净的是潘姐，衣服穿得最整齐的也是潘姐。老刁的穿戴也很整洁，可这并不是潘姐的功劳，他结婚前就一贯如此。连里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活儿跟大家一样没少干，可完了，别人再怎么小心还是搞得一身汗一身泥的不像样子，他俩却总能保持相对整洁。要是什么时候连里想起来评选卫生先进分子，一男一女肯定是他俩。
一进门，潘姐把我推上炕，责怪我好久不迈她家门槛，坚持要我喝完一大茶缸白糖水——东北人接待客人的上上品——再一块去老孙家。没辙，盛情难却。
虽然生活习惯相同，老刁的性格跟潘姐却是两个极端：潘姐是个话篓子，老刁则一贯奉行沉默是金。我总是摆脱不掉刚到连队时养成的对老刁敬而远之的习惯，尽管潘姐总说：“你怕他干哈？俺家‘老大’是属李逵的，心眼子老善良了。”我并不是怕老刁，只不过是，在过于严肃的人面前，我总觉得不自在。
今天老刁不在家，潘姐说他一大早跟老孙上一号地了。前两天，他俩在那儿下了个狐狸夹子，今天去看看逮到狐狸没有。
我舒舒服服坐在炕头，两手捧着大茶缸。潘姐家窗明几净，炕席擦得发亮，被褥摞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看着叫人心情舒畅。人就是这样生活在比较当中，上中学的时候下乡劳动，住在老乡家，睡大炕，觉得农村人“特土”。可现在坐在潘姐家热炕上，颇感回家的温馨。
如果说我平时听到的“官方消息”来源于柳云琴，“参考消息”来源于臧海凝，那“小道消息”则来源于潘姐。闲得百无聊赖，上潘姐家坐会儿，准能满载而归。潘姐家的位置与知青宿舍的位置相隔一条土路，上她家比上井台打水还近。可这几个月来，我对连里的“小道消息”产生反感，根据关于我的谣言判断，那些“消息”的价值和准确性令人质疑。于是我开始有意回避潘姐这个消息渠道，因此才招来刚才潘姐的一通数落。
我喝着白糖水，听着潘姐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柳云琴上学的名额如何被团长的小姨子给顶了的事。从团长媳妇咋地要挟团长必须把她妹妹安排到北京的名牌大学，到团长咋地授权贾参谋长办理这件事，到贾参谋长咋地也不能动用团机关名额，因为是碍于“兔子不吃窝边草”惯例，再到贾参谋长咋地看中二十一连的两个重点大学的名额，潘姐讲得一清二楚。
“为这个，贾参谋长还专门上咱们连来过一趟呐。”
宫苹说过，贾参谋长来视察后勤工作，在猪号待了好长时间，问这问那，还让别人都去干活，把她留下单独谈了半天话。问她入团了吗，为什么没入什么的。这把她给吓得以为连里向贾参谋长汇报她工作不好呢。不过，他走的时候把猪号给表扬了一通。
潘姐说：“团长和参谋长是穿黄棉袄的，他们跟咱连要名额，谁能说个‘不’字儿？”
“什么是‘穿黄棉袄的’？”
“就是那些戴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呗。”
“那不戴领章帽徽的穿什么色儿棉袄？”
“转业复员的、支边的、当地的都是‘穿黑棉袄的’。”潘姐说，“就这么着，柳云琴的大学梦泡汤儿了。本来还说，至少得给她找个中专上上，可是别的连也有名额被政委和几个副团长的人给顶了的情况。也难为他们争，粥少和尚多，分不过来嘛。”
“柳云琴费了那么大劲儿，敢情闹了半天，咱们连领导的决定不一定就是板儿上钉钉子。”我感到有几分解气。
潘姐不屑道：“那当然！要么她能入党？”
柳云琴在豆收会战中入了党，被提升为场院排副排长，跟她一批入党的只有司马。
我明白了，“安慰奖！”
潘姐说：“嗯哪，可不是咋地！”
我说：“那至少司马也得了个安慰奖。”
潘姐说：“你当呢？司马入党，那是‘沾光’。那次发展党员，有点儿火线入党的意思。本来指导员光想发展柳云琴，可是连长和“老大”坚持要发展司马。指导员后来也觉着光发展柳云琴一个人不合适，才同意把司马给加上。”
我不解，“柳云琴怎么这么受宠呀？”
潘姐一笑，“要是你们小青年儿都有那灵性儿，指导员还不得忙乎屁了？”
我说：“哎，别一口一个‘小青年儿’的，你不比我们大多少。”
“就是大你一岁，你一辈子也追不上。”潘姐哈哈地笑起来，又接着说，“他们说，团长小姨子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才上小学三年级。他们还说，团长媳妇说团部有一群色狼，怕她妹妹被狼吃了。”
全团上上下下都知道，团长又矮又胖，可团长媳妇颇有几分姿色。想来，团长小姨子也差不到哪儿去。我想象不出团部怎么会有“色狼”，领导班子肯定不可能，团部机关人员一个个也肯定都是过得硬的共产党员。
“走，上老孙头家去。”潘姐招呼我。
秀莲挺着肚子，正在院子里抱豆秸准备做午饭。不到两岁的小昊，穿得圆滚滚的，蹲在地上拉屎，老孙家的狗跟在他后面。穿着开裆裤的小昊拉一点，就撅起小屁股挪两步，两条笨拙的小腿颤颤悠悠的并不摔倒。他一挪开，那狗就把他刚拉出来的热腾腾的小屎橛子舔着吃了。
见了我和潘姐，秀莲高兴地说：“恁俩来的正好，在俺这儿吃，俺窖里还有油豆角呢。”
小昊大便完了，站起来，身后地上干干净净，一点儿没有他刚刚大便过的痕迹。
潘姐从兜里摸出一张纸，使劲揉了揉，给小昊擦了屁股，把他抱起来。她这一连串的动作，既熟练又利索，像养过一大群孩子似的。
“快了吧？”潘姐端详着秀莲的肚子。
秀莲说：“没呢，还得两个多月呐。走，进屋儿。”
“瞧你这身子可够笨的了。”
秀莲跟在抱着小昊的潘姐后面，说：“人说了，怀女孩儿身子笨。”她可盼着个女孩儿了。
“那也该上医院检查检查了吧？”
“嗯哪，明后天就去。”
对这种事，我一无所知，只有听着的份儿。
进了屋，潘姐把小昊放在炕上，把他的鞋扒下来，又动手脱自己的鞋。小昊趴在她背上，“妈妈妈妈”地叫着，把潘姐高兴地合不上嘴，上了炕抱着小昊亲了又亲不撒手。
我帮秀莲把油豆角从自家的小地窖里取出来，洗过，择好，又在灶间帮她做饭炒菜。
在炕上逗小昊玩的潘姐大声提醒在外屋地准备烧油豆角的秀莲，“记着别炒得太狠，把油豆角的魂儿都炒没了。”
“俺记着呢。”秀莲笑着回答，然后，对我说，“刚来那会儿，潘姐见俺不会烧油豆角，差点儿把门牙笑没了，她再就忘不了了。”虽然潘姐和秀莲同岁，秀莲对精明强干的潘姐崇拜得不得了，因此也随着知青们管她叫姐。
秀莲的话音刚落，灶间的门忽的一下开了，一股白色的冷气贴着地皮蹿进来，随后老孙和老刁相跟着进到屋里，脸上挂着风尘仆仆的疲惫。他俩跺着脚拍打身上的积雪，摘下头上的帽子把雪抖落掉。
老孙带着责怪的口气问秀莲：“恁一早上一号地去了没？”
“俺上一号地去干啥？”秀莲奇怪地反问。
老孙还是问：“恁叫俺没？”
这一句一句的，把秀莲问成了丈二和尚，“俺哪儿都没去……”
这步步追问的对话和老孙脸上厚厚的疑云让人听得糊里糊涂，同时，我也注意到老刁在一旁的默默“观战”。
“一号地咋啦？进屋进屋，别都在外屋地挤着。”潘姐在炕上跪起身来，像一家之主似的命令两个男人。
老孙进到屋里还是不罢休地问：“秀莲，恁是不是上路边儿那个厕所，瞅见俺俩，叫俺来？”
我和潘姐双双替秀莲作证，秀莲半天没出屋了，没上厕所，更不可能上一号地。
秀莲没好气地问老孙：“见鬼啦？这么没头没脑的？”
老刁一如往常，一声不吭，潘姐问他：“老孙咋的见鬼啦？”
老刁无可无不可地说：“叫他说。”
老孙支支吾吾地说，早上去查看前两天下的那个夹子逮没逮着狐狸，夹子上有狐狸毛却不见狐狸。显然，是个老家伙，把夹子上的肉吃完跑了。回来路过一号地的时候，他俩都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个劲儿地叫老孙，真真切切、清清楚楚的是秀莲的声音。可是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片皑皑旷野，半个人影也不见，他俩跟着了迷似的随着声音走了好一阵子，过了一号地，过了九号地，走到十九连那边那个水泡子了，才忽然意识到不对劲，赶紧往家跑。
“哎呀妈呀，”潘姐有点儿害怕似地说，“这大雪天儿的，你俩咋走那旮去了？怕是碰上狐仙儿了吧？”
老孙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还说这几天得小心点儿别出漏子。
谁也没接他的话茬。
到连队以后，各种各样的玄乎事我听了不少。比如，刚一来的时候听说，附近连队的一个上海青年被疯狗咬了，得了狂犬病。他死了以后，无数一丁点儿大的小狗从他嘴里、鼻子里和耳朵里钻出来。当时，我第一个念头是那个上海青年的家人够难受的了，要是知道这情景还不得伤心透了。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见了狗心里就咚咚地打鼓，怕得不得了。对我来说，这比死还可怕。后来才想明白，那是不可能的。还有一次，听说，靠山边的某团某连有个女生半夜给冻醒了，发现身边睡着一条大蛇。我又怕了很久才意识到二十一连地处大平原，连小不丁点的蛇都没见过，更别提大蛇了，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狐狸和黄鼠狼倒是挺喜欢在大平原上安家立业繁衍生息的。老刁和老孙下狐狸夹子这不是第一次，两家人冬天戴的黄得发红的狐狸皮帽子让全连的人垂涎不已。
我虽然没见过活狐狸，跟黄鼠狼却有过“一面之交”。上次豆收会战时，一天下工后，全屋人像往常一样“擦澡”。有人脱得精光，有人脱得只剩下短裤，每个人两个盆，一个洗脸一个洗脚，屋地摆满了水盆。忽然，一个人神情紧张地说看见北炕中间的炕洞子里有个东西在动，全屋人的目光顿时聚向柳云琴。
聚光灯笼罩下愣头愣脑的柳云琴不负众望，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不过是个小耗子。她赤身裸体，两个载满青春的丰硕的乳房颤颤地，小心地迈过水盆间的空隙走到门口，提起一把短把铁锹，回过头来。她两手持锹，脸上一副决一死战的坚定，走到炕洞子前，信心百倍地举起铁锹，正要下手，猛然意识到躲在炕洞子里的不是耗子。
说时迟那时快，一只一尺多长的黄鼠狼一跃上炕。柳云琴大惊失色，铁锹咣当一声砸在水盆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北炕所有的女生扑向南炕，只听见一片丁零当啷，地上的水盆被踢翻了，水流了一地。全屋的人肉滚肉地挤在一起，哆嗦成一团。被这大帮女生刺耳的惊叫声吓得蒙了头的黄鼠狼在炕里面靠墙的被垛上惊慌失措地来来回回狂奔，黄鼠狼越是不停地跑大家心里就越恐惧，越恐惧惊叫声就越刺耳，越刺耳黄鼠狼就越惊慌，找不到出逃路径的黄鼠狼疯了。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门一开，黄鼠狼像箭一样弹射出去。此刻想起当时宿舍里人的狼狈像，我忍俊不住笑起来。
“自个儿傻笑啥呐？”潘姐问。
“我想起那次我们宿舍闹黄皮子的事儿来了，还记得吗？”我笑得更厉害了。
“咋不记得？我身上还没扑打完呢，就听见你们那旮嗷嗷叫。老大说的，你赶紧去看看那是咋的了。到宿舍一拉开门儿，差点儿没让那黄皮子给绊一跟头。”
我笑得趴在炕上直不起腰，惹得身边的小昊笑嘻嘻地用他的两只小胖手在我背上敲打。
老孙和老刁坐在炕边认真、熟练地卷着纸烟。
老孙把卷好的烟横在唇边，舌尖舔了一下张开的纸角，娴熟地让纸角沾在烟卷上，一边慢慢悠悠地腾出手来划着火柴点燃嘴角叼着的烟卷，一边说：“恁女青年下工不脏也得抹擦一遍，那是干啥嘞？俺一辈子没抹擦过也没咋样。”
看来，老职工打那儿就知道了女知青们的卫生习惯。
老刁自问自答地说：“啥是城乡差别？不光是高楼大厦柏油马路，还有卫生条件儿、生活条件儿、卫生习惯生活习惯啥的。”老刁一向长话短说，剩下的你自己琢磨去。
秀莲端着一脸盆炒得香喷喷的油豆角进屋来。
潘姐替秀莲让客说：“来小江，可劲儿造吧。”
入冬前，钱薇又住院去了——医院过冬的条件毕竟比连队强得多。
兵团法定是两年一次探亲假，但是知青可以自费探亲。新年前，宫苹自费回北京了。我不愿自费千里迢迢跑到干校去，我在那里谁也不认识，自觉无聊。宫苹说她回北京散散心就回来，可是一直到过完了春节还没回来。
周玫走后，臧海凝当了二十一连宣传报道组组长，新年前，他到师里办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学习两个月后直接去北京出差了。
入冬前，司马带队上山伐木去了。宣传队没了司马便群龙无首，没了主心骨，没了灵魂，排练演出也黯然失色。彩云也是最近才从上海探亲回来。今天的确是这个枯燥乏味的冬天里最开心的一天，连老刁的少言寡语都没影响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