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是卖国贼?五四运动你不知道的真相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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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太平书院”

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面,都介绍过五四运动。众所周知,我们的教材,高度肯定这次运动,认为是进步的,爱国的,有思想启蒙意义的但是,对这次运动具体内容,介绍甚少。这也是我们历史书的通病,经常给一些高大全的结论,强塞各种伟光正的评价,却缺乏有血有肉、生动细致的故事和细节  

历史真正耐看的,窃以为,不是结局而是过程,并非意义却为故事。  

接下来我想讲的,就是跟五四息息相关的两个人的小故事。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打着爱国的旗号,罢课游行,声势浩大。刚开始,这种游行还比较理性和温和,后来,在一些学生领袖的煽动下,越来越火爆,开始打砸外货,扰乱秩序,甚至违法殴打所谓的“卖国贼”。
 

首当其冲的就是曹汝霖

当时,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民族矛盾,国民想到抵制外货,第一个烧的就是日本商品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从清朝末年开始,担任外交次长,主要负责对日关系,跟日本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所以,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他是亲日派。后来,又担任过袁世凯的外交总长奉命跟日本进行过借款谈判。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学生眼中,这个中国人肯定不是好东西,常年跟日本勾勾搭搭,眉来眼去,必然是卖国贼

你敢卖国,我就敢揍你。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进曹汝霖私人住处,想揪住这个卖国贼,痛打一顿。很不巧,学生掘地三尺,也没找到曹汝霖,这贼子不知藏起来了还是跑掉了。

 怎么办?好办,点火吧,用600摄氏度的高温,去清洗这片被卖国贼污染过的土地,就不信老子的爱国之火,镇不住这个卖国贼的歪风邪气。这一把火,烧出了五四运动中看似正义、其实无耻的一幕——火烧赵家楼。

这一把火,烧出了一个狼狈不堪的卖国贼子——曹汝霖。他从此声名扫地,民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弃卒保车,非但没有严惩违法防火的学生,反而让他辞职,其实就是变相承认学生行为是爱国的,你曹汝霖就是卖国。
 

梅思平

这一把火,烧出了一个威风凛凛的爱国青年——梅思平。他从此声名远播,因为,他是当时的学生领袖,烧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就是他放的。因为这种爱国行动,他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时风光无限,成为爱国进步青年的代表。

如果历史是收音机里面放出来的节目,我愿意就此按下暂停键,如此,卖国贼终得报应,爱国青年浩气长存,黑白分明,恩怨两清,于是就可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很可惜,不能。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而是历经风霜后洞若观火的猥琐大叔。有些故事开端很美好,但结尾非常冷酷,甚至充满黑色幽默般的讽刺,令人无限唏嘘。  

火烧赵家楼后,面对众人非议,曹汝霖退出了政界,他对自己的十几年外交生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知道,自己身居其位,确实容易被人误解,与其自我争辩,不如笃行慎为,浴火重生。

 五四以后,曹汝霖退出政界,完全打消了东山再起的心思。赋闲在家,他并没开始享清福,一方面经营银行,另一方面,利用银行赚的钱,积极做慈善。

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还可以尽量让车夫有尊严的接受曹家的好意,可以说一举两得,细思极佳。

二十年代末年,曹汝霖花了大量钱财和精力,办了一所医院。穷人就医,缴费颇多优惠,甚至完全免费。医院不赚钱,每年都需要曹家经营的银行花钱补贴,才能保证不关门。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多年,直至抗战爆发。  

日本人占领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这时候,曹汝霖不得不出马,跟日本交涉,颇费口舌,总算保住了医院。当时,日本人出于战略需要,推行以华治华的近卫方针,大力笼络名人政客,扶持和培养汉奸。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人,纷纷投靠。但这并不包括曹汝霖。抗战八年,他没有担任过伪职,也没有替日本人做过一件事。

如果要投靠,他是有资本的,也是有条件的。他精通日语,曾长期跟日本人打交道,对日本情况非常了解,也认识一些日本的当朝官员。只要一点头,立马可以官运畅通,富贵荣华无数。然而,他拒绝了。利诱不成的日本人,也曾一度恼羞成怒,开始威胁。曹汝霖没有屈服,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比如,曾经的爱国青年梅思平。这个在五四运动中风光无限的年轻人,后来进入大学担任教授,一直受人尊敬然而,抗战期间,他却秘密潜入日占区,投靠日本人,随后一路高升,最后做到了汪伪政权的中央组织部长。

看到这里你一定会大跌眼镜。想不到吧,当年万人唾弃的卖国贼,竟然坚贞不屈,守护着家国大义和民族气节;而当年人人佩服的爱国英雄,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叛国的民族败类。  

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在看似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有着冰凉彻骨的真相,揭开以后,往往令人凌然大惊,甚至不寒而栗。

一个人是否爱国,并不在和平时期对内喊过多少口号,表达过怎样的观点,而在于非常时期,做出过怎样的抉择。  卖国贼诚然令人痛恨,但更不能原谅的是,像梅思平一样,打着爱国的高尚旗号,站在道德制高点,违法乱纪的“进步人士”,这种人不是爱国者,而是爱国贼。

这种爱国贼,与卖国贼半斤八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卖国贼是真小人,这种爱国贼是伪君子。爱国贼持着正义的尚方宝剑,高高在上,伤害同胞,绑架舆论,要挟政府,逞口舌之快,走极端之路,时时煽动别人冲到一线去,事临自己却往往做缩头乌龟。

让我们回到火烧赵家楼吧。当年梅思平振臂一呼,点起爱国火炬的时候,明明知道,那栋房子里面看不到卖国贼曹汝霖,却有曹汝霖的小妾和幼子。熊熊大火中,面对从浓烟里跑出来孤儿弱妇时,这个爱国青年,是否心中有过羞愧,她们虽然是卖国贼曹汝霖的亲属,但他们也是血肉同胞——无辜的中国人啊。  

即便当时热血冲晕了头脑,激情之下,难以自持。那么,事后冷静以后,有没有过反思和忏悔?  

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个所谓的爱国青年,一直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情理的正义之举,高尚之行,若不信,且看看他的《狱中自白》吧。抗战胜利以后,以叛国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梅思平,想到的依然是为自己辩护,从来没有忏悔和反思。

相反,“卖国贼”曹汝霖却在晚年,对火烧赵家楼进行了全面的自我总结:“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行文最后啰唆两句,以此作结:1946年9月14日,因叛国罪,50岁的梅思平被国民政府枪决。1966年8月4日,曹汝霖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兵团农工 发表评论于
法制是保护人们的的唯一途径。

没有法制的的国家是很可怕的,

生命、财产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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