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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嘉译、何冰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电视剧《白鹿原》正在各大卫视热播。该剧改编自著名作家陈忠实的同名长篇小说，在原著《白鹿原》中，有个带有几分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人物，虽然不是绝对的主角，却对小说主线起了很大影响，那就是白嘉轩的精神导师——朱先生。而这位朱先生，其实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关学最后一位传人、关中才子——牛兆濂。
探秘白鹿原
往西安的东郊走，就到了白鹿原。
白鹿原地处关中平原。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一般认为西有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特殊的地貌使它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关中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人口密集、土壤肥沃，气候温暖，十分适宜农业发展，因此农耕文化发祥较早。
白鹿原之得名，相传曾有通体白色的神鹿出现在这里，于是被视为吉祥的风水宝地。其实，白鹿原是一片由奔腾的渭河水冲积而成的黄土地，南北宽约十公里，东西长约二十五公里，现今分属于西安的长安区、灞桥区和蓝田县。
这里平均海拔约六百米，水深土厚，两边有浐河和灞河两条河流过。农业耕种是白鹿原持续了三千多年的基本生产方式，以农耕文明为根基所形成的关中民风，淳厚、古朴。荀子云：“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其司而顺。古之民也。”《汉书·地理志》记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这正是白鹿原民风的写照。
在小说《白鹿原》的开头，作者陈忠实用一页纸的篇幅写下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这里所谓的“秘史”，显然是与通常意义上的“正史”相对应的、来自民间视角的历史叙述。“正史”如同地面上的江河，有源头、有流向，向着大海奔腾而去，时而也会轰轰烈烈地改道而行。“秘史”则如同地面下的水流，静谧地流淌，藏在每家每户的水井下面，它不在人们的视野里，却永远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根深蒂固。
在小说《白鹿原》中，作家陈忠实第一次以民间的视角，回顾了从晚清到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历史。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在庙堂之上，而在白鹿原上的一个小村子里展开，在村里的白、鹿两个大家族之间展开。历史成为家族记忆的背景，历史也因沾满了亲人的血和泪而变得湿漉漉、沉甸甸。
而白鹿原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历史记忆，便是牛兆濂的传奇人生。
关中学派最后传人
牛兆濂，字梦周，白鹿原鸣鹤沟人，是小说《白鹿原》中夫子“朱先生”的原型。陈忠实本人也承认，《白鹿原》在塑造朱先生这个人物时，几乎全面采用了清末民初关中一带饱学名儒牛兆濂的传闻故事和史料。陈忠实曾自述道：“我与‘牛才子’说来有缘——他家的村子在灞河北，我家在灞河南，直线距离只有三公里多。牛先生是我刚能听懂话时就知道的大名人，从大人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劝退八旗军、赈灾济民、通电抗日、主持禁烟、规劝军阀的事迹。”
陈忠实将“牛”字下面加了个“人”，变成了“朱”字，他在小说中根据民间传说，将以牛兆濂为原型的“朱先生”塑造成为承载儒家文化的圣人。陈忠实说：“《白鹿原》的时代背景是封建体制基本瓦解和社会新秩序建立的过渡期，所以我特别希望塑造一位传统知识分子典型，最先想到的就是牛先生——他是白鹿原上最后一位传统思想、传统道德、传统人格的传人，以他为原型的朱先生虽因时代原因有一定局限性，但却在精神层面承载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太多优秀品质。”
▲牛兆濂
牛兆濂，晚清时出生于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牛兆濂不负众望，九岁即入塾，一览成诵，人称神童，十六岁应县考，名列前茅，二十二岁省试中举。因才华出众，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以“牛才子”称之。就在牛兆濂即将赴京赶考之际，父亲牛文博去世，母亲又染病，因此他选择留守家中守孝侍亲。这种弃功名的行为，按大清科举例制本应削夺他已经取得的举人功名，但牛兆濂的事迹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地官员竟然逐级将他的情况向上禀报求情。后来光绪皇帝亲自批复：“孝行可风，著赏加内阁中书衔。”牛兆濂因祸得福，本可以一跃进入朝堂，但是他却上奏呈予以坚辞，将到手的荣华富贵拒之门外。此后牛兆濂一心广结道友，潜心研学，声誉日隆，被称为陕西关中学派最后的传人。
儒家的关中学派注重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牛兆濂一生也奉行“学为好人”之道，有求必应，德行乡里。1900年，关中遭遇大饥荒，牛兆濂不辞辛劳，主动站出来主持蓝田全县的赈恤救济事务，做事极为清正。他儿子想在赈济局里谋个差事，获得一点微薄薪水养家，也被牛兆濂拒绝。
民间传说他具有未卜先知的神奇，陈忠实在小说中借“朱先生”这个人物记述了民间对牛兆濂的若干传说。比如传说牛才子穿着泥屐在村巷里叮咣叮咣走了一遭，以暗示村人做好下雨的准备，却被庄稼人笑他发神经了。直到大雨倾盆，好多人家的麦子给洪水冲走了，人们才领悟牛才子穿泥屐的用意，痛骂自己愚笨如猪。再比如有天晚上，牛才子诵读至深夜，走出窑洞去活动筋骨，仰面一瞅满天星河，不由脱口而出：“今年成豆。”此话碰巧被一个半夜上厕所的亲戚听到了，便回家赶紧种豆。结果那年大旱，只有耐旱的豆子获得了丰收。
这样的故事一多，白鹿原上的人们无论大小事情都来找他算命问卜。小说中还写到一个农人的一头要下崽的母牛不见了，也去找他卜问。牛才子被缠不过，撂下一句：“要得黄牛有，疾步朝南走，撞开姑娘手，老牛舔牛犊。”那农人听后找牛心切，急冲冲地撞开了两个牵手而行的姑娘的手夺路而走，结果被打了一顿，滚下坡去，居然还真的意外找到了刚下崽的母牛和牛犊。
不管是不是机缘巧合，总之牛才子在白鹿原俨然成了一位活神仙，被人们神秘而又热烈地传诵着。
以《乡约》规范乡村秩序
1901年，陕西创办师范学堂，牛兆濂被聘为总教席。但是师范学堂的现代教育与牛兆濂一生追求的程朱之学有许多格格不入之处，仅执教三个月后，牛兆濂又辞职回到白鹿原。
1911年牛兆濂因罂粟泛滥，再次出山，就任陕西省咨议局常驻委员，负责全省查禁鸦片烟苗事务。正当他严查之时，辛亥革命爆发，西安随之响应。这场大革命在牛兆濂看来是“三纲五常之废弛，乃旷古之奇变也”，他难以接受改朝换代的现实，不顾新政府的挽留，辞去省咨议局委员之职，携家眷避入南山。
1912年，原清廷陕甘总督升允由陇东率大军反扑西安，兵至咸阳，在西府激战三个月，直至次年清帝逊位仍战火不熄，西安危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派部下郭希仁、刘守中，请牛兆濂与兴平张仁斋往劝升允罢兵。牛兆濂为免除生灵涂炭，慨然前往乾陵与升允会面，陈说利害，使升允即日罢兵息战，此事成为牛兆濂一生之美谈。
牛兆濂晚年的主要工作是在白鹿原讲学和重修蓝田县志。在白鹿原的芸阁学舍（小说中白鹿书院的原型），他亲率诸生演习周礼，为农人百姓诵讲《乡约》。《乡约》是宋代关中学派大家吕大临等人编写的《吕氏乡约》，据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第一部成文的乡则民约，它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调整邻里乡党关系的规范，凡修身、齐家、交游、迎送、婚丧嫁娶，都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号召乡民和睦相处、患难相济、过失相规、德业相劝。
在《乡约》规范下，白鹿原的民风更加淳朴。正如小说《白鹿原》中所写：“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牛兆濂一生桃李满天下，弟子遍及国内，远及朝鲜国。凡各地同道邀讲，则欣然前往，所过之处，沿途百姓“争瞻风采，途为之堵”。
1930年日本攻陷东北三省，牛兆濂发愿“终身不服外货”，愤而减膳数月，并在报上发表《阋墙谣》诗，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御外侮。1933年日寇进占山海关，牛兆濂挺身而出，召集原上义勇五百人，通电全国出师抗日，爱国之志，十分感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家危急。时已卧病的牛兆濂愈加忧愤不已，寝食不安，病情恶化，于当年7月21日病卒，死不瞑目。
牛兆濂死后葬于他终生讲学的芸阁学舍后冈，各级政府予以拨资助葬，他的传奇人生在人们的传说吟唱中越来越神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