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耐心跟读，争取早日完成笔记。
（3）中国人能民主吗
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是袁的外交秘书，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和袁的一段对话。
袁世凯问，“共和国”对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顾维钧回答，共和的意思就是公众的国家。
袁说，中国百姓怎么懂得这个道理？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只关心自己家里的清洁，大街上再肮脏她也不管。
顾回答，这是因为中国的大众缺乏教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低吧）。中国人的本性是爱好自由的，但不知怎样去获得自由，必须由政府来制定法律，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
袁世凯说；那可能需要好几个世纪。
顾维钧的结论是：袁世凯不懂什么叫民主政治，不懂什么是共和国。
不过，荔枝认为袁世凯那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 – 中国人的起点低，很少具备公民素质，要学会懂得享受民主权益和担当民主责任，的确需要很多很多年；而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透明的民主制度，这个过程也许真的需要几个世纪，或者never。
民主制度要正常运行，必须有一套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民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领域到处都有一些不通文墨、靠打仗出道的军人武夫，各占一片天地，像模像样地主持政务，其中包括兼当法官，审判办案，一主天下的生死惩赏。
张鸣在这里举的例子是韩复榘，民国初期的山东大王。此人对亲自坐堂判案有瘾，业余时间全部花在审堂里了。
那时的法律很幼稚很不完善，但法律还是有的。韩复榘判案却和法律毫无关系，全凭他自己的“道德水准”、“常识”、“推理”来判，有时连常识道德逻辑都不顾了，单凭当时的心情，随意、任性。碰上他心情不好，被审人就倒了大霉，不由分说打五十下军棍（进步了，不再是五十大板），或拉出去毙了。据说，他对自己的相面术很自信，他会盯着被审人的脸看上几分钟，然后右手一挥：有罪，枪毙！如果是左手一挥：无罪，释放！
有一次竟然把一个进来送文件的公务员也误当作人犯，不由分说就拉出去毙了。
有时抓来一个共产党，坚贞不屈，誓死不招，韩复榘欣赏他的骨气，就把他放了。他特别看不起那些受不住重刑而屈招的人，就将他们判罪。弄得他的助手、特务、公务员都头疼不已。
古代的所谓“清官”，其实大都是“酷吏”，只是老百姓不懂，因为杀的都是做官的，虽然是滥杀、错杀，也都人人拍手称快。时而时久，就炮制出一个“清官”的光辉形象来。军阀时期的地方上的武夫们也喜爱这种虚幻的公道形象，并刻意加以仿效，在社会上造成祸害不浅。
（4）下棋、赋诗、打麻将
书中提及三个军阀的业余兴趣爱好：写诗、下围棋、打麻将。虽说只是个人娱乐，却也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和治政风格。
爱下围棋的是段琪瑞。此人和别的军阀不同，不怎么爱钱、爱女人，除了喜欢玩弄政治，就是下围棋了。他的棋术一般，连中上也够不到，但很痴迷。他家里养着几个会下棋的闲人，上门的来客，只要会下棋，必定要陪他来几盘。有趣的是，不少人的棋技都比他好，再加上都是有事求他的，所以都不敢赢他。但他又不喜欢别人故意让他，所以那些人想让他赢，还必须让得巧妙，不露声色。
段琪瑞是个武夫，但军事能力并不高明。他的倔强、自负，不但表现在下围棋，而且也在政治中体现出来，一生都没有打过一场说得过去的仗。才低学疏的段祺瑞，是不是被棋桌上的自信所害了呢？
爱打麻将的是孙殿英。他靠走私、打劫、盗墓、赌博起家，和各路流氓、各旗军阀都有交情。手下兵不多，但军阀生涯却最长，直到解放前夕才栽倒在共产党手里。
孙殿英玩麻将，赢钱不是主要目的，相人和交际才是最大的动机。他认为人的秉性和喜恶是可以在麻将桌上看出来的，几圈下来，他能把牌友摸个透底。知道了别人的喜好和弱点，下手就容易了，这也是他军阀寿命长的原因之一。
孙殿英的哲学很有趣：政治和赌博差不多，无非是把钱收进来，再放出去。收得多、放得多的，是玩政治的大主儿；收得少、放得少的，就只是小格局而已。
爱写诗的是张宗昌。张有三多：枪多、钱多、姨太太多。他的治军方式比较特殊：他雇用苏维埃革命后逃到中国的白俄兵士，一个个人高马大，让他们打前阵，让中国军人胆战心惊，以此打了不少胜仗。
用武力取得政权者，在权位坐稳后都喜欢摆弄一点文字。这就有了写诗、题字等等伟人的高尚活动。明代的永乐有《永乐大典》，盛世乾隆坐享祖父的战果，也写过几千首平庸的诗。别看张宗昌粗汉一个，他也吟诗作赋，还出过一本诗集呢。下面是他写的诗：
游泰山：
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
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
天上闪电：
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
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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