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话仓惶——文革杂忆
·珊 伊·
〔作者简介：自幼随父母南下广州，文革期间，在海南度过青春年代，１９７８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１９８０年代在广州工作，后赴加拿大新不伦瑞大学专修加拿大历史，获硕士学位，迁移美国纽约市工作、生活，在纽约市公立高中担任历史教师多年，现已退休。〕
文革发生那年，我１６岁，正是青葱岁月开始，一夜之间，我从公主变成了灰姑娘。母亲突然成了第一个被市报点名批判的走资派，父亲被北京南下的革命群众定成为大叛徒。我在文革时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忽传父母是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可是，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发现文革发起者与父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不会交合。抱着满脑子的疑惑和不解，我开始了自己的仓惶岁月。
文革中的我，两眼茫然，不知命运要把我带到何方？
文革前，我的父亲是机关的大首长，他手下的秘书、司机和办事员见了他点头哈腰，而且对我也是一样的毕恭毕敬。其实，做公主的滋味很难受，任何一个有正常心态的少女都接受不了这种来源不明的恭敬。后来闹文革了，机关里那些阿姨叔叔们全变脸了，公主成了灰姑娘，遭人唾弃。我走在机关宿舍大院里，很想有顶破帽子遮挡自己满脸的尴尬和难堪。
至今，我仍记得一个小场景。姐姐和我到煤店里买煤球，两人抬着回家。一位邻居叔叔看了感慨一句：难为呀！以前的公主现在要自己抬煤球。他的妻子原来是机关的清洁工，文革造反出了名，成为知名的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开会，还见过周总理呢，正所谓乌鸦变了凤凰。当然，文革结束后，她的下场也不好，被审查了好久。
还有另外一个场景，也是令我终生难忘。文革中的一个普通的盛夏夜晚，两个姐姐都不在，家中只有父母亲和我。深夜一时，我突然感到有人开灯。睁开眼，看到是母亲和一群陌生男人。他们用很生硬的语气要我起床，说是红卫兵要抄家。我马上坐起来，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还好穿着睡衣裤，没有不雅的感觉。然后，他们就开始在我家翻箱倒柜。
我呆坐在一旁，看他们在忙活。不知为何，我一直没有害怕的感觉。大概，一年前，我也参加过破四旧的抄家，已经习惯这种革命行动。过了一会儿，我就盯上了一个男生穿的用家织土布缝制的长裤。那布料颜色很特别，灰中带紫色，还有细细的条纹，在百货商店里是绝对买不到的。无聊中，我突然想到该不是《红旗谱》里朱老钟常穿的紫花裤褂吧。于是，我浮想联翩起来。
突然，我被一声喝斥惊醒：某某，看你过的是多么奢侈的生活！原来是紫花裤褂在说话。这群人是北京人民大学的红卫兵，本来想到我们家，找到父亲与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相关资料。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在我家的相册里，几乎没有所谓的黑照片（指父亲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合影），却找到很多父母亲用苏联爱好者牌照相机为大姐拍的美女照片。大姐是机关院里很有名的靓女，对镜头的感觉很好，照片上的大姐变换着姿势和服装，甜美地朝着他们微笑着，却惹怒了这些从庄稼院走出来的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一怒之下，将照片撕得粉碎。足以见证文革时人们仇视美好的变态心理。
后来，他们又发现我们家的几盏台灯的灯罩很特别，正面是用细竹篾编制，里面衬的是白纸，绘制着精细的国画小品。于是，灯罩也成了他们革命的对象，被他们破坏尽矣，连存放在储物间的备用灯罩都没放过。
其实，他们不知这些东西都是父母从广州中山四路的江南土特产商店买回来，都是出口转内销的次货商品。因为便宜，而且灯罩上的国画小品又很精致，父母多买了一些，存放起来。接着下来，他们毁坏了父亲的葵制南洋帽，就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洪常青戴的那种华侨帽，练功夫用的长枪，客家农妇的劳动帽（竹帽圈外沿围着打摺的黑布），还有其他的东西。在整个过程里，他们围着父母不断地咆哮如雷，义愤填膺。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他们离开时，已接近天明。
很多年过去了，那晚的情景还印在我心里。我反复地想，那群红卫兵见到许多自己没见过的事物，为什么要那么愤怒？我喜欢父母给我们的生活，却发现这些革命群众看到自己无缘享用的物品，竟然如此不以为然的，意欲毁之而后快。
还有一件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事情，也令我难以忘怀。那时，广东有个农民组成了全家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天，他们就在我家旁（就是那栋拍过电影《廖仲恺》的１２号楼）的市委礼堂表演。本来，我也想去看看，因为没有票，被守门的革命群众拒之门外。我和姐姐怏怏地回到家里，一晚上听着从礼堂传来的喝采声和笑声，想着那么多人都欢天喜地他们的表演，我们像前朝遗民，既不高兴又无可奈何。像全家红宣传队这种表演，既毫无专业水平又毫无美感，但是大众不喝采，他们怎么会大红大紫？社会大众与我的疏离感令我惶恐不安，想尽快逃离这种现实。
很多年后，我才醒悟过来。文革时期，对我来说是灾难，但是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百姓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释放和解脱。还是毛泽东说得对，从来没有见过人民如此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嘛。我敢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很多草根民众的人生黄金时期。因为，文革是一个让普通人有机会突破社会阶层藩篱的时代，也是小人物可以随意挑战大人物的时代。
四十多年前，社会中的资讯手段很少，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可以轻易地向老百姓隐瞒事实的真相。那时的美国，算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也才开始用电视这个媒体手段影响老百姓对政治事件的看法，例如越战、民权运动，大量的视觉资料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感觉和观点。
在中国，由于资讯手段仍非常落后，当时社会各阶层之间还是非常隔阂的，极度缺乏了解。例如，在北方庄稼院生活的农民永远想象不出北京高官的生活是怎样的，享用什么样的物品。所以说，文革给了小人物窥视大人物私生活的时代。如果不是文革，那些北京人民大学的学生们怎么有机会南下广州，到我们家开了一次洋荤。
文革中，我很想做毛主席的红卫兵，却被父母的突变弄得不知所措，戴上红袖箍，都有做贼一般的感觉。却因为缘分，我在华师附中，结识了一帮由部队干部子弟、省市机关的高干子弟和工人子弟组成的“精英”红卫兵们，有了一段“血色浪漫”式的文革经历。
２００５年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看到老友们一一的给我发来的“伊妹儿”来信。信中提到过去一些中学和下乡时代熟人的凋零，甚为唏嘘，其中也有黎猴子患癌症已去世的噩讯。
我与这位高三的师兄并无私人交往，却有记忆。他的正号是黎建军。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身材细瘦，个头不算高，大眼，脸狭长，鼻峭直，唇薄。不过，他笑起来，薄唇向左右扯开，竟有点狰狞的感觉。那时，我就觉得他有点娘，因为他穿宽裤腿的蓝色练功裤或旧军裤，配着又是一副清秀面容和苗条身材。他出身军人家庭，父亲是从江西兴国走出来的老红军，性格其实是粗犷、开朗的。
文革之前，他仅留给我一次记忆。那时，他的班级在附中的晚会上表演舞蹈飞夺泸定桥，几个男生在礼堂兼食堂的小舞台上又翻又跳，加上校管乐队的伴奏，热闹非凡，整个晚会的情绪被他们的表演搅得高涨到极点。我记得黎猴子就在其中。总之，后来我在校园里看见他，就想起那天他们的表演。
文化革命发生后，黎猴子属于先保校长后保工作组的学生的领军人物，人人皆知。我也是此时才知道他的尊名大姓。再后来，“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老保却成为反对军管的激进派（旗派）。附中的旗派形成之前，原来的保守学生中的几位中坚分子，组成了一个“一二二六”战斗队（就是所谓老六），黎猴子也是主要成员之一。
我比较多了解黎猴子，是从我成为“老六”后进成员以后。“老六”内部，好像以高中学生为主，初中学生跟着凑热闹居多。由于“老六”成员人数从没超过５０人，其中有许多人是原来高中部有名的学生干部，其中又有不少人的父母是省级干部甚至军队领导干部，很有点贵族味。
“老六”的队部里，有一张乒乓球桌，我们常围坐在桌前胡聊。我的许多人之初的见识就是从此时开始积累的。我印象较深的是一次，高中的男生谈到中国何时进入到现代化，他们用了工作母机这个概念，谈到中国要实现每一个生产大队都拥有一部工作母机，大概需要一百年的时间。从这张乒乓球桌走出了好几位标新立异的“思想家”，如小铁、幸幸等，大概，黎猴子也算一个。
有一天，“老六”的三位高中男同学结伴，到广州郊区偷了贫下中农的小艇子，驾舟沿珠江而下。他们要学习列宁年轻时乘小船沿萨马拉河飘流、游历俄罗斯大地，享尽千古风流。这几个家伙半夜出发，乘着天黑，真的偷到了一只小艇。拂晓时分，三人在船上，饱赏了河上黎明的美景，还顺手偷摘了几颗荔枝。然而，他们三人自半夜以来，就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在晨风的吹拂下，疲劳袭来，竟然不由自主地在船上睡过去了。
待三位漂流者从美梦惊醒，他们已是一伙杀气腾腾农民的瓮中之鳖，这些人自称是郊区贫下中农某革命组织的成员，令他们暗暗叫苦。因为不巧，一二二六战斗队与这些贫下中农还不是一个派别的，难道这次就死定了。谁知绝望之中，他们又看到了一线生机，贫下中农们从他们穿着（旧军装）和言谈（说普通话），错误判断他们是广州名气很大的“某某兵”。三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顺水推舟，说他们都是华师附中的某某兵，并要贫下中农打电话去附中证实。他们给出的附中电话号码并没有错，问题是这部电话一直就摆在一二二六战斗队的队部，其实早被非法占用了。
电话接通，朋友们马上明白了他们三人的危险处境。于是，一位看上去稍微成熟一点的高中男生，换上一身稍微干净些的旧军装、戴上军帽，冒充某某兵的负责人，赶到了出事地点。虽然是仓促上阵，这位假某某兵负责人对角色理解非常到位，机智地与贫下中农们周旋，将几位比他还高一年级的同学安全地带回附中。
我记得，三个男同学回到学校时，我们围着他们问东问西，好像他们是凯旋的英雄。当时，我心里止不住有点遗憾，要是他们不睡觉、让船儿继续顺水漂流该有多好呀。三位当事人，现在有一位去世了，两位是爷爷辈的退休老人，几十年前，他们都是才过２０岁的小青年。
说来很奇怪，我们“老六”成员在很年轻时就在一起，有着很深厚的友情，竟没有一对可以从友情发展为婚姻的队友。虽然，其中有过程的不少，都是无疾而终。这种不合情理的现象连我们的长辈都有意见了。很多年后，我在街上遇到另一位战斗队成员的母亲。她很不满意地说，我和你父母都很熟，你和我儿子在文革时又在一起，为什么我们两家做不了亲家？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不清楚。就我来说，在学校时，觉悟真是很低，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后来，我们离开学校，有的人参军，有的人上山下乡，相隔万水千山，更谈不上了。
１９６８年，老六最后一批离校的成员聚在一起合影留念，她们都很快成为了被放逐下乡的知识青年。
文革期间，我和“老六”的战友们还有很多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记得，有一次，大家一起到广州市郊的十九路军坟场，里面有一个罗马风格的环廊，我们绕着环廊的罗马式大柱子嬉戏，好开心呀。这个环廊后来出现在１９８０年代一部电影《苏醒》的镜头里，这部戏的女主人公是由陈冲扮演的。
上山下乡回城以后，我和“一二二六”的朋友们时有来往，但日愈疏远。这时，我已长大了，对事对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不愿总是与过去纠缠太多。我独自行路，走了很远，很少回头想过去的事。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回到广州工作，忙就业，忙结婚，忙生孩子和养孩子，一忙就是八年。
１９８０年代末，我听到一二二六的一位高中学姐突然放弃了她在国内官场的灿烂前途，辞职到香港发展去了。我听说她是受不了国内官场的腐败风气而愤然出走的。她经常接待北京来的官爷，除了安排他们吃喝玩乐，还要被迫为他们张罗到按摩院开心，觉得人格很受侮辱，只好一走了之。
当时，我也在政府衙门里做低级职员，经常受小人的闲气。她的故事让我很受震动，不久，我办了出国留学，离开了官场。至今，我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只是后悔离开中国太远。
我有很久一段时间没有与一二二六的朋友们见面，听说大家在国内都不错。我一直保存着文革中用小铁照相机拍下的那些旧照片，小铁的照相机暗盒跑光，弄得我们在照片里像是腾云驾雾。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很不解，问我，那些照片的白雾色是艺术处理吗？我说，不是，照相机坏了。她们又问，为什么照相机坏了，不换个新的？咳，她们不懂，就这破烂货在四五十多年前也不是一般人就能有的。
老六成员再次相聚，大家都是进入老年之人。
看了电视剧《血色浪漫》，我很感慨。比较钟跃民们，我们一二二六战斗队朋友们的青春“浪漫”不足，而“血色”冷酷有余。我们没有钟跃民们那么痞气，而是满腔热情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很认真地投入文革，所以命运对我们回击更无情一些。
我们中间有人因为思想过于活跃，在青春时期曾失去人身自由。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被不公正对待的经历，父母文革挨斗，自己又被诬蔑为所谓“五一六”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身负双重的压力。这个经历是我们永远的青春噩梦。我们中的最不幸者，小铁同学，在文革结束后，仍然长期生活在政治压力的阴影下。英年早逝的厄运不止一次降临我们战斗队成员身上，悲哉，哀乎！
我在文革中的“血色浪漫”岁月其实很短，只有一两年。１９６８年，情况更加恶化了，我的父母双双被关押，我们姐妹成了文革孤儿。同年，我和二姐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我忘记了很多关于４６年前我是如何离开广州的细节。那场离别已成为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场面，相片和很多当事人的回忆都很清楚地描述了整个过程。
我能记住的就是，我在离开广州的前一天，突然很想到关押母亲的市郊九佛农场探访她。于是，我拉着二姐，一人骑一部自行车，向着目的地出发。走到一半，二姐说她不想去了，要回家。当时，我并不知道第二天就要上船往海南岛，不过，我很不愿意中途而弃，连劝带拉终于把二姐硬扯到了九佛。
到了那里，我们遇到的尴尬更大。看到母亲像犯人一样，被带到我们面前，二姐再也无法忍受，毫无顾忌地哭了起来。这场面，让看押她的人员都点措手不及，会面马上被叫停，他们把我们带到一旁。一个负点责任的看押人员，过来和我们谈话，要我们端正态度。来人竟是二姐所在中学的团委书记，此君文革前曾来我家告过状，说二姐拒绝参加民兵训练。新仇加上旧恨，二姐狠狠地瞪他一眼，转身不去理他。
我见状，只好自己迎上去，听他一番教导。他对着我说了些大道理，无非是要相信群众、相信组织云云。他也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姐俩在这里哭，影响很不好，希望我们要注意影响。无论他说什么，二姐连一眼都没看他，唯我马马虎虎地应了他几个诺，算是打发了这位“教育者”。然后，母亲又被叫了出来，会面继续进行。
记得，当时我告诉母亲，二姐和我都定了要到海南岛。她也没有太强烈的反应，说了句“好好锻炼”而已。但是，母亲很小声地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她的问题迟早要解决的。整个过程不过持续了几十分钟，母亲就被带走了。二姐和我一出农场，飞身上车，急速地向广州进发。天好像在下雨，我觉得二姐一直在流眼泪，我们默默地骑车，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
我并不难过，但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在充塞着我的心，我再也不想在广州呆下去了。这个城市带给我的痛苦和难堪太多，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想，还是快点出发到海南吧，到一个远一点的地方，不要让我再看到那些令自己烦恼的事情。
我们回到家里，天已暗了下来，大姐很匆忙地告诉我们，学校来电话，说附中到海南的同学明天就要出发。我们姐妹三人潦潦草草打发了晚饭，刻不容缓地开始收拾行李。
家里没有大人，父亲不知下落，母亲关在“牛栏”里，大姐成了我们的家长。在广州这个城市里，父母除了工作之交，没有任何亲友，家里出了许多大事，只有我们几个孩子自己担着。如果不是父母在情况恶化前，很有先见之明地转了些钱，存入大姐的银行户头里，我们真是连置办行装的钱都不知到哪里筹去。
其实，我们也没买什么。我在华师附中住校，被铺、蚊帐、水桶都有；衣服也没添置，反正也是到农村劳动，带新衣服去反而不合适。大姐带着我只买了些小日用品，还有一些零食，最奢侈的是为我买了一铁罐奶油苏打饼干，那圆圆的小饼颜色黄澄澄的，很是诱人。
学校很早就告诉我们要做好准备，待命出发，所以该带的东西早就买好了。现在，说要走，不过是要把东西放进箱子里而已。很多年前，母亲给我买过一个皮箱子，质量很差，实际上是涂了漆的纸皮箱。我把所有的衣物杂品塞进那只旧箱子，再将蚊帐和铺盖打成背包，往水桶里放了牙刷、漱口盅、毛巾、饭碗，行装就准备完了。
第二天大清早，天色阴沉，但我的情绪还好，那种自我放逐的欲望还使我有几分兴奋。两个姐姐和我，提着那几件扎得松松垮垮的行李，出了门。到了广州客运码头，也就是长堤，我微微感到吃惊，人很多，场面出乎意外的热闹。每个要走的人都有数量可观的送客，除了家人，还有同学和朋友。看到不少人都亮出家伙照相，大姐说声：糟糕，忘了拿照相机。我反而不在意自己这么匆匆忙忙地离别广州，我实在无法发思考更多，只盼望着快快结束这个过程。与别人相比，送我的人很少，因为，我的很多同学好友都要与我同一条船到海南去，而家中只有两个姐姐。
想到要和两位姐姐分手，我还是生出几丝愁绪，不由地握住她们的手。三姐妹手拉手走在送行的人群中，有点扎眼。几位我似识非识的附中男同学，经过我们身边都好奇地回头看我们。后来，由于行李没扎好，整个箱子盖竟散开了，我们几个七手八脚又将箱子重新合起来，想办法再扎好。这一忙乱，把我的那几分离愁竟冲淡了，直到上船，我还在担心箱子会不会再散开。
以后的事，我都记不十分清楚了。我记得船开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拥到甲板上向亲友们挥手再见。开始，我打心眼里笑这些同学太柔情。后来，我却忍不住跑到甲板上，挤在其他同学背后，想找两个姐姐，却看到站在彼岸上的记者们不断地朝着前排的女同学们拍照。热闹了一阵，船走远了，记者们也放下了手中摄影机。我很快就回到了房间，和同一房间的女同学们聊上天了。
我当时真是很兴奋。因为是第一次离开家人，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生活。我很高兴地打开了饼干罐，请同行的女孩子们分享，别的人也拿出自己带的零食，所以，在船上，我们的嘴几乎没有停过。整个红卫轮，充盈着青春的气息，我在船上遇到一个老海员，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说，第一次离开家，看把你们乐的。说毕，他表情复杂，欲言又止，叹了口气说，就不想爸爸妈妈了？！我看着这位慈眉善目的海员老伯，心情有点复杂起来，然而，少年壮志不言愁，我挽着其他女孩子的手，向他挥挥手离开了，很快就忘记了老伯伯的叹息。
我再次回到船舷，回头北望广州，它已经很远了。那时，我想将来，还是很乐观的，海南再不好，总比天天见到那些凶神恶煞盯着我们不放的机关“革命群众”要好。我的家早就不成家了，父母都被关押，已经工作的大姐对我和二姐也是心不在焉，后来才知道此时她已和姐夫在悄悄地谈恋爱。我唯一的寄托就是离开，与附中的同学们结伴到海南去。我就这样离开了此岸——广州，向一个陌生的彼岸——海南岛进发。
但是海南岛不是世外桃源，我初到海南时，也想按规则出牌，比如，一切听领导的话呀，好好接受再教育什么的。后来，越看越不对，我的率直性格和家庭问题，还有文革时与“老六”战友们一不小心写了批判林副统帅好友的材料，使我成了一个被遗忘的人。
许多知青来到海南一年两年后，都有了上调的机会，先是武装连和宣传队，后来是医院、广播室、学校、拖拉机队等，留在生产连队也成了骨干。我所在的生产连队的广州知青人数很快由最初的十几个人变成五六个人，其中包括我。我的想象力告诉我，如果我在这里生活下去，我的命运会像那些农场的老工人一样，永远是一个割橡胶的工人。所以，大概是我到海南的第三个年头，我为自己做了决定，对上山下乡不再寄任何希望：首先要保持健康，干活不能伤了身体；其次要天天读书，保持脑力；最后，我要尽早离开海南，不能等得太久了。
在我处于最无望的时候，母亲以她的智慧和耐心成为我的守护神，安抚在海南屡遭挫折的我，帮助我终于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读小学和初中时，我很少认真地与母亲交流过自己的想法，她实在很忙，没有心境去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我在下乡时，她先是被关押在机关的“牛栏”里，后来又去了五七干校，成了“靠边站”的闲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们母女俩才有了比较多的时间在薄薄的信纸上交谈。
我最初与她通信时，她还没有“解放”，我们所有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看守她的革命群众的审阅。为了不让别人抓辫子，我在写信时很认真地在信纸的上端抄上一段“最高指示”，然后再写“妈妈，你好”一类的问候话语。在信中，我不敢提及任何敏感话题，惟有以我们在海南生活细节为主题，能写多少算多少。
原来，我是最不喜欢写记述性文字，但看到失去人身自由的母亲对一群年轻人在海南的生活有那么浓厚的兴趣，我也就尽量多告诉她一些有趣的事情。写着写着，我发现母亲竟然成了我的热心读者，有时她还告诉别人我在信中谈到的趣事。她将我的去信很整齐地迭放在一起，存了起来。
这是母亲的好习惯，她将自己在文革受审期间写的交代材料的底稿也都全部保存了下来。４０年后，我还把她的材料整理成为一份绝无仅有的自传性文字。我在给讲她故事的过程里，也练了笔，学会了对生活细节观察和描写。
然而，由于我在海南的遇到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开始停止写那些让母亲很兴奋的小故事了。这时母亲的情况有了改善，她的长篇自我检查被机关革命群众和军管会通过了，被宣布结束审查，做了比较正面的结论，她又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所以，我在给她的信件里，不需再回避敏感话题。我开始比较坦率地在信里发上山下乡的牢骚话，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此时，我大概是疲倦了在每封信的上端抄最高指示，渐渐地省略了这个很令人厌烦的步骤。我的小故事也淡出了信里的字里行间，更多的是讨论式的文字。
这时的母亲也有她的烦恼，父亲仍然下落不明，大姐自行和姐夫结了婚，她很感落寞却无法向大姐倾诉她心中的不快。她在信里表达了对大姐的不满和失望，让２０岁的我突然感到了自己对家庭负有的责任，突然感到自己长大了。我在信里安慰母亲说，家里没有了大姐，还有我在。
当时，我和母亲都处于人生的失意中，精神的沟通使我们非常接近，甚至有相依为命的感觉。我和母亲有着很不一般的感情，大概就是通过此时的家书往来建立的。很多年后，已愈九十高龄母亲在外出旅游突然身体情况恶化，我们姐妹都不在她身边，我更是远在美国。而我却在睡眠中感受到不安和难过，成为唯一预知她将要离开人世的家人。
母亲对我在海南表现出消极情绪很感担心，她改变了对我在读初中时的那种专断态度，对我的痛苦和懊恼表示理解，但她希望纠正我的一些想法。在母亲的信里，对我提出的疑问往往有很详细的解答，她不希望我对基层党组织有任何的不满。但我也很固执，每次回信，都找出很多理由反驳她的意见。我们的信件不停地来来往往，每一个星期我都收到母亲的信件，甚至，我在一个星期内收到过母亲写来的两封信。
虽然，我的想法很早就开始与母亲的正统观念分道扬镳，但母亲花费很多心思为我写的信件却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让我感到亲人的关心和爱护，成为我在艰苦劳动和生活之中能够坚持下去的支柱。
后来，母亲也感到，我不可能再走寻常路在农村待下去，既然如此何不把精力放在自身的学习提高上。她开始鼓励我多读书，多思考问题。从此以后，我在写信时，常告诉她我看了什么书，有那些感想。
母亲自己也很爱读书，知识很丰富，她的来信文笔清晰，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深厚，对我有很好的影响。那时，我视母亲为自己的导师，什么不懂都写信请教，她都能给我解答得一清二楚。在母亲的帮助下，当时还很年轻的我已养成多思的习惯，这对我的一生都有很正面的影响。人在２０岁左右，正是开发大脑思维能力的最佳年龄，错过此时，会贻误终生。我在２０岁大好年华，有幸得到母亲的悉心指导，思维保持活跃，经常练习将自己所见记录下来，还练习将自己所想所思变成文字。
我在海南时，母亲依靠鸿雁传书，弥补了我在文革前所受教育的不足。几年以后，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作为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我的语文和政治答卷却给北大招生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论证和叙述都很清晰，让他们很感意外。
北大的招生老师很坦率地告诉我，他们是在很多案卷中翻出了我的资料，经过与其他学生的考卷反复对比后，才决定录取我。我想，在接受教育方面，我是幸运的。上山下乡的生活突变，使绝大多数的知青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学业荒废，而我的母亲却用她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家书继续对我进行系统教育。母亲鼓励我多读书勤思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文革期间，让我最不能释怀的是父亲的不幸离世。１９７４年，已被宣布解放的父亲带着二姐到北京探亲，给北京那些正在受审的老战友们打了一剂强心针，纷纷奔走相告。父亲四十几年前坐监狱时，曾任狱中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发展了一个有为的青年入党。这个青年在解放后，成为文革前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文革期间，他受到所谓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态度非常不配合，被中央组织部的造反派视为眼中钉。
父亲在中组部的老朋友正告那些整他的人，说自己入党介绍人已没有问题了，他的问题也一定会解决的，这番语言竟然惹怒了那些整人专家。在１９７５年，四人帮掀起反击所谓邓小平右倾翻案风。于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的专案人员通过中央专案组某领导人向伟大领袖密告，说父亲案件与６１人大案非常相似，却已被解放，到处招摇，扰乱人心。于是，中央专案组打着最高领袖的旗号，责令广东省委对父亲再次审查，将父亲的案子转至中央专案组办理。
霎时间，父亲和全家再次陷入天昏地暗之中，父亲的健康急转直下，查出患了癌症。
但是，在１９７６年里，中国事情的变化之快超过了我的想象。初春，周总理去世，我感到中国要完了。秋天，毛泽东去世。那时，我绝没有想到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竟然会很快地转向另一个方向。
四人帮被打倒之前，我隐约感觉到有些什么事已经发生。果不其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证明了我们的猜测。刚开始，我很高兴，以为四人帮被打倒，父亲的麻烦会很快结束，不料，几个月过去一切如旧，父亲的问题毫无解决的迹象，而父亲的病却越发沉重起来。过了１９７７年新年，又是春节，父亲住进医院再也出不来了。
无论医生怎么做努力，无论我们全家怎么挽留，都已留不住父亲，他自己早就放弃了。１９７７年５月，在他去世前一天，即５月１９日，常常全身出现抽搐，我就用手握住他的手。我们守候了一天，因为已经很晚，在护士的劝说下，我们回了家。他是在我们离去不久后去世的。
父亲去世后，我们以家属的名义，在广州殡仪馆为父亲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那时，很多人都被告知，只能代表个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不能代表组织。经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来了，有的长辈，自己不方便来，便委托子女作为代表，参加告别仪式。父亲在文革时的难友，老红军赖大超叔叔特别让我们全家感动。他的腿在文革中摔断了，不良于行。但是，他坚决要亲自为父亲送行，就由另外一位公安局的老同志背着，到了殡仪馆，为我父亲行最后一个鞠躬礼。
父亲告别仪式，没有任何讲话，只有鲜花环绕，大家以沉默表达对父亲不幸遭遇的不满。在我父亲被中央宣布重新审查的过程中，只有一位领导表示过公正的态度，他就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把手。他曾让秘书再三扣压中央组织部下达的重新审查父亲的文件，并严格保密。
父亲去世半年后，我参加了高考。１９７８年秋天，我走进了北京大学校门。１９７９年，父亲平凡昭雪。对于我们家庭，文革带来的１３年的痛苦和磨难，终于结束。
文革还给我们家留下两件巧合之事。其一，父亲在１９６８年被“革命群众”扭送广州警备区司令部，曾与著名作家欧阳山、诗人周钢鸣关在一间牢房。１９８０年代，我姐夫学习写作的恩师就是周钢鸣的夫人，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女士。现在，我姐夫已是中国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二，文革期间，一位在大街上看到父亲大字报的广州某中学高中学生，竟然在十多年后，成为他没有机会谋面的三女婿。这位同学，出身平民家庭，属于生来就要打地洞的鼠辈，却娶了一位龙凤之女，一直幸福地生活至今。
◇ 后记：
我在纽约工作的学校里，有不多的几位中国同事，但是来自两岸三地，背景各有不一。一天，一位台湾来的同事问我一个问题：真实的文革到底是怎样的？她的疑惑是来自与另外一位中国大陆来的老师交谈。这位老师告诉台湾老师，其实文革也没什么。那时，她是个小学生，对中学里的红卫兵还很羡慕呢。而且，不用上课，天天操练，她日子过得满开心。
台湾老师问我：她是不是很有问题呀？因为，她看过许多书和文章谈起文革的罪恶，罄竹难书，没有人说好。台湾老师问，这位大陆老师为何却发出此种言论？
听了台湾老师的言语，我很感慨，自己多年来的想法居然被她证实了。我一直思考，如果不看报纸和电视、或阅读书籍，而是直接到民间去调查，有多少人会真的憎恨文革？我想，恨文革的人不会很多。只要他们的家人不在文革中受到斗争，只要他们的家人没有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就没有理由憎恨文革。这位大陆老师大概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吧。
文革进行了十年，后来被迫结束，关键还是犯了众怒。老百姓的生活长期没改善，上山下乡让中国千家万户家庭的生活受到影响，自然就会有人要出来收拾残局，这是被古今中外历史所证明的规律。
这里要说点历史。英国的清教革命，杀了国王，万众欢腾，把莎士比亚的剧院都关闭了，同时还搭上餐馆和美丽的贵族服装。结果，行不通。后来，还是英国人，又在欢呼声中请回来了王族后裔，继续王朝统治。所以，现在才有英国温莎王室的存在。所有的变化，没有万众的支持，都成不了大事。
另外一个历史场景，法国人闹革命也是万众欢腾，昔日的穷女工一面织毛衣，一面观测谁是反革命的分子，成为革命政府的最得力的告密者。最后，连最极端的革命领导人的罗伯斯辟尔都被告密送上了断头台，真不知道“革命该往何处去了”。于是，拿破仑出来了，使用专制统治维持社会安定，法国大众还没命地支持他。现在你到法国旅游，还可以依稀感受到法国人对拿破仑曾经的疯狂崇拜。
我总是认为，文革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犯罪，是在一种很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历史过程。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自己难言之隐，有谁能承担由文革带来的不幸的责任？没有，除非他是上帝！有人问文革还会出现吗？我不敢有任何回应。但文革现象还继续，中国目前的麻烦是集体腐败。只要权力落到了谁手中，谁就守不住。现在，手中有权的人想守住清白，真是比犯人顶住酷刑不招供还难。
我想，每一个参与过文革过程的人，恐怕在心里都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文革时你在哪里？都做了些什么？我曾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结果是不黑不红，正邪掺半。我那时也是个红卫兵，破四旧、斗校长和斗老师的事都干过。但自己的父母亲同时又是挨斗的对象，家里被革命群众抄了好几遍，本人还被发配到了海南岛。我要控诉文革，理所当然。但是，难道我就可以撇清自己在文革时的所做所为吗？
对于文革中、曾以狭隘之心批斗我父母的人，我不想从道德的角度批判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人，有七情六欲。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有狭隘之心。自从以１９６７年的那个夏日夜晚后，我对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就有了恶感和偏见。我发誓，今生今世绝不可以嫁给这类型的男人，这种狭隘观念在我心中持续了很久，一直都不能释怀。
我以为，文革历史的研究必须要脱离“是”与“非”道德圈，才可以走进科学，成为学问。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杜波依斯博士，是一位在美国和在中国都值得纪念的人物。在他之前，美国历史学家从来没有以专业的学术角度来认识和研究黑人历史。现今，美国高中课本中关于全球奴隶贸易的所有叙述和讨论都是建立在他在一百年前所做的研究成果之上，课本上那些数据和许多史实的披露都是由他首次完成。他将黑人的历史带进了规范的学术研究领域。
他的学术研究为无数的黑人进入主流社会创造了条件。他深感，对黑人不幸的历史进行单纯的道德批判和揭露是无助于改变黑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他是美国第一位对黑人历史进行科学和系统研究的学人。
我本人在中国学历史，到了国外学历史，也曾经在中国和美国教历史，我对历史的认识至今仍然很肤浅，我所明白就是以上说的那点道理。但是，我很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反对很多人对文革的那种道德式的批判，虽然就我家庭的背景和文革境遇，我完全有资格那样做。但是，我情愿选择做一名比较冷静的专业历史研究人员，而不是一名控诉文革不幸遭遇的受害人。我相信，中国的文革研究最终也要走进规范的学术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