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遵循“富不过三代”规则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在经济上基本上属于世界第一。您看到这里先别忿忿不平谴责润涛阎不顾三百年来落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都是出自西方的事实，您听我慢慢道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令科学诞生在中国，虽然也有所谓的四大发明。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扼杀言论自由，也就扼杀了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表现在枪打出头鸟、跟朝廷心往一处想，保持一致等社会管理上。

然而，只要中国能山寨的东西，中国的制造能力在速度上就是一流水平。这是一整套系统决定的，包括攀比文化、争先恐后、瞧不起穷人、不劳动者不得食、勤俭持家等等宁肯当牛做马也要挣钱，秉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信仰。中华民族成了一个为了钱可以不要命的吃苦耐劳民族。只要不需要创新，具有干一辈子同样的活都不会干烦了的特性，其制造能力属于世界一流水平并非吹牛。

这样的民族特征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呢？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文化与社会制度与这样的民族相匹配的呢？

润涛阎早说过：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奴性文化，而奴性文化是为专制制度量身定做的。下面讲社会制度是怎样把中国人捏巴成这样的民族的。

中国人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人攒钱，但没有三代富。”据报道官三代不少已经是亿万富豪了，等于进入“三代富”阶段了。也就是猪喂得够肥了该宰的时候了（请看润涛阎旧作）。否则，就违背了两千多年来的“没有三代富”的传统，也就违背了天意。此时宰肥猪就是替天行道。

有人抱怨习近平王岐山反腐（=宰肥猪）不是真正的反腐，而是排除异己的反腐。其实，恰恰是排除异己的反腐才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样的反腐不公平不公正。每个朝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效果非常好，效率非常高。拿明朝来说，把这种反腐形式化公开，各派都有名字。东林党把一批腐败了的“异己分子”抄家，把他们鲸吞的财富充公。然后有东厂、然后有西厂，还有锦衣卫。就是说，张三一派被李四一派抄家，很快，李四一派再被王五一派抄家。这样，很快就达到了“没有三代富”的标准。

贪官（有时被称为奸臣：在经济上贪污，在政治上对皇帝不忠。）的家被官方抄后当地村民们也落井下石搞趁火打劫，把他们的房子扒掉，把砖瓦木料抢走。严嵩无家可归不得不出去讨饭就是这个原因。这类证据多了，比如“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昔日的富豪王家与谢家房子都被扒了，燕子才不得不到百姓家重新筑窝。

既然如此，那明朝怎么还是亡国了呢？因为崇祯与大明朝前期其他皇帝不同，他对各地的朱家王室的贪腐不限制，最后到了王室占有的土地是全国耕地的51%，而且王室不纳粮（不交公粮）。如果崇祯反腐不仅仅针对平民官僚，也对王室设限，人民就不会跟着闯王打天下。那为何崇祯反腐不针对王室呢？因为崇祯本来就不该当皇帝，木匠皇帝朱由校死了又没儿子他就捡了个漏。他本身就已被封为“信王”了，算是王室家族的一员。他就对各地王室家族们疯狂掠地不打击，反腐的各个派别都只能反平民官员。社会就是个舞台，他在当信王时天天想的就是王室如何能发财。就好比他一直演杨白劳，突然间演黄世仁的演员死了让他改角色演黄世仁，他上台脑子一直转不过来，还是站在杨白劳一方，而且他性格倔强不服输，台下花了钱买票看戏的不干了，要把他轰下台。

北宋富裕到歌舞升平，总产值在世界上毫无疑问是第一大国。然而，贫富差距太大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百万大军也敌不过二十万外敌。都是冷兵器，让出身穷人家的士兵用大刀去砍敌人目的是为了保护富人的乐园，他们不干。对方不杀降卒就投降，对方杀降卒就逃跑。反正不给你富人卖命。因为当时宋朝有很多人富裕超过三代了朝廷也不杀肥猪，违背了“富不过三代”的天意。你朝廷不杀，那就等外敌来杀。所以，灭北宋是替天行道。

东汉末年，汉灵帝朝廷官员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地步他也不杀贪官，他一死，立刻就天下大乱了。朝廷的军队竟然干不过董卓的西凉军。

毛泽东打下天下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跟毛泽东的治国理念逐步产生了矛盾。刘少奇在天津有个讲话，其中有“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的言论。这就惹毛了毛泽东。所谓的后来的刘邓路线，说到底就是让一部分人发财致富，因为大锅饭共同富裕必然是没人干活，都等着他人干活，反正最后都是一个样，结局必然是大家都穷。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就慢，无法比得上有穷有富的等级社会。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先让一部分人发财，然后再搞共产革命，把富人的财富收回。毛泽东不同意，他不想让陈独秀的理论高过他的理论，他就来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不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毛泽东的理论结局便是“共贫穷”。邓小平上台后开始了刘邓路线的改革，就是让贪官污吏和他们的白手套发财。贪官遍地后怎么办？他就管不了了，他死了，那就听从后人安排了。

那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朝野双方为何不允许“三代富”？

富豪们要么是贪官亲属要么是白手套，在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里，学而优则仕，聪明人当官了，“官府领导一切”是能说服大众的。你的财产比官员还多，官员要么让你倾家荡产要么收了你当官员的白手套，你得到的财富两边分。这样，白道与黑道合流，必然造成两个结局：一个是黑道大佬要权力，一个是白道与黑道联手后对皇权产生掣肘。

对于黑道大佬对皇权掣肘，据说习近平上台后红二代有个聚会，他参加了。在聚会上争吵起来后有人抡起凳子砸人。不论是砸谁，在习帝面前干这个，就等于不把皇权当回事。言外之意就是老子不怕你，你皇帝又能怎么样？

如果不能实现“没有三代富”的天理，其结局便是阶级固化，邪道便出来替天行道了。社会必然发生动荡。

那西方是怎么就没有产生“富不过三代”现象的？在进入工业化前，主要是宗教的功劳。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的高速移动导致公司破产频繁，加上高比例的遗产税，财富的流动性很强。拿美国来说，一百年来，平均每年破产的公司占30%，每年有新公司诞生比例高达30%。现在百年老店十大财团留下来的还有洛克菲勒，GE，摩根，杜邦等财团或公司。只是川普倒行逆施废除了遗产税，阶级固化会加剧。另一方面，西方的“福利制度”消除了穷人走投无路造反的潜能，同时也就造就了懒人群体。加上最低工资法律，使得美国制造的产品价格肯定高于中国制造。这就是中美贸易中国每年有五六千亿美元顺差的原因。那都是中国农民工的血汗钱。

这也就说到了上文里讲的习近平上台后无法继续步胡锦涛官员随便腐败的后尘，只能开闸反腐斩贪官。否则，一定会民怨沸腾，“子弹再飞一会儿”能飞多久？在中国历史上，反腐是不需要同时公平反腐的，排除异己是最有效最合理最彻底的反腐机制。张三派抄家李四派，过几年后王五派抄家张三派。一报还一报，昨天炸得欢，明天拉清单，最终维持住“没有三代富”的千年铁律，社会就安稳，阶级不固化。腐败不断，经济就发展快。

从创新方面来说，言论自由、民主法治的欧美必然执牛耳。如果专制的中国能山寨欧美的新发明，劳动人民的勤奋吃苦耐劳加上低福利政策不养懒人，其制造业能力和经济发展速度必然占优。

关于社会稳定。中国这种专制制度国家，社会稳定靠的是政府定期“宰肥猪”以减小贫富差距。按时“宰肥猪”的就是明君。最大的难点在于这需要强者帝王，而一旦这样的强主死后便留下了权力真空。没有了强主后的权力真空，必然导致社会动荡。这就是盛世--乱世循环圈难以破局的原因。如何打破此循环圈，需要往司法独立、立法权与执法权独立的三权独立社会管理体制转型。这需要时间与机遇，尤其是理论准备。

小结：

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都是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北宋是典型例子）。因为在官本位的文化和社会形态下，你不让官员发财，官员们就不让百姓发财；只有官员们大发其财时，百姓才有机会发展经济。然而，如果白道黑道结合，阶级固化，百姓就有造反的意愿。此时正是皇帝开启“宰肥猪”的反腐时机，等于替天行道。用一拨官员反腐把另一拨官员抓捕抄家，接着再用第三拨官员反腐抄家第二拨。这样，就实现了没有三代富。如果此时碰上了昏官，不反腐，对白道与黑道联手置之不理，那邪道就出来了，改朝换代的动荡就发生了。如果同时把所有的贪官都杀掉，而且堵死贪腐之路，那经济发展就减慢了，因为官员不能发财，他们是绝对不允许百姓发财的。毛泽东不让官员发财，大家一起贫穷，老百姓穷到连棉裤都穿不上，什么都凭票供应。为了显示他有能力，就胡乱治国搞大跃进活活饿死三千万人。

反过来，如果只允许官员发财而不反腐，或者只对一派反腐后就停下来，造成“没有三代富”铁律失灵，社会变走向动荡，杀来杀去，其结局还是“没有三代富”。

强者帝王领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效率高过民主政体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一旦此强者帝王死在任上，权力真空导致社会进入动荡。同时，这种社会构成模式，是以牺牲除了帝王外所有人的言论自由为代价。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创新能力将受到压制。从社会稳定、创新能力、经济发展平稳、言论自由等人权得到保障方面来说，民主法治体制比强者帝王“没有三代富”专制体制更优越，权力运作也更公开。

对专制体制的不同模式比较研究（对比强者帝王专制模式与太上皇模式），太上皇模式更缺乏公开性，是最黑暗，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远的社会管理模式。习近平干掉江泽民还想延续胡锦涛时代的太上皇模式是替天行道。因为在胡锦涛下台前，人民大众都不知道胡锦涛从未真的掌过权，是江泽民偷偷地运作着太上皇的社会管理模式。这样的见不得阳光的太上皇模式最好从此走入历史，这对太上皇家族和后人也是好事。习近平的反腐也不会停下来，即使不能实现民主转型，至少也要达到“富不过三代”的社会稳定标准，防止发生“阶级固化”阻滞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无论如何，如果专制体制允许或发生了“三代富”，其结果要么是内部分赃不均导致内乱，要么是群体事件无法平息而政权轰然倒塌。除非社会转型到民主法治三权分立政体，否则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体决不允许“富不过三代”铁律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