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方面的科学
红星公社
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人民以耕作为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住在农村地区。中国革命是在农村地区成长起来的，并且受到旧中国贫穷和被剥削的农民大众之坚定不移的支持。在整个中国革命期内，无论是在一九四九年军事和政治胜利之前和之后，巩固农村地区社会主义之互相冲突的策略，是共产党内部严重斗争的背景所在。而党内的争执又反映到农村和城市潜在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科学与技术发展以及把它们用在农业方面，或可能用在农业方面，在这些斗争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许多科学部门特别是在今天中国所实践的生物学，必须从中国农业及它所处的政治环境中去求了解。
在停留中国期内，我们参观了两个农业公社。第一个是红星中朝友谊人民公社。其地离北京大约是半小时的行车。它是靠近一个大城市的郊区公社，专搞农产品，以供应城市居民新鲜蔬菜、鸡鸭之类的日常需要。从这个意义说，它不是中国人民公社的典型。这个郊区公社逐渐有更多的轻工业，更多的拖拉机和农业机械。家庭的收入比偏远的公社要高一些。
或许是有意义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见到很多大学或研究所之前，在到中国第三天，我们就被带去参观红星公社。以前我们很重视大学或研究所这个通道。在今天中国，应用科学却比较实验室的抽象研究，占优先一些。我们的参观行程反映出国家的优先所在。这是有意的，抑或是无意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东道主也让我们知道。先认识一个比较发展好的平地公社，会增加我们对西沟的了解。西沟是我们以后将要去参观的山地公社。
我们在一个料峭清澈的早晨从北京市中心所住的旅馆，分坐了几部轿车出发，向红星公社驶去。首先，越过天安门广场，然后蜿蜒经过两边有小商店的狭窄、弯曲的街道，街上挤满了去上班的人。车子向城边驶去时，街道变宽了，直了。中小型的工厂出现了。偶然也见到在工厂饭厅前面排长龙等吃早餐的工人。住屋和工厂过后，便是田野。我们到达了一个检查站，检查站那边，没有通行证，是不许去的。我们的司机稍作停留，一面陪我们去的人向守卫士兵出示我们的证件。
然后，我们再在路旁有着无叶树的路上行驶着，使我们对华北农村作首次的一瞥。首先，有两个印象深印我们的脑海。即土地是光光的，什么也没有。然后又到处是人。一眼望去，都是褐色的平原，地上差不多毫无掩盖。偶然才见到几排树和稻草杆防风物。为了某些原因，华北没有草地，甚至沿路一带，连未修剪过的草也没有。有人告诉我。乡下人认为草会滋生虫，所以，人们把草拔掉。总之，无论眼睛投向那一个方向，所见到的只是光光的土地。
跟这个物质背景成尖锐对比的，是地上到处都是人。沿路边一带，是川流不息的马车、自行车、手推车和行人。我们的司机不断地按喇叭，车子转过来转过去，以避免发生意外，几乎所有其他的机动车辆都是长途汽车，或慢慢行驶的大卡车，里面载满了人或货。因路上有大批兽类车辆，故遗下很多的屎。青年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巡运，把那些动物遗下的屎。扫进特制的灰尘盘中，这是很有用的肥料呀。
在四面八方的田外边，都有一群群的人在一起工作，修建篱笆，挖掘壕沟，准备春耕，很少人是单独工作的。对比之下，在美国农村地区行车，冬天甚至夏天，你往往会奇怪。人到那里去了。我们（美国）的农村地区，人口稀少，并且越来越少。但是，在中国我们无论去到那里，对人口的密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能在土地上生活得很好。
我们到达红星公社时，被迎入一间长形接待室。里面有沙发（中国人已采用了沙发这个名字）和靠背，主人还向我们每个人奉茶敬烟。在室的一端挂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的肖像。其次是毛泽东的肖像。在一面墙壁上。点缀着一面朝鲜小旗和一个嵌着中朝友谊纪念的小玻璃框。一位样子活跃友好的中年男子孙君，他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他欢迎我们，并注意到我们都很年轻。（我们的年龄从二十三岁到四十四岁不等）他向我们介绍红星公社的情况。
这时候，我们可能想起。中国的公社跟浮现在多数美国人心里的“公社”这两个字，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人所想象的公社是十个喜鄙士在一个荒僻的农场）。在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是地理的，行政的和政治的单位。每个公社有几千户人家。全中国共有二十七省（包括台湾在内）和自治区。自治区诸如西藏和内蒙古，少数民族占区内人口的大部分。在行政团体中有少数民族。据说国家的政策，是特别加以修正以适合各地的需要。每个省和自治区又分成若干县，县又包括几个乡，乡又分成许多公社。其结果，你驻足中国农村几乎任何地方，你都是在一个公社里。红星公社有七万八千个社员和一万七千户，是个人口比较多的公社。它占地一百六十方公里。像其他中国公社一样，它分成许多生产大队（确实的数目是一百二十四个）再分成许多生产队。红星公社不像其他许多公社那样，它把它生产大队分成十个“行政区”，有八个区专搞耕作，一个专搞工业企业，还有一个区的性能未作具体规定。那可能是因为红星公社的规模大，有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必要。
我们在红星公社呆了一天。在这段期内，我们的东道孙君和刘女士（一位主管公社妇女事务的女青年）引导我们参观一个牛奶场，一条小供应街，一个医务诊疗所，几户农民的家，几间温室，一间初级中学，一所养马场和一间螺丝钉工厂。我们在诊所和在中学所得的观感在另几章中有所描述。这里，我们将尝试把公社社员描述该公社农业发展的情形传达一下。
谷类——大米和小麦——是中国的主粮，提高谷类的出产，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以粮为纲”就是中国表达这种重要性的一个口号。孙君表示得很明白，红星人民认为谷类生产和生活水平是分不开的。他说：随着谷类生产的增加，（红星的）生活、文化和物质条件都正在改变之中。解放前，公社地区人民每公顷生产仅七百公斤谷类（一公顷的两亩半）一九七二年遭遇百年来最大旱灾，每公顷取得四千公斤的产量。一九七一年每公顷的产量是五千公斤。现在，红星公社种的多数是大米。此事值得特别提出，是因为我们听说解放前，本地区根本不种大米。在那时以前红星公社附近一带是一片碱性土壤的荒地。主要是用作打猎场所。
把红星的地改造为有生产力的土地，灌溉是个重要的因素。公社社员打了七百多个电力井，从一百五十公里外的一个水库，引水进来，以灌溉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这样，就有了精耕的条件，故一半的土地都获双季收成。随灌溉以俱来的，是使用机械种田。公社有九十六台拖拉机，一百台小型手扶拖拉机，三十五辆大卡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可用机械耕作。孙君对我们说.尽管有这些成就，机械化的程度，仍是不够。
孙君在指出他的公社的缺点时，提到这个事实。尽管天旱，一九七二年大寨大队每公顷几乎生产了谷类七千公斤。在中国中北部的山西省，大寨是个很有名的生产大队。毛泽东特别单独点出来加以表扬，要全国学大寨。因为它面对极穷的物质条件，竟大大提高了生产及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中国，你常听到“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孙君说，当一个穷山区公社能比一个平地公社生产更高时，红星就有更多要学的了。应当指出。中国人不认为大寨是个穷大队变好的一个模范，而是认为它是一个不倦地斗争、克服障碍、求取更大进步的榜样。有如一位负责人所说的，“大寨的经验不是一个穷大队的经验，而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经验”。
饲养牲畜在红星公社是一项重要活动。公社有九个牛奶场，养了三千二百只奶牛，每天出产三万加仑牛奶。我们参观了养有一百一十九只“霍尔斯坦”（即夹有黑白两色的奶牛）奶牛的小规模牛奶场。这种奶牛原由荷兰输入，然后与本地种牛杂交，乃产生了一种产量高并适应本地气候的奶牛。我们偶然获悉，公社有专门研究科学饲养农作动物的站。在解放前那些年，在农村组织大规模集体农场，并用科学方法饲养和改良动物种属，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我们在回顾中认识到，这是我们跟中国科学实践之首次的接触。
我们在当天稍后，又参观了马饲养站。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目的在使农业完全机械化。但是，为了短期和中期的需要，饲养拖曳牲口仍将是很重要的。华北农村拖曳牲口之多及使用之广，正像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农村。公社内的饲马站是作为国营企业而经营的。整个公社现在拥有三千多匹马。
除鸡之外，猪肉看来是食物之主要来源。红星公社养猪是作为私人经济的一部分，这跟养奶牛和养马不同。公社限制了自己的任务，把养猪和出售小猪的事，交给个别农户去办。我们边行边乘车在红星公社参观时，每一个村子，都有个人的砖泥猪栏，猪栏里有一只猪乃是普遍的现象。一九七二年公社养了六万八千头猪，但孙君告诉我，“我们应当改善我们养猪的工作。因为依据政府的指示，我们应当每亩耕地养一只猪。（约一英亩的六分之一）因此，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应当养十万只猪。这样，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谷类生产。”他后来又详细说明“毛主席十分重视养猪。”一头猪等于一个小小的肥料厂。公社也有三个生产北京填鸭的农场。总括起来，公社约有一千人把他们的时间完全用在饲养牲口上面。
另一参观“副业”的活动，把我们带到我们在华北参观过的最温暖的地方。我们在一坵田边行着，那儿看来列着一排排的玻窗土坑。原来都是一些大温室。温室采倾斜式。朝南开窗，另有一面挡避北风的厚土墙。温室深入地下。我们得弯着腰，曲着身子在狭窄的泥土的过道上行着。在温暖的、潮湿的温室植物世界中，我们的眼镜和摄影机镜头很快就给湿气弄蒙糊了。展开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床又一床的虾夷葱和长长的，有毛的中国黄瓜。黄瓜从两条支撑杆的藤上悬垂着。这种温室是以新鲜的冬季蔬菜，供应一个像芝加哥那样大的城市——北京的。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北京周围的温室数目，已增加了十四倍，北京每人每年消耗的新鲜蔬菜（现在每天一磅多一点）增加了三倍。红星温室是用煤蒸汽发热的。
红星公社有若干的轻工业，其中包括奶粉厂、农具修理厂、造纸厂、谷类加工厂、榨油厂（植物油）以及螺丝钉厂各一间。这些小工厂雇用了约两千公社社员。农村的轻工业现在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稍停片刻去考虑一下近时多数亚非拉国家的农村发展史，那么，对中国农村这种发展的原因，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素描把要表达的情况写在短短的篇幅里，实在太过于简单了。当然，每一个国家情况不同，地方性历史和社会结构影响了场景。但是，一般来说。在多数发展不足的国家，工业首先是在城市发展，在外国投资家的控制之下，或者本地的商人与外国投资家密切联盟。外国制造品的输入和城市制造品在农村的推销，往往破坏了传统的手工业。大批流离失所的手艺人于是逃往城市，被吸收到正在成长的产业工人阶级内。此外。许多农民也被工作的前景及高生活水平所诱惑，而到城市去。农村的生活对许多农民来说，甚至在最好的时候，也是比较苦的。所以。人们一有机会，便向外边跑。在城市里，新都市人民在经济上是恶毒地受到剥削的。但他们在新影响之下，往庄容易采取四海为家的世界观。至少，一部分城市工人在政治上较为成熟，而寄同情于社会主义计划。城市工人发展他们的计划，而变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而在同时，农村是停滞的。传统的手工艺被抢走了。现金付税制度代替了用货物付税制度。旧的农业社会慢慢地开始解体。农村旧地主阶级设法与城市工业家联盟，后者与外国投资家一起控制农村的命运。有时地主在搞这种联盟时是成功的。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形。但在其他事例上，他们并不如此。第一种情形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因新当权的地主阶级剥夺了土地，而被赶了出去。后一种的情形是地主本身受城市统制者剥削，从而导致一种制度，使在农村虽拥有土地，却没有小生产者立足的余地。不论是那一种情形，仍然留下来的农民迫得放弃粮食生产，而去搞换现金的作物。农村的情况逐渐恶化，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去。
但是，城市所能提供这些农民以职业的只是少数。外国投资者并不亟亟于在第三世界作新的工业竞争者。因此，他们的投资是很有选择的和不平衡的，只集中于精选的和劳动紧张的工业。他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不愿作奠基式的工作。流离失所的农民很少找到生计或根本找不到生计，他们在城外定居下来，形成骯脏的木屋区。他们在木屋内成了对旧产业工人激进倾向的一种控制力。在罢工期内，破坏罢工乘机找工作，赚最低的工资，一旦对外国人或本地的统治者发生了真正的威胁，他们就可以加入军队，帮助做着镇压（罢工）的工作。
在这种情形下有一股强烈的潮流，使城市和农村人民分化，工人和农民分化。留在农村的农民对城市有一股强烈的猜忌，农村是税收的来源所在，农村供养驻军，只有负担财政上的痛苦，而全无所得。反转来，工人则以麻烦就将到来的态度看待农村。农民的落后，使他们受同一保守力量所操纵。而工人则和这种保守力量处于相冲突的地位。农民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与他们争工作，并威胁他们的生计。因此，农村人民与城市人民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且因城市骗子和“乡巴佬”的观念，使这种鸿沟更加扩大。这在我们（美国）自己的社会显然有其不同的内涵。
第三世界革命的成功，在于它能沟通这个鸿沟，把农民带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之中，并使农民站在城市工人的一边。中国革命是这种战略成功之典型的例子。但是，城市和乡村已经发展了的差距，并来因革命的胜利而告消失。在胜利使城市工业自由发展，而并不改变落后的农业实践之时，城乡的差距将会继续存在。即使有了土地改革也是如此。并且如果不发展农村经济，以养活地方工业，并消耗其工业产品。那末，依靠外国投资家之门，仍将重开，且会困陷于恶性循环之中，使经济停滞不前。墨西哥的历史就是二十世纪的见证。
中国人有决心在联合平行发展中，使城乡联合起来。要这样做，他们必须努力对付工业与财富集中大城市这一自发的倾向。道又要回到我们的叙事之主要绕索上来了。这也就是农村要搞轻工业。中国人用鼓励公社和县设立小工厂的方法，正为农业机械化提供工业基础。同时，反对农村对城市的依赖。城市可以集中搞需要大投资的重工业，而农村人民同时开始经验到和掌握着机器和现代工业技术。中国人相信，通过大规模机械化之后，农民会变成与钢铁工人同一意义的农业工人。在中国工农与城乡仍有大差距，但长期的目的，是要完全消灭这些差距。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内。中国农村的工业得到历史上第一次大促进。当时，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成为公社。在文化大革命期内，对刘少奇及其一伙的一个主要指责是，他们砍掉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村轻工业。据申称，他们这样做是窒息了公社的技术主动力，也窒息了农村的进步。迫使农村人民依赖城市一切制成品。
我们在红星公社看到农村轻工业第一个范例。这公社的螺丝钉工厂的规模并不大。我们下午较迟时分到达那边，发现几栋长长的单层建筑物，位于一条宽大的泥土胡同右角。做螺丝钉的各部门分布于建筑物内。一块块生了锈的金属碎片散布在一些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在我们参观的第一工场，工人们将大卷的铜线，投入一架机器内，机器将铜线拉直并校正其厚度。在另一间工场，排列着几架机器，每架机器有一个机工将钢线切成标准的长度，并把这些钢线弄成基本的螺丝形状。机器都旧了，但都是中国自制的。当这些设备在较大的城市工厂变得陈旧时，或许就把它们弄到这儿来。工场小颇为嘈杂，灯光也较为暗淡。
工厂的场景使人想到美国初期重工业的一些图片。也使人想起美国中西部小城市搬运工人生产首批汽车的情景。但是，中国的工业革命的社会背景却很不相同。甚至于在非精密的红星螺丝工厂，也说明了这种不同。每一工场都是男女并肩工作。穿着也是一样；显然也是操作同一的工作。男的人数多过女的，但在那儿的妇女是平等的。建筑物的墙壁上还有着旧的和最近的政治口号。领班也穿着和工人一样的衣服。我们不能从衣服上或教养上看出他们谁是领班，谁是工人。最后，那儿还有农民工人，这是公社决定的结果，并非因为他们挨饿而逃离土地，或为贪图私利而去工作。这些的不同都是根本性的。
现在，我们对红星公社的农业努力，来作一个全面的考察了。这种努力。轻工业化占了一个重要的和方兴未艾的因素。在红星公社我们不曾直接讨论科学研究的努力。孙君却随便提及公社和每一行政部门都有科技站。但我们没有时间讨论科技站的功用，要做这方面的调查，我们得等到我们到西沟参观的时候。
西沟公社——人民科学在行动中
西沟人民公社位于北京西南约三百英里，在山西省东南太行山脉的高山上。我们这个团体有四位团员在西沟住了四天。我们全团一起在那儿呆了一天。我们想去西沟，是因为在跟美国朋友讨论的时候，我们听说，那是一个有趣的和令人兴奋的公社。并且只有极少数外国人参观过。我们的东道主很快就同意我们的要求。并且在我们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的参观就已经安排好了。
原来，去西沟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我们去西沟，是在一个早晨很早的时候。先到北京火车站。车站看来较像一个机场，而不像一个美国火车站。车站很清洁、很忙，并无流浪汉睡在长凳上，也没有人在过道上作漫无目的的游荡。这也是我们在中国见到的唯一有升降机的地方。我们的东道主科技协会外事局的人来给我们送行，并见在火车上跟我们聊天，一直到火车准备离站的时候。其实，他们留在车上聊天的时间太久了，应当走下车了，因火车已蠕蠕在动了。有段时间，看来我们在旅行中需要增加一个翻译，在最后一分钟，朱永行自告奋勇，跳上月台。我们出发了，火车越过华北平原向前奔驰。
我们坐了整个上午的火车，一直到下午，一路是冬天的风光。我们看见逐渐变绿并在成长的冬麦一排排地晃过去。才知道火车是在向南前行。在某些小镇的场子里，我们惊异地看到有两个驼峰的骆驼用作载货的牲口。有一次，火车在一小城作短暂停车时，我们在一条旧铁路行人道的钢柱上可以看到刻有英国和德国的厂商名号，我们坐的是一间欧式车皮的卧车房间。我们谈话的方式，多数是从房内伸出头来，后来的对话是在到车头餐厅进午餐的时候，在半下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安阳，那是一个古代的省会城市，曾是三千年前商朝的首都。在那儿，我们转乘了平治牌小型长途汽车，向西行车两小时，前往林县县城。
安阳与林县之间的农村，跟北京周围的农村很不相同。和首都地区一般灰色火砖平顶房屋相反，安阳周围的农民住的是褐色土砖尖屋顶房子。北京周围的马车有着平的硬木的床位，赶马车者通常手持马鞭高踞在车前的一个角落。在安阳外面人群拥挤的路上。马车与牛车则比较小些，一半是用柳条编制成的。倒是有些像车上的篮子，赶车的人坐在车子里面。也有很多的手拉的柳条车。我们经过的时候，看到很多的这种水，在两条杆中间，设置着防风蓬，以挡住后面吹来的风。有助于行车的速度。这种车子倒像是（旧时）美国（拓荒者）的小型蓬车。
我们在林县县招待所过夜。我们在招待所的枱子上，发现一种可口的土产，我们想是枣子，看来有点像无花果，却原来是干柿饼。到第二天早晨，我们坐上几辆吉普到西沟去。其地在县城以西，行车四小时。最好的四轮吉普车是中国做的，中国人也叫它“吉普”。
去西沟的最后行程，是从平地上开始。但是，不久，我们的坐车就驶经一条河流而进入太行山脉。一路上的风景很美，很多变化。在我们周围的，是高低不一的劈过的灰色的腐蚀的山峰。在我们下边的（有时就在我们旁边）是一条迂缓的浅水河流，河水流向广阔的、多沙的、两边很陡峭的山沟。在河床与山之间的窄狭的小高原上，有着多灰尘的白中带黄的村落。山边则有种着冬麦的小梯田。沿山沟下面的某些地方，则有一片大平田。这种平田已与筑有石坝与堤的河床分开。沿河岸漏水地区，则有水稻田，这种稻田是从岩石和泥土中开出来的。沿山边一带，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渠道，将水引进低坡灌溉。有时我们经过的地方，则有大瀑布从一条渠道倾泻而下，流到下面的河里.有时则利用这种水力，作为一间谷类加工厂发电之用。除了这些水力工程和小田之外，还有分散的、但是相当大的村子。这个地区在全世界看来，像是（美国）达科达州的巴兰滋，或（美国）犹他州或内瓦达州的一部分。道是我们首先见到的中国“贫穷”地区。
我们此行的最后一部分，是沿着一条多岩石的道路到一个干涸的河床。当我们最后离开这个河床，爬上一条从山边泥土中开出的一条公路时，我们就到了平顺县的西沟公社。不久，我们达到了西沟生产大队的主村。那儿的负责人招呼并欢迎了我们。在西沟，欢迎一个人，除了敬茶奉烟之外，还有一盘盘的可口的糖炒栗子。我们下榻的房间，是在一座大建筑物内，这座房子是在县经费的帮助下，建筑起来的。是作为县招待所之用的。在我们到达时，每个房间都供应了去壳的栗子肉和苹果。房内有煤炭炉保暖，窗外有通烟管。房内有简单的家具。——每个房间计两张红橙色的木写字枱和椅子，两张床并有两个洗脸架。床上没有褥垫，（这和城市旅馆有褥垫成一对照）只有硬木床板，上面铺了一张毡子。毡子用粗花布包着。被呢，则有两张厚羊毛毡和一床红丝被面的美丽厚被。房里没有废物篮。我们在中国农村很少看到废物篮。
要研究西沟在农业方面的科技努力情形，先得摸清楚几项社会的和地理的事实。西沟人民公社有一万五千个社员，分成十个生产大队。我们参观的西沟生产大队及接下去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西沟人民公社的一部分。这个大队有一千六百个社员（三百八十户），分为十二个生产队，分布于四十四个小村子里。大队占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盆地，位于海拔约一千五百公尺的地区。一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不结冰的日子。
在某些方面，西沟并非一个典型的生产大队。自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该大队就是一个模范社会单位。引起毛泽东本人的特别注意，每年有许多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参观西沟并学习它的农业和政治上的成功。我们呆在那里短时间内，至少就有两大车的人来参观。一群是附近地区的农民，另一群是人民解放军军官。虽然西沟不是一个“富裕”的大队，但在某些政治方面的先进，是不寻常的。私人土地（译者按：指自留地）就是一个特点。在中国多数的地方，每户被分配了某种数量的土地，以供私用。这些土地的多少及其重点应置于何处，是共产党内一个争论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似乎都同意，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是说一直到全国全部经济实行集体化为止）征多数地方，自留地是必要的。因此在未来一段长时间内，都需要保留自留地。可是，我们意外地发现西沟并无私人土地。我们听说。那里的人觉得，所有的土地由集体来耕种，对个人更加有利。
我们心里有了这个底之后，于是，我们前去跟西沟生产大队科技组会见讨论，我们停留在西沟时，后来就访问了该组。该组成员给我们的资料，对于我们了解许多科学方面在西沟及在中国其余地方的应用，是很重要的。我们将要谈的西沟农业方面的努力，是照他们跟我们讨论时所用的分类，那就是如西沟人民自己所见到的努力。
我们在招待所二楼会议厅会晤了科技组。全会议室被一张长桌子占去了。室内的周围，摆着淡黄色油漆木椅，椅子上有布垫。一直排到墙壁边。但是，桌子周围的椅子，则更为朴素。一个煤炉生着不大的火，藉以保暖，室内的温度，大约是华氏五十度。我们的东道主从大热水壶中倒茶奉客。我们用朴实的玻璃杯饮茶。来参加讨论的有五个人。（一）大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康渠（译音），年龄大约三十几岁的青年人，负责农业生产。有一种权威而干练的神气。（二）崔复兴（译音），年约六十多岁，一个有经验的农民技术员。（三）王如森（译音），大队林业组成员，一个中年男子。（四）章明昭（译音），第十生产大队技术员，青年人。（五）夏姗芸（译音），平顺县农业实验站技术员。一个介于青中年的妇女。
郭首先作简单的发言，以展开讨论。他说，“我们做了某些科学研究。”然后他解释指导该组研究的原则。他说：“科学和技术必须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为生产和人民服务。”他说为生产服务的意思：在西沟的科学根本任务是增加农业生产。为了说明这个概念，郭详谈西沟谷类生产的历史。
解放前（在抗日战争期内的一九三七年），西沟（在共产党占领的边界）人民生产的谷类，每亩大约只有一百斤。（一斤大约等于一磅）。一九四三年某些农民成立互助组，配合需要，在田里互相帮助，这时谷类的生产每亩增至约二百斤。一九五一年互助组成员把他们的土地和农具合并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收入，每年按每户原来拿出来的土地和农具以及完成的工作量来分配。这些合作社的生产每亩每年增至三百斤。一九五五年西沟合作社采取完全按每人完成的工作员分配的原则。其结果，“先进的合作社”每年每亩取得四百斤的谷类产量。一九五八年西沟周围地区的先进合作社合并成为一个人民公社，使大规模的水力工程变成可能，因而每年的产量，上升至每亩六百多斤。到一九六九年文化革命以后，每亩的产量已增至八百多斤。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这两年，每亩平均产量增至一千多斤。比之革命前的产量增加了十倍。在合作社时期与现在时期之间，按人口计算的粮食生产，每人从每年的三百斤增至五百斤。
每一时期的生产增加，社会组织的先进，容许在农业上应用较先进的技术和合理的计划。社会改革居先，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进步。这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则。郭说得很明白，这个原则，适用于西沟未来的科学成就。他说，科技组的工作，在于决定“如何改造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及如何使科技工作为生产服务。对我们来说。做这件事的唯一方法，是动员和鼓励我们大队的全体社员参加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我们所能学得的用较好和较快方法来改造自然之唯一的方法。
郭又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所提出的“八点宪法”或“八字宪法”来勾划出西沟的农业努力。他未提这“八点”的起源。或许他以为我们已知此“八字宪法”作者为谁。这有力地表现出在中国农村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接下来几节，我们就要谈西沟应用这八点的情形。（依他们告诉我们的先后秩序）并结合我们从郭方面获悉的资料以及在其余停留过程中，我们获悉的事物来谈。
1．改良土壤（土）。西沟大队占地约七点半公里长、四公里宽。全是多山地方。大队算过。一共有二百三十三座山，大队的总面积约三万亩，但已耕种的只有一千五百亩。多数的农作物，是在小梯田中生长的，这种小梯田位于石壁间，都是从开山开出来的。因此，田在山边，或者延伸至峡谷间。在华北，每年的落雨，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里。一年只能得到五十公分的雨（跟美国奈布拉斯加州干燥的西部大致相同），一半的雨水都在七八月间落下来。旱季较长，从仲冬一直到春季。在过去，当夏雨落在焦干的山上时，雨水迅即走失，形成山洪、急流到峡谷中去，将土壤冲走，还将一路上的梯田作物也一并冲走。
郭说，在这种环境之下，“主要的任务是把水留在土里”。西沟人民已相应地发展几个有远见的计划。这些计划的编制都是为了留住水、使水保持在土壤中。在大队的高山坡上，他们植了很多的树，以增强土的力量，并留住近水源的雨水。更下面的斜坡则在峡谷间修筑石坝，以缓和山洪的速度，从而使每一个峡谷变成一连串的小型水库。在峡谷的较低部分，则运去泥土，在坝后面造成新田。
大队周围七个大盆地中最长的盆地东渝口盆地，是造新田的一个例子。这个盆地长四点二公里，由分散在十四个小村子的三十二户担任了造田的工作。自从解放以来，这盆地的人民已经修建了一百三十个水坝和梯田，造了三十亩的农作物土地，以前这个地区是根本不存在土壤的。在盆地上面的山边，则造了三百亩的林地。由于他们的努力，一九七一年每亩收获了一千斤的粮食。
我们于一个下午驱车到东渝口盆地，去参观造梯田的工作。在盆地的部分。我们密切研究了颇为窄狭的峡谷，已改造为干干净净的一小块又一小块的梯田。而那地方一度是个浸蚀的、绝无用处的溪谷。一条窄狭的梯形石埂将每一级和下一级分开，在每隔三级或四级的田间，这种石埂有约一码。这种石埂造得很坚固，可以抵住最大的夏季山洪。这些田都是把在附近挖掘的土壤弄来造成的。西沟有很多黄土，一种带黄色的、因风而聚积的、有细密纹理的土壤，是出现在华北山间的厚沉积物。西沟人民过去一向住在窑洞里，而这种窑洞是从这种土壤的山崖中开出来的。很多人仍然住着这种上洞。那是很丰富的黄沙土，很容易挖，对农业很有用，使西沟巨大的填地工作，容易进行。
这种填地的工作，在西沟大队主要盆地的底层，做得最为壮观。盆地位于我们所停留的村子下面。在过去这个盆地只有岩石和散布圆石的河床，另外有一条很坏的路。夏雨一到，河水就泛隘。一到春天，河里的水都干了。盆地底层，什么有益的农作物也不能生长。一九五八年西沟人民修建了一个大水库，把紧靠石埂的河道隔开。在石埂的两边，他们现在造成梯田，填了五十万立方尺的上。把多数盆地底层变成了田和果园。我们听说。在未绿化及未做防洪工程之前，这里不可能有一个强壮的男子，把甚至两亩的河边土地变成可耕之田。现在一个人仍然须费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填成一亩有一公尺深的土梯田。从这个数字看来，可见在造梯田这件事上需要的人力之大。五十万立方尺的土填进去，如果将它平铺起来，将长达三百英里。西沟现在已开始将填土工作机械化了。当我们在那儿之时，大队有三辆小型铲土机，将有黄土的山铲平，然后把土倒进盆地底层上面的一块小平地上去。这些铲土机，其中有一辆属于大队的。其他二辆是从县里借来的。
2．合理的施肥（肥）。我们在西沟走着，我们看到在犁过的田，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堆堆的黑色的像土一样的物质。原来那是一堆堆的肥料。这种肥料对补充与增强土壤的氮很重要。西沟的肥料多数来自人畜的粪便。人粪是中国的传统肥料。几百年的连续耕种，保持着中国农田的肥沃，自从革命以来，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增加，粪便的作用也大大增加。在一九五二年合作社开始时期，西沟只有三百头山羊和绵羊。现在，大队的羊群已增至一万三千头。在同时期内，猪增加了九倍。现任数达三百头。大队也有一百五十多头牛，和一百九十多头骡子。西沟人民谨慎地把所有牲口的粪便保存起来。在一个山边，我们看见牧羊者的茅舍，和一个用稻杆围成的圈圈，羊群聚在圈内一个地方拉屎拉尿。我们曾听说，牲口一年为田里生产一千五百万斤的粪便。在几年来的增产中，肥料的增加，是个最重要的因素。
美国人特别是在都市的美国人很讨厌去处理粪便，不论是才拉出来的或混合的陈粪。对中国农民来说，每年肩挑一桶桶的积粪下田，跟犁田和播种一样习/以为常，是必要的工作，而且有规定的时间。但是，中国人对于毫不禁忌的处理粪便，并非天生如此。我们对一个青年妇女谈话。她是响应毛的下乡号召到西沟来的。她碰到了挑羊屎的问题，最初很讨厌，因为她认为羊屎太脏，不愿处理。但是，她对我们说，她经过思想上的斗争之后，最后，她认识到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为农民应用粪肥，是生活上必须做的事情之一。不是由人自由选择的活动。她觉得，她自己讨厌粪便，根源在于她的城市中等阶级的生活背景。
除了人畜的粪便之外，西沟大队还用了某些“植物肥料”像高粱秆之类，并向政府购买小量的化肥。西沟并办有一间很突出的“本地肥料”工厂，作为当地一间学校的附属工厂。我们在参观这间学校时，参观了这间工厂。它在教室建筑物后，占了一座低层建筑物的一部分。一位青年妇女前来欢迎我们，带我们到一间泥屋顶的房间。她向我们解释大队如何使用简单的技术和本地的原料制造细菌肥料。我们说试试看，因为有些技术名词我们和我们的译员都不懂，也是任何通用字典都没有解释的。尽管有这个困难，但我们仍然懂得了此项技术的大要。
情节大致是如此的。工厂做了“5406”粉。这是一种细菌产物，跟土壤混合，作为田里的肥料。除了它的肥料作用之外，据说这种混合物可以帮助作物吸收氮，以保护作物，防止三十二种以上的细菌疾病。并加速种籽的发芽和缩短生长的时期。大队应用它到谷类、玉蜀黍及所有的麦田里。工厂技术员（看来有三个）为了制造这种杀菌粉，将红薯去皮、蒸熟、捣碎、和以白糖、麦麸、石花菜（一种像胶质的物质）和水以及小量的化合物硫酸镁和磷酸钾，然后将混合物加热至沸点，使其消毒，将各种原素溶解。之后，将它倒进玻璃竹内冷却，形成一种硬的媒介物，以培养细菌。活的细菌在这个媒介物中发酵，然后把管子置于温室中，培养数天。这段时期过了后，将细菌搜集起来，焙干，调以泥土（每八斤的细菌调一百斤泥土）。这样便做成了最后的成品。
当我们走进厅里，去参观这间小工厂时，两个穿着实验外衣的青年正在将细菌注入培养管内。他们又在另一小间工作，以西沟的冬季气候来说，那间房子的温度，是很高的了。在他们的工作长凳上空的天花板上，吊下一盏紫外绕灯。显然在于确保培养，以防被微生组织玷污。在一间有着一个电加热器的侧室里，放着简单的木盒架，盒子里装满了正在培养细菌的媒介管。培养室的温度保持在摄氏十五度至三十度之间。两间房间被悬在门口的厚毡所封住，以免外面的冷空气流入。
这种制造微生物的小工厂，看来现在中国农村很普遍。在后一节里，我们将要讨论类似的杀菌药制造。我们问了一些有关这个计划在西沟的历史，发现，这间学校原来担任这个计划，是作为使科学教育为生产服务之更大努力之一部分。他们首先听到这个方法，是在山西东南地区开会之时，来自长治学校的某人在会上谈起做细菌肥料之事。为了学习这个方法，西沟方面派了两个人到长治去（山西东南最大城市）听讲，并实习技术四五天。自从掌握了技术之后，西沟也向约来自二十个其他公社的人教授制造细菌肥料。在传授和普及中国科学方面，这种面对面的接触，看来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这种交流，很少或根本没有印发讲义。西方观察家可能忽视中国农村看来有广大的非正式的科学交流网。他们易于相信，一切的科学交流终归要印出来的。
3．兴修水利工程（水）。西沟的灌溉，必然包括广大的蓄水工程。而这种努力据我们所见到的，是跟保护土壤的努力有密切联系的。两个大水坝和水库，是西沟蓄水的关键所在，也是防洪计划的枢纽。第一个水库位于填平的盆地底层土地上面。是建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成立公社期内，这在前面我们已提到了。在这个期内公社很注意本地的民兵，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之集体力量。民兵成员自己设计和修建水坝。水坝是土做的，上面铺了石头，底层宽一百公尺。民兵日以继夜地工作，不到一年，便完成丁水坝工程。坝面上刻有；“民兵战斗水库”的石碑。水库有一百七十立方尺的蓄水量。
第二个水库位于主要盆地更远处。所费的人力甚至更大，是一九六八年八月开始兴建的。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底建成。县鼓励建水库。因为在六十年代有过严重的水荒和天旱，迫得这个地区向外地输水进来。因此，县里便决定应当进行建水库计划，建水库的工作就落到西沟大队本身。这显然是因为该大队是水利主要受益者。大队得到县水力部门设计上的帮助。公社民兵则投入人力。协助了工程的一部分。但是，建水库工作，多数是大队做的，并且建水库的费用，也是大队出的。
这水库是坚固的石头建的。长一百七十八公尺，高二十五公尺。（共用石头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六立方尺）水库的地基宽二十五公尺，上层减至宽二公尺，成一条行人道。上面有红旗。整个水库的修建，未用重型机械。用有引力的电缆，把石头从山边码头吊下去。这水库有六十一万五千立方公尺的蓄水量。多数的水是从雨季流下的水积蓄起来的。此外，一年大约有九万立方公尺的水，来自盆地底层的一个小泉。
这水库名叫“西沟战备水库”，用红字刻在堤坝上。它解决了一万人和五千牲口的常年饮水问题。此外，对西沟来说，它还为其他三个公社、八个生产大队及几个小工厂服务。它也是西沟灌溉工程的核心。堤坝下面的三条渠道（共长十二点五公里），沿盆地下面的山边一带输水。约一年的时间内，当三条干线的侧道完成之日，预料西沟可以灌溉一千亩土地，这占该地区耕地的三分之二。这个计划配合其他的改进，预计到一九七五年亩产量可达一千五百斤。几乎比目前的水平增加百分之五十。水库还可以养鱼供应大队的食物。由长治区鱼苗所供应鱼苗。人民用网拖鱼，拖上来是四磅或五磅重的鲤鱼，在这个地区，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事的。
西沟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井和地下的水。由于水库提高当地的水面，地下水的来源也增加了。最后，到雨季朔内，他们把每一坵田都看成是一个小水库了。人民遵守“把水留在盘子里”的口号，每一坵梯田的边，比田中央都筑得稍微高一些，这样，水就慢慢流下，使田的每一部分都有水流过。这个口号，是在跟农民作较为一般性谈话，谈到西沟人民怎样看世界局势时，偶然提了出来的。在引用这个口号之前，谈话者指出，“虽然，我们是身在西沟，我们却放眼世界，我们把一切的革命当作我们自己的。”他继续把西沟保上保水的斗争，直接跟世界革命联系起来。这种全盘看问题的态度，是中国农村政治觉悟高之一个良好的范例。
4．良种的普及（种）。推广和发展新的作物品种，已成了西沟大队科学徒业努力之主要部分。传统上西沟的谷类依赖两种产量很差的本地品种。自从六十年代中期，大队已实验生产杂交稻。使能在适应西沟的情况下，能够高产。这种技术涉及将两种纯种杂交，使产生种籽，种籽播种之后，成为含有两纯种杂交后之基因的新稻。这种新稻比两种亲系中之任何一种亲系产量都高得多。每年必须重复这种杂交，为下一年取得新种籽。并且必须培养和维持亲系纯种，以为播种之用。这样的一种复杂培养制度，其所需要的努力和计划，没有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农民经济集体所有制，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西沟大队已经种了一种自己培养的杂交稻。现在，在许多田中，亩产量达到一千三百斤至一千五百斤。这种产量相等于长江下游气候温和和土壤肥沃地区的产量。大队也正在实验四种方式的杂交。这种实验甚至更加复杂，需要四套的亲系纯种，和两年的育种时间，才能取得种籽。杂交技术也正在应用到生产新高粱品种。因旧的本地的高粱品种只能亩产约一百斤。而本地制造的杂交种，现在却能亩产达一千五百斤。
大队本身不曾生产新的小麦品种。但它却广泛地介绍和实验别地培育出来的改良种系。目前科技组正在普及的种系，叫“农巴三一一号”、“北京八号”及“长治五一五号”。这是根据原来培育它们出来的实验站而命名的。“长治五一五号”在西沟情况下产量最好。
最后，传统的西沟玉蜀黍，有产量低、和生长慢这双重不利。现在推广的四五种的新品种有助于使亩产量从三百或四百斤增至六百斤。所有这些增产的情形，水和肥料的增加以及耕种技术的改良，都大有关系。但是，无疑地，品种的改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5．合理的密植（密）。解放以来，密植（即是下种很密）看来已成为多年来争辩的问题。本来合理密植大致如此，在合作社和公社开始将很差的农地改造为多产的土地之时，农民们仍然倾向于播种密度低的种籽，这种种籽在旧的情况下，是适合于稀植的。而新田水多，肥料多，又有高产量的品种，是可以顶得住密植的。因此，采取新密植以取得高产，乃变成重要的事情。举一个例，西沟在过去，每亩地只能种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粒谷，现在农民使用新品种，每亩地可种二千五百粒。旧的本地高粱品种一亩只能下三百至四百粒种籽，现在他们用杂交种每亩播下六千至八千粒种籽。
甚至于在旧情况之下，密植也往往增加产量。但是，得不到特别多余的种籽。因为人民得将多数的谷类用作公粮，藉以活命。五十年代的情况已有所改善，每年有较多的余粮，可以作为下年作物的种籽之用。因此，密植决不是其他技术的附属品了。
作为一种增产技术，密植显然有其限度的。由于条件改善，每根稻长得大些和结实些，田里就需要更多的空间，因而产生了另一种相反倾向。即在某些情形下，下种太密总产量反而开始减产。有证据显示。在中国某些地方，密植的热情弄到无法控制。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份（北京周报），讨论了大寨大队有关密植议案的不同意见，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在中国农民眼里，科学实验已受到尊重。
去年发生玉米应不应密植的问题，抑或使它有较多的空间。几年以前，答案将是前者。但是，现在意见不同了。有人说。在我们土地很少时，密植当然是必要的。现在，土地较肥沃了，植物生长得太大太密，不容易得到空气和日光，产量定然要受影响。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就提了这样的意见。
可是，另一个党支部委员会委员不同意别人对他的意见的挑战，在春天，他在陈永贵的实验地隔壁，种了他认为用最好方法种的玉米。他那块土地上的穗子，长得小小的，茎是单薄的，叶子是稀疏的。人们预料（他的）种植失败。但他不肯承认失败。他想，“穗子是小了些，但却比较的多。谁知道到头来是谁赢？”秋收到了，他那块地和陈永贵的一样大，却少收了一百斤。最后，他信服了。
6．保植（保）。西沟人民对待作物的保健，恰如他们对待人民的保健一样。他们强调及早侦察病虫害，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夜间在田里设置灯光陷阱，作为对付虫害的主要武器。害虫被点亮的灯光吸引，落到一个水盆中溺死了。杀虫药也有些用处。然而，有人说DDT效用不大。他们现在改用其他的混合物。
7．革新农具（工）。将现代工具和机器推广到中国农业的必要性，是毛泽东的名言之一。毛氏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句话的意思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跟城市工人一样，及为人规模重工业建设一个农业基地。只有在耕作上实行使用机器，这两个最后的目标才能达到。
集体耕作的发展与农业工作机械化二者的关系，是五十年代毛氏的支持者跟刘少奇的支持者严重分歧之点。刘辩称，“只有工业国有化，才能有大量机器供应农业。也只有到那时候，才能将土地国有化和搞集体农业。”这个思想已被称为“机械化先于合作化”。刘主张，非等到能获得机器，不应该鼓励或甚至准许农民集体化。反之，农业经济应当任其属于私人企业范围。
毛氏强烈反对刘的立场。
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毛氏称，要不然，农民走向小有产者之自然倾向，将使农村再分化为剥削与被剥削阶级。这将推迟农业生产的发展，阻塞原料的供应，妨碍大工业的努力，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使长期农业机械化为不可能。
经过毛氏在观点上的坚决斗争之后，赢得了党的支持.并通过合作社和公社的组织，累积了购买机器所需要的金钱。用这个方法，使集体化先于机械化。而农业中国的人民，变成“日益共同富裕”。毛与刘的幕后冲突一直到文化革命，大家才知道。中国人有关此事的说法，（包括上面的引语）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即（中国农村之两条道路的斗争）。（一九六八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刊印）
西沟大队的机械化，现在是六台拖拉机（一台六十匹马力，一台四十匹马力，四台十匹马力）和两辆卡车。解放前及合作社时期，人民须将所有的东西，用扁担挑着，沿着窄狭的小径走着。现在，他们的卡车在山边公路上行驶着，这是大跃进期内修建的路。过去使用牛耕田，犁一两吋深都不容易。现在，他们的拖拉机，可以犁到八吋至一尺深。他们并推广机器打谷，还设立了一间加工厂，将稻作物加工。一小群工人还学会了修理农具和机器的技术。大队甚至还能够自制电动马达。郭在总结他们的成就时说，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说，“我们已做到半机械化”。
8．田间管理（管）。回到红星公社时，我们的东道主孙君告诉我们。良好的管理是成功地防止去年天旱最坏影响之一个重要的因素。如他所说：
……由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及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对行政管理已很重视。（指在基本建设和水利工程方面），要不然，我们会受天旱的苦。我们中许多人如果在旧社会的话，会变成乞丐。但去年并没有那样。有些大队实际上还增加了谷类的收成。这是因为勤劳和良好计划之故。我说过，有些（大队）的谷类是减产了。这显示出，组织工作是很重要的。
在西沟，农民对长期计划的重要性的掌握，甚至有更清楚的认识。并与密切注意日常细节相结合。听有的田都有播种，甚至于最细小和最偏远的田。每一坵田都利用了它的特点种植作物。不管是有日光或阴地、湿地或干燥地等等。特别密切注意种籽有无不良的迹象。偏远的田也和附近的田一样，受到密切的注意。长期计划就是这个意思。大队的人也谈到“百年大计”。这包括他们在造林、水利、动物畜牧及其他方面的努力。在我们研讨造林计划时，这个计划的规模如何，将变得更清楚。西沟人民在指出全国的繁荣是他们工作的指导原则时颇引以自豪。他们说，“我们身在大行山脉，但放眼全世界”。
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对西沟科学农业成果之全面的考察。为方便起见，最好把它包括在八字宪法范畴以内。顺着郭的八点叙述，我们就跟西沟科技人士讨论该组的机构问题。我们在谈话和听话之时，我们的东道主不时将我们玻璃坏的冷茶倒掉，重新将热茶倒进去。
现在，郭再次首先发言：为了应付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在大队里组成了一个科技小组，在每一生产队组织了一个小组。我们在大队小组进行实验的科学工作。生产队的各小组作为农民的先进模范。向他们显示。如何做科学上的各种新技术。
我们的小组是按我们所称的三结合原则组织起来的。它包括生产大队的主要成员，有经验的老农和青年人以及从县里来给我们帮助的技术人员。
每一个小组也都有三结合，即英明的领导/人、有经验的农民以及我们所称的本地技术员。有些田，我们是为实验而种植，有些田只是为了示范，这样，我们的成员，即多数的农民，都可以参加这类的活动。
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科学的成果为人民服务，并且全体人民可以管理科学工作。
我们问谁真正是大队科学组的成员，及全组一齐来协助搞研究的情形。研究组有七个成员，是大队革命委员会推选出来的。一个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负有监督大队科研的特别责任，他自己也是小组的成员。另两个小组成员（他们未出席我们的会议）是大队党支部副领导/人。这三个人构成三结合的主要成员。是因他们的行政经验和生产责任而被选出来的。
小组第四个成员是一位老农民技术员钟复兴（译音）。他之被选出，是因为他在过去生产上具有多年的经验。第五个成员章明昭（译音）是个属于第十生产队的青年（本地技术员），他之被选出，一部分是因为他具有科学的学术知识。本地技术员负责总结小组试验品种等等的经验，再把这些经验带到大队小组，引起小组的注意。然后，大队又把小组的工作和经验带到生产队的小组。中国人叫这是群众路线在科研上的一个例子。所谓群众路线，即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小组的另两个成员是一个青年妇女和一个青年男子（他们两位都不在场）。但较早时我们参观学校细菌肥料厂时，遇见过他们。
谈话于是转向夏姗芸（译音），她是县实验站的女技术员。我们问她可否将站里及其活动的情形，以及她跟西沟人民的关系谈谈。以下就是她所谈的：
在我们的科技站里，有九个工作人员。负责普及我县的科技工作。我们中有四人是农学院毕业生，有四个是农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另一个是一位在农业方面工作多年的老年人。
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农村贫下中农中间，并且跟他们进行科学研究及普及农业科学和技术。
我们依据不同的气候情况，在农村四个地点呆了下来。第一个地方我们认为是一个较暖的地方，那是沿河岸一带。另一个地方是我县最冷的地方。第三个站是有着黄土的小山区。第四个地方即是道里的西沟生产大队。
我们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县外向其他站和农村学习。我们还花了三分之一的时间总结我们在县内的经验。现在，我们从四月到十二月……呆在乡下。十二月以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站里。从四月到十二月，有些时间花在去开会以及向别县学习。我们在参观和会议的时候，我们学习全县所取得的先进成果。当我们回到这四个组的大队时，我们与本地人民联合起来，做些科学实验。
参观与参加开会并非向别地学习之唯一方法。有时大队组中的技术员也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回来时，我们可以一起做某些科学实验。每年我们在县里开会一次，其时间或在冬天，或在春天。技术员，科技组的成员参加这类的会议。
比方，我的职责在推广改良的较好的谷类种籽。这些种籽都是研究所培育出来的，我们只是依据我们本地的情况，做某种实验，以推广这些改良的较好的谷种。在第一个阶段我们介绍它们，然后和全大队及这里科技组的人一起来做育种、造种及普及这些较佳的种籽。
比方，我自己和这里的各组做科学实验，也参加体力劳动和生产，这样也可以尝试增加我们的农业知识。我们逐渐把在学校得到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西沟这里的人民辛勤工作，把这些地区改造为耕地——我向他们学习，我可以应用我在学校得到的知识，同时，我也可以对我的祖国做出贡献。
我应当说。我已经做的，只是一点点的工作。我要尽最大努力改造我自己。所以我今年决心留在这里跟这里的贫下中农进行实验。
夏姗芸的谈话，使我们对于县实验站如何使全国科学研究成果结合本地农业工作有了一个轮廓。值得一谈的，是西沟有一个女性“县代表”——其性质最接近美国的社会任务。
我们继续跟郭与王如森（译音）（林务员）讨论大队的造林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将留待稍后再谈。在我们散会时，我们说，我们也高兴尝试一下，回答问题。他们便热忱地问及美国新改良的种籽情形。我们感到尴尬的是对这方面的知识完全缺乏了解，因此，只好糊里糊涂应付一下，把某些作物在遗传上（或发生上）极具一致性的问题跟各种具体作物疾病扯在一起，胡诌了一番。然后我们记起，我们团体中有一人曾带来两本最近的朋匹（Burpee）种籽目录给中国人民。我们问他们有无兴趣看看这种目录。他们微笑点头，表示想看。我们便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我们在中国最有趣的时刻之一。老农、县代表、林务员以及其他人，围站成一个圈子，一页页地翻着目录，看到那些习见的和不习见的菜蔬和花卉画图都叫了起来。
这时，虽然已经很迟，该小组仍迅速要求我们去看看大队的实验站。
这引起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此项邀请显然出于一时的高兴，使我们的吉普车司机毫无准备，按了五分钟的喇叭。我们的东道主有一点手忙脚乱。最后，我们终于走上到实验站的道路。实验站是一座小小的单层楼房，屋后是一个有砖墙的围场，看来是本地的谷仓。我们的东道主为了让我们进去参观，并开了大门的锁，然后我们经过一个院子走回头。院子里装着大圆筒形的露天谷仓，从这里可达实验站。该实验站成立于一九六四年，站内有一个狭长的房间，房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做实验用的工作枱。工作枱靠着墙壁排列，一直排到房的两端。在一张工作枱上摆着谷穗，以表现大队在杂交方面已取得的成果。在房尾的工作枱上，放着两三架显微镜。在房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具普通的实验用的烤干炉。他们用这个炉子来判定土壤的温度。实验室还有一具测量土壤酸性或碱性的仪器。在室中间的桌子上，在塑胶袋中放着绿色粉末样品，据说是一种植物荷尔蒙，可以增加每亩的谷类生产三十五斤。还有一种白色除虫草药粉末，用来杀除稻田中的杂草。我们分辨不出这些样品是2,4—D抑或是2，4,5—T。那里的任何人都不熟习这两个名称。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各种害虫生命循环图。在这些图表正中间，悬着毛主席的一帧肖像，肖像中的毛主席在农业陈列品中间望着我们，颇有亲切之感。在毛像的两边，挂着他的两句话，一边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另一边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西沟大队科技组很自豪地向我们显示，他们的小站和老农老崔似乎最足以自豪。当我们在站里走着时，他满面笑容，在我们走进吉普，准备回到我们的住所时，他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告别。我们都熟读了历史，知道在中国的旧农业社会，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产生于地主家庭。系统的知识为富贵人家所占有。农民大众生活于愚昧和贫困之中。学者的成就，建立在老百姓的经验上面。但是，老百姓很少从学者那边取得什么。现在当我们在说“再见”，登上吉普的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老农，穿着黑色的家常便服，他在过去曾取得学习管理自然规律的权利，今天他把他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到为人民幸福服务上来了。这是我们与管理西沟科学研究的人会晤之一个愉快的结束。
西沟最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或许是大队的造林计划。我们在西沟的第一个下午，参观了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参观时间恰在我们访问了大队最高层人物李顺达的旧居之后。横渡了窄狭盆地的一条干枯的河床，我们的东道主带我们到俯瞰大队的山上，那是从李的旧居开始。后来才知道李顺达领导大队的历史，曾跟造林计划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叙述之前，让我们先介绍李顺达这个人，他是西沟一个主要人物，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李出生河南省林县一个贫农家庭。在我们去西沟的途中，我们曾在林县停留过。他的家庭负债累累，迫得把他微薄的一亩半的土地交给了本地的地主。之后，他的父亲离家去做建筑劳工，替在山西省的国民党军队盖房子。最初，在争取付清拖欠工资的斗争中，他父亲被毒打死了。同时，全家逃往西沟。在西沟靠牧羊勉强维持生计，且以野生植物充饥。他们租了五亩半的土地，但在一九三二年一场天旱中，作物大部分失收，仅余的部分也给地主拿走了。为了活命，他们只得将李的姐妹出卖。
一九三七年红军来到西沟地区。第二年李和其他五人在偏远的一个山洞中开会。成立了共产党支部。一九四二年另一次天旱，李家与其他六户贫农组织互助组，开垦土地，共同耕犁。（所有各户，都没有拖曳的牲口）他们的努力，结果获得两年的丰收。一九四四年李当选为“一级劳动模范”，互助组被称为互助的最好范例。在抗日战争时期，西沟人民打了日军十八次。日军两度浸入西沟。第一次日军杀了几个人，并劫走了一切东西。这件事情教训了人民武装的重要。在日军再来的时候，人民得到党的帮助，已将自己武装起来，他们在李顺达的领导下，击退了日军，并有许多死伤。
在一九四九与一九五一年之间，毛主席接见了李三次。并鼓励他领导山区的改造，把山区变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一九五一年李领导组织一个农业合作社。第二年他的合作社获得了丰收，得到农业部的金星奖。但是，我们听说，在一九五三年本地负责人，走刘少奇路线，出面干预，试图将合作社改回互助组。李反对这种作法，拒绝屈服，所以，西沟合作社仍坚持下去。有些邻近的合作社则图倒退。但李在跟他们谈话中起了重要作用，把他们拉回正确的道路上来。当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写下了下面一段话时，李的看法得到了印证。毛氏写道，有关李顺达领导的太行山的合作社，三年来已发生了大变化，一个贫穷的山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能做呢？
造林计划开始于一九五三年，是在合作社斗争中搞起来的。李顺达和苏大来（译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劳动女英雄）领导一些合作社。社员在光秃秃的山边种了三百亩的松树和柏树.在这项植树行动开始之前，有过很多争论。许多年纪较大的人争论说，种柳树和白杨好些。因它们长得快些，并且对生产有好处。他们说，“松树长大要一百年，柏树要一千年才能长大。”他们结论说，如果种松和柏，他们宁愿休息，不愿在这个时候植树。但他们的意见，遭到别人的反驳。有人指出，柳树和白杨，是需要水的植物，在干旱的山边根本种不活，并说，松柏可以生产较多有用的木材。另有一些反对者则认为西沟山上根本不能植树。他们争辩说。如果可以种植，我们的先人老早已经绿化了这个地区。总之，有纪录的历史都显示，道路一山都是光秃秃的，而在解放的时候，甚至连草也极少生长。
第一年植树的结果，看来是反对者的意见对了头。长出来的树，大约只有预料生长的百分之十。县里来的人到了西沟，嘲笑李顺达，说李真有两手，“种了三百亩的树，却只有一棵树长出来。”显然，这个人是反合作社的一位代表。李则驳他说，活了百分之十，不算惨败，至少显示出：斜坡上是可以种树的。他于是鼓励人民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分析挫折的原因，然后再向前迈进。
为了这个目的，大队派了一位社员去学习有较多植树经验的其他合作社的经验。他们学了一些经验。有一项经验是；要造林成功，必须把植树地区隔离起来，因为吃草的动物会吃幼嫩的树苗。在西沟本身，农民们则去植树地区调查植树成绩很坏的原因。他们发现，多数的种籽种得太深，无法发芽。或者就是种得太浅，发出的芽被太阳晒死了。同时也发现，许多的树芽被鸟类和昆虫吃掉了。所以，他们认为问题不在难以克服的地质情况，而是因为缺乏经验，对种植工作的管理不对头。
西沟人民获得了这些资料之后，便于一九五四年再尝试植树。这回是在雨天进行的。谨慎地将种籽置于中等深度之间，并用棍子和石头围着，以防被昆虫、鸟类啄食，并防日晒。这次是成功了。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西沟人民已经在四个山坡土地上，参加了一万二千亩的植树造林。十二个大队生产组，其中一个组把全部时间，用在造林方面。一九五三年以后这些年，树林已经建立起来。许多人承认，在第一次努力期内，他们并没有成功的希望，只不过随意播种，所以弄得成绩很坏。一九五三年播种过的地区，不再下种了。那几棵稀疏分散的松树，留下来作为大队历史一个重要插曲的纪念罢了。
以后几季种的松树，现在已长成十至二十英尺的树。树下面地上铺着的松针和野花及其他小植物，已开始在林地上扎了根。第一天，我们跟我们的东道主，在窄狭的丛林小径上走着时，我们可以穿过松树看到山沟另一边的斜坡，仍然是光秃秃的，一片褐色，恰跟青翠欲滴的松林成一尖锐的对照。我们发现：这是有意如此的，是大队“百年计划”之一个完整的部分。绵羊和山羊是大队收入和肥料一个重要的来源。在造林的过程中，它们不能在地上吃草。因此，大队只在北面的山坡造林。让南坡留下来，因南坡有较多的日光和较厚的草，可以供牲口吃食。过两年在旧造林区的树就会长高长厚，足以抵抗绵羊和山羊的咬食。那时候就可以容许羊群在树林中吃草。然后再逐渐将南坡造林。在三十至四十年一段期内，牲口吃草和植树造林将在斜坡之间交换进行。
现在，大队每一户人家约有三十亩的松树和柏树。（每一户有两千多株木材树），以现金计算，这些树约值人民币一万元。（约合五千美金）五年间每人的木材价值将增至一万人民币。工厂工作，在中国一年有一千元人民币的工资是高工资了。这表示出是一笔巨大的资金积累，是很大的集体经济成就，也是一项重要的国民经济成就。因为这个国家在解放初期，遗留下的森林资源，是极其有限的。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土地只有百分之八是有树木的，而苏联有树林的土地占百分之三十四，美国有树林的土地占百分之三十三。
西沟除了种植松树和柏树之外，该地人民已种了约一百万株的小树苗。其中包括沿河岸及峡谷一带的柳树、白杨和刺槐。此外，更种了很多的苹果和栗子。现在，每一户平均有二百棵“干果”树（例如栗子和枣子），并有二十多株苹果树。在西沟，一向是不种苹果的。李从北京回来，首先带回了东北苹果树苗。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实验显示，当他们把效果树苗嫁接到一种本地的树种时，苹果长得最好。根据这一实验，大队就大量种植苹果树。现在在山沟上已种了三百亩的果园。并在山边种了二百亩。每年，他们收获不同品种的苹果十七万斤。
我们怀着一种满怀喜悦的心情离开西沟。那里的人民在极其不利的地理环境斗及一向贫穷和没有文化的情况之下，建立起他们的“社会主义农村”。他们已取得相当的繁荣，而在革命前却是十年九失收，以前没种一棵树的地方，如今却有了森林，而且把一条多石的河底，变成了良田。
西沟的人民仍然是农民。他们在土地上工作，多数用手，住在简陋的房子和窑洞里。但是，这些在革命前已经将近沦为行乞的农人，现在深深地和真诚地感觉到，他们已把科学的力量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怀着对前途的乐观和信心，把科学和技术用在工作上面，在他们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上，打下稳固可靠的基础。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西沟人民看来并不孤单，甚至他们的成就也并非不寻常。我们在介于安阳、林县、西沟和河南省会郑州之间的山西和河南省的一部分，一共行车了（吉普和小型长途汽车）十五个多小时。我们趋车至每一个地方，我们都看到可以跟西沟相比的成就，如灌溉工程，新房子、保持得好好的看来繁荣的农村，以及分散在农村四周的小工厂。而且到处的人民走起路来都和西沟农民那样的具有信心。西沟是一个模范大队，但它是反映中国农村伟大成就的一个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