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大学的八十年代，中国人所能享有的迁徙自由少得可怜。记得那时针对出国留学有个规定：大学毕业后如为国家工作不满六年，出国留学需交培养费（大学毕业生一万元，研究生二万二）。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万元户”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我的一个同学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东拼西凑到“赎身费”之后仰天长叹：“终于和这个国家一拍两散了。”
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下，我想当然地把行走天下看作一种特权。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歌是崔健的《假行僧》：“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千山和万水”；以及齐豫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代表着理性，只有见多识广才有可能战胜偏居一隅带来的愚昧；远方也代表着个体自我的确立：一个人上路，把家庭、社区加给你的集体自我抛在身后。
我们家从2005年开始了移民的旅程。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去新西兰，又去加拿大，再去美国。和我的愿望相反，我女儿并不为自己能够行万里路而感到自豪，反倒会为经常与朋友分手而感到焦虑。她曾在一篇“个人陈述”中写过一段话：“每一次，当我刚刚融入环境，我妈就要把我扯走，就像撕下一块创可贴。”这篇“个人陈述”因为足够“个人”，深得英文老师喜爱。
当我们聊起这些年的足迹时，我女儿会用颇为沧桑的语调细数自己转过多少个学校，又会用极其羡慕的口气谈到她班上有些出生在加拿大的同学最远就到过几十公里外的白石镇，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将来等我有了孩子，孩子十八岁以前绝对不搬家。”
北岛有一篇文章《古老的敌意》，灵感来自于里尔克的《安魂曲》：“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古老的敌意”这个表述，成为我看待亲子关系的一个视角——尽管我对“敌意”的理解也许与诗人们相去甚远。
生活的善意，就是父母竟然能够为孩子创造出父母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生活的敌意，就是在上一代人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下一代的人生起点已经悄然改变。子女站在父母的肩膀上，并不心存感激。
作父母的不必抱怨，只需要理解：这就是生活的“古老的敌意”。
我曾经关注过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Shigehiro Oishi的工作。在一篇发表于2010年《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文章中，Oishi及合作者报告了一项长达十年，访问对象多达7108位成年美国人的追踪调查。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童年时代频繁搬家的孩子，长大后幸福感相对较低。
这个结论并不让我吃惊，但却不让我满意。影响一个人幸福感的原因应该不止有一个，遗传因素就不应忽视。医学界认为人体内一种名为“5-HTT”的基因就与情绪密切相关，这种基因变体的不同长短组合能影响生活的快乐程度。假设一对父母的基因里就有不快乐的成分，这对父母一方面经常搬家以追求更快乐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把基因传给了子女，那么子女成年后体现出的较低的幸福感，到底应该归罪于哪个因素呢？
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基于部分美国人频繁迁徙的现实。当迁徙的权利不再成为问题，对迁徙的焦虑就成了问题。
除了上述有争议的结论外，Shigehiro Oishi教授还有很多靠谱的结论，比如他总结出频繁搬家的人（high movers）比起基本不搬家的人（low movers），在消费上更倾向于选择连锁品牌。仔细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有一次，我女儿偶然提起：当年我们住在温哥华的时候，经常从温哥华开车去西雅图玩。刚一过美加边境，在一个叫布莱恩的小镇，有一家披萨店，那家店里有一种叫做“阿尔弗雷多鸡肉饼”的披萨。回忆往事时，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告诉我：要是有朝一日能重访小镇，再吃一次别处吃不到的“阿尔弗雷多鸡肉饼”，她一定能感受到极大的幸福。
2013年夏天，我们从洛杉矶去温哥华旅行。我特意买了洛杉矶—西雅图的往返机票，为的就是可以驱车重返边境小镇布莱恩。在我们不断漂泊的人生中，能够刻意去体会与一个特定地方的独一无二的联系，是多么宝贵的经验啊！当我女儿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来之不易的“阿尔弗雷多鸡肉饼”时，我怀着浪子归来的柔情，嘴里哼着崔健的“又推开这扇篱笆小门，今天我回归”，在店里东张西望。
我在柜台一角发现了一张宣传单：“我们接受加盟。”
刹那间，我感到后背一阵阴风吹过。我一直是“经济全球化”坚定的拥趸。为什么这一次，一想到可以在任何地方吃到“阿尔弗雷多鸡肉饼”，竟有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女儿正在和弟弟争论最后一块披萨属于谁。
转眼一年过去了，2014年春天我独自一人去温哥华出差时，毫不意外地发现该品牌在温市已经至少开了两家店。它会像必胜客一样发展壮大成为全球连锁品牌吗？它会一路向南，所向披靡，一直将触角深到我们所居住的南加州小镇吗？
生活的善意与敌意，伴着我们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