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高考落榜后，我只好响应号召，到南宁先锋农场去务农。先锋农场是由共青团广西区委创办管理的。当年，我们这个青年农场的的成员，多是南宁市高初中毕业生。“文革”中，农场人员各散东西。开放改革后，我们回城就业，以后便是成家立业，在不知不觉中，活了大半辈子，直到退休。退休后，当年的“先锋人”经常聚会，在诸多品味人生的交流中，农场的人和事，是少不了的内容，其中，我的挚友黄家礼的其人其事，则是最令我们痛惜不已和难以释怀的话题。家礼是我们先锋农场的标兵，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位追求上进的青年，但正是这样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却在粉粹“四人帮”后，被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判处了死刑。
打倒“四人帮”，否定“文化大革命”，家礼因反对这个“革命”被处决，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冤案，而且我们绝不会相信家礼会有什么作奸犯科之所为会致死罪。为了替家礼昭雪，这十多年来，我和一些“先锋人”一直在寻找事情的真相。老天不负有心人，真相终于给我们找到了。
在这里，把我所了解的家礼和他被投狱遇难的经过写出来，公诸于众，以示我们“先锋人”对家礼的缅怀。
一 先锋人的标兵黄家礼
黄家礼毕业于南宁四中。学生时代，他崇拜科学家，希望考上大学，做个科学工作者，为祖国作贡献。可是他出身不好，高考三次，名落孙山。本来可以留城工作，但他立志到农村干一番事业，到了先锋农场。我们农场的好多同学是迫于无奈到农场的，而他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在农场里，他曾尝试嫁接方法培种良种，还买了农业科学的书，想运用书上的知识，搞一块试验田，开展科学实验。
但后来被调到伙房，他二话未说，欣然受命当炊事员去。据当时与家礼在伙房工作的凌陵同学回忆：“刚到农场那时候我被分配到二分场做厨工，和黄家礼一起煮五十几个人的饭菜。当时，我很不情愿，整天闷闷不乐。黄家礼了解我的心情后，就开导我，虽然讲的都是大道理，但他娓娓道来，循循善诱，让人听也觉得好接受。我于是就渐渐地接受了现实，不再闹情绪。配合搞好工作，在厨房我们的分工是：家礼掌锅铲、煮饭、炒菜，我洗菜、烧火，分饭菜．我们一起切菜，轮流担水。担水是比较重的工作，两只大缸共装得八担水，一天要挑十二担水左右才够用。从江边到厨房也有300米左右，都是上坡路，我要歇两次才担得到厨房。记得有一次，家礼脚扭伤了，走路都一跛一跛了，但他还坚持要去担水。我一看，不行，就把扁担抢了过来，而他还要和我争抢。我只好来硬的，说，如果你一定要去担水，我就不切菜了，等你担完水我再切，误了开饭我不负责！他才作罢。现在想来他就是如老钟所写的，他在践行古人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跛脚挑水那正是一种磨练，我当时不理解，但心里很佩服他的精神。”
家礼在田间劳动时，几乎是一言不发地埋头苦干。他的身体并不强壮，但有一股子韧劲，抡起十字镐或铁铲来不慌不忙，呼哧呼哧地微微喘着气，一下一下不停地干。我们都笑他是“革命的老黄牛”。
家礼是场的团总支委员，政治上追求进步。作为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他待人真诚，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不是那种靠政治口号表现自己，和以整人获取政治资本向上爬的所谓“政治骨干”。
家礼敏而好学，坚持天天写日记，他写得一手蝇头小楷，非常娟秀。他爱读书勤动脑，大脑中好象总装满了“十万个为什么”，还经常与我们探讨争论，话题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诸如为什么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人种、不同人种的肤色五官为何不一样、为什么那沙村旁的茅草晚上会发光、南方的橘为什么移栽北方就会变成枳等。这种热烈和活跃的讨论，为我们单调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丰富的文化色彩，也启迪了我们，我们既然是知识青年，可不能把书本抛开不顾，应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当时我想，家礼是真正读书做学问的料，若能进高校深造 ，必学有所成，有所作为。可惜，因所谓“出身”问题，被挡在高校大门之外。
他个子不高，脸膛较宽，爱剪一头寸板发，但头发既不粗，也不浓密，显得有点“蔫”。对穿着都毫不讲究，一身洗得发白有好几个补丁蓝中山装，这些补丁都是他自己一针一针地缝起来的，显得很粗糙。两只裤脚总爱高高地卷到膝盖以上，有一边裤脚似乎比较松，经常滑到膝盖下面。
这位外表再普通不过，可以说毫不引人注意的家礼，却是我们农场中有口皆碑的标兵。
１９６４年，《南宁晚报》记者韦韦纬组在《南宁晚报》发表了黄家礼的专访文章，报导了家礼的先进事迹。
１９６６年初，家礼被调到市知青办工作了。
二 我的挚友家礼
我和家礼在农场是同一宿舍，睡同一架床，他下铺，我上铺。我们经常一起出工，工余时间也常在一起，总有说不尽的话题，无所不谈，更爱不休的争论和开怀的说笑打闹。有了他这位形影相随的朋友，令我的生活中倍感开心快乐。
我和家礼的友谊，相知甚深。“文革”爆发前夕，面对即将来临的急风骤雨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我们因“出身不好”，都感到一种越来越沉重的精神压力，在一起时，更多的是相对无言，但彼此仍不忘相互安慰开导。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能讲些笑话，逗逗乐。不久，我家里终于也出事了，父母被驱赶回乡，这晴天霹雳的消息传来，我如五雷轰顶，整日惶恐不安，既为父母的安危担心，也为我们兄弟姐妹的前途忧心忡忡，沉重的精神压力，几乎让我坠入了人生的最低谷，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不想讲话，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这时，不苟言笑的家礼，为解我心中的苦闷，比平时更多地跟我打趣，他乐呵呵地想逗我笑。但我笑不出来，甚至有点怀疑他的乐观是装的。终于，他严肃地约我“谈心”了，一个周末之夜，家礼叫上我到友谊公路上散步，他知道我不愿多说自己的情况，也不多问，只是一边走一边跟谈我青年人的理想，谈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谈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和正确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等，还举了不少革命先辈和各国名人的例子。他不温不火，娓娓道来。
虽然我对这些革命道理并不是很听得进耳，但在苦闷的时候有人关心，有人推心置腹，心里毕竟轻松了一些。
现在想起来，“文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大灾难，其来龙去脉，是家礼和我这样的对国家大事知之甚少的年青人，如天书般，读不懂的。而“文革”的爆发，污流浊水铺天盖地而来，淹没了整个社会，人们疯狂地互相陷害的所为，还有那些对生命肆意殘杀的罪行，都被视为“革命行动”，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被视为“崇高革命的精神”的体现，让说不尽的社会成员的灵魂妖魔化。面对这样一个人间地狱般的变态社会，可怜的家礼还是用那么正统的革命观念和纯正的人生观去加以解读和应对，这正是后来他招来杀身之祸的原因吧。
三 我和家礼的永别之夜
１９６６年“文革”前夕，家礼突然调走了，到市政府的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任职。这是极难得的美差，成为了国家干部。我为他高兴，但一位朝夕相处的挚友离开了，又让我甚感失落。
后来，我去探望过他两次。第一次在他家过了一夜。他家在民生路与兴宁路之间有小巷中。他的床在低矮的小阁楼上。是夜，他拿出他多年收集的外国邮票和硬币给我看，我们一边欣赏一边聊天，直到深夜，不料方才入睡不久，一场暴风骤雨突然而至，屋里到处漏雨，家礼和我手忙脚乱地用脸盆，提桶甚至大碗四处接水，搞得一夜不得安睡。
第二次，是在郊区一个叫位子碌的生产大队，这是他被单位安排蹲点的知青点。我徒步走了半天摸到那里，幸好他在。这次我又跟他住了一晚，是在大队部的楼上。这次我发现家礼的情绪十分低落，面色也有点腊黄，从他的言谈中隐约知道，他受到单位中的某个人排挤。听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全面展开，到处乱得很，很多知青都跑回城里闹革命去了，根本无法管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跟仍留在队里的知青们一起做工罢了。他显得很疲惫，晚饭后聊了很久，夜深了，他有点熬不住，拿出一摞本子，说：“你不是对我的日记很感兴趣吗？你自己看吧，我先睡了，明天还要出工。”我翻了一下，共七本，都是32开的硬抄，整整齐齐的。家礼向我完全地向敞开了他的内心世界了。我在昏黄的灯光下，我一本一本地翻阅。内容主要是记录他的思想活动，包括谈革命理想，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学习心得、也有生活和劳动情况的记录，还有对周围人们和事物的描写等等。我翻到农场生活那段仔细地看，发现也有描写我的内容，家礼在日记里将我称为“小资产阶级”。记得当时我心中马上掠过一丝不快，大家一起含辛茹苦地劳动改造了那么久，有时连饭都吃不饱，还落个“小资产阶级”！但很快我便省悟过来了，我自问“你以为自己应该是什么？难道还想削尖脑袋混入光荣的无产阶级队伍吗？”其实，像我们这样剥削阶级家庭的出身，罪孽深重，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已属万幸。列为小资阶级当属抬举了。这样一想，心里便释然，甚至有点感激家礼的知遇了。
夜已深沉，乡村的子夜特别的静谧，窗外是漆黑的一片。家礼正在酣睡，我却思绪纷杂，转辗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我想过去，想眼前，还想到未来，而想眼前正在一幕一幕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不感到一阵阵心寒，想到人生未来，更是感到前途一片迷茫，社会还会有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吗？家礼还有实现他的革命理想的机会吗？这一连串的找不到答案的难题，让我彻夜难眠。
这一夜后，再听到他消息时，我们已是阴阳相隔了。
四 寻找家礼
“文革”中，我和家礼失去联系，他的音讯全无。我回城后，一直没忘寻找家礼。
后来，有一次我终于打听到有关家礼死难的传闻。听说起初他因反对“批林批孔”，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徒刑，后又因抗拒改造，在劳改农场被判了死刑。
家礼出事和死难的传闻，经十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寻找了亲历者提供的确实可靠的情况。
１９６９年，家礼从市知青安置办公室调到南宁市屯里红光园艺场。他先是担任场出纳，后被派到二队担任事务员，最后是被下放到了三队跟普通场员一样到地里做工。他的同事说，在园艺场，家礼仍是少言寡语，晚上喜欢埋头写东西。大约是1971年的5月份，一天晚上，黄家礼似乎讲了些对林彪不满的话，有场员马上跑去报告领导，说亲耳听见黄家礼说“打倒林副统帅”。队里又报告场部，后来就把黄家礼抓起来批斗，后公安人员到场里了解情况后说不是什么大事。家礼暂时逃过一劫。但“九一三”后，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知怎的，他却跟别人辩论起来，他坚持说孔夫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公开反对“批林批孔”，家礼马上被抓了起来，遭抄家批斗。他被抄出的十七本日记，成为了他的“反革命罪证”，并以此罗织了他的一系列“反革命言论和罪行”，污蔑他每天收工后总躲在房间里不停地写反动日记，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攻击“文化大革命”，搞“克己复礼”。
家礼从中学时代开始从不间断的写日记习惯，这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说他从中学开始思想一贯反动，根深蒂固，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在群众大会批斗中，家礼表现很强硬，从不认罪。因而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不知判了多少年的徒刑。这位朋友对家礼此事，说得很具体，应该不会是假。
“文革”中，家礼作为受党教育多年，思想正统的先进青年，竟然墜落了政治悬崖而丧命。这实令我震惊和难以理解。为解迷团寻找真相，我和几位“先锋人”一起，继续努力，四处打听。这就是家礼出事之始的情况。
２０１２年国庆前，我们的朋友老闭通过电话传来惊人的消息：他意外地找到了黄家礼命运结局的目击证人，证人是他的同事老蒙的简姓贵港老乡。简当年也是老插，在文革中蒙冤入狱十多年，跟黄家礼是难友，曾亲眼目睹了家礼蒙难的全过程。据说，家礼在狱中，特别是最后的蒙难时刻表现非常英勇不屈，令他惊心动魄终生难忘。现老简已将自己的离奇经历写成了自传体的书，正在张罗付印。
消息传来令我们几个关注黄家礼命运的“先锋人”都十分激动，恨不得马上跑去贵港向老简当面问个明白。十月二十日，在老蒙的引领下，老闭亲自驾车，与我和老宾一道带着迫切的心情往贵港市疾驰而去。
在途中，老蒙介绍说，贵港老乡简毓琪，当年是个性格耿直的热血青年，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本来学习不错，家庭成分也好，不料高考意外失误不幸落榜。后来响应号召，放弃了家里已为他安排好的城镇工作，第一个报名带头到当地农村插队落户，是一个劳动积极，思想激进的优秀知青。但因为他心直口快，在一次座谈会上给领导提意见，触犯了公社权势。年轻人血气方刚，文革中又领头给县委镇委贴大字报，抨击他们执行的上山下乡路线，被列入重点打击对象的黑名单。后来，他逃到外省的亲戚家避难，在亲戚的动员下，主动写信向当局请求审查，结果是羊投虎口，被当作反革命关押了十多年，在狱中受尽摧残凌辱，曾割颈自杀，因没有经验未割对要害位置，反倒拾回了一条命。直到文革后才获释平反。他就是在狱中认识黄家礼的。
我们到贵港后，很快见到了简毓琪。简毓骐是个壮实汉子，从他那坚毅刚直的面容仍可看出当年血气方刚勇往直前的影子。大家坐定之后，他就发给我们每人一本他写的书：《沉浮——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自述》。他指引我们翻看描述关于黄家礼的篇章。然后说，本来黄家礼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但他态度非常强硬，从不认罪伏法，拒不接受所谓的改造。并公开怠工对抗，还两度绝食抗议。公然同情刘少奇，在牢中大骂江青，扬言要与江青女皇之流作你死我活的抗争，血战到底！他成了是狱中“反改造气焰嚣张至极的典型”，因此被关了禁闭。
禁闭？已经坐牢了，还何来禁闭？听到这里，我们都费解。老简说，所谓禁闭，就是蹲监狱中的监狱。我们所在鹿寨雒容劳改农场，有一种禁闭室。每间只有约两平米，高度不到两米。却有两层铁门。其实就是一个大铁笼子。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没有床铺，只能睡水泥地板。专门用来惩罚狱中犯事或不服管教的犯人，单独反省，检查罪行。我就被关过禁闭。在狱中的环境下，我也不可能和黄家礼多交谈，但我内心对他寄予极大的同情，在暗中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忙。
老简说，黄家礼的遇难发生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一天我看见他全身从上到下满头满脸连棉衣都沾满黄泥浆水，一只脚光着脚板，被人从大田里五花大绑押回来。
原来那天的劳动是挑肥下田，初春時节，寒风冷雨，路滑难走。身体瘦弱单薄的黄家礼己经感冒几天了，管教干部说体温不够39度不算发焼，不但不批假，还说他装病偷懒，逃避改造，並且特意叫人给他多装重担。开头，黄家礼并不出声，只是用脚把多装的肥料踢出去，挑着担子踉踉跄跄艰难地坚持着。最后，拖着病体的他力量不济，终于跌倒在湿滑的水田里。管教又骂他偷懒、投机取巧，是公开对抗改造。平時黄家礼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是细声细语，对其他难友从未发过脾气红过脸，可此时黄家礼被彻底激怒了。他干脆把担子撂翻在田里，髙声说：“我就是要公开抗拒你们的改造，又怎么样？我就是要誓死抗争到底！”黄家礼的公然反抗，把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是在劳改农场从来没有过的大逆不道的行为。
几个如狼似虎的管教干部立马冲过去，把黄家礼摁倒在水田里， 朝他猛踢, 最后命令几个犯人七手八脚将他捆绑押了回来。那天我正在狱中搞黑板报，管教让我给他松绑，帮他洗抺干净脸上、身上的泥浆。我悄悄地问黄家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没说话，只是笑了笑，虽然冷得浑身直打颤，却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一脸理直气壮的样子。換上一套干的衣服之后，管教又重新把他捆绑起来拉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整个经过。
在被禁闭期间, 黄家礼的态度仍然没有丝毫的屈服，反而更激烈，他没日没夜地猛搖禁闭室的铁门，髙声叫喊：
“我没有罪！我何罪之有？！”
“你们关我一天，我就要抗争到底一天！！”
“我要和你们血战到底！就是被你们杀死，我也死不瞑目！！”
后来在劳改农场召开的“宽严大会”上，他被以“极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四个武装人员押着黄家礼，前面两个把勒在他脖子上的尼龙绳猛力抽得紧紧的，勒得黄家礼的脸色由红变紫，眼珠都快要被挤出来了，为防止他在宣判时呼喊口号，还用石灰包紧紧地塞住他的嘴巴。两个武装在背后紧紧地抓住绑在他身上的绳子。黄家礼却没有半点畏惧和屈服，他极力挣扎，想动，却动不了；想喊，也喊不出声。只见他双眼充满了怒火，迸射着恨、怨、愤……审判长见此状，不得不在审判台上匆匆宣读完死刑执行令，便立即将他推往刑场。当时，我坐在会场第一排，近距离目睹了这悲惨的场面，那种惨状永留心中而无法抹去，现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老简停顿了一阵，接着说，后来，听说黄家礼被枪毙后，尸首丢弃在荒野乱草中，被野狗乱啃乱咬，血肉模糊，已不成人样。他姐姐第二天赶来收尸时，见到弟弟的惨状，当场哭得昏死过去……
听完老简沉重的叙述，那惨绝人寰的场景令人心里充满了惊骇和愤怒，仿佛亲眼目睹了一桩发生在几千年前奴隶社会杀俘祭神的惨像。又想到，以前在电影里看到，革命烈士们在就义前还可以呼口号唱国际歌，怎么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杀人者竟怯懦到了对临刑的犯人以石灰包塞嘴了！
大家都为黄家礼垂头默哀，无不被黄家礼那大义凛然深深震撼，无不崇敬他为捍卫自己的独立思想和基本人权所秉持的“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
五 壮哉家礼
黄家礼死于四人帮倒台之后，到底真正坚持反动立场的是什么人，不言自明。
其实，文革死人无数。虽然黄家礼之死有“法院”宣判和所谓的执行程序，但和那些数不胜数的，惨遭枪击刀砍棒敲绳勒石砸，甚至剖腹挖心掏肝而横死的人、都属于文革的专门术语称之为“非正常死亡”。到底文革中广西死了多少人?据曾参加文革后中央赴广西调查工作组的人撰文披露，当初广西上报中央为4万多，但韦国清与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何兰楷私下谈话时说，死了15万。后来的调查统计结果是，核查得到的有名有姓的所谓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8.97万，而那些无名无姓死于非命者，有说20万的，有说50万的，总之不计其数。而全国又是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南京大屠杀，那是万恶的军国主义日本人所为，是外族人杀我们中华民族的人。而所谓“文化大革命”，则是本民族人杀本民族人，数量巨大，杀得荒唐，而且手段极其野蛮残忍，骇人听闻，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罄竹难书。
“文革”死人虽多，但像黄家礼死得如此壮烈如此崇高者，则凤毛麟角。
在尊严与活命之间，绝大多数人，出于求生的本能，都被迫舍弃尊严委曲求全。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然而家礼选择了前者，面对非人的凌辱折磨和死亡，从未低下他的头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想不到这个曾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一道默默无闻地做工、吃饭、学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后来竟成了这样一个绝世英雄。他是我们先锋人中最有骨气的人。
黄家礼，我们先锋有志青年中的一名，计起来，他死时大约35岁，事发时大概还不到30岁，未来得及恋爱结婚享受人生。他并没有任何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行为，只不过是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这样被剥夺了生的权利。他的抗争如此悲壮如此惨烈。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慷慨赴死的张志新烈士。他是先锋的张志新！我想，如果多一些像他们这样的人，历史一定不会是这样子写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黄家礼和张志新，都属于我们民族的脊梁。
黄家礼就这样烈惨悲壮地走了，他的日记也不知所踪。幸而南宁的资深名记者韦纬组，当年采访黄家礼，为我们留下了他日记中珍贵的一段。时年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心里充满理想和憧憬的黄家礼这样写道：
“……晚上，伏在木条格窗下的桌子上，凝视着黑黑的天空，思忆万端；在这广漠的空间里，在这漫长的辰光中，人是渺小的，人的一生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他为共产主义美好事业而闪烁着斑烂的光彩，放射出耀眼的炽光，这样，他才活得有价值，有意思。要不，就像只苍蝇、蚊子碌碌而无为。”
家礼，你忠实地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你“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在“黑黑的天空”里“，闪烁着斑爛的光彩，放射出耀眼的炽光”。我们向你敬礼！
壮哉，家礼，我们最有骨气的先锋人！
（写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