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毓琪 风雨沉浮（广西文革亲历长篇）

                序    言

我是以十分沉重的心情读完了《沉浮》这部作品的。在作品中，作者以翔实的资料、朴素的文字述说了他当年上山下乡插队的经历，倾诉了当年上山下乡插队青年们那空幻的激情，虚渺的青春、遭辱的惨痛，失望的消沉，荒冢里的野骨……

我和作者同为当年老三届（1964年、1965年、1966年）上山下乡插（建）队的一代人，同饮郁江水。他年岁比我略长，下乡时间比我早，是贵县（现贵港市）首批下乡插队的，且是第一个报名下乡的，因此曾是当年较有影响的风云人物，以至时过境迁到今天，在同辈人谈起往事时，对他都还能记忆犹新。

回首不堪回首的往事，无疑是在自己难以愈合的伤口上撒盐、捅刀，使人撕心裂肺！然作者以勇敢的精神，忍痛耐辱去揭露那段人妖颠倒的、愚昧的、惨无人性的耻辱历史，控诉那血泪斑斑的大破坏、大屠杀及惨绝人寰的“革命行动”！这不单单只是那些同命运的人及其家庭的事，而是国家民族以及儿孙后代都应认识和记取的惨痛的历史教训。

因此说，这部作品是难得的历史资料。我们看任何东西，都想发现有价值的资料，这部回忆录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使人看后心情非常沉重。关于当年的“知青”、“文革”岁月鲜为人知的东西，在这部作品里有了新的发现！此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这部作品运笔自然，机杼独出，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着真实的故事：坐水牢、“4·12”、“4.13”大屠杀、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写真事，抒真意、蕴郁实感真情。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小鬼子当年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可在“文革”中出现的一切却是自己人搞自己人，同室操戈、令人发指，字字血、句句泪，读后使人为之潸然泪下，啼血同悲，这是对历史的真实回顾，是一首人生沉痛的挽歌！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人民写的，是无法改变和抹煞得了。希望读了这部作品之后，给中国一代人带来沉重回忆的上山下乡，永远值得反思；“上山下乡”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同时，此书给人的启迪很多。最起码让人懂得珍惜生命，珍惜平安和谐的社会生活，让人更看清真、善、美和假、恶、丑。

作者坚韧顽强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当知青的农村“三关”挺过，更体现在狱中的默默抗争，难不夺其志！同时还体现在能成此书的不畏艰辛的精神！作为同代人，读来心痛，亦肃然起敬！

值得欣慰的是严冬过后绽春蕾，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作者在平反出狱，参加工作以来，凭着对生活的信念，对生活的热情和奋斗的活力，真诚的生活，坦诚的做人，自己把握自己，通过奋斗，弘扬自我价值。以积极、认真、饱满、热情的工作态度，不怕苦，不怕累，以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敬业爱岗，乐于奉献的精神，八次被评为县、地区、市工会先进工作者；连续七年获广西区石化系统优秀通联工作者称号；获得过广西化工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优秀奖；全国职工法律知识竞赛二等奖；92国际化工展览会获化工部“优秀贸易交流成果奖”；参加了广西区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获得了政工师的职称……作者以其工作能力，展示了作者的人生价值！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

我想，此作品也可告慰那些同时代的相似命运的泉下之亡灵！

谨以此为序   2 0 1 2年 1 0 月

楔  子

在人生的旅途上，足迹既然踏出，就再也无法抹去，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

忆往昔的岁月似水长流，一去不复返；

忆往昔的岁月如烟似雾，难却心头？！

第一章  学生时代

对我们这一代，整整一代的青年来说，英雄主义曾经是哺育我们成长的乳汁，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滋养。纵观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没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的青年能像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那样狂热地崇拜领袖，崇拜英雄，渴望无私奉献，渴望通过献身，即为某种神圣目的而死来达到升华精神的崇高境界。因此，也没有哪一个时代的青年人群能像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我们这个青年群体那样充满无比壮烈和迫不及待的殉道精神。的确，我们这一代青年，对于现在来说，当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真诚得可悲、那么热忱得愚昧、那么激动得白白浪费感情、更那么幼稚得可怜和可笑。

从幼年时期起，我单纯的心灵就处在“毛泽东思想的雨露阳光中”。我虽然出生在旧社会，但从小到大，以我未曾亲历过的“旧社会的万恶”来增长着“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幸福感。我耳染目濡和接受到的都是正统的教育。六岁的时候，父亲把我送进了贵县幼稚园，我的启蒙老师是梁智兰，个子小小，非常可亲。她教我演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我在剧中扮演一个受迫害的农民；她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七岁我开始上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是二姐陪送我去到教室，看到那么多陌生的脸孔，心里有些胆怯，但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我终于能上学了。在班里我是年纪最小的其中之一个。因为解放前，穷人家的孩子能上学的没有多少个，所以和我一起读一年级时，有的已经是十二、三岁了。可能由于自己从小较聪明、伶俐、活泼，加上长有一张圆圆的胖脸蛋，特逗人喜欢，所以很得老师宠爱。我的班主任是冯惠英老师。那时，能加入少先队是一件使人感到很光荣很自豪的事情。从老师的教育中，我知道了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而红旗是用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少先队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因此，每当少先队员集合的时候，我都是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在家里，我还背着哥哥姐姐，拿他们的红领巾对着镜子学佩戴，我企盼着自己快些长大，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1953年6月，我的愿望实现了，经申请获准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在队旗下庄严宣誓，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入队仪式结束后，我父亲立即带我去新广东照相馆照了戴着红领巾的相片，以纪念这个日子，并分别寄给在外地工作的三个哥哥姐姐，让他们一起分享我的快乐。

说起我的父亲，他不但是一个老实本分、善良忠厚、慈祥热情的人，而且他的思想开明进步、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凭着他写得一手工整、流畅的毛笔绳头小楷书，解放前在交通银行谋得一个小职员的职位。1949年底解放大军挥军南下来到广西，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国民党反面宣传的影响，不少人怕被“共产”、“ 共妻”，对共产党还抱着一种模糊、怀疑的态度，但我父亲深明大义，把我的两个哥哥和大姐送去参加人民解放军。大哥当时是随第三野战军的文工团出发，在远赴西南的行军途中，不慎扭伤了脚而不得不离开部队，后转考上湖北武汉中原大学；而二哥则考上了广西中南军政大学，以后先后在桂林廿四步兵学校、上海、河南信阳、桂林空军高炮学院任教，从戎数十载，在部队一直到退休；大姐到部队后当上了卫生兵，三哥夲来也很想去，因为年纪太小，参军当兵没有去成，后来随土改工作队下乡搞土地改革。兄姐们积极上进的思想影响了我。当时，我家大门口上挂的光荣匾与别家不一样，别人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而我家的是“兄妹参军，全家光荣”，而且当时整个贵县城，仅我们这一家挂这一光荣匾，所以我常常以此引为自豪。由于我们是军属，所以我们一家对解放大军都怀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贵县解放初期，大军进驻县城时，父親常常积极主动带领我们腾出房子、收恰床铺给过路的大军住，烧热水给他们洗澡，和入住的大军同志相处得很融洽，不是一家胜似一家。因此，每每进住的大军，在开拔出发时，都和我们依依惜别，还留下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有的还与我们几兄弟姐妹合映相片留念。而我父亲在1956年时还当选为镇人民代表呢！

1956年暑假，我和二姐都被选送参加贵县举办的首届少先队夏令营活动。贵县的夏令营活动结束后，又同时被选送去参加玉林地区在北流县举办的首届地区少先队夏令营活动（当时贵县一共选出12个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二姐由于考虑到家庭经济负担太重，把这个难得的机会留给了我。对玉林地区举办的这次首届少先队夏令营活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到实地采访、拍摄、报导，为此，我还得上过电影镜头呢。所以说，从小学到中学，我得到的教育都是对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辈奋斗业绩的向往和追忆。

中学六年理应是充满阳光、充满诗韵一般的黄金时代。个性成型、世界观奠基、人生的走向确立都是在这一时期大体确立的。

而这六年，我们却是在“颂歌”与“战歌”交响回荡的噪音里长大的。1957年的“整风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热潮；1964年的反修斗争……我们唱着“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喊着“毛主席万岁！”，学的是“三面红旗迎风飘”，读的是“台湾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报纸有台湾的消息专栏，标题后却是令人心惊的铁丝网后的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瞪着一双绝望凄惨无神的大眼睛……所以即使在那三年困难时期，在学校里饥不择食，狼吞虎咽般吃着那盅“无影饭”（当时初中，每餐是旧秤四两米, 相当于现在的125克,加上一汤匙酱油当菜，我们戏称之为“无影饭”）。虽然饿得全身发虚，我们也充满幸福感；穿着周身补丁的衣服（那年代每人每年仅发六尺布票，有过一年只发两尺一寸）许多农村来的同学，冬天还是光着脚板去上课，就是在这样恶劣艰苦的生活环境里，我们照样欢笑蹦跳。反右斗争、大跃进、大办钢铁、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使得我们稚嫩的精神总不断地被绷紧和叩击。一会儿红旗招展，一会儿又刀光剑影。盲目的偶像崇拜，虚渺的理想主义，亢奋的斗争激情，浸红了我们的骨髓。我们这一代是最少自主意识，缺乏个性光彩，最容易被人驱使的工具。

学校里扎实的知识传授、“兴无灭资”的教诲和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雷锋精神”激励我们摒弃自我。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使我们特别容易接受党的一切宣传，包括正确的和后来被证明是极“左”的一切东西。那时候，在我们年轻的心灵中充满政治的冲动和敏感，总渴望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使自己能成为一个像先辈们一样的英雄。“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给我们年轻的心以极大的震撼。

我也不例外。要求上进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的特点。我记得在我高三上半学期临近放寒假的一个晚上，我去火车站接车时，一个老大娘哭着拉住我的手向我问路。她说她是从外地到贵县来看望在西江农场工作的儿子，第一次远出家门,但儿子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到来接车，她在这里人地两生, 。加上言语不通,又正時值寒冬季节，衣服单薄, 盘缠己无, 又冷又饿, 不知如何是好。我听她说了情况之后，便安慰她，叫她放心, 並把她一起接到我家中，烧热水给她洗，煮面条给她吃，安顿她住下，第二天又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到了他的儿子, 她临走時对我们一家表示万分感谢。这件亊我对谁都没有说过，觉得遇到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去做的。后来是校长去理发时，理发师傅将这件亊对他说，学校才知道，为此我得到表扬。这是一件小事，但从中可以说明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当时是多么纯洁和幼稚。

我们这一代人同共和国一样，经历的苦难很多。1958年我考上初中，当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本应是“激扬文字”的我们，却少了点“书生意气”。那时，我们要忍受一天十二两（旧秤十六两为一斤）大米（因为当时粮油定量供应，我们中学生每月定量供应大米27斤，油2.5两），一日两餐食不果腹的饥饿折磨，有时甚至是用红薯，瓜菜代，缺少油腥。“小球藻”（一种绿色的水生藻类植物）是我们当时年代称之为的高级营养品，荤腥肉类，一年难见几次，以此而代之。但我们稚嫩的肩膀早早就要承受了时代、社会压给我们的重担。我们体验了上山烧炭，大炼钢铁的熔炉锤炼，刚刚十二、三岁的我们，就要挑着超过自己体重的一担担耐火泥，使尽吃奶的力气，呲牙咬齿、艰难地跋涉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从头到脚浑身湿透，分不清究竟是泪水还是汗水；我们经历过挑灯夜战，秋收抢割，抗洪抢险的冲刷洗礼，一天24小時连轴转，只有晚饭后稍微休息上一、两个小时，月亮刚爬上树稍，催命的出工哨音又吹响了。由于太劳累了，一些同学割着割着稻谷就睡着在田垄里，许多同学两腿酸痛得连拉大便时都蹲不下去了, 特别是我们年纪最小的城里出生的那几个同学, 才刚十二岁，平時在家里虽然不是那种衣来伸手，飯来张口，娇生惯养的公子少爷，但确实从小到大还沒干过如此辛苦的活儿，累得忍不住背着别人偷偷地哭了起来, 那時候，哭还不敢让别人看見，让人看見你哭,会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娇气，要挨批判的。那時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什么“插红旗”、 “拔白旗” 等等，还常常在学生之间开展批斗，所谓表現不好的要被站在教室的中间，低下头来接受其他同学的批判、“帮助”， 从这時起，小小年纪的我便开始初偿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勤工俭学活动的开展，萝卜湾码头留下我们挑矿担煤的脚印；大办农业，郊区荒地，三合乡的水塔脚下洒下我们开荒种地的辛勤汗水……我要感谢六年的中学生活，它奠定了我对艰难的承受力，也培养我有了一定的体力劳动基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1964年应该说是带有关键性的一年。6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提到日程上来，其原因除了我国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外，还与我们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相关。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城市每年不断出现的大量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的压力，使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当时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和更加必要了。

1964年初，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识青年下乡的纲领性文件。1964年，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也成立了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一项工作。《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发表讨论和连续长篇整版地报道了董加耕、邢燕子、候隽等人的先进事迹，从而拉开了全国性大规模、大范围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帷幕。据有关资料统计，1964年全国动员了68万多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其中知识青年32万多人。

由此可见，中央从一开始大规模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解决城市闲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不是什么“走革命化道路”，只不过是套之以一件漂亮的外衣罢了，宣传鼓动和实际目的根本就是两码事。但是我们都被蒙在鼓里，不知所以然。

到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后，从而把整个上山下乡运动推到了顶峰，同时也就把知识青年下乡演变成为一个政治运动，并且期间延续了十年之久。涉及1800多万青年人，成为牵动亿万人心，影响极大的社会问题。为此，中国历史上出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从东到西，由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到山区、到边疆的知识青年的悲壮的大迁移！这是中国的现代文明出现的一次大倒退，使大多数人的知识退化贬值，青春虚耗，酿成了个人的悲剧，並进而成为历史和社会的悲剧，有些作品艺术地夸大了“再教育”的价值，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一切自有后人评说。

1964年8月，我高中毕业，虽然在高考中落选，心情曾经沮丧、失落。但由于在学校时接受了“一颗红心，两套准备”的思想教育，所以自己很快调整好了因高考落榜的失意心态，回到了街道报到。在当时回到街道报到，是追求上进接近组织的积极表现。

1964年10月，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在贵县全面展开。下旬，镇里召开了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当时，我们一群高初中应届毕业生集中在街道副业场里参加劳动。动员大会的召开，宛如向平静的湖水投进了一块石头，激起了很大的涟漪。在青年中，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震动很强烈。在劳动时，大家议论的主要话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晚上，大家又相约在体育场、公园里散步，谈的主要还是有关上山下乡的问题；街头巷尾，人们议论、交谈的也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这一话题深深地缠绕着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青年的心，大家心里都没有一个底。他们都向我投来了征询的眼光，都想听听我的意见和态度。何去何从，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自己问自己。高考是落选了，难道真的没其他路可走？俗话说“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自己难道就不可以闯出一条路来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然是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听从祖国的召唤，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只要自己肯努力，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发出光和热都同样有作为的。想到这里，单纯幼稚的我，心头一热，没有和家中任何人商量，就作出了决定：响应党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并连夜奋笔疾书，向街道党支部写了一份题为《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翱翔》的申请下乡插队的决心书，表述了自己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走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态度是那么的鲜明与坚决，那时心中很有一种豪气凛然的感觉。

我是全县第一个报名下乡插队的。由于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而且家庭的政治背景较好，因此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的决心和行动得到街道、镇、县各级领导的肯定，把我树为典型进行广泛宣传。当时和我一起在街道副业场劳动的那些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也纷纷写了申请决心书。

为了把这次动员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声势造得更加轰轰烈烈，我原来就读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母校根椐領导的意图和布置，邀请我和其他报名下乡的同学回到母校开座谈报告会，让我们对那些年幼的学弟学妹们，去奢谈我们的思想认识、体会和决心。我和陈杰芳回到了小学、初中时的母校：县西小学和达开初中；和陈作雄、赖宝芳、冯振瑜、梁瑰琪、陆庆火、罗华生、冼荫全、韦子正等回到了贵县高中。我们不管回到那个学校，都受到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热烈欢迎。特别是回到高中母校時，学校对我们的行动给予了很髙评价，还特意安排我们分别到各个毕业班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思想。那时，我真是红了半边天的人，风头出尽，使我有了一种昏昏然不知所以然的感觉了。

对待我报名下乡插队的这件事情，是有几种不同的态度的。我在外地工作的兄姐们对我的这一举动是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在部队工作的二哥简毓騊和在湖南中南矿冶学院任教的三哥简毓駰。他们除了来信鼓励我之外，在我下乡插队后，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专程到了我插队点去看望我。

但也有不少人对我的做法表示不可理喻，不相信。用现在的话说，认为我是“作秀”，是想出风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家庭背景好，兄姐都是在外地工作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说近点，我四哥简毓骝是街道文书，团支部书记，获得分配工作的几率较高，何必要下乡去受苦？其实当时我已分配在县排灌站，并已填了招工登记表，后因故需延迟，街道的领导当时也让我稍等一下，但自己下乡的决心已定，所以婉拒了；有些同学劝我说：“你这次高考落榜是一时的失误，凭你的基础较好，第二年复考肯定没问题，多给自己一次机会，否则太可惜了。”由于自己当时的头脑发烧已超过一百度，满脑子装的都是自己一厢祈愿的美好前景，那時候的我对任何人的意见那里还能听得进去，因而他们的好意也被我一一拒绝了，可谓是铁心已定。如果当时我能稍微冷静一点，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或许我的人生道路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可我能冷静得下来吗？如果, 如果, 但世界亊是从来没有“如果” 可说的。或许这就是命运吧？这是上天给我的刻意安棑，还是命运对我的恶意作弄？

在64、65年这两批插队的青年中，大多数是自觉自愿要求去的。如：张若波，他是独子，修理无线电、收音机是他的技术专长，当时他已在街道办了一个无线电维修店，工作轻松舒适，收入可观。动员开始后，他积极要求下乡。当他知道第一批初定名单没有他时，很是焦急，一而再再而三地找领导，甚至写血书來表达自己要求下乡的决心；陈方平，是刚初中毕业的小女孩，刚动过手术不久，身体较弱,街道里考虑到这一点，开始并没有批准她的申请，可是她不依不饶，软缠硬磨，街道领导看到她要求下乡的态度如此坚决，才批准了她的要求；冯振瑜，本来就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脚走路不灵便，街道多次做其思想工作，但他决心不改；还有黄柳芳、黄柏松姐弟，李建枝、李建爱姐妹双双请求下乡的。梁瑰琪是和我同届高中毕业的，高考落选后，他已安排到乡下小学做代课老师了。下乡动员工作开始后，不顾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挽留，积极报名要求下乡；下乡动员工作开展后，已远在南宁的卢永善立刻给街道领导发去一封电报，表明了自己决心下乡，走革命化道路的强烈愿望，成为了当时宣传的典型；在1965年第二批动员下乡时，同时还出现了姐送弟和姐弟一同上山下乡插队的感人场面，榕兴街的林士景是独子，当时正在达开水库工作，他姐姐深明大义，为弟报名表决心，送弟下乡走革命化道路；甘洪国姐弟同时下乡，一时传为佳话……诸如此类的感人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一年，贵城镇街道共有500多名知识青年报名要求上山下乡插队，其中经审查获准并红榜公布，到附城公社东北大队插队的60人，分属县东街、榕兴街和永明街；到石卡公社陆村大队的57人分属棉新街、西五街，贵县首批插队共117人。

由于我们这批插队，是第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的。我们开创了贵县的先例，属于贵县上山下乡最早的，为时最长的，经历最为艰辛的一批，所以当时称我们为贵县首批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在临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县东街道全体干部、团员和我们首批下乡插队青年照了个相留念。（见图）

我们首批插队的，国家每人发给安置费185元，每月供应30斤口粮和半年生活费，农具配套，每户给炊具一套，对于一些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还发给蚊帐、棉被等物。

离下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知怎么的，自己的心情也显得格外不平静，是对过去的告别、还是对未来的憧憬？但未来又将如何呢？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我母亲不在家中，只有三伯母在家代照料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她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收拾行装，泪眼婆娑，她又一次轻声地问我说：

“你真的决定要下去了？”我望着她，很坚定地点了点头。

她说：“到农村后生活是很艰苦的，你过得惯吗？做农活很累，你挺得了吗？”

我安慰她说“伯母，您放心好了，我已经长大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第二章  插队岁月

1964年12月18日，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因为，从这一天起，我就要离开温馨的家，舒适的住所，投身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熔炼自己了，这是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的开始，内心充满了一种纯真与激情。

这天的天气和人的心情一样，格外晴朗，一碧晴空，万里无云。

欢送大会是在当时贵县达开初中的操场隆重召开的。整个操场都站满了欢送的人群，锣鼓喧天，欢声沸扬。当然，也有人掉眼泪，初乍告别离家，亲情难舍、依依惜别是情所难免。

大会开始，先由少先队员给每个插队青年佩戴上一朵大红花，送上一顶竹编的桐油笠帽，上印有“好青年到农村去！”的字样，县、镇领导在会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的重要意义，勉励我们安心扎根农村，树立艰苦创业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积极发挥作用。然后是下乡插队青年代表陈蝶儿代表我们首批全体下乡插队青年向领导表述了我们走革命化道路的决心。会后敲锣打鼓，列队欢送。一条大红幅“热烈欢送贵县首届插队青年上山下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我们首届下乡插队的117个知识青年组成一个方队，身上背着简单行装和斗笠，腰上别着印有“好青年到农村去”字样的口盅和毛巾，大红花胸前挂，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背着背包，插在背包上的洞箫更令人起眼，在那个热烈的场合里心里热乎乎的劲头就可别提了。摄影师还为我拍了一个特写镜头，后来放大悬挂在当时的贵县“新广东”照相馆橱窗，风光一时。

欢送队伍从达开初中出来,经过县委县政府、和平路到汽车站坐车下乡。欢送场面规模空前，热闹非常，沿途街道都站满了群众。当我经过家门口时，看到三伯母和亲朋好友、街坊邻舍站在门口向我频频招手，我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赶紧忍住，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我这只雏鹰要展翅翱翔了……”

欢送人群把我们送到了汽车站。车开动了，我们不断和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当回头望着渐行渐远的熟悉的城镇街道时，脑海里突然“现实”了起来，似乎忘记了申请书上的豪情壮语。“长亭更短亭，何处是归程？”心头涌上一种空落落的感覚。我知道此去，既不是去旅游，也不是临时性的外出，而是背井离乡，是一辈子的大事，前路如何？归期何时？思绪纷乱，但看到其他人有说有笑時, 我赶快调整自己的情绪,和大家一起放声唱起来，以驱赶自己刚才心中的那絲不快。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赤胆忠心为人民……”的歌声此起彼落。车轮飞转，歌声飞扬，热烈的气氛使路人驻目仰望。

到了附城公社东北大队时，东北大队在棉村小学组织群众给我们开了个欢迎大会。然后由各个生产队长迎接我们知青进队，安排住宿。我们县东街17个青年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安排在东北大队扶泗屯三个生产队。我和陈作雄，卓群英(女)，李玉珍(女)、莫洁贞(女)为一个小组，安排在扶泗一队；张若波、吴兴雄、陈可贵、赖宝芳(女)、肖杏玉(女)、黄慕贤(女)为一个小组，安排在扶泗二队；甘耀海、林毓祠、戴书荣、陈方平(女)、颜文红(女)、颜文宝(女)为一个小组，安排在扶泗三队。在我们小组里，我是小组长，在我们街道的三个小组我又是大组长（是临出发前，由街道领导宣布安排的）。那天晚上，屯里捕鱼、杀猪，聚餐给我们接风洗尘。社员群众对我们很热情，问寒问暖。

到附城公社东北大队插队的，除了我们县东街１７人外，还有榕兴街２６人．其中北京第８生产队５人：刘志鹏、林培希（女）、冼荫泉、韦子正、林依玉（女）

棉市第1生产队5人：林士然、卢秀霞（女）、谭英华（女）、李洁池（女）、刘智尤

棉市第2生产队6人:卢永善、邓爱坤(女)、谭柏芳(女)、罗华生、卢寿贵、李建平

向武第1生产队5人：邝菜琼(女)、李洁群(女)、林文清(女)、古劲节、林士浩

向武第2生产队5人：关瑞贤(女)、李建枝(女)、李建爱(女)、陆庆火、谢宝坤

永明街17人，其中：

西元第7生产队5人：刘肖斌(女)、冯宝红(女)、廖静华(女)、刘允华、梁瑰琦

黄茅第1生产队6人：谢世泽、黎焕贞(女)、罗健良(女)、魏才英(女)、彭加仁、

李殷忠

黄茅第2生产队6人：龚树森、黄春和、岑爱芳(女)、刘玉君(女)、林礼芬(女)、

岑一清(失踪)

我们住的地方都是由生产队临时腾出来的。三个女同胞住在社员腾空的茅草房里，前半截间作我们小组的临时厨房, 后靣是她们的卧室。我和陈作鸿安排住在生产队的仓库底下的一间小屋，又黑又矮。采光和通风条件都很差，晚上蚊子多，老鼠四处横行，毫无顾忌。

这天差不多整整折腾了一天，虽然很累，但躺在床上，却辗转难眠,脑子里翻江倒海似的，想得很多、很多。加上刚换新环境不适应，而且是住在仓库底下，楼上的老鼠好似出操似的，一个晚上在那里东窜西行，更加使人久久无法入睡。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新的生活开始的第一天, 从今天起,我要真正地独立生活了。想到这里我那颗年轻的心，很显得躁动不安。对未来，做着年轻人都有的梦，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幻想着美好的前途，转而又想到今后又将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呢？很久，很久，也不知什么时候，我在朦胧中入睡了……

那一年，我十九岁。

下到农村后，除了要适应农村的环境外，更要过好劳动、生活、思想三个大关。

一过劳动关。

我们下乡插队时已是年末，春节过后，春耕工作开始了。队长安排我们知青和女社员一起去挑肥下田。看到人家女社员挑的肥满担满担的，起码也有百多斤。一个上午挑三、四担来回，往返要走二、三十里路。社员们挑惯了，肩头结下厚茧不觉怎么样，看到她们挑得很轻松。我自恃在学校時也经常挑水淋菜，挑担对于我来说应该不算怎么一回亊吧。因而我刚开始挑一、两担的时候，还觉得可以，而挑一整天下来，就感到有些吃不消了，肩头磨得红肿起来，火辣辣的，扁担刚压下肩膀时，觉得又辣又痛，晚上收工时，两条腿又累又酸，回到床上都不想再动了。第二天开工的时候，她们看到我走路一拐一拐的样子都笑了起来：

“四‘打’，（‘打’壮语是眼睛，意即四眼，下乡时，我们这几十个知青，只有我一个人戴眼镜，所以他们都叫我‘四打’）你还能挑吗？”

被她们笑得自己脸都红了起来。我心里想，刚开始怎么就能打败仗呢，自己年纪轻轻，还是一个大男人呢。话不多说，装满担咬咬牙挑起来就走，为自己争一口气，做个样给她们看。俗话说初练挑担要三天肩膀四日脚，几天下来后，自己慢慢能适应了，有时还和那些女社员比赛快慢，挑起担子感到轻松许多，一路笑语欢歌，干得挺开心。社员见到此情况，背后议论说：

“看‘四打’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干起活来还是可以的啊。”

春种正式开始了，队里的犁工赶不上，队长安排我跟队里的青年覃康斌去犂地，问我行吗？我答得很干脆，不会就去学，天下无难事。开头，我认为犂地的活很简单，然而真正干起来，却是不见得很容易。我从没干过犂地的活，犂把扶不稳，犂头入土的角度掌握不好，，时大时小，角度大、入土深，牛吃力，人也吃力，不几步，牛、人都要呼哧呼哧喘大气；角度小，入土浅，犂在表层，牛拉着踝跑，翻不了地。犁把扶不正，犂的行东歪西扭，有时顾了看路又顾不了吆喝牛。看我犂地时那个狼狈样子，覃康斌在旁直觉好笑。他叫停我，把犂地的基本要领详细地讲给我听，手要扶稳犂耙，眼看前方，轻声吆喝牛就可以了。经他这么一指点，自己犂起来就觉得比刚才开始时轻松许多了。

在生产队里，我基本上什么活都干过，担肥下田，种玉米花生甘蔗，插秧，铲秧，耘田，收割，放牛，喂猪，去油榨房榨油……

说起耘田，初时我还出尽了洋相呢。耘田时，要脚踩在禾苗旁，两脚交叉边前进边用脚在禾根周围拉拨泥浆，把草压进泥里面去，看到稗草要弯腰连根拔起来。开头时，自己对禾苗和稗草分不清楚，常常错把禾苗当稗草拔。那些女社员直笑我说：

“‘四打’你四个眼睛都看不清楚，到收割时让你吃稗草粒。”后来她们教我分辨，稗草杆扁，叶片大，杆茎是白色，自己才懂得分辨。

在农村时，最忙，最苦，最累，最重，最紧张的季节就是夏收夏种“双抢”季节。“双抢”即指抢收、抢种。所谓“抢”，顾名思义就是要快，抢时间，抢速度。抢收，收旱地玉米，收水稻，收了要抢晒，脱粒、晒干、风净、入库， 环环紧扣。而这个时候，又是高温多雨，天气变化无常，对收、晒、贮，都极为不利，因此必须要“抢”。这里的工作还没做完，那边又要犁、耙，沤田插晚糙秧，甘蔗要中耕除草培土，插早的水稻又要耘田，农活一项接一项，一样工作紧接一样工作，拖不得误不起。早上太阳还没升起，出工的哨声就已吹响了，太阳西沉，夜幕降临了才收工回家，每天干活不少于12个小时。而且“双抢”季节的太阳特猛，天气炎热。在烈日下干活，头顶火热太阳，脚浸滚烫的田水，上煎下蒸，每天都是汗流浃背，汗如雨下，豆大的汗水、酷热的天气，使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整个人好像从水中捞上来一样，全身没有一丁点儿干的地方。太阳晒在背上，颈上辣痛辣痛，整个人被晒得像黑炭团似的。肩头红肿，腰酸背痛，手脚被稻草拉出许多小口，痛痒不堪，个中滋味，实不知如何形容……因此夏收夏种“双抢”季节既是对每一个人体能的考验，又是对意志力的磨练，尽管那样，最终我也能挺过来了。

在我印象中，记忆比较深刻的还是修水渠和回城挑大粪两件事。

去修水库的工作是一件苦差事，一来是要离开家庭，二来工作艰苦，社员都不大乐意去。因此，生产队一般都是勒令四类分子（即指地、富、反、坏）或家庭成分高的人去。1965年9月份修达开水库西干渠的任务下达到生产队后，有插队知青的生产队，几乎都是安排插青去的，这等于是我们插青的一次聚会，那可够热闹了。修堤筑坝那个劳动场面，至今想起来仍是壮观而扣人心弦。工地上，挑土的川流不息，你追我赶，在堤坝上，把泥土铺开，然后用四人石夯把这层土砸实。整个工地里，就属我们插青这地段干得最欢，不管是挖土，担泥还是打夯，工作多辛苦，我们这群人都很乐观，特别是打夯时，我和陆庆火，冼荫全等一起，轮流领头喊响了劳动号子，唱起了革命歌曲，浓郁地方口音的劳动号子和歌声，富于节奏，热烈欢快而高亢。随着此起彼伏的号子声和歌声，大石夯在我们手中上下飞翻，那场面煞是好看，热气腾腾，个个干得生龙活虎，把整个工地都感染了起来，苦中作乐。

看到达开水库西干渠在我们的努力下，就像讨人喜欢的孩子在一天天“长”高时，心中的高兴劲不用说了，因为那里留有我们的汗水、辛劳和欢声笑语。

另一件事是回城挑大粪。

下乡以后，我们知道了肥是农家之宝，而且也知道生产队很缺肥料，想到过去在城里时，家中的厕所粪池都是郊区农村的群众来挑的。（那时候不像现在，家庭都设有卫生间，用水冲洗即可以了。过去家中的都是粪坑，便后用些草木灰盖，满了找人来清掏）有时候还要凭关系，熟识人才能要到。我们都是从城里来，邻里街坊都很熟悉，去帮他们清理粪坑，（有些叫粪楼），既可以帮他们保持环境清洁，又可以帮生产队解决肥源问题，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因此，我向生产队长主动请缨，提出我们插青回城里挑大粪给生产队增加肥料。队长正为肥料不足大伤脑筋之际，听到我们主动要求回城掏大粪，很是高兴地说：

“你们真的这么想吗？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但担心你们丢不开面子，怕被人笑话，所以不好意思开口叫你们去。”

我说“有什么丢人的，不就是回城去挑大粪嘛，国家主席刘少奇还和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握过手呢!”

我们小组五个人，说干就干，立刻行动起来，挑起泥箕就进城去了。回城挑大粪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也并非那么简单，首先要不怕臭，更重要的是思想上不要怕被人看不起，丢面子。其实说句真心话，自己第一次回城挑大粪时，面子上确实还是很放不开的。想到在学校时，自己还算是一个高材生，以前看到挑大粪的，自己不但要捂住鼻子，还要避躲得远远的。而现在却轮到自己做这个营生了，心里确实是一股苦涩涩的滋味，不太好受。因此，刚开始到城里挑大粪回生产队时，总怕看到熟人，经过高中母校，见到那些学弟学妹时，自己都把头压得很低很低，脚步越走越快……但是经过一两次之后，自己想，不就是挑大粪嘛，又不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有什么好怕的。思想放开了，心里就坦然了，随意了。有时候挑大粪遇见熟人打招呼时，还不时说上一两打诨插科的幽默话。

我们除了各回各自的家去掏粪外，还挨家挨户去帮人掏粪，并且和初中时的母校联系，很得学校的大力支持。

掏大粪除了思想上不怕丢人外，还要不怕臭。去住家掏粪，比较好办，那时住家的粪坑都有草木灰盖，不见得很恶心。而学校的厕所就不同了。学校的厕所，下面是一个大粪池，粪池上面用木搭成一个大架，用木板分隔出一个个蹲位。进入厕所时，身体只能保持半蹲状态，以免被下面的粪水溅到身上。在春夏季节，无数乱飞的苍蝇、蚊子和遍地乱爬的蛆蛹，都使人恶心不已。初进厕所底下时，那股臭熏熏凉飕飕的味道，直窜入鼻子，透到眼睛去，使人眼睛都睁不开。看到粪坑里那些白胖胖的大粪蛆蛹上下翻动，四处乱爬，我们赤脚进去，不小心踩到那些成团蠕动的白茸茸的大粪蛆蛹时，感觉到从脚底痒到心里头，尤其那把铲子伸进粪坑铲时，那股刺鼻恶臭冲天而起，钻进嗓眼，进到胃里，直想吐，简直要把胃里的东西全都给翻腾出来……即使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硬是顶着恶臭干下去。

开头我们是每天来回挑一担，后来习惯以后，我们干脆把生产队的大牛车“开”回城里去。当年的牛车又土又笨重,两个大木轮直径足有一米三、四，走在路上咯吱咯吱直响。因此我们都把大牛车称之为“坦克”，我和陈作鸿两个轮流做“驾驶员”，真是老牛拉破车，坐在车辕上驱赶着，有些唐吉诃德的样子。

当我们挑着大粪走上街上时，行人见了赶紧捂着鼻子避得远远的，对我们投来了复杂的眼光:不解?不屑?不值？当然也有赞赏的，毁誉参半。我们泰然处之, 出色地完成了生产队交给我们的任务。回城掏粪这件事给社员留下了一个较好的印象。

二过生活关。

刚下乡插队时，国家给我们每个“插青”安置费是185元，包括购置生活、生产用品和我们半年的生活费。第一个月每人6元，以后每个月5.5元，5元，4.5元，4元，只发6个月就停止了。以后要靠我们自己挣工分来养活自己。我们五个人一个小组，就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对每笔开销都要抠着手指头来计算哪项该开支，哪项可以暂缓，哪项不该开支花费，都要算的一清二楚，账目公开，让大家都知道。心中对我们这个家有个底。说起我们这个插青小组的五个人，都是来自普通市民的家庭，没什么背景，且各人都经历过艰难，虽然个性和爱好不同，但有一点，我们相互之间都能够做到理解和谦让，也懂得珍惜和节俭, 不在枝节问题上过于斤斤计较, 所以相处得还算和睦、融洽。五个人中陈作雄的年纪最长，我次，因此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我们两人都能比较自覚地负起责任。白天出生产队集体工，收工回来，家务事大家都能主动去做，不用催促。互相之间有意见了，都能摆到桌面上来交谈，清除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我们之间很少有吵架顶嘴的现象。队里分有自留地给我们，卓群英、李玉珍、莫洁贞他们几个女的在街道副业场呆过一段时间，自留地种的菜，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如何护理，她们已有一套经验，所以我们小组自留地种的菜并不比社员的差。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还养起了鸡和猪，这个小猪大多数是莫洁贞护理，把它养得滚圆滚圆肥嘟嘟的。养到120多斤重时，拿去上调给公社。那年头，私人不准屠宰买卖，要由食品公司统一销售。上调一头猪，可得回几斤肉票去食品公司购买，把猪卖了以后，我们买了猪肉回来，美美的加了一餐菜。因为是我们自己劳动所得，大家吃得很开心，很快活。

而最使人头痛的是燃料的问题。社员们烧的柴草，除了队里分的稻草、玉米秆、蔗叶之外，全都靠上山割茅草。去山的路不但远，往返一趟七、八十里，崎岖难行，一天只能割得一担，还要清晨一大早出门赶路，如果草源难找时，晚上回到家时天都快入黑了，人也累的够呛。所以每次上山割茅草我都心怵，一是路远难行；二是因为社员们都是靠割茅草作为家庭的主要燃料来源，所以草源难找；三是由于自己的眼睛是深度近视，割茅草是手笨脚笨，割不快；四，割好茅草，装担又是一门技巧。装担装不好，挑起来特别吃力。怵心归怵心，去山割茅草硬着头皮也要去。有几次钻了大半天山，也找不到草源，怎么办，总不能空手而归吧？那样岂不被人笑破肚皮，我和张若波想了个“投机”的办法，在途中自个掏钱买人家的茅草挑回去交差。后来陈作鸿通过熟人关系，在当时的贵县糖厂那里要到蔗渣票，去糖厂拉蔗渣糠回来烧。我们利用农闲的时间，向生产队请假，经批准，然后“全家人”出动由李玉珍回家借木板车（因为她母亲是在街道拉木板车运输的），用麻包袋把蔗渣糠装好，然后把車堆叠得满满的,推回生产队我们的小家里，每推一次就能用好长一段时间，这样,基本上解决了燃料困难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用上山割茅草了。

下乡插队后，吃的问题也是我印象中较深刻的。以前在学校时，也经常到农村去支援春耕生产、秋收，住在农民家里，住上三五天就又回学校了，虽然是蜻蜓点水似的，我们也能看到、听到、因此也知道农村的生活比较困苦，但究竟困苦到什么程度，就确实无法知道了。这次插队到农村后，身临其境，才使自己真正体会到农村生活困苦的程度。我们所在这个队的社员群众，一年365天一天三餐天天都是吃的玉米粥，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餐白米饭。荤腥菜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的社员群众，每天一大早，每个家庭都用大锅头熬一大锅玉米粥，放在锅里，这就是全家人一天吃的了。一锅粥，米没有几粒，粥稀得可以照见人。社员们都喜欢用一个带嘴巴的瓦罐盛粥，什么时候感到饿了，就去就着瓦罐嘴灌上一两口。那些粥从瓦罐嘴里倒出来简直跟水一样，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时，粥很快变馊了的，这些馊了的粥，我吃一口，刚一进嘴马上吐了出来，那股酸馊的味道很浓，我受不了，也一直无法适应。吃不下去，自己只好挨饿。我看到社员吃得津津有味，那时，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时隔多年后，我每回忆到这件事，才明白，那是生活所迫。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准只能达到那个地步，和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令人扼腕慨然。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社员的关系就融洽得多。白天，大家一同在生产队做工，晚上互相串门聊天、谈家常。我们还经常把青年人和小孩子们组织起来，教他们唱革命歌曲，跟他们学讲壮语，社员有些小病小痛時，我们就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药品送给他们，而社员群众看到我们在生活上缺少东西或不习惯环境時，也能问寒问暖，热心给予帮助和照頋，互相之间相处得比较和谐。

伟大领袖号召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之路，美好的理想幻影，引无数青年竞折腰，我们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说走就走，决不回头。从15、6岁的初中毕业生到20刚出头的高中毕业生，都雄心勃勃，到农村去，拣最累的活干，立下壮志，要做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我们一代知识青年，为了走革命之路，不惜洒下多年的辛勤汗水。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经历的第一关就是忍受贫穷生活，这是改造思想最直接的最客观的手段，也是最简捷有效的方法。改造，是我们知识青年唯一的必经之路，但这改造没有尽头，或许是尽头还没有想出来。

毕竟空洞的精神是不能替代人的物质存在，生活的重锤很快就粉碎了我对理想、对社会、对生命乃至对自身的全部看法。事实使我深切体会到，上山下乡，对我们知识青年来说，它不单只是一种磨练，更是一种磨难。试想，对于一直生活在城镇，在家庭温暖、安定的环境下长大的我们，初中、高中刚毕业，都是15、16岁，或者20刚出头，有些胎毛或许还没有褪尽，就要背井离乡，失去了家庭和亲人的照顾。在农村，要和农民一样，下地劳作，干苦活、累活，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连自己都养不起。到年底，一结算，才发觉我们的干劲与效果不成正比，分红值一天才两三角钱，年终分配的粮食根本不够吃，钱几乎一分也没有，只好向自己父母伸手, 这不是磨难又是什么呢？那时候人民币不知流向何处了，人人穷，家家穷，有知识青年在乡下的家庭因此更穷。在那个藐视物质、注重精神力量的时代，人们饱受其折磨的正是物质，但精神也不可能富有，因此实际上是二者均无。艰苦能够忍受，短暂的寂寞和考验能够忍受，但是这种几乎与零相等的劳动价值却不能不使人感到绝望。难道付出牺牲的代价，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挣这每个劳动日不到两角钱的分红值？

现实使我对我们下乡的目的产生了质疑。什么“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到那里可以有大作为”，什么“上山下乡是走革命化道路”，难道整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汗水顺着镰刀和锄头把流淌，生命在日月星辰中喘息，皮肤爆裂、脊背烤焦、枯草般的乱发、满是血泡的手掌、咬着牙才能弯下去或者直起来的身躯……一天才挣8个工分，一个劳动日的分红值才那么几角钱，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这就叫“大有作为”？！我们插队青年除了每日应付那艰辛的体力劳动外，还要做那繁琐的家务活，要搞好自留地，要喂猪，要养鸡，要为柴米油盐菜，要为每日三餐操心、奋斗。因此現实让我们变得比农村的社员更庸俗了。此外让我们知青感触尤深的是：我们感到同年龄的农村青年要比我们幸福得多，因为他们还有个家，一个真真正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一个能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亲情、能遮风避雨的家。而我们“插青”却是孤身飘零在异乡的啊！这个感覚就真是不一样。

通过在乡下的生活，我总感到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务农，不是我们去改造、建设新农村，而实质上是农村改造了我们。自从下乡以后，我发現我们许多插青变了，农村的生活，它改了我们的棱气，挫了我们的朝气，灭了我们的活气，长了我们的俗气和小家子市民习气。初下乡时那种浪漫色调早己逐渐烟飞云散，火热的劲头被冷水泼透，一切都感到寂寞无聊，贫苦的日子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我们知识青年，这些曾经是天真、纯朴、热情、充满理想的少男少女在那残酷的现实面前，一天天地走向衰老，一月月地变得粗俗麻木。文明在我们身上消失，正如一件衣衫挂于树枝上，经日晒雨淋风吹后正在褪色一样。但如果在这时我们稍微得到一些关爱，得到一丝体谅，情况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可是我们下乡差不多两年了，从来无人问津，更不要说帮助解决什么困难的了。

这时，我们在乡下又碰倒了一个更为現实的问题；知识青年的到来，实际上就冲击了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事实上是，农村并不欢迎我们去。因为，在农村，人均耕地本来就少，农民人口众多，农村的耕地不会因为知青的到来而增加。相反，由于新增加了这些城里来的青年人，也就增加了一些吃饭的嘴。同样数量的土地，现在要额外承担一些青春的肚子，这不就要摊薄了社员的粮食，农民能为此不充满怨气吗？农民除了能教给知识青年陈旧的耕作方法外，其实並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教我们。而社员群众被告知，这些城市长大的知识青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相反，我们知识青年身上的城市风气却是那些农村人所羡慕的。许多农民他们祖辈生活在农村，有些甚至从未走出过自己生活的地方。就象树或草，在哪里生长，也就在那里枯萎。他们怎么对知识青年进行教育呢？这不是天方夜谈？虽然我们这些知识青年也并没有经历过多少现代文化和教育的训练，知识还没有使我们能够成为“分子”，我们只是青年。但城市的环境使我们染上了文明的风气。文明的烙印必然地印在我们身上，因此也就无意识地  成了与农民精神上的不平等，这就导致了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无异于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入侵。农民们千百年来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他们也就或多或少地对我们这些城市青年怀着不欢迎的心理。因此，我们下乡插队青年，变成了一群弃儿，我们既是城市的弃儿，更是农村的弃儿。因此，我们也就变成了社会上多余的一群人，我们插队青年所处的社会现实地位是显得多么的尴尬和无奈。

这时，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对插队青年的思想产生很大的負面影响,这就是:在我们下乡插队后不久，外地单位来贵县招工，那些原来被再三动员坚决不下乡的反而捡到了大便宜，得到了分配，这件事在插队青年中引起轰动很大。再美好的语言，再美好的憧憬，命运和现实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粉碎，我和其他大多数插队青年一样有同感，我们被欺骗了！！

另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更使我心灰意冷，情绪一落千丈。

那是1966年夏收夏种刚开始不久的一天，上午在队里干了半天挑农家肥下田的活儿，因为我们插青户里需要买些东西，为了赶时间，我中午饭也顾不上吃，连上衣帽子也来不及拿，赤着膊光着膀子就往城里赶，那天的太阳特别特别的毒，把它比喻成一座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一点也不过分。因为这种太阳能够很快吮干人的汗水，灼伤人的皮肤，消耗人的能量。我顶着热辣辣的烈日，上午做了半天重体力的挑担工，本来就已经很累了，又没顾得上吃半口东西，更显得饿，饥肠辘辘，越走越感到乏倦，头痛，胸闷，口干，口内好像被火烤着一样干焦，头脑阵阵眩晕，眼前金星四溅，身体总想往下滑。我内心清楚，糟糕，这次自己病了，看来病得不轻。但我在心里鼓励自己：坚持住，千万不能倒在路上！我就是靠着这点点毅力，苦苦支撑自己这具疲乏的躯体，终于到家了。刚一踏进家门，见到亲人脸的时候，整个神经系统全部崩溃似的，极度疲惫的我，话还没说上一句，便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六月天三伯母看到情况不对头，马上招呼我堂嫂过来，将我抬到床上去休息。我一会儿感到全身特冷，好像掉进冰窖里似的，上下牙齿冷得直打架；三伯母赶紧抱来两床被子把我捂紧，我还直喊冷；一会儿又发热，身体滚烫滚烫好像被烤炉烧烤一样，浑身大汗淋漓，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脸色发黑，手脚冰凉。她们看这情况，估计我是由于疲劳过度加上被烈日暴晒，中暑了。因此，她们一面用冷水敷我额头，抹我的全身，给我人工降温，一边采用土办法，用一枚小的缝衣针，放在火上烧了一下经过消毒后，在我背脊上挑痧。这个土办法还真灵验，她们帮我挑了痧后，身体果然感到轻松了许多，便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可能是那段时间确实太疲倦、太劳累了，加上中暑发烧，我这一睡，差不多睡了两天时间，粒米未进。到我醒来时，三伯母才透了一口大气。我问三伯母：

“我怎么了”

三伯母说：“那天你刚一进家门，就昏倒了，睡了两天，把人都吓坏了，现在总算醒过来了，阿弥陀佛。”

我想到自己这次回城是给户里买东西，而且现在队里是农忙，又没有向队长请假，心里一急，想挣扎着下床，但整个身体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三伯母赶忙把我按住，说：

“你刚刚好一点，两天都没吃东西了，你还要不要命？”无奈我只好躺下。

在家休息了三天，感到身体恢复许多，想到现在正是双抢大忙季节，队里活多人手少，大家都忙着抢收抢种，我怎么好意思还再休息下去。，虽然这次病发突然，无法及時向队友说清，但自己还负责队里玉米制种实验的工作，这些是别人帮不了的，想到这里，我再也无法躺下去了。因此，不顾三伯母和哥哥的劝阻，硬是拖着仍未痊愈的身体，坚持回到队里投入双抢。但亊后听人说，队里说我是怕辛苦，故意装病偷懒以逃避夏收夏种。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俗话说：疾病是天灾，天灾临头，就如赤地千里的干旱，汪洋一片的水涝，由不得人的。况且病来如山崩，来得急来得猛，病去如抽丝急不得。自己的身体还没全部恢复，就急着往回赶，而且这次病得真不轻，还要被说三道四，想想自己平时工作，总是风里来雨里去，拼死拼活地干，从不挑肥拣瘦，也不讨价还价，图的是什么？想到这自己内心感到很委屈，精神很沮丧。

“双抢”工作结束不久，我听说城里又开始动员第三批青年下乡了。这批知识青年下乡，据说与我们下乡插队时的形式有所不同，是采取建队的形式。由下乡青年自己组成一个生产队，尽管形式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目的却是一个：就是要组织青年下乡。由于第一批下乡插队后，许多没有报名下乡的青年，反而得到分配工作的机会，加上看到第一、第二批下乡插队青年下乡后的待遇，使许多青年人感到心寒，都不愿意报名下乡，所以动员工作特别难做，但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给他们动员青年下乡的任务，无所不用其极。利用权势，搞红色恐怖，以办各种学习班的名义，变相非法拘押适龄青年和父母，进行“说服”“动员”，强迫，勒令，各种手段都在使用。想不通、不报名的，停止被动员对象和父母的工作，包括以出卖体力、换取血汗钱养家糊口的，如担煤、装卸、搬运等粗、重、苦、累的临时体力工作都不让做，直到其同意让子女下乡后才给予恢复出卖体力做工的机会，同时还以吊销全家城上户口进行要挟；而家庭出身不好，成分较高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更是列在“动员”下乡的名单内，这些人如果稍微表示不满，马上组织群众开会批斗，动员的人还公开扬言说：

“组织青年上山下乡是当前国家的一件大事，就是要采取强迫与自愿相结合的手段，通要通，不通也要通，没有二话可说”。

而且还把下乡指标摊派到各户，強制执行，实行两丁抽一，三丁抽二，这是天罗地网，无人能逃。不论你主观上如何抗拒和抵触，但是你必须服从，必须上山下乡。群体志愿化为乌有，个人意志统治一切。许多父母就是在这种高压下，心里滴着血，眼里含着泪在保证书上签下名字让子女下乡的。他们明知道这是自己亲手把自己的骨肉推下火坑、推下深坑，但为了全家人，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做，今后一家人将如何生活下去？

我县第三批青年下乡那天，我刚巧回到了县城，我看到他们送别时的场面，许多人上车前哭哭啼啼，场景使人心酸，催人泪下，这哪是去干革命呀！简直就是被充军、被流放，更似是一种生离死别，和我们下去时的情况相比，天壤之别。

面对发生的这一切一切，我想不通，感到迷惘，想到自己的现在，我感到孤独失落，想到将来，我感到渺渺茫茫。总觉得现在自己就像凭借着大自然所赋予的满躯活力和一腔热血开进了自己挖掘的坟墓一样。

经历理想的破灭和被原始农村改造的巨大痛苦，农村的现实又使我面临生存的严峻考验，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同样贫困，我开始感到自己当年上山下乡这一行动，并不象理想中的那样崇高、伟大，反而感到这是一场灾难。尽管农村的天地确实是那么的广阔，而作为我们城市去的知识青年，在那里注定没有可能有大作为的。身体上的劳累、病残，再加上精神上的苦闷无望，我和绝大多数插队青年一样，都在一种悲观灰暗的心绪中生活。在那举目无亲的土地上，对那里的贫困，我们不仅无能为力而且只有去适应承受；陌生的土地并不需要我们，也没有精力来教育我们。当然，面对历史的安排，它们也无法逃避我们。我们在这尴尬的错位中被确定了尴尬的角色：成了在家乡和他乡都没有地位的社会弃儿！被艰苦困扰的隐忍，被孤寂囚禁的疯狂，被爱情遗弃的彷徨和青春活力无以宣泄的苦闷。加上那摆脱不了的枯燥无味单调，又苦又穷又累又没希望的生活，使我最终形成了一股对上山下乡不满的抵触情绪。常常面对大千世界，只能长歌当哭，怀着一缕如烟如雾的期待，挣扎于失望、绝望、消沉的边缘……《松花江上》成了我最想唱、最爱唱、最经常唱的一首歌，那悲凉的曲调，那凄婉的歌词，多么像我现今生活的写照。我们几个相处较近的插青，常常聚在一起，每当万籁俱寂，一片漆黑，在黑沉沉的夜幕下，望着无穷无尽的夜空，听着田里的虫鸣蛙叫的“啯啯”声，更增添内心的烦躁和惆怅。常常不知是谁，撕开沙哑的喉咙，近似嚎哭般地就唱了起来：

“……

流浪，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

歌声如哀似泣、如诉似怨，声声哽咽，泪水如注，情绪的压抑，一时间大家都被这悲凉、酸苦、低沉而又柔意绵绵的歌声惊呆，人们似被带回到温暖的家，熟悉的故乡，時而又带到了孤独的乡村荒野，带进现实之中

青年人做事总是朝好的一方面去想。六十年代初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是满怀一腔热血去农村的。从后来披露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决策者出于“建设新农村”的美好愿望，与执行者“解决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实际操作，使青年人产生了“距离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和“城市流氓、阿飞“划上等号。因此下乡后，现实和理想发生了碰撞时，我们的思想出现了这或那的问题时，是并不奇怪的现象。情绪的压抑，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第三章  卷入文革

我们1964年、1965年、1966年这三届上山下乡插队、建队的知识青年和1968年12月底毛泽东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达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相比较来说，我们是他们上山下乡的大哥哥、大姐姐。虽然大家都是同命运的人。但我们这三届插建队青年都是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在农村历经了那场文化大革命炼狱血与火的洗礼，个中滋味却是他们所没有经受与历验过的，因此我们也就比他们更经历多一层苦与难。

1965年11月10日, 在毛泽东的黙许下, 上海《文汇報》抛出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出笼完全是针对具有海瑞风范、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敢于直靣公开顶撞毛泽东的彭德怀的。文章出笼后, 在全国各地引起不同的反应，《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均未予转载，相反, 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还拟制《二月提纲》,从根夲上限制了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 致使北京市整个批判气氛尤显得冷冷清清， 这一作法极大地激怒了毛泽东。

1966年春夏之交，全国的政治空气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5月16日，在由毛泽东親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公开点名批判彭真, 怒斥北京市委在彭真的把持下变为针挿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囯。会议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長丶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导小组，即“５．１６”通知。江青终于能如願以偿丶从一个黙黙无闻的无名小卒跳将到最髙的政治舞台上耒了。毛泽东把学术上的争议延伸到对邓拓、吴唅、廖沬沙的所谓的“三家村”的批判，其后又下令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敢于揭开北京大学党委维护“三家村”盖子的大字報。８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极其明确地指出中国的赫鲁暁夫式的野心家就隐藏在身边，其时矛头己是指向了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了。８月８日，在毛泽东的完全掌控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样, 由毛泽东親手点燃的、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终于在全国迅速蔓延, 批判的浪潮汹湧澎湃, 惊涛骇人, 直卷九百六十五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 全国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浓雾之中, 10年浩劫、民族的灾难由此拉开了帷幕。连我插队所在的贵县附城公社东北大队也没能幸免，而首当其冲的便是我们这些插队青年。当时附城公社党委将我们东北大队的全体插队青年集中到棉村小学，名义上是组织我们插队青年学习、批判“三家村”的材料，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对“插青”来一个整顿，因为当时在插队青年中，由于种种原因, 有相当部份人不安心农村，情绪波动的现象比比皆是。公社党委要求我们每一个插队青年结合自己思想实际谈认识，谈体会，做到“灵魂深处闹革命”。我在会上很坦率的谈了自己个人的思想动态，也谈了对我们下乡插队后在插队青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自己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指出造成相当部分插队青年的思想出现波动情绪的主客观原因，并借此机会向公社党委提出了自己个人的请求。我的发言在插队青年中引起广泛的同感，深得大多数插队青年的支持，并在会上纷纷发言。组办这次学习班所得的效果远远偏离了公社党委原先预期的目的，我的发言触怒了公社领导的个别人，这个所谓的学习班不得不草草收场。在学习班总结会上，公社领导气急败坏并极有所指地说：

“你们中的个别人不要太狂，在运动后期是要划分左、中、右……”

这个公社领导在会上的叫嚣，也激怒了我们插队青年，难道因为我们在学习班上坦陈自己的思想认识，就要把我们打成“右派分子”不成？因此，学习班刚结束，我们这群插队青年不约而同地相聚在张若波他们那个小组的住房里，在黯淡的煤油灯下，议论这件事，越谈大家的心越是收紧，怎么办？真的要坐以待毙吗？如果到了运动后期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我们这一辈子不就都完了吗？虽然大家从心底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权力在人家手上，唉……我们感到缺少力量，但是力量如何凝聚？我们心中都没有个底。事情的发生给了我们啟示,力量只有靠团结，用同一种声音来抗击“压迫”才能自救。大家心里忿忿不平，经过商量, 最后决定将这件事由我执笔给自治区党委，自治区安置领导小组写信，如实地将这次公社组织我们办学习班的情况向他们反映，希望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和给予解决，大家都在信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信发出去后，我们都在期待着能得到上级领导部门给予一个公正的答复。岂料，这封信最终还是落回到公社领导手中，公社领导看到我这么“狂妄” 、竟敢越级向上反映情况，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屁股你也敢摸，这还了得？自此，我成了领导的眼中钉。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宣告文化大革命进入狂飚突进的时期，中国顿时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在伟人的巨手挥指下，文化大革命像惊雷卷着狂风，中国的大地蔓延着无边的烈火，火势乘着风势，向四面八方伸展着火舌，所到之处，浓烟滚滚。凝聚已久的红卫兵运动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爆发出来的并不是滚烫的熔岩，而是比熔岩更炽热更奔腾的一种狂热的激流。这股激流在跳跃、升腾、分化、聚合的形态中急剧运动，并裹挟着那股烈火，沸水倾泻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烈火、沸水带来的热浪让中国大地的每一个人感到晕眩，而它发的沸声更让人震惊。

在我县，成百上千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成群结队涌上街头，他们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举着“砸烂旧卋界，创造新世界” 的大型横幅标语，高呼着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坚决与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作彻底的决裂！”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激昂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丶大字報。以摧枯垃朽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大破四旧，撗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处是“三忠于” 、“四无限” 的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和“拿起筆來作刀枪”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狂呼声似狂涛，那时中国人的国骂己被谱写成了琅琅爽口的“革命歌曲” 而风靡神州大地。几乎一亱之间，我县城区的所有商舗、大街小巷，甚至连公共厕所的墙壁上都打印上毛泽东的头像、涂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革命性标语，到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所有为封、资、修服务的理发、缝纫、照相、饮食等行业、甚至连旧书摊统通成了革命的对象；留着“飞机头” 、穿着大西装、牛仔裤、喇叭裤、髙跟鞋、佩戴手饰、项鍊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谴责；商店、学校、街道的名称也要跟上革命的潮流，通统改成了革命性的新名号：县东街改为向阳路，榕兴街改为前锋路，棉新街改为灭资路，永明街改为东风路，西五街改为红卫路；达开中学改为向阳中学，县西小学改为向阳小学，县东小学改为反帝小学，兴隆小学改为跃进小学，永明小学改为东风小学。其它沾带有封、资、修反动色彩的店舗、商标、路牌、站台等一律改換成诸如“卫东” 、“向阳” 、“朝阳” 、“立新” 、“前进” 等带革命性的名字，而许多个人也纷纷改了自己的名字，以此来标榜自己的革命性和彻底性。而家庭原来供奉的祖宗牌位、神台，村边路旁立的“社公” 碑记、寺庙的菩萨佛像，纪念性的牌坊、文物古迹，古代人和外国人的画、像，器具更是倒了八百辈子的霉运，统统被革命的红卫兵砸得个稀巴烂；所有的电影、戏剧、音乐、舞蹈、曲艺、图书、美术、书法、雕塑工艺以及传承了数千年的民间民俗文化一律被視为封、资、修的糟粕而惨遭无情的封杀；城区的两大宗教教堂：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均被捣毁；贵县有名的東湖公园内的石达开纪念碑、翼王亭、有汪精卫手书的“太平人杰” 的碑塔、桂东南起义纪念碑也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连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千年古胜迹南山寺亦不能幸免, 寺内所有的神像、门匾全被砸烂, 连寺內大厅里的地砖也被人趁机挖掘一空，千年名刹变成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破除四旧后, 接下来的便是打人抄家之风。此风是经过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周密布置的。以北京为起点, 好似恶性瘟疫的传抪一样，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公开践踏宪法的打人、抄家等残害公民生命财产、人身安全的飓风行动，那时所谓神圣的宪法早己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 烂賎到连手纸都不如的地步。

在我县，那些曾是前清的遗老遗少、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伪人员、地主、富农和资夲家的家庭几乎全部被查抄。其中有一些人借抄家机会渾水摸魚、中饱私囊。家中保存留有的金、银首饰、元宝、翡翠珍珠玉器、古玩、古董、字画藏书以及被认为是变天帳的旧証件丶个人日记……均被红卫兵劫掠一空。抄家所抢得的財物还被作为“輝煌战果“拿去展览，以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同时其中不少部份也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私人的手中，成为了他们的战利品。

在此同时, 根椐公安部新的規定, 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由原来划的地(主) 、富(农) 、反(革命) 、坏(分子) 四类分子扩大到21种人, 其中也包括了1957年整风反右時所划定出的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 等统统列入了被专政的对象范畴, 这些时刻幻想复僻变天的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孝子贤孙, 在強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靣前, 只能老老实实、低头伏地、唯首是命, 規規矩矩夾着尾巴做人, 不能乱说乱动, 否則, 只会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砸得骨碎身粉, 永无翻身之时。在对他们进行专政的同時, 还被強制去参加各种无偿的劳动, 即所谓的义务劳动, 以“ 赎回他们的罪过” ，而且要定期去向无产阶级“请罪” 、“汇报思想”, 至于随时随地被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喚, 去接受他们对自己的“ 教育”, 任由他们以各种借口和理由对自己进行各种形式的批斗、体罚和恣意凌辱, 只能象狗一样被他们任意玩弄于股掌之中, 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尊严早己被毁灭得荡然无存了。那時候还有什么人性可讲, 是兽性, 是地地道道的兽性！以至使不少人因不愖忍受这些兽性的暴虐, 为了维护自己做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尊严, 而不得不选择自殺、以自我了断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

在扫除“封、资、修”的行动中。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动给中国文化带来多大的损害。他们毁掉的不仅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积累，也不仅仅是毁掉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经验与成果，更重要的是，这种扫除“封、资、修”的行为极大的损害了中国人的意识观念和思维方式。政治上的过分保权，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加上红卫兵对异类文化的毁灭。实际上都在强化着一种唯一意识和权威人格。他们捣碎的不仅仅是古代的文物、遗址，而是在践踏中国悠久的物质积累，禁止的也不仅仅是服饰、装饰，而是毁灭人类共有的文化精神。

虽然我是在这股狂潮中“脱颖而出”。但所幸的是我们插队青年并未被盲目卷进到那股毁灭民族文化的浊流中去。我们只是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进行呼吁。否则，我和我的插队朋友们将变成历史的千古罪人而遗恨终生。

1966年9月期间, 在县城发生了震动较大, 影响较深的插队青年囬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9.6” 亊件。

“文革”这股汹涌的浊流也将众多的插队青年裹挟进去了，那时正当青春热血，书生意气的我，首当其冲。回想插队两年多来的所见所闻所历，想到插队青年的未卜命运，想到公社那次办学习班的情况；久郁心中的那股怨气和怒气再也压抑不住了，一股要为广大插队青年，也为自己伸张正义的豪气冲天而起。我利用回城休息的机会，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写出了题为“贵城镇党委在上山下乡安置工作中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张贴在街头的大字报栏上，是当时在贵县第一份把矛头直指向领导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同时我又分别与陆村，西山，覃塘，八塘的插队、建队青年取得联系，互相交换通报了各所在地的插队、建队青年的思想现状和下乡后的感受，深有同感。下乡后，面对农村的现实，发现我们一向崇敬的党员也有令人作呕的丑行；一向以为天堂般美好的人民公社也有不堪入目的阴暗面；而我们一向觉得勤劳、简朴的贫下中农也有那么多的自私、保守和落后……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味通的感觉。希望的幻灭，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愤，被诱奸的耻辱，把我们压进思索、寻觅的炼狱。敏感积多了变成不满、不满积多了变成牢骚、牢骚不能发泄就变成了积怨。此时，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爆炸性的内部消息：我们第一批下乡插队的带队干部，当时任贵县贵城镇团委书记的林0华，在其带队下乡期间，利用手中的那一点点权力，奸污了我们插队女青年致怀孕。事情暴露后，林0华不但没有受到处理，反被提拔重用，任贵城镇党委组委。消息传来到我们插队青年中间，立即像炸开的油锅似的，引起我们群情激愤，个个怒火

中烧，心中久久郁藏的积怨，终于爆发了，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一致商定，为了造成声势，扩大影响，决定于1966年9月6日这天（因为这天是贵县街赶集的日子，四方八乡上街赶集的人多）组织各个插、建队点的知识青年统一集中进城向县委、镇委贴大字报。这就是当年震惊整个城区的插青“9.6” 亊件的起因。

从此，开始了我长达十多年的政治噩运。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 动，就这样使我们插队知识青年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间。当时，只有十几二十岁的我们，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和简单幼稚的理想，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匆匆上演了一出出现在看来既悲壮，又有些莫名其妙，既欢欣又痛苦的人间悲剧。

亊件的整个经过是这样的:

1966年9月6日，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这天的中午时分，一碧晴空，万里无云。正逢圩日，赶圩的，看大字报的，人头攒动。我们回城的插队、建队青年的队伍，个个臂上戴着印有“红铁军”字样的袖章，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一路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精神振奋，行走在县城的街道上，吸引许多路人，倾目注视。我们的队伍首先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前，在县委门前的墙上贴了我们写的大字报，又向镇委、镇政府的所在地走去。到了镇委镇政府，我们贴了大字报后，准备入内去找镇领导反映我们插建队青年的要求时，偏偏冤家路窄，在镇委、镇政府里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那个奸污插队女青年的带队干部林0华。我们拦住了他，向他提出了质问。他不但没有为自己所干下的丑行做半点反省检讨，相反还摆出一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样子，认为我们奈何不了他，这就激起了我们插队建队青年的众愤。大家不由分说，当场用报纸糊了一顶高帽子给他戴上，并把大字报贴到他那件短袖衫上，他当即把它撕烂了。插队建队青年们的情绪本来就冲动，见到林0华这么耍无赖的态度，更是火上加油了，大家一齐吼道：

“好哇，你林0华敢撕我们的革命大字报，就是破文化大革命！”这時候，又有人提议：

“他如此嚣张，拉他出去游街，亮亮他的那些丑行！”

“对，拉他游街！”

“拉他游街！”众人一呼百应。

面对突然发生的变故，我和其他几个人简单商量了之后，为了顺应插队青年们激愤起来的情绪，临時决定将我们原来准备的行动程序增加了一个内容；拉林0华出去游街！既要刹刹他的威风，也可以出出我们压抑已久的怨气，并将这股怨气统统倾吐发泄到林0华身上去。

我们将林0华拉出来，在人群中，林0华顿觉威风尽失，众多插队青年的声音使他的声音暗哑。我第一次感到，愤怒所表现的力量有时候可以压倒制度所赋予的权力。这些经历了痛苦、焦虑、绝望的内心体验的人们，他们是虚无而又具体的存在，一旦外部的压力减弱，他们内部聚压的力量冲弹出来就会形成反理性的疯狂。

仇恨、愤怒、凑热闹、恶作剧……乱七八糟的情感搅合在一起，把林0华拉、推到了街上，尽管在拉推，但林0华并没有遭到肉体的打击。因为事前我曾再三告诫要求大家切勿对其动武力，哪怕我们对他恨之入骨, 以免授人攻击之把抦。

我们这些插队青年竟然敢把干部林0华戴高帽拉去游街示众，成为了贵县街上当天的特大新闻，在这座小小的县城引起的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因为之前，被拉出去戴高帽游街示众批斗的都是一些普通群众，是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之类的人物。而敢把领导、敢把干部拉去戴高帽游街的，也就只有我们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上山下乡青年，才敢干出来，在贵县首开第一例。我们沿街向群众诉说我们下乡后的种种遭遇和所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更是声泪俱下的向社会向群众控诉林0华倚权侮辱摧残我们插队女青年罪恶丑行，诉说我们插队青年的人身无保障。我们的整个行动从中午12点钟开始，没有间歇过。特别是游行到十字街口的時候，围观的群众更多，里三层外三层，围得密密麻麻，当我们控诉到林0华倚权奸污我们女插青时，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公愤，个个义愤填膺，振臂高呼要严惩他。我们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一吐心中怨气，能造出这么浩大的声势，能在社会和广大群众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同情，出现这个如此壮观的场靣，是我们預先沒有设想到的，因而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在游行中，许多群众和家长给我们送来了茶水和食物，表示支持，更使大家的精神、情绪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中，完全忘记了饥饿和疲劳。但是，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社会经验的我们这群愣头青年，仗凭一时意气，凭一时冲动，竞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一行动，虽然能得到社会和广大群众的同情，却极大的触动了县、镇某些领导的神经，他们认为我们大逆不道，无法无天，视我们为猛兽洪水。我们的行动还在进行的过程中，一张无形的政治大网已铺开并悄悄向我们撒去，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派出了公安便衣在我们的周围盯梢，监视，上黑名单，连夜组织成立“贵城镇小学教工赤卫队”，对我们插、建队青年进行政治大围剿；翻抄我们家庭、个人历史档案，上至祖宗十八代，下到三亲六戚，五姑六婆一个也不放过，只要能稍稍沾上边，都牵连进去。不惜耗尽一切心机、人力、物力、财力，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到处搜罗有关我们的各种“黑材料”，哪怕是我们个人的一点点生活小节问题也成为他们攻击的炮弹，然后无限上纲上线，大做文章。

风乍起，云遮日，政治的演变有时候也像自然界发生的现象瞬息万变，无所适从。第二天一大早，全城大街小巷贴满了声讨、清算、批判我们插队青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把我们的大字报复盖得严严实实，丝毫没有透气的地方，“红铁军”组织被诬为反革命黑帮，甚至连我的家门口也被那些攻击的大字报盖住了，他们使尽了一个泼妇骂街的伎俩，对我们进行围攻、谩骂，这一切就像泥石流那样污浊突然，几乎要把我们都淹没了。

面对着这突发的一切，就像一个旱天炸雷，把我们这群人都炸朦了。昨天，就还是昨天，我们都还是一个革命知识青年，一个听党的话，上山下乡插队的好青年，一夜之间便成了反革命黑帮分子。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大了起来。刚离开学校不久，涉世不深，从未经历过任何政治斗争、政治运动的我们，面对这么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对手，我们都显得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自问我们根据《十六条》去做，何错何罪之有？对他们那种种不实的污蔑、攻击和谩骂，我们想回击，却无力回击。因为我们还要回生产队去挣工分来养活自己。我们没有这个精力、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连我们原来写大字报的一切费用都是靠大家你三角、我五角钱地凑起来的。我们的对手是官办组织，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他们的一切开支都是从国库财政里支出，我们较得起吗？从末经过政治运动的历炼，不知道政治斗争的凶险和复杂。我们这群不知深浅的楞头小子真不知如何应对，面对着強大的攻击，我们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到最后只好偃旗息鼓，草草收场，敗陣下来。经此一招，使我感到浑身十分疲乏，好像被台风卷到波涛滚滚的大海中，在浪尖风口中拼命挣扎一样，要在绝望中求取生存。为了不连累家庭，那几天时间，我和林毓邦两人都不敢回家，因为我和毓邦同是1964年贵县高中同届毕业的校友，而我们俩都戴副近視镜，这个样相，在当時那个年代是显得很特殊的，因为林毓邦的父亲解放前任过“伪镇长” 的职务，而我父亲当時在贵县交通银行做一个小职员,为了保住饭碗，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组织。我祖父在解放后被划为“化形地主”，（ 我还记得1950年初，贵县进行土地改革，退租退押的時候，我们全族大大小小几十号人，当時还不足5岁的我，也一样被关进贵县幼稚园去接受土改（即土地改革）工作干部对地富分子及其家属的训话。但是直到現在为止, 我都还不了解当時把我祖父划定为“化形地主” 究竟是何意思？依据又在哪里？）所以说，我们俩个都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 的“孝子贤孙”，为了给我们插青这次行动抹黑，以达到从整体上摧垮我们的目的，当时满大街大字报都说这次插队、建队青年的行动是以我和林毓邦两人为首策划、组织、指揮，把我们俩个称之为“林、简二人”。（ 其实，说我是主要的策划、组织、指挥者之一是不假，而硬将林毓邦牵扯进来，毓邦的确是无辜的。）因此我们两人都不敢回家, 生怕家里人因我们而受到牵累。 其实 那時我们己被上挖到祖宗三代、下累了親朋九族。我和毓邦两人在东湖公园游泳池边上熬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幸好当时游泳池的管理员谭火全是我小学时的同学, 又是同街兄弟, 街坊邻里, 互相间很熟悉，对我们插队建队青年的情况和这次行动都很同情和理解，收留我们，才有一个勉为栖身之处。

为了把我们这些插建队青年完全置于死地，不仅在县城大规模组织力量对我们进行残酷镇压，同时，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贫下中农朴素的阶级思想和愚忠愚昧的阶级感情，抓住我们个别插队青年的一些生活枝节小事，无限上纲上线，挑拨离间我们和社员的关系，制造我们和当地农民的矛盾，煽动挑起农民对我们的不满和仇视情绪。指令我们下乡插队所在的农村群众，也对我们进行残酷的政治围剿。在他们的操纵下，农村下面的情况更为严酷。我们的住所，包括大门，窗口，墙壁，厨房全部贴满了各种内容不实的恶毒污蔑的大字报。在他们的纵容下，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场合，那些农村农民只要见到我们插队青年，就要振臂高呼“打倒黑帮分子000”的口号，更有甚者的是，还专门组织那些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在我们吃饭的时候，站到我的门口外齐声高喊“打倒黑帮分子简毓骐”的口号，限制我们插队青年之间的相互来往，派人对我们的行动进行监视、跟踪、盯梢，我们已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甚至他们教唆小孩用石头砖块砸我们的窗门，用牛粪糊塞我们厨房的烟囱，把我们自留地种的菜拔掉，踩烂，不准农民和我们接触，说话，使到那些平时和我们关系较好的农民，见到我们就远远躲开，像避瘟疫一样，话都不敢说半句。他们不但对我们这些插队青年在政治上进行无情迫害，在工作上、经济上也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要各生产队把最重、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就安排我们去做，没有任何半点商讨的余地，且同工不同酬，相差天地悬殊。在他们印象中认为好点的，每个劳动日给你记上个三分，二分一天，差点的他们只给一分，他们认为坏的，就只给五厘甚至一厘工分一天，我的工分是一厘工分一天，这是没二话可说的。在农村里，正常的劳动力每个劳动日的工分都有10分左右，也就是说，农民干三天挣得的工分，我要足足干上一年才挣得到。在我们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时，也有些社员对我们是表示同情，他们背地里安慰劝解我们，说是由于上面有压力，不得不敷衍应付一下，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我们要忍一点。他们的说话使我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到底群众心中有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面对现实，思想和言论之中难免有些过激之处。在那个令人发疯的年代，有点偏激又算什么？那个年月，那个环境，哪个不发疯？！何至于要动用行政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些插队青年,这不分明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吗？在巨大的政治压力、残酷的经济绞杀下，我连半点喘息求生的机会都没有了。绝望好像那锋利的刀子一样致命地伤害着我曾经一度满怀希望的心灵。心灵的疼痛和流血使我的脸全部变得惨白并且扭曲变性。古人有云：“哀、莫大于心死，”我这颗并未苍老却是正当年轻的心在绝望中挣扎、呻吟，然后慢慢死去。

悲观情绪像一片慢慢涨起的潮水，把我这曾经满怀豪情的年轻人抛入到命运灭顶之灾中去。我那時所处的情况就好比在自然灾难面前的人类，同飓风、海啸、山崩、地裂、地震、火山爆发等等不可抗拒的法则相比，一切人为的努力，抗争不是都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吗？

信心和激情是一支点燃的蜡烛，光亮越大、燃烧越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逾越自身心里的距离。当你满怀信心去抓住眼前那个希望的气球，它却始终只在你的激情照耀下，闪闪烁烁，忽隐忽现，当你的蜡烛燃烧殆尽，你的那颗心因为红影消失，而终将被黑暗的潮水吞没。

“真的没有希望”？

“我注定要走向毁灭”？

我自我诘问。在农村，我已确实再无立锥之地了，家里又是不能回去了的，情势逼着我作出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出走！

第四章  出走逃生

张若波、林炀杰和我三人在农村生产队里的处境几乎都是一样，受的迫害、歧视最深、最大。共同的遭遇把我们的命运联在一起了。我和张若波、林炀杰二人经过多次商量之后，终于决定远走塞外去另谋生路。我们这个“出走”计划是背着亲人及插青队友秘密进行的。为了筹集路费，我把自己的棉被、稍微好一点的衣物及凡能典当换钱的东西都悄悄托人拿去变卖，才凑得不够200元作为自己此次亡命天涯的路费。他们两个也好不了多少。

由于当时我们正处在红色的恐怖中，我们的行动处处有人监视，盯梢。特别是我这个被他们锁定的坏头头，目标更大。因此，为了保证我们这次外逃出走的行动计划，不被发现，不得不处处十分审慎、小心。最后商量决定我们离开贵县时，要分散行动：我单独一个人先离开贵县到黎塘，在那里等候他们，次日，林炀杰、张若波他们再在贵县上车，到黎塘与我会合后，然后一起往西北方向行。至于我如何离开贵县则由我自己解决。这时，我找到了儿时的至交罗海楼，将我的处境和难处告诉了他。待人义胆侠肝的他，听了我的请求后，二话不多说，並立即答应再找一个靠得住的朋友，利用晚上时间、人少的机会，用自行车送我走。并密定下我出走的时间是1966年11月3日晚上的子夜时分。那时人们正在酣睡之中，不容易被发觉，安全系数高。

1966年11月3日这天，是我决定离开家乡远逃塞北的日子，想到从此我就要背井离乡远走天涯时，我坐立不安 ，心神不宁，丢三落四的，每当见到母亲的时候，心里总想说上一两句话，可话到嘴边，又不知说什么好，欲言又止。母亲见此状况，问我：

“你今天怎么了，成天整个人魂不守舍似的，神色怪怪的，有什么心事？”

我连忙岔开话题，说：“没有，没有。”

看到母亲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敢把要远走塞外的事情告诉她老人家，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来，为了我的事情，母亲日夜担惊受怕、操心，整个人更显得憔悴苍老，我怎么能在她滴血的心上再插上一刀呢？

这天晚上的月亮没有被云彩遮住，虽不很圆，但分外明亮。我静静地坐在自家的小阁楼上，临窗眺望。只见月亮，清寒的光辉如纱似雾漫洒在没遮帘布的窗口上，想到呆在家里就只有短短的两三个小时了，这一走，不知何时，或许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个家了。内心阵阵紧缩。人在等待的时候，时间过得仿佛特别慢，听着墙上的老挂钟“滴答、滴答”有条不紊响声，我的心头也“卟卟”直乱跳。前路将会有什么在等待我呢？福兮？祸兮？天也苍苍，地也茫茫，世界之大，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的出路在哪里？“条条大路通罗马”是个古老的真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谁也难料到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当然渴望一帆风顺，但逆风苦雨是不会因为你有良好的意愿而不出现。前景未卜……我不敢再往下想了，离起行的时间快到了，我轻轻踮着脚步，悄悄地走到母亲床前，望着皱纹满脸白发苍苍的慈祥的母亲，泪流满面，内心阵阵剧痛，我跪下来给母亲磕头，内心无限愧疚地说：

“妈妈，儿子不孝，对不住您老人家了，愿您保重，生养之恩，日后有机会定当图报。”

直到临行前我才将我要出走新疆一亊告知妹妹，吩咐她代我照顾好妈妈，不要将我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因此只有小妹简家琏为我送行。她流着泪，轻声地问：

“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她的声音嘶哑而悲凉。

我无言以对。是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还有回来的机会吗？此后天各一方，人海茫茫，而前路渺渺，再看夜空无穷……我不敢再往下想，怕远走的决心会因此变卦。我硬着心肠，与妹妹挥泪告别。我，就这样走了，远远地走了。想不到这一走与妹妹竟成人生永诀。待我再回到家乡时，我们兄妹二人已阴阳两隔，永无再见之时，我的那个家，那个曾留有我童年的欢乐和梦幻的家，也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而令我抱恨终生。

我坐在海楼的自行车上离家而去，满眼含泪，深情地凝望着我那熟悉温馨的家，渐行渐离渐远……终于完全消失在夜幕里。满眶悲凉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任其似泉涌流。满目皆空，我心里也空空如也，只有说不出的凄凉和悲哀。

从贵县到黎塘有120多里路，就是海楼和他的朋友用自行车送我去的。一路上夜风时而吹来，吹过原野，吹过山林，不时发出阵阵轻微而又漫长的呼啸，仿佛是广阔无垠的宇宙发出的无奈的哀叹声，伴我远行。

我是第一次远离家门。那年，我刚二十一岁，一个毛头小伙子。

本来我和张若波、林炀杰二人约定好，第二天，即是11月4日我们三人在黎塘车站会合的。可是列车过了一趟又一趟，出站的旅客出了一拨又一拨，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我望眼欲穿，他们俩人的踪影一直不现，使我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莫非是他们出走的计划被发现，他们俩人被抓起来了？他们会供出我吗？县里会派人来追捕我吗？一连串的问号直往我脑子中猛钻，我不敢想象我如果被抓回去以后的结果。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断地在心里直问自己。没有一个可以和我商量的人，只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去向了。俗话说的好：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想，我也只有破釜沉舟了。哪怕前面就是火海刀山，自己也要闯过去，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决心一定，我购了车票，毅然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开始了自己漫无目的的孤身万里远行……列车驶离了甘肃兰州时，西北大地已经大雪铺盖了，车窗外的视野就像电影里的  镜头摇出广阔无垠的戈壁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情景呈现在我的眼前，荒芜的戈壁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戈壁与灰蒙蒙的天边混合在一起，辨不清哪是天空，哪是大地，铅灰色的天空，低矮、阴沉沉的仿佛整个儿要压下来似的，压得人都喘不过气来。

经过了七天七夜的列车颠簸，终于来到了塞北高原的乌鲁木齐市了。已是入黑时分。下了车，我站在车站的月台上，望着这陌生的塞北高原，举目无亲，整个人都懵了。一片白雪茫茫，凛冽的西北风，呼呼直叫，风卷着漫天大雪向我无情地砸来，塞外大地以它独有的方式款待着我这个从南国来的远走天涯的沦落人，寒风冷雪是它送给我的见面礼。刀割似的溯风无情地吹透了我单薄的棉衣，我冷得浑身直打哆嗦。脸被风吹得像刀割般疼痛，迎着刺骨的寒风，蜷缩着身体，这时从家里带来的御寒衣物都已经被我全部武装起来了，仍抗御不住寒风透骨，牙齿上下直打架，脚上只穿着一双旧胶鞋，冷得手脚钻心般的疼痛，稍在室外站一会儿，四肢快冻僵了。想进候车室去喘息一会，连门都没有，铁路车站工作人员根本不让进去。离开车站，茫然四顾，一片漆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摸摸口袋那几张快被我捻得出水了的人民币，这是最后剩下的50多元钱了，这是保命钱啊，我舍不得拿去住旅店。我在大风雪中徘徊，飘飞的大雪笼罩住一切，周围除了老树，就是皑皑白雪，唯一让人感到和现实相联系的地方是那冷落的路灯。可是它那暗淡的灯光在风雪中显得更加阴冷和孤苦。正是：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望着他们，想到自己孤身只影，举目无亲，触景生情，辛酸的泪水控制不住又流了出来。我独自站在雪地里好久、好久，都没有挪动脚步，直到浑身都快冻僵了，才折身随着那些盲流的人（指没有目的地到处流动的人群），沿着依稀可见的雪路，又往乌鲁木齐汽车站奔去，因为听说汽车站的候车室可以允许旅客在里面逗留，这等于是一个免费的大客栈了。

到了乌鲁木齐汽车站，刚一推门，一股热烘烘的混夹着人气、汗气、膻气、骚气与各种各样臭气的热浪迎面扑来，使得我差一点呕吐。只见候车室内，密密实实的人几乎就要把这个候车室挤破，人压人，人叠人，人睡人，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找不到。那时，候车室外北风怒吼，像要把整个大地撕破似的，鹅毛般的大雪铺天盖地在下，积雪都已没过人的膝盖，气温摄氏零下17度；而室内雾气腾腾，汗流满面，更有甚者，那些从甘肃来的婆娘，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上身脱得精光，毫无顾忌地在那里互相捉虱或喂奶小孩，嬉笑怒骂，室内外气温相差之大可见。

候车室内人声鼎沸，小孩的哭声，吵骂声，嬉笑声，哀叹声，各种各样的方言声混杂一片，震耳欲聋。我进也不能，退也不是，正在我举步维艰，不知所措时，只见有人猛拉我裤脚，我低头一看，原来是睡在椅底下的一个年轻人在拉我，他指指他身边挪腾出的不到一尺宽的地方，示意我睡下来，总算碰上个好心人。我也顾不那么多，在那个场合，已无什么面子可讲了，便像他那样，猫下身子，钻到椅底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处。对比那些连站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我可算幸运多了。一交谈，才知大家都是两广老乡。尽管又累又饿，却无法入睡，睁着眼睛到天亮……想到如今自己的处境，只觉心头阵阵酸楚，出路，出路在哪里？我在脑中深深地思索着。

初来到新疆那几天，整天在车站四周徘徊，等待张若波、林炀杰他们俩人的到来。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了，连半点踪迹也不见，身上的盘缠一天天见少，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为了节省开支，我只好勒紧裤腰带一天只吃一顿，有时两个馒头，有时一碗面就应付过去了。世界事往往就是这样，人一倒霉了，事事都不顺意，饮凉水也会塞牙缝。可不，刚去几天，由于水土不服，肚痛拉稀，一个钟要跑七、八次厕所，还要带上自己那包行李，很不方便。这不，肚子又痛了，我托身旁一个广西老乡帮照看一下，就匆匆忙忙往厕所赶，待我回来一看，整个人都呆了，那对父女连同我的行李都不见了，我向旁边的人打听，原来那对父女已上车了，而我的行李则被另一个人拿走了。前后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我此次彻底成了无产者，一无所有了。真是“屋漏又逢连夜雨”，我怎么那么倒霉？！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闻，此时此地，欲哭无泪。有人说，生活像逆水行舟，可我觉得这句话并不包括我在内。逆水行舟虽然艰难，尚有舟可乘，而我现今比逆水行舟难多了。我是在人生路上孑孓独行，飘泊天涯，似断梗飘蓬，孤影单身，魂游塞外，何处是归宿？这时我整个人就像被烈日晒干了的茄子一样——蔫了，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呆呆地在汽车站四周漫无目的地溜转、徘徊……忽然好像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喊叫我的名字，我以为听错，在这远离家乡几千里的地方，会有谁认识我？我再仔细听，不错，的确是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多熟悉的，亲切的乡音！我回头四处张望，终于望见了，是张若波、林炀杰他们俩人在不远处向我猛喊猛招手。我整个人都愣了，这不是在做梦吧？！我用手揉揉眼睛，再望，仔细地望，不错，果然是他们俩人，是张若波、林炀杰，是他们来了！我在心里高喊：终于等到他们了！刚才那沮丧的心情顿时一扫清光。我三步并作一步向他俩奔去，他们也快步向我走来，在那大庭广众之下我们三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当时心中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顾不得周围众多旁人投来的疑惑不解的眼光，我们吱吱喳喳说的贵县话他们根本听不懂，还以为我们是越南人呢。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都哭了，泣不成声，落难失散后的重逢，是悲，是喜，说不清，道不明，就是悲喜交集，。我们这三个失散了的亡命人终于又重聚了，重聚在雪地冰天的塞外高原。悬挂在心中十多天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相逢的喜悦、失散的情由还未诉说，可能是由于紧张的情绪得到了舒缓，这时我的胃又似刀绞般的痛起来，脸色发青，无法忍耐，他们见状，马上要送我去医院，那时我已身无分文了，他们身上也所剩无几，我怕花钱，所以不想去医院，但他们坚持要去，说：“救命要紧”。这时我想到我身上还带有那一个“红铁军”的袖章，用它冒充红卫兵先进去再说。当时红卫兵全国串连，到新疆的红卫兵也不少，各地都比较乱，这个办法果然见效。在乌鲁木齐市中医院急诊室确诊为急性肠胃炎，医师说如果再迟点来就会出危险，并马上安排住院。那天晚上又是针灸，又是打针，又是吃药，三管齐下，足足折腾了大半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疼痛才渐渐缓解下来。在医院我只住了两个晚上，这两个晚上是我离家出走二十多天来睡得最舒服的两个晚上，如果不是怕暴露自己的真正身份，我真想多住两天，好好享受享受,恢复身体，但想到自己的身份，怕稍有闪失，不好说话，所以刚稍微好点，我便坚持要出院。其实事后看来，自己当时的那种担心是多余的，在那个乱糟糟的时候，还有谁顾得上认真去考察调查你的真实身份呢。

我的病刚有所好转，又轮到张若波和林炀杰两人，他们也由于不适应那里的气候，而先后病倒了。面对这种实际情况，我们出走塞外另谋生路的决心和信心动摇了，但下一步该怎么走呢？三人商量的结果是打道回府，但总不能如此灰溜溜地囬去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太没面子了。我说：

“回家可以，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去，我不甘心，况且回到家乡后，该如何向其他插队青年们解释呢？”因为我们几个都应该算是插青中较有影响的人物了，这次我们出走塞外的做法，实在是愧对插青们对自己的信任了。但应该如何回去，我们才能做到师出有名呢？这時，我向他们提出了在我内心中自己酝酿了多日的一个想法。我说： 

“听说现在有不少人因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上京上访，我们同样也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为什么不趁此机会上京上访，要求解决我们的问題呢？即使以后我们囬到了家乡，在人前也还可以说得上句硬话。”

经我这样一说，他们俩人接受了我的建议，至于盘缠问题，我说;

“我打长话给我在河南信阳部队的二哥，请他帮助下，相信是多少会得一些的，加上你们身上还有的些许，凑合着节约点，应该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二哥接了我的电话，给我寄来了60元的救命钱，这就是我们三人上京的全部费用了。

1966年11月28日我们怀着失望、惆怅、渺茫的希望的复杂心情离开了新疆。

第五章  赴京上访

我们三人转道北京上访时，全部家当合起来不够100元，怎么办呢。我们决定采取“混”和“赖”的办法。所谓“混”即购短途车票，先“混”上车再说，行一步算一步；“赖”则是如果在车上查票被发现时，先说理，如果道理说不通，则只有“打赖”，反正怎么“赖”也要“赖”到北京去。幸好当时虽然中央和国务院已下了停止串连的命令，但各地赴京和四处串连的红卫兵仍然为数不少，车厢里人员爆满，每次到站停车，旅客进站上车时，车下的拼命往上挤，而车上的坚决抵制，如果有人稍开一隙窗透风，就会被车下面的人抓住时机，首先由一个人在下面的人的支撑下爬进车厢并迅速扩大战果，又强行打开窗，下面的人像是行李一样，一个个被人托着，举着塞进车厢。每节原定坐载118人的火车车厢，现在200多300人。茶几上、行李架上、座椅背上、座椅下面、过道里全都挤满了人。有时车厢厕所内同时挤进6-7人，上下车必须走车窗，上厕所必须从人肩膀上过。车板踏板，车厢顶上都有乘客，晚上打盹的人，都有被从车门踏板或车厢顶端抛下火车的危险。车厢下的弹簧，到了几乎要断裂的程度。每到一个车站，由于极度严重的超载，上不了人，车上车下的人常常发生冲突。由于如此，在车厢上走路都很困难，列车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也就谈不上查票了。我们一路藏藏闪闪，小心翼翼，终于有惊无险，平安到达北京站。

在进京的旅途中，尽管人满为患，但每天早上7点钟，当列车广播喇叭播出《东方红》乐曲后，各个车厢的红卫兵就不清闲了，组织旅客搞什么早请示，只见他们左手平按在胸前，右手高举着语录本，用抑扬顿挫的声音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其余的人机械的跟着喊。喊完之后，把眼角一耷拉，唱起“东方红”、“天大地大……”等，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脸上表情虔诚，跟着的人，脸上带着诚惶诚恐的神情……我看着心里十分不舒服。但现实就这样。觉得可笑，觉得他们可怜，自己也很可怜。这些算什么呢？和以前封建皇帝让臣民跪叩三呼万岁又有什么区别呢？一面在极力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一面又在搞人为的造神运动。看不惯,心里很别扭,听到那呼喊声时,身上感到泛起鸡皮粒,我也不去凑这种热闹,但求能顺利到达北京就万事大吉了。

到了北京，一看，真使我们大开眼界。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恢宏伟大，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使人眼花缭乱，热血沸腾。特别是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了许多有关上山下乡插队青年方面的大字报，大标语，更使我们精神大振，从中也知道各地上山下乡插队青年来京上访的还真不少呢！他们的遭遇和我们的大同小异，不少插队青年所受的迫害比我们的悲惨严重得多。看到这些情况后，我像吃了定心丸似的，心情安定了许多。我们三人都感到我们上京上访的这一步是走对了，为此，我还电告林毓邦、冯振瑜让他们也组织些人来北京，看看形势，了解全国各地插队青年的情况，增长见识，以便回去更好地组织我们贵县的插队青年开展下一步的行动，他们接到电报后也先后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我们找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我们的情况，要求给予平反。在等待中央文革接待站对我们的上访给予答复的期间, 我们接触、交识来自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内蒙、四川和北京的各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认识了从江苏镇江来的知青楊在如、李  远、裔延诚、孙素珍、孙学武、王秀珍等人, 他们和我们三人都是同時到达北京并一起安排住在左家庄接待站。彼此交谈之后，知道都是插队知青，命运相同，能在北京相识是缘份，因此有一种一见如故的特别亲切的感覚。我们推心置腹、互相倾诉了下乡插队的情况和感受、对上山下乡的看法以及在文革中的遭遇等等情况后，都身有同感，更覚相识恨晩。虽然和他们相处的時间不长，我们之间己结下很真挚深切的友谊，在此后的40多年中，我总无法忘怀他们，以及在北京時那段令人缅怀的日子。光阴荏苒，我的这些远方插队密友不知尚在人间否，如健在，也当是年近古稀耄耋老人了。当年他们的身体体质那么好，所以我覚得他们都应该还在人世，真的，很怀念他们。

通过自身的亲历，使我们越来越对上山下乡是所谓走革命化道路这个说法产生质疑。是呀，我们把青春留在了乡村荒山，但我们在那片土地上吸收到了什么呢？除了能“劳其筋骨，饿其肌肤” 外，什么都没有！相反，应该说是那片土地从我们身上吸去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这时（1966年底）我们到北京上访的知识青年从农垦部获悉当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的有关精神，其中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城镇闲散劳动力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

这句话不胫而走，很快在我们这些1964、1965、1966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传开了。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天啊！直到此時我们才知道，当年我们这些舍弃了城市生活，放弃了升学机会，满腔热情奔赴农村，誓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贡献一切的热血青年竟然成了“城镇闲散劳动力”！一群社会上“多余的人群”！在这严峻的事实面前，我们终于醒悟了，“我们被骗了”！我们为自己被欺瞒的灵魂伤心和激怒。为被当作“剩余劳动力”处理品廉价拍卖而悲哀。

回想下乡以来的一两年，我们完全是以革命甚至可以说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农村的。我们在农村办夜校，扫除文盲；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搞科学实验，要让穷乡僻壤变成沃野良田。我们这些大不过20岁左右，小不到16岁的青年，意气风发，干劲冲天，门上贴着“高瞻远足好青年志在农村，放眼世界革命者胸怀全球”的对联，心里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尚未获得解放的三分之二的人民。好像这个世界整个就是我们的，殊不知，现实和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城镇闲散劳动力”这一身份的确定，使大家意识到被愚弄之余更感到了理想的破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代人我们这群人曾有过的雄心，有过献身农村的激情和冲动，在现实面前我们的狂热性彻底碰了壁。如果说历史赋于我们这代人的伟大使命是消灭三大差别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我们用最美好的青春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三大差别不是在有效地缩小，而是相反，在我们身上明显地凸现甚至扩大的结果。因此说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已将上山下乡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错误路线。上山下乡只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过剩，也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困难的一个试验性的东西，它不过是冠以了一个华丽的名堂而已，我们这批人就成了这个试验的无谓试验品和无辜的牺牲者。当我们一旦发现自已最宝贵的青春、理想、汗水、劳动、投入乃至生命都是无效的投入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大厦立刻就会像雪崩一样坍塌下来。希望的破灭，前途渺茫。知青们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枯燥烦闷乏味的生活日复一日，我们无以发泄心中的压抑和忿满，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全国大地时，我们这群插青就是一堆干枯的柴火，那怕只要是碰到一丁点火星，它就会马上燃起冲天的烈焰。红卫兵的大串连帮助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大返城，各地的插队青年纷纷“揭竿而起”，下乡知青在红卫兵的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对这条路线进行了抵制。但由于我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我们是一群最弱势的群体，造反的心态不同，也夹杂有泄愤的情绪，当我们的行为得不到理解时，无奈之际，我们只好涌向北京，把矛盾上交给中央，而且愈演愈烈。

1966年12月25日，我亲眼目睹了清华大学数千学生，浩浩荡荡开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发动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大行动”。会后，这些学生队伍分别向西单、王府井、北京站等繁华地段出发，沿途高呼口号，搞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共和国的首都，第一次听到了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等口号，这些口号声从心底里使中国人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亚于强地震的发生所给人们带来的震动。堂堂一个国家主席怎么说打倒就被打倒了呢？疑惑不解，彷徨不安，象一团迷雾笼罩了国人的心头。而且这些口号还用大大的标语醒目地张贴在天安门城墙上。

北京是一片混乱，加上从全国各地不断涌来的上访人员和串连学生，也就显得更混乱。

为了安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绪，1967年1月4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当时在京上访的文艺、教育、新闻、卫生、体育工作者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和张若波、林炀杰三人都有幸去参加了。北京工人体育场是首都为庆祝国庆十周年而建造的十大建筑之一。那天，偌大的体育场早早就挤满了等待被接见的人群，人山人海。虽然没有见到毛主席，但能见上周总理，当时中国的第三号人物，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而又极平凡的老百姓来说，已是天大的荣幸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陪同周总理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周总理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说：

“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许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

讲话中要求上京串连，上访的人员都要执行中央的命令，停止串连，马上返回原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那天江青穿着一身绿军装，一副矫揉造作，惺惺作态的样子，令人看到就是不顺眼。

冯振瑜、黄柏松、黄柳芳和林毓邦等人接到我给他们发出的电报后，于1967年1月5日才到达北京的，错过了这次接见的机会。

自从总理接见后不久，各地上京串连，上访的人员，当然也包括各地来京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被强制性地要求陆续离京，返回原籍。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了我们的来访。我们送上了我们的上访材料，中央文革接待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要回当地解决，并出具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介绍信给我们回当地政府，还买了返程的车票。由于有了上次去信广西区党委反映情况的先例，所以我们明知道此次上访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但有了中央文革接待站开具的介绍信，上面盖有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大红印章，我认为我们这次上京的上访的目的就已达到了，我们要的也是这个结果。因为有了这个结果，我们就不存在亡命外逃之说了。我们就可以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回家乡了。

当时，为了在北京多收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材料，同时对中央文革接待站有个交代，我们商量后决定，张若波、林炀杰和冯振瑜，林毓邦等人先回贵，我缓一步走。这样我在北京又多逗留了近10天时间。在这期间，我又结识了去山西曲沃插队的北京知青沈志耘、山東青島知青柳士桐、四川绵阳知青李炳兰等。

随着各地上山下乡插队知青进京上访告状的人数日益增多，且提出的、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激烈、严重，并且由于我们提出的问题一直得不到答复，最终导致了相当部分在京上访的插青采取了过激的行为，冲击了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安置办公室（我没有参与到这些行动），这才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1967年1月17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负责任人兼主管农林口的谭震林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当时在京上访的各地上山下乡插队青年的代表，我有幸作为唯一的广西上山下乡插队青年的代表，参加了这次接见。进入中南海小礼堂要经过十分严格的手续和检查。首先给每个参加被接见的人发一张进入中南海的通行证，上面盖有国务院的大印。然后事先集中在一个地方等候，由中南海派出一辆专车（中巴）来接我们。上车前要逐一验票上车，到达中南海后，又逐一验票下车，再经过检查，验票才被允许进入小礼堂。

我们进入会场十多分钟后，谭震林副总理在其他中央同志的陪同下才来到小礼堂。由国务院农林口的负责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副组长杨毅给我们介绍了谭副总理。我见到的谭震林个子矮小、干练，留着一个小平头，穿一身绿军装。见到我们这些各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一副挺严肃的样子。可能是由于当时在他的脑子中，就已认为我们这些知青都是来闹事的调皮捣蛋鬼，所以心中恼火，故意不给好脸色我们看。但我们知青代表才不管他的这个态度。杨毅介绍完之后，谭副总理说要先听听我们知青代表的意见和要求。这时，我们插队青年代表便连珠炮似的纷纷发言，向谭震林副总理反映插队青年在农村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情况，希望中央对插队青年的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关照和解决。但鉴于当时整个国家的形势正是处在个人崇拜最狂热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工作的严重弊端尚未为中央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谭震林副总理当然无法正面回答知青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强调要求插队知青要响应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就地闹革命，安心农村生产。双方唇枪舌剑相持了许久时间，各自都不能说服对方，谭副总理见到我们知青代表不肯接纳他的意见，很是生气，拂袖离席而走，只留下杨毅副组长和一些工作人员来和我们周旋。我们各地知青代表，见到我们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上的答复，大家心中也有气，就磨蹭在礼堂里不愿离开。从下午五点多钟一直延续到晚上近十二点，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互相僵持，场面十分尴尬而又冷冷清清，大家都没有吃饭。由于时间太久，杨毅副组长有胃病，因肚饿引起胃痛发作，整个人直冒冷汗，工作人员见到此状，忙问

“谁身上带有干粮，杨组长胃有问题，给点杨组长解急”。

刚好我身上还留有个中午时的馒头，拿出来给他吃了之后，才缓缓回过神来。后来工作人员给我们送来晚餐，但我们都表示，问题不解决，我们不吃饭。杨毅和其他工作人员再三耐心劝慰开导我们，见到此状况，我们这十七个代表聚在一起商量，感到解决问题无望，硬拖也不是办法，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饭后便离开中南海小礼堂。杨毅副组长安排用中央首长的红旗小轿车分别送我们回到各自的住地。此次接见无任何结果，不欢而散，时已近凌晨两点了。由此可见，上至中央领导人物，下至基层民众，根本不把我们这些插队青年放在眼里，但是在京上访的插队青年并不因此而退缩，相反，上京上访的插队青年日益增多，要求解决插队知青的问题呼声越来越强烈，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用现身说法控诉揭露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中所遭受的迫害、歧视、侮辱、血淋淋的事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同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并给予肯定的东西，因此，在当时被年轻一代人激情神化了的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神圣光环里，伟人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容不得来自任何人的半点褻渎，怀疑和否定。否则将会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而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原来主持知识青年工作的刘少奇、谭震林都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而上山下乡当时是打着伟人的旗号进行动员的，谁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那不是死路一条吗！因此，我们上山下乡青年只能违心地将这黑锅往刘少奇头上扣，硬说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上山下乡革命路线所导至的结果，提出要彻底砸烂“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山下乡路线”。

就是在这种情绪的影响驱使下，当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上山下乡青年专门下达了一个文件（简称10.8通知）时，我们就敢于做出在张贴的中央文件上签上了我们下乡青年的意见和心声，公开表示抵制的过激行为（此事已是后话了）。

就在这时我接到了妹妹的来信，她说贵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狠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给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已陆续地得到平反了，要我抓紧时间赶紧回来，洗清自已的罪名。这样我就结束了在京上访，启程返回贵县。

1967年2月1日我回到了家乡---贵县。当我兴冲冲踏进家们时，我看到整个家庭被极度悲哀的气氛笼罩着。进家门，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堂侄女，没等我开口，她就泪流满面的告诉我，妹妹外出串连在回家的途中不幸感染上了脑膜炎，刚回到家便病情发作, 虽经医院抢救无效，于三天前含恨离开了人世。我听后悲痛万分、泪如泉涌。妹妹才18岁，1966年秋刚高中毕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高考停止，她肯定能考上大学的。妹妹的离去给我们家很大的打击，尤其是母亲。我清晰地记得去年的11月3日，我离家出走的時候，妹妹她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那時，我没有答复，也无法答复，因为連我自己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如何，让我如何去回答呢？可现在我回来了，她却撒手人寰了。我怀里还揣着几枚毛主席像章，是她在给我的信中特别交带，要给她设法弄几枚像章，因为文革初期的時候，像章发行量还很少，能得到一枚像章佩戴是很時髦、很光荣、也很令人羨慕，因此，那時的像章尤显珍贵。我满含泪水，把像章捧在手上，对着妹妹的遗像，轻轻地说：

“妹妹，你要的像章我给你带来了，你怎么不等等，你为什么走的那么快、那么急？也不让我们兄妹见上一面……”。

母亲病蔫蔫的一副样子躺在床上，听说我回来了，就放声嚎啕大哭，可怜天下父母心，白头人送黑发人，此中痛切之情岂是旁人所能理解体会？看着悲痛欲绝、伤心不己的母亲，我能说什么、然而又该说什么呢？此时，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无法安抚得母亲失去厶女的痛彻心灵。妹妺聪明乖巧，長得人見人爱，自小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掌上明珠，更是母親的心肝宝貝，现今妹妹的突然离去，对母亲来说，那是剜却心头肉啊！加上在文革中我又落难外逃，让她怎么能接受得了这残酷的現实？我双膝跪倒在母亲的床前，看着母亲那被痛苦极度煎熬而显得更加痩削、焦悴、蒼老的脸厐時，叫了声“妈……”我再也说不出话了, 自己外逃几个月所经受的种种委屈、波折和思亲之情景倾刻间全涌上心头，想到与妺妹从此阴阳两隔、永无再見之時，想到家庭因自己而撗遭牵累，想到这一切的一切的時候，我无法再抑制自己那被禁锢了数月的感情，紧紧地揽着母亲、亦放声痛哭了起来，我任凭泪水在脸上唰唰直个流淌不停、我要让自己郁积了几个月的种种感情得以尽情地渲泄个痛快……此情、此景，让哥哥、伯母、堂嫂、侄女们看着看着，也止不住哭了起来，全家哭成一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半年多时间来，母亲的心被伤害得太惨重了。可不，文革初期因我被通城文字围剿而忧心忡忡，愁得食无味、寝不安。后我又不辞而别离家出走，生死未卜，使她整天为我胆战心惊，直到我去到北京后，给家中写了信，知道我的情况后，心情才稍为安宁一点。可妹妹突染重病早逝。无异是在她重创未愈的心灵又再多插上一把刀，使她整个心更滴血淋漓。经此一致命的打击，使她老人家更加苍老憔悴。

第六章  风波再起

 随着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在运动初期因各种原因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的小人物，都得到了平反。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元月这段时间，先后在贵县体育场和东北大队棉村小学召开平反大会，给我们插队知青予以平反。1967年春节过后，我们回城的绝大部分插队知青响应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的号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参加劳动，投入春耕备耕工作。但我们没有预料得到的是，我们主动回生产队参加生产并没有得到生产队的欢迎。显然，我们表面上是得到得了平反，实际其余毒并没有肃清，社员他们在那纯朴愚味的阶级感情驱使下，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们这些插队青年永远都是“黑帮分子”，是他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再加上我们这些插队知青下到乡里直接的和农民们争口粮，使本来就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我们的到来触犯了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根本不欢迎我们的到来。现在我们又被打成“黑帮”反动分子。因此，他们的新仇旧恨无法根除。下乡初期建立起来的那种融洽随和的关系早已荡然无存，除了敌视、冷漠之外，永远是一种尴尬、别扭的气氛。对我们插队知青之间的正常往来，他们想横加干涉，无奈又找不出什么正当的理由，他们只能严加“关注”，处处监视盯哨我们的行动。

在政治上他们暂时也无法找出什么茬来整治我们这些知青，但他们利用他们那点可怜的手段来欺压我们。在派工时，把最脏最苦最累的活安排我们去做，我们知青和生产队里的强劳力干一样的活，可到了评工分时我们知青所得的工分连他们的一半都达不到，对我就更加苛刻，每天只记2-3分，连吃饭都成问题。文革初期时他们给我的工分每天只有一厘，后来虽说给平反了，但在经济上并没有给我应有的補偿，可我从未和他们计较。现在他们仍然继续在经济上对我进行如此赤裸裸的迫害，这不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吗？还让我生存下去吗?无处说理，无法可讨。在乡下那里，我是无法生存了，忍无可忍我愤然收拾行李，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立即打道回城。1967年5月我到了湖南衡阳我二姐家，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也只能釆取消极逃避的办法了，其他队的知青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的遭遇。

在湖南的这段时间里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时刻都在惦记牵挂着贵县，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有我的母亲和插队的伙伴，不知他们情况如何，过得怎样？在衡阳我也无法整天在家呆着，常上街走动。有一天在街上看见张贴关于湖南知青的大字报，相同的命运，一样的遭遇，对我震动很大，同时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我特意去査访並找到了衡阳知青的联络点，並由此认识了翟国栋、欧文彬等衡阳知青。自此之后，我每天都上街走走看看，到衡阳知青联络点和他们聊天、交谈，从而使我了解和看到了很多有关湖南、衡阳插队知青的悲惨遭遇，湖南知青他们那股敢闯、敢干、敢为的劲头和不屈的抗争精神，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憾，在衡阳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我不能就这样算了，这样显得自已太懦弱，而且撇下与自已命运相同的插队伙伴，自个跑来湖南躲安逸，这算什么呢？也太沒够哥们义气，况且我也咽不下这口气，决定立马返回贵县。

就这样 ，1967年9月20日离开了贵县4个多月时间，我又回到贵县了。一下火車, 回家放下了行李, 不顾家人的拦阻, 我便急怱怱地去找我的挿青朋友们, 听了他们对我的纷纷诉说,我才知道在我离开贵县这段时间里，贵县也发生了不少事，而不久前贵县发生的武斗流血事件与插队知青息息攸关。1967年9月12日（即我准备回贵县的前一个星期），贵县发生了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武斗流血死亡事件，我所在的街道——县东街的一名无辜老人，被那些号称贫下中农的进城农民活活打死了。而事情的起因正是由这些所谓的贫下中农引起的：在9月10日中午时分，时值赶集日子，街上往来的人特别多，这时附城公社东北大队的武装民兵在一些人的唆指下, 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游行，在游行过程中，他们自恃有贫下中农这个响噹噹的牌子，气焰嚣张地呼喊“火烧贵县城”，“踏平贵县城”的口号，因此激起县城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城上群众，自发而起, 一呯百应，对这群游行民兵进行围追，并把他们团团困住，从口水战发展到肢体冲突，群情激愤难以抑制，在双方的打斗中一个进城民兵被打死了，使矛盾上升到白热化。9月12日, 在“联指” 派组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 以贵县附城公社东北大队（即棉村）一农民被打死为借口，挑动了不明白整个亊情真相的附城东北大队一带数百名农民, 手持禾叉、铁锹、棍棒、镰刀等器具, 气势汹汹, 冲入城区, 不分青红皂白、見人就打, 并竟然对着一个手无寸铁的躱逃不及的无辜老人，用禾叉将她活活叉死。这一暴行激怒了县城群众。B 派组织的“贵城革指” 马上组织城上群众，将闯入城区的附城农民分割包围在“新广东照相舘” 门前和设在县东街的附城公社办公室门前这两个地段内。以中学生和街道青年为主力的城区群众，倚仗地形优势，最后不但将200多名农民团团困死在附城公社办公室门前那一狹小的地段里，而且还有百多人在两侧楼顶上居高临下，狠砸石头、砖块，被困的农民随时有被乱石砸死的生命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驻贵部队闻讥，当即组织数百名觧放军战士徒手火速赶到出亊地点，一边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面筑起数道“人墙”， 将冲突的双方人群分隔开来，但占据在楼顶上的群众并未觧恨，仍不时往下掷东西。此次武斗共计有3人死亡、32人負重伤、60左右人不同程度的轻伤。这就是当時轰动贵县的“9.12”惨案。为此，使城乡矛盾极为紧张恶化，县城里人心惶惶，棉村东北大队的社员也不敢自个进城了。

附城公社东北大队就是我插队所在的农村。“9.12” 亊件发生的时候，我还远在湖南衡阳我姐姐处，据插青队友他们对我说，发生事情的当天，绝大多数插青当天都是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当时回城里休息。但由于当时进城的大多是我所在大队的农民，而此次进城损兵折将，伤亡惨重，颜靣尽丧，因此大队领导恼羞成怒，把所有的怨气、怒气统统集中发洩到我们插青身上来。並凭他们的猜测和憶断，判定我必然是此次事件的主要策划、组织者之一，对我更为恨之入骨。夲来，农村就不欢迎我们这些人到他们那里去插队，因为我们去到他们那里挿队, 很明显就分薄了他们的利益，“9.12” 亊件的发生，正好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驱赶插队青年离村的最好机会和借口。同时，也为1968年8月份后，那些被赶回城的插队青年，由于中央的“7.3” 布告、“8.24” 布告、“10.8” 通知，又被从城里強行遣送返回农村，並有大部份插青不同程度地横遭批斗，甚至惨受毒打、迫害埋下了深深的祸根（此是后话）。在上头的某些人物的授意和纵容下，大队马上下令所有有插队知青的生产队必湏立即将插队知青全部赶离农村，特别是那些被他们列入黑名单的人，被认为是所谓的“危险分子”，更不能收留。就这样，在东北大队插队的一百多知青几乎被他们全部赶了出去（当然，除了几个是他们认为比较听话的另类外），除了自已的衣服用具外，粒米都不让拿走，净身扫地出门。听完了他们的诉说后，我的头都被气炸了，这不是欺人太甚吗？根本就不把我们知青当人看，我们不能再这样忍受下去了。我在湖南时看到的和听到的当地上山下乡知青的情况给了我很大的啓迪，使我明白下乡青年只有抗争才有出路，只有抗争才能生存。为了让我们的抗争能得到社会上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必须要将我们的真实处境，让全社会都知道。因此，经过和部分插队青年商量，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组织贵县插队知识青年上街游行，争取我们插队知青的最起码的人身权利，维护我们插队知青最起码的做人----一个普通而平凡的人——所应具有的尊严。

经过简单的准备，1967年9月21日晚8点左右，临时知青游行队伍组成，我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也是指揮者。由于“9.12”事件刚刚过去不到10天，“9.12”惨案的阴霾浓雾还笼罩着整个县城。此时天刚入黑，街上的商铺都关门了，街上行人很少，除了路灯映出暗淡的灯光外，城已到处静悄悄的。在我的指挥下，我们这支插队知青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上街了。

“反迫害、反歧视、争自由、求解放！”

“还我青春！”“还我口粮！”“还我户口！”“还我战友！”（同在东北大队插队的知青岑一清无故失踪不见了，直至现在音讯全无）。

悲壮、激昂的口号声划破了整个贵城镇的上空。这是我们这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发自内心深处滴血的呐喊！

还未从“9.12”武斗事件死人的恐怖惊吓气氛中回过神来的人们，听到这激昂的口号声，以为又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赶忙轻轻的打开一线门缝往外窥看。当知道是我们下乡知青为了捍卫维护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游行时，那颗悬挂在半空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许多群众对我们插队知青的情况是有所理解的，他们除了“唉……”的一声声长长的同情然而又报之无奈的叹息声外，他们又能给予什么帮助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插队知青来说，能得到他们这一声发自内心的叹息声，我们就很知足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时，他们对于我们发自内心的悲愤呐喊也表示担心。因为在当时那个疯狂的岁月，那个极度敏感的政治氛围中，我们这些另类的呐喊声与当时的时代旋律显得多么的不合韵，而必然不为那个红色恐怖年代所容纳，更是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必须要有一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和斗志，才敢在那个年代，高呼出那样不合时代旋律的口号。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后来这也成了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确凿铁证”之一。

我们插队知青队伍游行经过县委，镇委的大门口，环绕贵县城区游行了一周。我们的行动宛如向一湖平静的水，投进了一块石头，它溅起了水花，泛起了涟漪，而不再平静。

第二天，我又组织插队知青到县委县政府，找县安置办（当时专负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个机构），要求解决我们知青的户口、工作等问题。可是安置办的领导，对我们避而不见，工作人员又推三推四不予理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商量，认为既然已闹到这个地步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闹到底，为了把我们的行动造成更大的声势和影响，决定将我们的“革命行动”升级---组织大家在县委门前静坐。在当时的中国，只要你往高处一站，宣讲一阵，讲完之后举臂高呼，这就是革命行动了，何况我们打着的是声讨批判所谓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山下乡路线”的牌子，冠冕堂皇，口号响亮。更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从组织静坐开始时，我一再强调要求大家不要有任何过激行为出现，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向县镇领导和现安置办公室提出了我们两个最基本的要求：“1、县安置办出面和附城公社东北大队协商好，解决我们的口粮（因为那时粮食是每人每月定量供应的），也是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2、安置办要和有关部门单位处理好，保证我们插队知青，今后在生产队的人身安全及劳动报酬问题。对于我们这么两个极为简单廉价的要求，他们却不肯给予理会，把我们的静坐当作看耍猴似的，知青们很是悲愤。因此，在中午12点，县政府机关食堂开饭时，我组织了十多个人，按当时年代的时髦话说就是“兵管”了他们县政府机关干部的食堂。当时心想，要闹干脆就闹得大点，反映问题你们不理。我们挨饿，你开饭，世上哪有如此便宜之事。于是我们把机关食堂当餐的饭菜全部拿去分给静坐的知青们吃了，虽然当时的吃相确实有些狼狈的样子，但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很惬意。

静坐进行了两天，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没有得到任何的解决而流产了。这本就是我所意料到的结局。静坐虽无果而终，但在社会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社会上对我们的理解和同情，这就是我所祈求能达到的目的。

要求县政府解决问题无着落，我们这些插队青年回城也不可能永远的倚赖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庭，当时定额定量供应粮食，多少口人就多少粮食凭票购买，我们这些都是正在长身体的青年，要吃饭，要生存。我们只好各自在县城内找些临时活干，我做过泥水工、担砖、担煤、扛包、装卸、挖土方等苦力活，为了赚钱，为了活命，什么累活重活我都干。在那段时间相对是平静些了，因为为了找份买苦力的活干，还得低三下四的求人家的怜悯同意才行，做人落魄到如此地步真是霉极了。

我在去贵县港务所码头参加挖土方的時候，一天，突然发生塌方亊件，受伤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老头重伤，整个工地的人都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处理？面对这突发亊故，我主动担当起组织指挥抢救工作，联系救护车，並亲自将两个重伤的护送往一九一医院进行抢救。但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我又积极协助死者家属做好善后工作，还亲自去抬棺材出殡，我的这些行动很得街坊群众贊叹。那時候，想找一份苦力工来做，也十分困难，因此，发生了工伤死亡亊故，也不懂得去要求索賠，反正中囯人的命也就是那么的不值钱了的，只有自认倒霉罢了。

就这样我们白天去做苦力，晚上闲得无聊，闷得发慌。我便约上几个知青上街闲逛，边遛达边看街上两边的大字报，表面上看，我们这些插青也挺悠闲自在的，其实我们心里的那个苦，有谁能理解？

可能是由于各地的上山下乡青年“倒流”城市闹得比较凶的缘故（那时人们把知青回城叫“倒流”），因此，中央在1967年10月8日，针对上山下乡知青的情况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的名义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中措辞严厉，强令上山下乡知青必须要立即无条件返回农村，明确规定城里的两派组织不准接纳上山下乡知青（简称10.8通知），各地的安置部门如获至宝，他们大张旗鼓的到处张贴此通知。中央当时这种不顾上山下乡知青的现实情况所下发的压制性文件，官僚作风引发了广大上山下乡知青的强烈不满和抵制。

我们贵县的情况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10.8通知”下达后，县安置办满街张贴此通知。刺眼的通知灼伤了我们的心，激起我们极大的反感，于是，我邀约了一些知青上街，看见这些通知，我们并没有撕毁它，而是在通知上面签字，说：

这个通知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是“继续推行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山下乡路线”，

是“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迫害和摧残”，

并明确表明“我们就是不回去！”的态度。

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我们这一举动确实是“太张狂”、“太目无王法、也太胆大妄为了”，居然敢批驳中央的通知，用老话说：

这呌作“犯上作乱”，“大逆不道”。

因此，我的这一行动，后来又成为将我打成現行反革命的“罪证”之一。其实这是我们被迫而又无奈的作法而已。想想鸡蛋能碰得过石头吗？碰不过，可我们偏偏硬要去碰，而且不是一般的碰！这就因为我们上山下乡知青是一群在现实社会中无权、无地位的弱势群体、“低等贱民”。

1967年底---1968年初，贵县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互相指责、谩骂、吵闹声不绝于耳，贵县的上空可谓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火药味浓浓的。两派的群众组织都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只有自已才能保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面对的却是资产阶级，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是希特勒、是党卫军冲锋队、是日本关东军。他们用狂热和愚昧所染成的无畏与勇敢浸润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并强烈地震憾着那些前仆后继的后来者的心灵，以致在死亡逼近的那一刻，都要奋力反搏，并高喊着那些撕心裂肺的口号去冲锋陷阵。两派的磨擦时有发生，两派的武斗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所有回城的插队知青都恪守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不参与任何一派的活动，坐在一旁，冷观事态的发展。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有是非缠身，我仍逃脱不了厄运。

    1968年3月6日晚，发生了“3.6”事件，即当时贵县B派群众组织占据了当时的贵县招待所，把所有的旅客强行赶走，把招待所作为他们活动的据点。这就是后来被人为肆意扩大渲染称之为所谓的“三·六”反革命事件的真相，也是我被宣布拘留的主耍原因之一。

    “3.6“事件的真相是：1968年3月6日晚上晚饭后，我和往常一样，约上几个知青一起在街上遛达闲逛。在街上碰见了贵县派派B派工总的头目汤某某，他邀我到他们的据点里去坐坐，他们的据点就是当时的贵县医药公司大楼。在那里他向我了解我们插青对两派组织所持的态度时，我很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只为我们插青的权益去呼吁，但我们决不会参与任何一派群众组织，而且中央也有明确规定城市中的群众组织不准接纳下乡青年参加。谈不多几句，我便告辞出来，当晚近11点钟时，我们一群人还在大东码头聊天的时候，我便听人说，贵县B 派采取行动占领了贵县招待所，刚好当时那里离出事地点不远，出于好奇心，我便和几个插青一起到现场看了一眼，并没有参与到其中的行动。然而就是这么一瞥，竞也就成为我日后被捕，到拘留入看守所，到判刑劳改其中的一条滔天大罪和所谓的犯罪事实，我真是比当年的窦娥还要冤。

    事情发生后，A  派这派组织以此大做文章，肆意歪曲扩大事实真相，当时的贵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偏听偏信A 派的一面之词，向自治区革委谎报情况，更无中生有地把我作为“3.6”事件的幕后主要策划操纵者而被列入他们的黑名单中，他们准备采取必要的行动。当时我的一个表亲，从内部获悉此消息，匆匆忙忙的赶到我家中，告知我的母亲，我母亲被吓得六神无主。本来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惹出了不少麻烦，就已使她日夜担心受怕，现在听说我被列入了黑名单，报上了自治区，事情越闹越大更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刚好我的一个堂兄为迴避文化大革命从来宾合山煤矿回到贵县家中，母亲就找他商量，他们决定让我立刻出走。那天，我在贵县港务所新开的码头工地挖土方收工回来，吃完饭洗了澡后，母亲和哥哥不容我作任何解释，帮我收拾衣物由哥哥送我去车站，买好了车票，硬将我塞上北去的列车。

1968年3月7日晚，我又一次踏上了逃命路，这次可真正是逃命了。列车载着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离开了我可爱的温暖的家。我这一走，使我得以侥幸逃过了一个月后在贵县发生的惨绝人寰的“4.12”、“4.13”大屠杀，避过了那场劫难保住了我的蚁命，但我最终也付出了失去人身自由十一年多的惨重代价！

当年贵县发生“4.12”、“4.13” 大屠殺时, 我正在湖南衡阳, 因而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一切, 只是道听途说才得以知道一些凤毛麟角的亊情, 因此, 对于当時发生的一切真实, 一直纠结在我心中，直到我退休后闲賦在家，和当年的知心老友同忆当年不愖回首的岁月和旧亊时，才得以比较详细地知道了40多年前发生在贵县大地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亊过並不境迁，听着他们声泪俱下、句句带血的述说，使我莫大的震惊和后怕、毛骨悚然。的确，对比当年的冤死者，我是一个莫大的幸运者，虽然被判刑劳改10年，但我至少还能有命活到今天，看到了国家翻天复地的巨变，这就是我人生不幸中的万幸！

原来，自从“3.6”事件发生后，貴县两派的对立情绪不断加剧上升，形势己经到了一触即发之势，任何丁点火星都会引起冲天烈焰。1968年3月7日，貴县石龙公社（即現东龙镇）A  派 以B  派 欲组织武斗为借口，组织调动了1000多名武装民兵围攻属于B  派 覌点的大农村，他们用四挺机关枪封鎖了进出大农村的两个路口，然后组织密集的火力，向居住在村里的无辜群众进行扫射，并不断往屋子里扔手榴弹和炸药包，至使全村男女老少皆倒在血泊里，含冤惨死在枪口下。这次血腥亊件中，被炸毁、焼掉民房26间，死亡47人，17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由于摩擦不断出現，两派对立情绪根夲无法消除。在貴县，当時是A  派 一派控制了主要的权力部门, 为了跟上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在联指的操纵把持下, 贵县也迫不及待地要強行成立贵县革命委员会。1968年4月13日, 这天将是贵县革委会掛牌成立的喜庆日子。那帮好大喜功的人, 心里明知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並未消除, 但仍坚持要如期举行庆祝活动, 他们为了保证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在这之前, 县革筹小组早己密令调集各公社的武装民兵进城, 以维护秩序(实貭就是意欲镇压), 严防“阶级敌人” 的破坏和捣乱。

4月12日上午, 为防止出現不测，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早早就在贵县政府门前布置了一道道警戒线，森严壁垒，民兵闪亮的枪刺和髙度警惕的目光，个个满脸杀气腾腾，给整个县城增添一种如临大敌和一触即发的浓浓火药味。他们此种作为， 既是在向群众炫耀武力, 也是给群众来一个下马威，从而震慑警告群众:“你们谁也不准乱说乱动，只能規規矩矩，否則……”但是，不幸的亊情终究还是发生了。贵县电影院职工秦0美的年仅9岁、不諳世故的儿子刘00路经县政府大门前時, 靣对那威武的陣势, 出于小孩旳无知和淘气, 竟然对着那些全副武装的民兵, 不知深浅地喊了一句话, 人世间的悲剧、惨剧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个稚嫩无知小孩的一句话, 似乎就是对这些武装民兵的极大污辱, 还是极为严重的挑衅 ？竟然就会引来一声枪响, 一条年幼无知而又无辜的生命, 就这样残酷无情、轻而易举地被夺走了, 这还有人性和公理吗？！也就是因此亊, 终于引爆了权力向一边绝对倾斜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大斗殺。小孩刘00的母親在亊后发生的惨殺中, 因为她是B派 的覌点，就被扣上一个“蓄意教唆儿子惹亊生端，破坏革委会成立, 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的罪名也被寃杀了。而且由于她長得漂亮，还被暴徒轮奸后才枪杀的，暴行令人发指，此是后亊。

尽管4月12日发生了民兵枪杀无辜小孩的严重事件, 但当时的当权者认为这是“阶级敌人” 为了破坏革委会成立而制造的事端，根夲不当作一回事来看，視人命如草芥，不作任何处理，同時仍坚持庆祝大会如期举行。

4月13日，贵县党、政、軍领导和以A派组织为主的数千人在县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此举引起极大民憤，大会刚开始不久，B 派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百多人，怀着极为沉痛和不平的心情，抬着被枪杀身亡的小孩刘00的尸体，缓缓进入会场，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为死者讨个公道。此举，致使场内秩序大乱，庆祝大会被迫中断，亦无疑是虎头叮虱，且更激怒了某些要人，因而引起了更严重的亊态发生。

“冲击庆祝大会会场事件” 发生后, 联指派便以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是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政权的疯狂反扑” 、“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极大挑衅” 、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等等，因此， 以“为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为籍口，当即成立了所谓的“贵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揮部”， 並火速调动全县除木格公社外的20多个公社的武装民兵入城，宣布实行全城大戒严。顿時，县城区枪声大起，烽烟滚滚、战火熊熊、杀声雷鸣。被围剿、屠杀的人，他们髙举着“红宝书”、 髙呼着“誓死捍卫……”的“革命口号”、 視死如归。他们躯体上流淌着热血、他们怒睁着双眼，怀着強烈的求生欲望，带着他们的虔诚和无限崇拜，倒在对方的枪弹下……到头来，他们都不明白，他们的死，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这样地去死，值不值得？几十年后，回过头来想想这些往亊，深深叹息我们这一代人太幼稚、太无知、也太容易被人愚弄而尤显得可悲、可怜、可叹！！

4月15、16日，A派调动的进城武装民兵，先后炸毁了B派驻守在朝阳饭店、粤东会舘（即后东方红电影院）的两个据点和火焼医药大搂后，又立马实施全城大搜捕。从4月中旬至4月下旬, 宣布全城大戒严, 在戒严的日子里, 红色恐怖宠罩全城, 商铺全部停业, 家家关门闭户, 即使断了粮的, 全家只好挨饿. 在戒严期间,凢被捕捉到的B 组织的成员，均就地枪决，或拉到大东码头、古榕码头、小南门码头等地点去执行枪决，然后将尸首随即踢落大江，随水东流而去。既痛快、省亊、干净利落，又不会留下任何蜘絲码迹。还有，更为阴险恶毒的是，为了把他们滥杀B 派成员的罪恶勾当做得天衣无缝、不让人能抓得任何把抦，便将被捉到的B 派成员与“地、富、反、坏、右” 这些当時被铁定为真正的阶级敌人混放在一起进戳。对外则宣称，他们枪杀的这些人，全部是“货真价实” 的、该杀的阶级敌人。因为这些阶级敌人反共之心不死，時時在企盼阴谋复僻变天，不择手段破坏和颠復新生红色政权。因此，对他们施以极端的手段，予以坚决的镇压，是十分必要的。不杀他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就不能巩固；不杀他们, 就无法“稳定” 人心。阶级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镇压，是革命的行动。正如毛泽东所“教导” 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遵照毛泽东的“最髙指示” 去做，是绝对正确的、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谁敢为这些人鸣冤叫屈，谁就是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这是关系到个人的阶级立场的严重问题。“亲不亲，阶级分”， 在那红色的恐怖年代，群众是人人孑孓自危，谁不怕会有飞来横祸，靣对他们的暴行，只有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矣。朝阳饭店被炸后，因为我家的后院与饭店紧邻，许多青年学生从饭店后墙跳进我家后院寻找逃生之路，包括当时被他们作为重点通缉、捕捉、追杀的廖00，都是经由我家而得以暫時脫逃。由于我的遭遇，情同可比，家人对这些青年学生是深表同情的，所以都能大开绿灯放行，给予庇护和方便，但廖00最终还是无法逃脫魔掌, 逃跑到覃塘公社時不幸被抓获，终而惨遭杀害。

就这样，他们一边手髙举圣旨——《最高指示》，一边手握杀人武器，疯狂地、随心所欲地对一切敢于与他们作对的、或稍示不满的人滥开杀戒，杀人如麻。那时恐怖笼罩全城，凢是被人“点水告发” 者，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杀无赦！他们的杀人方法、方式无所不用其极。有公开枪斃、有秘密处决；有枪杀的、刺刀捅死的、大刀劈死的、棍棒打死的，也有用牛踩踏致死，更有被活埋的……手段残忍至极，馨竹难书。大东、古榕、大、小南门码头，糖厂独山，到处都是他们的杀人刑场；龙山木麻岭就是他们秘密处死、活埋的地点之一，他们把要处决的人拉来后，让被处决的人自己动手挖一个大坑，然后把这些人推下去，盖上土，再用汽車辗压；在三里独山寨被吊死、大刀劈死的貴县髙中、朝阳耕中的青年学生娃就有9人之多……

对于在他们内部早己划定的黑名单中赫然有名的“危险分子” 的我， 在亊件发生后，可想而知，是理所当然地被列为首捕的主要对象之一。因此，民兵三番四次突然上门搜捕、抄查，但均末有结果，竟然迁怒到我四哥身上，对他踢打，並勒令要将我交出来，否则沒好日子过。看到此情景，我哥耽心我莽撞贸然回来，会惨遭不測，白白丢命，因此赶紧给我姐姐去信，告知贵县现在形势险恶，並千叮万嘱我，

“有多远就走多远，在这十年八年的时间内，千万千万不要回貴县”。

 我四哥当時就己预見到了我问題的严重性。但由于自己太过于自信，认为自己没有干过任何丁点儿坏亊，“半夜拍门心不惊”， 因此对哥哥的告诫不甚以为然，才有后来自投罗网之错，此是后话。

4月18日上午, 家住在永明街的达开中学教曾00, 由于覌点不同, 被民兵在家中搜捕到, 不由分说, 将其五花大绑拖到棉新街政府门前, 当街就地枪决。同時一起陪杀的有温00（劳改释放人员）、黄00（社会闲散人员）、刘00（被划为“坏分子”） 等三人；4月18日晚, 朝阳、反修耕中的9个学生去炸了A派设在沿江路的“大成“店据点后，拟渡江西徃南宁，跳入江后不久，被粮所內两盞強大的探照灯发現，驻所民兵旋向江里密集开枪扫射，学生黄00不幸中弹身亡，尸首随江漂流而去，余下8人奋力游过江后往西跑，沿途与围追的民兵拚光身上所有子弹、手榴弹，砸烂手上的冲锋枪和手枪，8人抱作一团，髙声齐呼“毛主席万岁”、“ 打倒A派” 等壮烈口号，准备拉开最后一个手榴弹的引线，一起同归于尽時，终被百多民兵包围俘获，后惨受折磨；棉新街人的梁00老师，其父親、叔父、侄儿、外甥一家四口人，全被杀死，幸亏梁老师逃得及時，僥倖逃生，才免致被满门抄斬死绝；而一个以車缝手工为生的邓00师傅，其两个儿子均惨遭杀害，一个被枪杀、一个被装进猪笼沉落大江；穆桂英饭店会计，人长得较胖，由于他是四类分子，便被一群民兵不问情由，拖出门囗，就乱棍猛打到其气息奄奄，但尚未断气，即被民兵的小头目命令被抓的另两个四类分子，将胖会计抬去古榕码头丢进大江后，这两个抬尸的亦厄运难逃，被押送的民兵顺手牵羊，就地枪杀后，将尸首踢落大江、随水漂流，成了水底冤魂；我髙中時的学姐刘00及其男朋友，是县某企业B派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被捉到后，先是关押在县附城粮库內，“4.12” 亊件发生后被他们捕捉到的人大部份都关押在这里，这里己经变成了一个“集中营”，每天晚上10点钟后都有人从这里被点名提走，绝大部份的就再也没有回来，送上了不归路。我的学姐在里面惨受凌辱，最后与其男朋友双双被杀，而她的一个弟弟也同在这个时候被惨杀了；牛00被指控为贵县“9.12” 亊件中的凶手之一，被抓到立即枪杀，暴尸在西江粤剧团门前（現百货大楼）的街头上，用以示众，警示他人。其亲属抬来棺材欲收敛尸体，不但遭蛮阻止，而且当着其亲属的靣就往尸体澆上柴油，当街焚焼，人性全无；一个新婚不久的年轻少妇黎00，为了挽救其丈夫的性命，不顾己怀孕数月，烈日暴虐，不计羞辱，当众跪地，苦苦哀求軍代表高抬贵手，饶其丈夫一命，为此她被丢掉了工作，拖着沉重的身孕，和那些強劳力一样，在酷日下、在水田里劳作；更为凶残的是，在大南门码头江边杀死的十几个人，枪杀后全部诐剖腹挖肝，由执行枪杀的刽子手拿来炒吃当下酒菜，其中最为凶残的是叶00，手狠心辣、杀人不眨眼，因此人们背后咒他为杀人魔王。在“文革处遗” 对他进行清査审理時，他手上有案可查的命案就有70多桩，而其他无法查对的尚不知有多少。对他进行逮捕时，从他家中还搜出用人肝、男性生殖器浸泡的酒，其中有贵县建筑公司一蓝球队员的。对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魔王，以至在当年有“谈 叶色变” 之说，当小孩哭闹不停時，大人说：“杀人魔王来了，还哭？”小孩立即收声不敢再哭闹了；贵县高中，我的母校-——贵县高中当年死的学生也不少，仅以一个班为例，某班原有学生52人，经过“4.13” 事件后，到后来拫据中央指示要“囬校复课闹革命” 時，仅只剩下28人了……上述这一桩桩鲜血淋淋的亊实，就是当年震惊广西区内外的贵县大屠杀血案，而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但仅这些就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惨不忍闻！！！据《贵港市志》记載，在“4.12”、“4.13” 这前后的十天時间里，光是县城被打死、杀死的B派成员和居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30人之多，其中绝大部份是青年学生。在“4.12” 亊件发生后，在统一布置下，县城下靣各个公社也纷份仿效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揮部”、“ 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 “镇压反革指挥部”、“ 贫下中农法庭” 等名目众多的组织。一時间，腥风血雨席巻全县每一角落，仅在1968年5、6月份，全县被杀死的人数，据保守的数字就有2129人，尚有许多不知下落、也无法查清的还未统计在内。而在以后“大战7、8、9月” 時，他们以貫彻中央“七. 三” 布告为名，“保红部” 又发动了所谓“向阶级敌人发起新一轮更猛烈的进攻”時，使各单位各学校各街、村凢和B派有牵连的又一大批干部、教师、青年学生和群众无辜死亡，这些人数还末统计在内，直到現在，在那期间究竟寃死、枉死了多少人，都沒能得出一个较为确切的数字来，但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字：惨！！！他们大发淫威杀了人之后，“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 強令每家每户都要“捐钱” 去 慰问、犒劳那帮刽子手，感谢他们的“劳苦功高”、“ 大恩大德”、“ 舎生忘死镇压反革命”、“ 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即使是死了人的家庭，也不能例外。寃死者的家属，要向刽子手感恩载徳，天理何在？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非常的时期，平民百姓能奈其何？只能敢怒不敢言，恨在内心，恨到咬断牙根带血往肚吞。

四十一年前的这一天，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撕下革命的假面具，举起屠刀，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滥杀无辜，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用共产党人和热血青年的鲜血染红了他的戴冠。而在19世纪60年代的这天，世界已进入火箭原子弹时代，谁能想象得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有人在热衷于封建野蛮的大杀戮，施用法西斯式的酷刑；在自已的乡土上，对着自已的同胞，对高喊着一样的口号和万岁，誓死捍卫的是同一条革命路线的骨肉同胞，而竟然互相残杀。利用掌握在自已的手中权力，对另一派进行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比当年东洋鬼子小日本侵略我中华国土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少无辜的生命，花样的年华就这样白白地冤死了，一幕幕令人目不忍睹的惨绝人寰的民族悲剧就这样上演了。与历史何其相似，简直就是当年历史的翻版和重演。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历史时刻！历史将永远留下这悲哀的一页！

第七章  知青惨遇

由于权力的绝对倾斜，对峙的两派胜负之势已泾渭分明。毋容置疑，“老插”“老建”作为被镇压的那一派群众组织的观点，噩运是不会和他们擦身而过的。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又无法躲避这即将降临的噩运，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也没有靠山，我们只能是搁摆在屠刀下的羔羊、任他们宰杀。插队青年们就这样整天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噩运的到来，日子艰难如履薄冰，度日如年。漫漫长夜无尽头……。

    中央在7月3日又下发了一个文件，内容是要将返城的上山下乡知青全部遣送回农村，这就是“7.3“布告。中央“7.3”布告的下达，拉开了我们插队建队青年惨遭厄运的血色帷幕。在充满革命气氛的词藻下，插队知青被无情的驱赶回到插队的地方---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中央“7.3”布告的下达，成了他们捧在手上的“圣旨”，是皇上亲赐的具有定夺生杀大权的“上方宝剑”。因此，他们对插队知青大开杀戒，已根本不需要找什么借口和理由，也无须怎样的遮遮掩掩、扭扭捏捏、惺惺作态了。他们有了“7.3”布告，就可以肆无忌憚、恣意欲为地对任何一个老插施加任何的刑罚和手段，这就是他们对插青的“教育”，只要他们想或高兴，他们就可以去干，就是这些所谓的“贫下中农、民兵骨干”他们用各种手段来折磨插队知青，发泄他们平日对插青的不满、怒恨、嫉妒、猜疑……。

    白天，插队知青们要乖乖无代价地参加生产队指派的各种劳动，晚上，就由各村屯组织贫下中农对知青进行批斗，那批斗的场景让人不寒而栗。会议开始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像一股巨大的风浪，仿佛要把会场的房盖掀翻。他们批斗插队知青比当年斗地主还要来劲，拳打脚踢，用鞋底打知青的脸，往知青脸上身上吐口水，揪头发，用带有铁钉的木板鞋打，用皮带抽、木棍、凡是可以打人的东西他们都用上了把被批斗的知青们打得直不起腰、翻滚在地、口吐鲜血、奄奄一息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还要继续折腾……。张若波、陆庆火、吴兴雄、黄春和、李建平、古劲节、甘雄国、彭家仁、黄祖强等等。他们被批斗时，都被喝令跪在地下，双手高举，表示要向贫下中农投降，然后朝他们两边软肋处猛踢猛打，那一个不是被打得伤痕累累，皮开肉绽，筋伤骨折的。女插青林××，本来就是一个文静，寡言少语的少女，平时与人不苟言笑，有些民兵、村民想挑逗她，遭到白眼，自讨没趣而怀恨在心，就这样他们以批斗插青的机会，不需要理由和借口，就拉她出来批斗，批斗她时专门朝胸部阴部等要害部位猛踢猛打，凄厉的惨叫声划破了夜空，把人的心都震碎了，那帮毫无人性的家伙还在哈哈大笑。一个个场面，一组组镜头，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我们当年上山下乡插队知青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最好的“教育”！

    肉体上的折磨远不如精神上的摧残，更给人以致命的创伤，他们不但在肉体上对插队知青进行折磨，在精神上也要把知青整个摧毁。人说心痛莫大于心死。黄春和、李建平、黄祖强、A君（女插青，由于可想像的原因笔者以A君来代其名）甘洪国等知青，一天早上，大队的喇叭广播宣布他们是四类坏分子，全部集中到棉村小学，那群打手把写着“反革命黑帮”的大牌子挂在以上几个知青的胸前，五花大绑，让他们自己敲着铜锣拉到街上游行。还没到圩上，早就在路边等候着的一群如狼似虎的大汉们，气势汹汹一涌而上，不问情由，对着那几个知青就是拳打脚踢，拳脚像雨点般的打在知青们的身上，尤其是黄春和、李建平二人，伤势很重，游斗完之后，还要被勒令和真正的四类分子在生产大队做义务劳动。在石卡、西山那里在批斗插队青年时，让他们象狗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还要一面敲铜锣，一面自报姓名，“我叫XXX”；还有个别插队青年被他们追打时，从楼上踢翻滚到楼下。插队青年那里还有什么人格和人的尊严可讲？！那时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那样的日子何时有尽头？！

     黄祖强平时本来就是不善言语，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的人。俗话说：雷公劈豆腐，专拣软的欺。就他这么一个平日连个响屁都不敢放的人，竟然无故被定为四类分子，被拉出去游街，批斗、毒打，这使黄祖强的情绪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稍有一些风吹草动，便心惊胆战、魂飞魄散。这一切使他对人生失去了希望，但他又不甘心这样无尽期、无休止地去承受这些非人的折磨。生性柔弱的他，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不知作何抉择，最后，想到了自我了断……。暗淡的煤油灯，仿佛似人一样，火苗掙扎了一阵就熄灭了。暗夜的潮水涌了上来，很快淹没了牛棚里的一切，于是，沉没在暗夜里的牛们不动声色地倾听一个孤独的人类朝它们尽情的述说，如泣、如诉、如哭、如笑……夜风从土墙的裂缝中钻进来，将那些不连贯的句子攫住，并撕得粉碎，抛向旷野和苍苍宇宙。

    黄祖强独自呆呆地坐在床上，任泪水流个够。他带着对生难以割舍的无尽眷恋，带着对前途渺茫绝望的无奈心情，带着对形势的担惊受怕、恐惧和悲哀，终于选择了这条人生不归路。他将自已最后的归宿选择在牛棚里，或许他觉得自已的命就像牛一样, 因为牛一世为人类勤勤恳恳耕耘劳作，但还要常常承受人类的无情鞭挞，受尽了人间的百般煎熬，所以他选择牛作为他人生之旅的最后伙伴。

    同队的知青四处寻找其不见，最后在牛棚里找到了沉默寡言的黄祖强时，他己是用裤带把自己吊在牛栏的横梁上。队友林士景、林植义、叶友林等人马上七手八脚把他从梁上解了下来，并赶忙送去一九一医院抢救。但一切都太晚了，这時，黄祖强的心脏已停止跳动，身躯也渐渐在变僵硬、冰冷了。他，黄祖强终于得到了解脱。

    也许他在牛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已的永恒归宿。黄祖强就这样地走了，带着他的悲哀，带着他的怨愤，带着他对人生前途的无望……走了，无声地、远远地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黄祖强走了，在我们插青的生活中永远地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匆，走得那样的万般无奈。

   在那个年代，黄祖强选择死这条路，是属于自绝于人民，是对社会与现实不满的表现，是对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公开反抗。因此，没有人敢为他的死，说上半句公道话。那个時候，插队青年个个都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自頋不暇之時，谁也不知道，灾难会何时临头？说不定下一个就是自已，哼得了声吗？哼声有用吗？在他们那些人的眼中，黄祖强死了就是死了，“冻死蒼蝇何足奇”，反正中国人口那么多，还在乎多一个少一个吗？因此在当時，他的死就是白死，没有半点意义，但对于他本身来说，由此而得到了永远的解脫，这就己足够了。

黄祖强是埋在一九一医院后面的山坡里，没有棺材，连木板也没有一块，更没有人为他送行。只有林士景等几个不怕牵连有正义感的队友，含着悲凉的泪水默默无声地用一副担架把他抬了出去，找到一处空了的旧墓穴放了进去，上面只盖上一张破烂的草席，掩盖上土，就只能这样草草地将他埋了。沒有棺材，更谈不上留有墓碑，这一切就像他生前一样，死后也是如此的简陋。这时几只鸦雀从头顶上飞过，“哇，哇！”留下几声凄凉的泪音……孤独的坟茔,伴着无声的魂,一年,一年,又一年……。

林士景是和黄祖强同组的队友，因为他个子瘦小体弱，加上夲人名字的谐音，所以大家都喜欢叫他做“瘦警察”， 他为人极富有同情感和正义感，而且办事精灵、通变。黄祖强上吊自杀事情的发生，震动了整个棉市，尤其在插队青年中，反应更加強烈，这是在文革中东北大队而且也是全县发生的第一例知青自杀的恶性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必将波及和影响到其他知青的情绪和今后的安危，事攸关重大。因此他在送黄祖強去医院抢救的同時，就及时将情况向县知青办反映。县知青办听说发生人命案后，自知责任重大，后果严重难以承担，不得不赶紧派人来到東北大队，对该大队批斗插队青年的过激行为进行了适当的制止。此后插青被批打的现象才稍为有所收敛，不至于有第二个、第三个或更多个类似黄祖强的情况出现，可以说是得益于林士景的机灵，同時更是黄祖强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其他更多的插青队友于危难之中，为此，我们应该对黄祖強寄予深切的悼念和感谢。

岁月易逝，黄祖强驾鹤西游已四十多载了，这一切似乎早已烟消云散。当今天再回顾往事时，我们该会有怎样的感想呢？黄祖强的灵魂（如果人死了有灵魂的话）在西天那个极乐世界里能得到安息了吗？他会安息吗？当年他是在什么时候，怎样的心滰下，能如此狠下决心离开这个他生存得并不算很久的世界的？他在离开这个他不得不离开的世界时，他都翻来覆去地想过了些什么？……我们统统不得而知。如果他还能活着到今天，应该也已年过花甲、儿孙绕膝、安享晚年了……然而……可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甚至連最起码的名誉恢复也没有得到！！！死了就是死了，一个小小的蚁民，谁还能记得起他呢？呜乎哀哉！

安息吧！祖強君。

     A君是一个花季少女，才年满十六岁就下乡插队，她聪明活泼，性格开朗，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很娇美，靓丽纯情如花的笑脸，善良纯真的心情，是我们插队知青中的一支花，一支娇嫩令人喜爱的玫瑰花。由于她家庭成份高，所以下乡后她处处小心，不敢多言，安分守纪，善良诚恳待人。在生产队里做工从不挑三拣四，任劳任怨，在插队知青中，在社员群众中和人的大家关系相处得很好。

    鬼使神差，一个“错误”的时间，她回到自已住的房间，因此，就给她带来了终身的灾难。因为在那里，在她们女知青的房间里，她看见了不该她看见的镜头，从而也就使她知道了她不该知道的隐私，因此，她就成了那个手中握有一点权势的男人心中的一枚刺，一个隐患，必欲除之而心安。但却又无从下手，无此机会。文化大革命给这个男人创造了机会，一个可以随意处置人而又不要任何理由借口的机会。

    贵县“9.12”事件发生后，她和其他插队知青一样，被生产队赶出了农村，回到了县城。回到县城后，她深知自已家庭成份高，因此，对任何派性活动从不参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麻烦，清水洗身凉处坐。可是，事情往往就是如此不如人意，你不想惹是非招麻烦，可是非麻烦就偏偏缠上你。贵县“4.12”事件后，已掌握了权力的那一派，到处抓人，那些家庭成份高的及地富反坏右家庭的，还有观点和他们不一致的，只要他们认为你有问题的，就可以随意抓走，关在他们的集中营里。A君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已也被抓，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她的一个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B派观点，而且还是一个小头目，在贵县“4.12”事件中被枪杀；她的一个大哥、一个大姐都全被关进了看守所，一家人惨遭噩运。因此，她也就被抓，并关进了贵县附城粮库里，这是掌权的一派关押人犯的集中营。在那个红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们要杀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要随意。据A君回忆，那时，每天晚上11点钟后，都有民兵来“点名”叫人出去，绝大部分人被叫出去后就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了，被他们拉到江边枪毙后丢到江里随水漂走。据后来人们回忆说当时贵县的郁江水都是红的了（因为被枪杀丢进江里的人太多的原故），A君曾两次被点名叫出去，每次出去都以为自已回不来了，原来他们是把她拉去陪杀，看见自已身边的人一个个血淋淋地倒在跟前，整个人被惊吓得瘫软在地，是那些刽子手把她给拖着回来的。这是多么残忍冷酷的事啊！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在心灵和精神上受到极深的刺激和恐吓，直至现在，事隔40多年了，这些阴影一直无法在她心中抹去，往事历历在目，晚上经常被噩梦惊醒。

因为“7.3”布告下达后，她和其他知青一样又从城里被撵赶回农村，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更悲惨的厄运在等待着她。正是刚离狼穴又落虎口，被她无意看见的“那种事”本来就很恶心，但那两个人做贼心虚，总想报复她，这下可好了，A君落又在了他的手里，从此在劫难逃。她被宣布为“四类分子”，多次被民兵五花大绑，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被斗，被打，被拉出去游村。一个少女所应有的人格尊严，全被他们粗暴地蹂躏践踏得粉碎了。最后她被赶到大队副业场和四类分子一起做义务劳动，在那里她受到了百般的凌辱、折磨、刁难，每天给她一厘工分，可以说没有被打死饿死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无情的摧残蹂躏而过早地凋谢枯萎了。

     张若波是和我第一批一同到贵县附城公社东北大队插队的知青，说起他的插队还有一番曲折。因为他在家中是独子，几姐弟中他是最小的，姐姐们都出嫁在外地，只有他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他人是有点小聪明，有一套拿手的技术---精于修理各种收音机等无线电器材，这样的人才，在那个年代是相当难找得到的，当时他已在街道上开了一个无线电修理店，生意还相当红火。

    当上山下乡动员工作开展后，他怀着一颗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所有的积极要求上进的火热心情，早早就报名下乡去，然而在第一批初审时，街道办考虑到他是独子的实际情况，而且他母亲上了年纪要他在身边照顾，没有批准。于是，他又一而再三地去找街道领导，还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为了表达他下乡的决心，他当场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在场的人都被他的决心震撼了，见到他态度如此坚决，于是街道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同意他第一批去插队。当时有人说他为啥这样傻？他笑了笑说：人各有志嘛。也不多做解释，他就这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这条路。他的热情，当时在城镇动员青年上山下乡会上作为典型材料进行宣传动员。

下乡后，通过艰苦的生活和劳动环境的锻炼，他过去在家中那种养尊处优的独子生活习惯作风得到了很快的改造和转变，和社员们一起赤脚下田，光着膀子挑担，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常常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我们还一起回到县城，逐家逐户清理粪坑并收集粪便挑回生产队，倒入田里。同时，他还将自已所学的技术无尝的奉献出来，应用到农业生产和工作上，下乡初期，他看见队长每天派工都是一家一户通知，这样既费时又麻烦，他就向生产队建议，安装有线对讲机，这样省时又方便，足不出户，按下对讲机就可以通话了，每天该干什么工作的每家每户都知道了，又快又好。生产队长听了很高兴，于是马上着手办这件事，他接到任务后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部安装好了。一试，效果还真是好呢，高兴得队长咧开嘴巴伸出大拇指说：

“若波，真哩！真哩！”（“哩”壮语即是好的意思），生产队里各家各户都装上了有线对讲机，张若波所在的生产队第一个开通的，其他生产队听说了，都来参观，大家一致称赞张若波聪明能干，说

“扶泗二队来了个能人张若波”。

    那时农村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还做得不到位也不普及，每年水稻扬花抽穗时，田里的稻飞蛾特别多，真是令人头痛，且对农作物有很大的影响，张若波了解到这情况后，便向队长建议在水田里安装上一种夜光灯，晚上时放在水田里，一开亮后，这些稻飞蛾见到光就会扑向灯光而落水淹死，若波这一建议获得很好的效果，解决了生产队的一个难题。

    有一次大旱，又正好是双抢大忙季节，生产队里的打谷机烧了，影响双抢工作，拿到县城去修，费时费工费钱。这时张若波二话没说，又揽下了这个活，将马达拆卸下来，自已从新绕线圈，为了不影响队里的双抢工作，不误农时，绕线圈工作本来就是个技术活，别人是帮不了的，不但要细心还要有耐心。张若波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没日没夜地干，连饭都顾不上吃，硬是在双抢前把电机马达修好了，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由于这几件事，使得他在生产队社员中有了很好的印象，加上他的性格随和，所以他和社员的关系相处得很好。生产队的青年有事没事都喜欢到他的宿舍里和他聊天，队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地叫他做“阿牛哥”（这是他在家时的乳名），在大队的影响也很好。

然而，就像张若波这样为生产队里做了这么多好事的插队知青，也逃不过文革的厄运，农村的社员由于在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愚忠的思想指导下，对上级指示只会一昧的盲从。因此，自“7.3”布告下来后，张若波又回到了农村，也被当作反革命黑帮分子对待，因为在那时的宣传材料、大字报都把我们插队知青描绘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再加上东北大队的民兵在县城的武斗中被打死，所以对我们插队知青都变得十分的仇恨和敌视，批斗知青一点也不手软，更不会给你讲情面，他们还要和我们划清界线。张若波平时又比较出名，加上他和我一起去过北京上访，所以他所遭受的罪就更大了，扶泗屯三个生产队的插队知青中，要数张若波被批得最狠最重，打得最伤，处境是最凄惨的一个。若波被打得遍体鳞伤，打倒在地趴着动不了，那些打手们还要在他的身上狠踹几脚，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地上的血已结了块，变成了暗红色……。斗争大会结束了，他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是一同插队的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队友陈作鸿、甘耀海等人，不怕受牵连，不顾旁人阻拦，把他和吴兴雄抬回房间内擦拭伤口，找来《云香精》《白药》等专治跌打创伤的药给他们敷擦服用。这时候能说上什么话呢？！只有泪水涮涮地往下流。惨无人道的折磨，使他对当时积极报名下乡插队的热情表示怀疑，这就是我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么？！毛主席啊，您的初衷不是这样的吧！张若波被宣布限制其人身自由，不准擅自回城，不准和任何人接触，每天只能一个人挑着泥箕，到村边荒岭捡牛粪，孤苦怜仃，满腹的苦水悲伤无人倾诉，辛酸的泪水只能往肚里咽。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这段痛苦的日子里，天天担惊受怕，被打被斗已是家常便饭，使他的身心受到了强烈打击，就像烙铁烙进了他的骨髓里，今生今世永远无法忘记。就这样他人不人鬼不鬼的被困在农村整整十年，直到1975年底他才被恩准获得招工去了煤矿。现今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

   甘洪国是姐弟俩同时下乡的，那时他还不满17岁，个子比较小，体质又弱，人是老实本份的。下乡插队后，由于年小体弱，憨态可爱，平时说话有点不注意场合，心直口快，好奇心比较强，喜欢凑热闹。在文革时被莫名其妙扣上了“杀人犯”的帽子，为此，在批斗他时，那些社员和民兵把他打得死去活来，一个民兵用带铁钉的木板鞋朝他脸上狠狠打去，连皮带肉勾起来，顿时鲜血直流，他的脖子胸前全是血，把在场的女知青都吓得大哭，这时他们才收手。至今洪国的脸上还留下这块永远也抹不去的伤疤。他也被驱赶到集中营里与其他四类分子关押在一起，强迫去做义务劳动。

……

青春是人生最灿烂的年华，然而,我们的青春却是最可怕的岁月,它在狂风暴雨中,血腥的打杀迫害中 ,担惊受怕中接受人间最罕见的洗礼!

“农村是你们的大课堂，贫下中农是你们最好的老师，在农村这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

是吗？！谁能给予我们一个明确而又满意的答复呢？！

第八章  自投罗网

我在1967年贵县“3.6”事件后离开了贵县，使得我侥幸避过了一个月后在贵县发生的“4.12”“4.13”大屠杀。惨案发生后贵县不少人逃难出外地，到湖南时碰见了我，都为我感到万幸。说：“如果4.12的时候你也在贵县的话，肯定要被抓了，就算有一百个你都要被他们搓成肉浆了”。听了他们的说话，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也大概知道了贵县“4.12”“4.13”事件的一些情况，我在内心深深地为那些冤屈致死的生命痛惜，也为插队知青的命运担心。想到自已未卜的命运而又惶惶不安。我在湖南也是坐卧不宁，度日如年，一来命运未卜，二来自已整天在家里吃闲饭，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二姐简家璐、二姐夫许翊都是普通工人，家里还有两个外甥，工资也是刚能糊口，生活是捉襟见肘，现在又多了我这个五大三粗的人在家吃闲饭，一点忙也帮不上，经济更显困窘。虽然，他们从没有在我面前有过半点怨言，但我的心里也是很不自在的。因此，1968年3月第二次去湖南时，我在衡阳街上找到有曾有一面之交的衡阳插队知青欧文彬，他和我同是64年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的，他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由于他家庭成份较高，下乡后待遇可想而知。我找到他说明了来意，他告诉我，他现在在一个建筑工地挑红砖，问我干得了吗？我二话没说，立马就同意了。因为工地远，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去约他了，到了工地天才亮。他每一担都挑30个以上(每块红砖6斤多重)，我亦不甘示弱,也挑30个以上, 毎担都有200斤以上,干了一天下来,整个人都筋疲力尽，肩膀红肿，腰疼腿累，辛辛苦苦干一天，才挣得1.2元钱。回到家中，姐姐看见我红肿的肩膀，心疼得不得了，叫我不要干了，但我还是咬紧牙齿坚持干下去。姐姐无奈，只好叫姐夫在他们单位找份小工给我干。姐夫他们的单位是衡阳水电安装公司，经常要招一些临时性的小工。1968年6月初，姐夫他们单位在湖南水口山接了一单安装工程，我随姐夫到了常宁柏坊干了三个多月，后又转到湖南常德化肥厂做管道安装工作，干了不够一个月，由于文革两派武斗，交通堵塞，材料无法运抵，安装工程不得不被迫告停。我于8月底回到了衡阳。

由于有了工作做又有收入，思想不再老是纠缠在在自已的问题上，所以那段时间心情也好了许多，人也开朗舒畅了起来。令我记忆犹深的一件事，是我曾经历了一次生和死的考验，那是从常宁水口山矿务局撤回衡阳的途中。当时，由于其他工地任务紧，全队师傅都调回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負責运送两个钢板制作的工具箱，每个重200多斤，最后撤离。当时，由于连日暴雨，公路中断，无法行走，只能靠走水路。1968年正遇上湖南湘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乘载我和工具箱的是一条小小板艇，从常宁柏坊水口山矿区到衡阳有100多公里水路。当时，洪水滔滔，我也不知当時湘江的江面比平时究竟宽了多少，只见浊浪滔天，汹涌澎湃。我所乘的这只小艇，只有我和船夫两个人，在那惊涛浊浪汹涌翻滚的江面上, 这小艇象一片树叶，这一叶扁舟随着波浪起伏翻滚，随時都有被滚滚浊浪吞没而葬身魚腹的危险。船夫站在船尾，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紧盯着前方，双手牢牢地把着舵，根据风势浪势来掌握舵向，同時一再叮嘱我：坐好，双手把稳船边，不要心惊。我从未经过此般陣势，又怎能不心惊呢？特别是与那些机动船交会时，机动船过后掀起陣陣波浪，小舟被那波浪阵阵猛烈冲击时，更使人心惊胆颤，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我只能双手紧紧抓住艇边，眼睛眨也不敢眨，直视前方，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连大气不敢喘上一口，生怕一喘气就会造成小舟失去平衡而被江浪吞没。那时真是有多危险就有多危险。经过10个多小时惊心动魄的颠簸，终于有惊无险平安到达衡阳，这时我才深深的呼了一口气，整个人的情绪才得以放松下来。以后每提起此事，还后怕不已，这也算是在黄泉路上闯了过来。

1968年上半年，中国的大地一片火海，各地的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已由最初的拳脚相打、棍棒、刀叉发展到轻重武器互相厮杀，外国人称之为“窝里斗”。为了控制已趋失控的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合连续颁布了“7.3”布告，“8.24”通告和“9.5”通令，上面的措辞。一次比一次来得严厉，特别是“9.5”通令发出后，一而再三的重申，要“抓革命，促生产”，“就地闹革命”，“停止外出串连”，“清除外来人口”等等。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各个有关指示，各地经常突击清查户口，三天一小查、五天一大查，不定时的随时突击抽查。凡是没有当地革命委员会开具证明的外来人员，均作为清查对象，一经查获，立即收容遣返回原籍。我是贵县“3.6”事件后离开家乡的，属于被清查对象。我从常德工地回来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姐姐在她们单位的附近，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房东是个生产队长，又是贫协组长，为人老实。我姐姐将我的情况和贵县武斗的情况和他说了以后，他很同情我的处境。因此，每逢碰到要清查户口时，他都事前通知我们，让我躲开，免过了许多次检查。但长此下去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经常处在一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景，心中时常惴惴不安，提心吊胆的，也很烦躁无聊。为此，我很想换一下环境，便给在湖北洪湖农场的大哥简毓驹和哈尔滨的一个姐姐去了信，说了我的想法，他们都来信叫我去他们那里住一段时间。此时，我收到了在长沙工作的三哥来信，他在信中询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有没有参加打、砸、抢、抄、抓的问题和命案。他说，不管有没有，都应该主动给当地革命委员会去信，向当地组织说清楚讲明白和检查自已的问题，接受群众的帮助，争取群众的谅解，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因为在“7.3”布告中有一条特别强调“返城的上山下乡知青必须迅速返回当地”，并强调任何一派群众组织都不准接纳上山下乡知青参加。

收到三哥的信后，我认真反思自已在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所作所为，自已除了写一些大字报外，而且这些大字报的内容都是有关上山下乡方面的，确确实实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也没有参与两派组织间的任何活动，我所做的都是围绕上山下乡知青我们自身的问题，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我们把那个奸污女插青的林0华拉出去游街，以及组织插队青年在县委静坐，其中并“抢”了一餐饭吃，这也算得上是“坏”事的话，也就仅此而已，再无其它。至于他们指控说我幕后策划组织所谓的“贵县3.6反革命事件”，这纯属捏造和强加给我的。经过考虑，我对是去哈尔滨或是去湖北洪湖换换环境还是写信给当地革命委员会呢，几经权衡，最后我接受三哥的建议和意见，选择了后者。于9月上旬分别给贵县革命委员会和贵城镇革命委员会去了信，检查了自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表达了自已希望能早日返回贵县的心情。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已在选择写信回贵县革命委员会的同时，却也就自已把自已更深地推进一个不可预知的苦难深渊！

信发出去以后，我的心也好像随着信发了出去一样，整个人感觉空荡荡的，魂不守舍，坐卧不安，左眼皮老是不時地跳，老輩人有话说：眼皮跳，是非来。自已的第六感官总预感到会有什么不测的事发生并降临到我身上，但又想不出会有什么的不测降临呢？想想文化大革命初他们是那么全力“追剿”我，是必欲置我于死地，想想那些逃难出来的人所说的话，他们会轻易放过我吗？当年声讨“林、简”二人的大字报贴满贵县城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许多人事后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我问我自已，这次写信回去给革命委员会的事，是不是做得太幼稚和太愚蠢了呢？会不会像飞蛾扑火一样自寻死路呢？姐姐听说我写信回当地时，就担心我的安危了，现在看见我整天心神不定的样子，她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她轻声问我：

“弟弟，你自已估计回去后，那些人会怎样对你呢？”

“哪里知道，但想来想去，皮肉之痛这一关肯定是免不了的”我说。

“回去后自已的态度要放好些，主动检查自已做得不对的地方，千万不要与他们硬顶，免得自已吃亏。”姐姐劝告我，为了不再使我心烦躁，她也没有再问下去了，只是往好的方面去宽慰我。

9月29日那天，姐姐刚去上班不久，便神色紧张，匆匆赶回到住处对我说

“弟弟，他们来了！”

“姐姐你说谁来了？”我刚起床洗脸，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贵县派人来到了”。

“来了几个人？”我的心情“嗖”的紧张了起来。

“两个，两个人，一个是李0成，另一个不认识，个头大大的，叫你现在收拾行李跟他们回去。”

“他们还说什么？”我问

姐说：“我问了他们一下，他们说你没有什么大问题，回去向群众说清楚就可以返村了。”姐姐边说边帮我收拾行李。这时，她交给我一包药丸，说是些跌打创伤用的药丸，是她前些时专门为我加工的，姐叫我留在身边作防身用，记住如果有人检查，你就说是胃痛药。好姐姐！绝想不到此去的弟弟，将受尽后来的各种苦难！

原来前些日子，我看见姐姐在忙着制作药丸，原来是为我准备的，姐姐为我想得很周到，想到这次回去，是祸是福殊难预料，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了下来。想到和亲人分别掉眼泪是不好的兆头，我赶紧忍住，强作欢容。到了姐姐单位，见到了贵县来的人。李0成原是我所在的街道副主任，后来调到镇里了。

要走了，姐姐一再叮咛我回去后要端正态度，不要任性，不能耍脾气，要好好接受群众的帮助。这时姐姐单位的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问李0成要不要绳子，李0成说不用了。听了这个人如此问，气得姐姐双眼怒瞪着他。

我挥泪和姐姐告别，走了好远，好远，我回头望，还见姐姐站在长门口那里定定地望着我，她见我回头望，又高声地对我说：

“弟弟，你要好好的处理好问题，要听话。”我该说什么呢？只是挥了挥手，叫姐姐回去。想不到与姐姐此一别，姐弟竟要十几年后才相见。

说实话，当时我对前途还是有些天真的幻想，估计最多不过是被批斗一下，绝对没有想到我在某些当权人的眼里竟会有这么重的分量，如果知道他们是如此的“看重我”，我绝对不会写那封信给他们，没有我给他们的去信，他们就根本不知道我跑到什么地方。

很快我就发现自已被欺骗了，不，应该说是自已发现自已这一步棋是绝对的走错了，而且是错得很幼稚、很天真、很无知。原来他们把我带进城后，不是去火车站而是把我带到衡阳警备司令部，将我寄押在衡阳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小房子里，我心里“咯噔”愣住了，他们不是在姐姐面前说得好好的，是人民内矛盾吗？只要回去讲清楚就可以了，怎么要把我关在这个地方呢？看来是凶多吉少了，我暗自嘀咕。正当我站在那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声音问我:

“小老弟，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被他们关进来？”

这时我才发现这房间里已经关着一个人在那了。交谈之后，得知他是当地不同观点派别的一个小头头而被关进来的，已住了一个多月了。当他听说我是自已写信回当地给革命委员会时，直笑我是天下第一号大笨蛋，说：

“人家想跑还跑不出来，你倒好，还要拱起身子往里钻，小老弟，看你长得蛮聪明的嘛，你干嘛哪么天真呀？他们说的鬼话你也信，怎么那么没脑子呢！”

他的一席话，我听后无语，而后怕！“我真的是那么没有脑子的大笨蛋吗？”……事实很快证明了这点。

我在房里默默地呆坐着，心情上下翻涌。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同室的那个人捅了我一下，轻声说：

“喂小老弟，今天早上送你来的俩个家伙来了，还拿着绳子呢。”

我抬头往外一看，果真如此，只见李0成俩人拿着根绳子往房间走来，我的心顿时往下沉，像沉到无底的深渊……。

他们把我叫出了房间，要我跪下，我木然地站着，任由他们摆布。和李0成同来的那个大块头，走上前不由分说硬押我跪下去，用绳子把我捆个结实。那时候我知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只在心中狠狠地骂自己

“我是天底下最笨的大笨蛋！！！”

从此刻起，这根绳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身上，一天24小时都被捆着，包括睡觉、吃饭，除了洗澡、大便时可以松绑一会，还有人在看守着。我就这样整整被捆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直到后来发生我自杀的事情后，这根绳子才从我的身上离开。

我被五花大绑从衡阳警备司令部押解到衡阳火车站。我父母亲养我这么大，就连我做错了事，父母都没有大声地呵斥过我，而是耐心地教育我，使我自已改过。如今受到这般奇耻大辱是我有生来的第一次！那冤！那屈！那恨！不知向那里发泄，如何发泄，我只有紧紧的咬着牙齿，强忍着怒愤，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

“我没有错”！

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没有干过任何一件打、砸、枪、抄、抓、烧、杀的坏事。我只是写了大字报，发表我的观点、看法和对一些问题的揭露。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不是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明确规定吗？宪法上不是还有言论自由这点吗？伟人不是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吗？我响应了号召，我这样做错了吗？错在那里？我疾声自问，我真的很不服，很吞不下这口气啊！无奈，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里公报私仇，随便抓人、绑人到处都有发生，司空见惯，人们的视神经都变得麻木了。对这些抓人绑人的事也习已为常，不足为怪，所以我被绑着走在街上，也并没引起人们的太多惊讶和注意，只是瞥了一眼过而了之。到了火车站，人群密集，但看见我是被五花大绑的，他都默默地让开一条道给我过去。

上了火车后，李0成和那个大块头让我自已单独坐在一边，而他们则坐在过道对面的位置上，监看着我。很多人想来我这位置上坐，但看见我是被绑着的，都又走开了。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怕我这个人，而是怕会招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但最后还是有两个近三十岁的人过来坐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后，四周望了望，才轻声地问我

“年轻人，为什么？”

我只简短说了两个字：“派性”，向他们眨了眨眼睛就算了。

他们也挺机灵的，只是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长气，一脸的无奈和茫然。听着火车那“咔嚓，咔嚓”单调而又令人烦躁的车轮前进滚动声，我一脸麻木无神，呆呆地坐在座位上，脑子里却像车轮以的飞转，什么都想，可怎么也想不出个头绪来，只觉得一切都杂乱无章，象捆乱麻。我茫然地看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村庄、树木、田野、道路，觉得没有一丝希望，一切都完了！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数。我想到了下乡的那天人们热烈欢送的情景，我激情满怀，气宇轩昂；我想到了文革初揪斗林0华那衣冠禽兽的傢伙时，义愤填膺，正气凛然；我想到了远逃塞外在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异乡，只身漂流、孤苦凄清的日子。我想到了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我想到了那些患难与共的插友；我还想到了我的初恋——白芸，人们说：初恋是最难以忘记的，的确也如此。我和她是高三时开始相恋的，高中时校规是严禁学生谈恋爱的，更何况我们当时是高考在即。但情窦初开的我们却敢于冲破校规禁令。那时候，我们相恋好似搞地下活动，夹在书本里的一张小字条，擦身而过时的一句说话，都能给对方带去了无限的温馨幸福和欣慰。初恋的初吻是最甜蜜而让人回味无穷的。尽管当时我和她已相恋了五年，但我们这株正在绽开的初恋花蕾，终因经不起时代风浪的无情冲擦而枯萎、凋零了。尽管我是那么深深地爱恋着她，每想到我不能给她带去幸福，还将使她受到牵连时，我不得不忍痛分手，但我仍时常在想念她——我那已远飘天外的白芸，她的一颦一笑、柔语轻声时时浮现在眼前，迴响在耳边，挥不去，驱不绝，并伴随我度过了那漫漫而又艰辛的十一年直到永远……。我那被苦难压抑得难以喘息的心，更增添了无限的苦痛。想来思去心都要碎了，我深深的自怨、自艾、自责。我真的太笨了，我怎么会那么笨呢？……胡思乱想中,我感觉列车前进的速度正在减慢,列车的广播说：“各位旅客，前方车站是柳州……”我突然听到离我座位不远处的斜对面发出“砰”的一声，很重的撞击声，那里顿时像炸开油锅似的乱了起来。只听有人说

“跑了、跑了”，一个粗嗓子急促的猛喊

“快叫列车停车，有人跳车逃跑了！”

这时李0成他们俩人見到发生情况后急忙从对面过来，紧张地抓着我，生怕我也会像那个人一样撞窗跳车逃跑，厉声地对我说：

“你要老老实实的不准乱动”。

随后又反复仔细检查绑我的绳子是否绑得牢固，看见他们那副紧张的神态，心里觉得很可笑。于是，我淡然地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好了，如果我真要跑，当初就不会主动写信回去给县革委会了”。还有一句没说出来，“如果我不写信回去给县革委，你们能这么顺利抓到我吗？！”

经这么一闹腾，让我也想起来了，那个跳窗逃跑者，应该是同我一样是在湖南被抓回来的。在衡阳上车时，一个也是被五花大绑年纪30上下的人，和我同上一个车厢的。当时有四、五个人押送，这不，也被人家逃脱了，实在太草包了。我很为这个跳车逃跑的人的命运担心，我和他虽然各不相识，但从当时的形势看，估计也是因观点不同，派别不同而被抓的。可以说得上大家是同命相怜。他能跑得了吗？跳下去会不会受伤？伤势如何，重不重？我从心底里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敬意，钦佩这个跳车逃跑的人，有骨气、有胆色、有本事，尽管已被五花大绑，居然还能从五个人的鼻子底下，敢在行驶的列车中从窗口跳出去，真的了不起。我想，这个人这么舍得搏命，肯定是想到回去了也是九死一生。倒不如现在舍命一搏，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一丝希望。我在心中暗暗为他祈祷，但愿他能平安无事，安然逃过此一劫难。他的跳车逃跑深深触痛了我，想一想我自已蠢笨到家了，去信自投罗网，太天真了！此刻我的心好痛好痛！

列车到了黎塘站已是凌晨1点多钟了，他们叫我下车，原来他们买的车次终点站是南宁，故需在黎塘转车。经过贵县的车还未到，所以他们把我先关进一个空货车皮内。“砰”的一声把铁门关上，车厢里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正在茫然不知所措時，突然听到从车厢角落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向我询句：

“喂，朋友，你为什么被关进来”。

这突兀而来的声音着实把我吓了一跳，这时，我才知道这车厢里还关着一个人，我定了定神，没有回答他所问，反问他：

“你什么时候关在这里的？为什么被关？”

他叹了口气说：“我是他们的对立派，被他们关在这已有十多天了”。

我说：“我是贵县的上山下乡插队知青”。

“你怎么被他们抓到的？”

“是我自已写信给县革委会，他们就派人去抓我了”。

“唉，你怎么这么傻呀，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别说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后悔也迟了。”

我问他是否知道贵县的情况，他说听说贵县打人杀人的情况很严重，有些人活活被打死，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他还提醒我这次回去要往坏的方面做好思想准备，我听了默默无语。

我呆坐在车厢里不时听到车厢外边有人声和杂乱的脚步声经过，随后便听到用石头乱砸车厢的车身，发出“呯呯、砰砰”声，震人耳聋。无法入睡，也不想睡，根本也睡不着。

 

第九章  水牢囚禁

1968年10月1日早上5点多钟回到贵县，这天是共和国十九年国庆。

下了火车后，我被押往镇政府，刚踏入大门，就听到从里面传出来一片热闹声：

“啊。简毓骐被逮捕归案啦！”

仿佛把我“抓”到了，就是他们的一个“伟大胜利”，是他们又立下了一大战功似的。我内心一横：事情既然已走到这个地步，怕也怕不来，只能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有福依然在，是祸躲不过，一切听天由命。看见他们因为抓到我而得意忘形的样子，我为他们感到悲哀，也深为自已悲叹，这叫作茧自缚，自作自受！

不容我多想什么，几个如狼似虎的民兵已一涌而上，不由分说就把我按倒跪在地上后，就狠狠地朝我猛踢。对我似乎有着深仇大恨似的，咬牙切齿地说：

“好你个红铁军司令，你也有今天！”

这是他们封赐给我的“官衔”， 可谓够大矣。我们插队知青在文革初期時确实是成立过“红铁軍” 这个组织，因为当時“红卫兵” 组织主要是以学生为主，组织的名称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考虑到我们是插队青年而己不再是学生了，为了区别于学生组织，所以我们自命为“红铁军”， 因而“红铁军”纯粹就是我们插青的一个临时的组织，当時也没有真正地由大家推选过谁做负责人，只是由于当時插青的行动基夲上都是以我为主要倡导、组织和指揮的，所以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红铁军” 这个插青组织的所谓头头, 在外人的眼中亦是此般认定。对他们的踢打骂，我无法反抗，也不可能反抗，因为我被五花大绑着。我没有向他们求饶，也不会去乞求他们的怜悯，我只能把恨、怨压在心底。我已是砧板上的肉，任由他们切剁。

把我打了一顿解恨之后，他们把我往里面押去，经过大厅时，看见有十多个人，都是被绳子捆绑着的，有许多张熟悉的面孔，但一时都想不起名字，他们像是刚刚起床，都在低头整理铺盖，不敢朝我这边多望，也无人说话。我想多望一眼，看清楚些，但被那些民兵狠推我走快点。他们把我拉到一个洞口前，一个民兵打开洞门后，猛地把我推进去，随后把门“砰”的一声紧紧地关上了。里面一片漆黑，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手扶着洞壁，像瞎子走路一样，摸索着一步一步往下走，下了几级台阶，到了一个转台，往下又是台阶。这时我想起来了，在我收拾行李时放有一盒火柴在包里，拿出来，划了根火柴，洞内顿时有了光明，这是短暂的光明。使我看清了转台往下又是台阶，大概四五级台阶，下面便是一潭水，不知水有多深，也不知道这洞往里还有多深，里面更黑暗，阴沉沉的，只听见成团成团的蚊子像轰炸机似的嗡嗡直响。火灭了，我又再划燃一根，看到地洞门是一扇厚厚的木板，大约有10多公分。看来，这原是一个防空洞，现在用它来囚禁犯人，是防空洞改装成的水牢。这时让我想起了《红岩》的渣滓洞，囚禁许云峰的水牢！

从我刚被押回来就“享受”到如此“隆重”和“高规格”的待遇来推测，我在他们眼中应该是一条“大鱼”了。我在心里自问：

“难道我真的犯下了滔天大罪，以至于要落到水牢囚禁的地步？！”

我忍憋不住了，正想拍门叫喊，洞门“咔”的一声又打开了，光线从洞口透了进来，我看到的是那些民兵，便马上问他们：

“下面全是水，你让我怎么睡？”

“你难道还想睡龙床吗？有水不更凉爽吗？”他阴阳怪气地回答。

接着，又凶声恶气地训我。“在这里你只能老老实实交待你自已的问题，不准乱说乱动，不准和任何人搞攻守同盟，大小便要报告”。

说完了又再重复一句：“乱说乱动对你没好处”。

不等我再说话，他就“砰”的一声将洞门又紧关上了，洞内又变成漆黑一片。我估摸转台的长宽只有70公分左右，我1米65的个子，人弓着腰也无法够睡，而且也很不舒服，还要屈着双腿。最后，我试了试，只有背靠转台洞壁角把双脚斜向上伸往洞口，睡起来才比较舒服，无奈之下也唯有如此了。卧不成卧，坐不成坐的半卧半坐在转台里。望着漆黑的洞壁，睁大双眼，很想将它望穿；一时又觉得精神恍恍惚惚，仿佛是在做着一个恶梦。我是在做梦吗？我用手狠狠拧了下自己的大腿，感到痛，头脑十分清醒地告诉我：这不是梦，是现实，是一个极之荒唐的现实！那是一个荒唐的世界才会有那样荒唐的现实。我只不过是写了几张大字报，说出了几句在当时人们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难道这就成了我的弥天大罪？就应该受此折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哪去了？这次明明是我自己主动写信回县革委会，却说是被他们“逮捕归案”，这又算作什么呢？“逮捕归案”，仅从这几个字的本身后面就透出那么冰冷，无情，更有几分不容诉说的野蛮成份在里面，这能让我口服心服吗？我茫然地想着，无声地叹气着。望着这黑沉沉的洞，觉得这黑沉沉的洞，仿佛像一张黑色的网，正铺天盖地地向自己压过来，在那里暗中我见到有一张张面目狰狞，青面獠牙的恶鬼夜叉在张牙舞爪地向我扑过来，意欲要将我撕成一片片，要将我生吞活剥下去……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可现在才刚刚开始呢。我该怎么办？我又想到了那些插队青年的同伴们不知现在他们会怎么样了？会不会如同我一样，横遭折磨呢？我苦苦的思念，无尽的思索，幻影不断，六神无主，辗转翻侧，坐卧不安，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眼，虽有困意却无法入睡……

“报告”，正在我漫无天际地在乱想的时候，我听到从洞外传来一个声音，

“报告民兵，我去小便”。

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但一下想不起究竟是谁。或许是由于条件反射的原故，或许是自己很想见一眼这个报告要去小便的人是谁，因此，我也迫不及待地擂响洞，报告民兵要去小便。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个民兵过来把洞打开，凶声凶气，挺不耐烦地说：

“你嚷嚷什么？”

“我肚子不舒服，要去厕所。”

他让我出洞口，在边上等着，我才知道，连大小便也只能一个个地去，不能三两成群结队去，他们怕什么？怕这些人互相串供。出了洞口，这我才有机会看清周围的环境。这是镇政府的大院，有一个小舞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里是当时的县总工会，每到周未时，在这里举办交谊舞会，这个小舞台是乐队演奏的地方；六十年代后，这里变成了镇政府，1964年10月份，第一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告会就是在这里开的，我来参加了，但那时没有这个防空洞河，舞台是紧靠在一幢楼的后面，有楼梯可分两边上，在转台处，是个小阳台，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持抢在站岗看守，再仔细观察，才发现在舞台前和一侧靠一幢平房屋檐的周围有十多个人分散坐在各自的行李铺盖上，或在看“毛泽东选集”或在写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是被绳子捆绑着，个个神情沮丧憔悴，灰头土脸，无精打采的样子，好些都是十分熟悉的面孔，林毓瑜、易伟全、朱锦全、吴耀坤、许龙美、王  锋、杨 斌、彭庆南、第六地质队的陈0昌……有些叫不上名字。“怎么那个在新广东照相馆门前摆一个人体磅秤靠此来谋生活的满头白发的周 寿也被抓来关在这里，他又能犯些什么事呢？”我感到纳闷，在心里嘀咕。在那个时期，他们已经把镇政府作为变相的“集中营”使用，还美其名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想想在那红色恐怖年代，宪法已成一纸废文，公民的合法权利，人身安全根本不受保障。随便抓人，关押拘禁刑罚甚至抢杀，都无须经法律程序，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那已成为时尚和正常的现象，只有这样才是“最革命”的举动，如果不是这样，反而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我们被抓，白发老头周 寿的被抓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这时，先去小便的那个人回来了，我仔细一瞧，原来是林炀杰，他经过我跟前时，我们互相深深地对望了一眼，意味深长，一切尽在不言中，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不准说，所以纵使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却无法说，无法问。

“我双手被绑住，叫人怎么解大便”，我向民兵说。

“叫其他人帮解，完事再绑上。”

去厕所的路上，有一间屋是堆放柴草的，这时我一眼看到了也有几个人被关在那里，其中有洗世祥是我认识，他是建队青年，为人豪爽，在文革初，对，热心插青的各項活动而且有魄力，和我也比较合得来。经过他旁边时，他正低着头在那“学习‘毛选’”我正想开口偷偷和他打个招呼，他抬头看到是我，知道我的意思，但马上向我使了个眼色。看到他的样子我也会意了，此是非常时期，非常地方，便轻轻地向他点点头示意，他也回应，彼此亦就心领神会了。从洗世祥给我的眼神所显示的意思，及回来后亲历的种种情况，以及自己目前的处境，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在他们那些人的眼中，我的“问题”的严重性，看来前景绝对不容乐观。

回到洞口时，一个民兵拿来一叠纸要我写交代材料。我说：

“洞里面黑黑的，看不见，怎么写？”

他说回去请示领导，过了不大会儿，他回来给我把洞门口打开，才使我得以见到阳光。

后来，我又提出了要求解决睡的问题，开初，他们不予理会，我不断地向他们报告，提出要求，过了一个多星期后，他们才发了“慈悲心”，答应给我一张长木椅，找几块砖头。垫高，将椅子架在水面上，我才有了勉強栖身之处。

在那红色恐怖的年代里，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被推崇到了顶峰，红色中国的每一个人，每天早上起床后和晚上临睡前必须要办的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而在办此件事之前要虔诚而恭敬地三呼“万寿无疆”，三祝“永远健康”，这是雷打不变的规定。相比古代封建王朝時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時是仅限于大臣上朝時对皇上的必行之礼，而現今是普遍到全国上下的每一个角落，強制每一个人都必湏要顶膜礼拜，这是检验每一个人对领袖忠与不忠的“严肃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的原则问題。而对于被囚禁关押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后，晚睡前也不能例外地要办两件事，但不是“早请示”、“晚汇报”，而是“早请罪”、“晚认罪”。他们没有资格三呼“万寿无疆“和三祝“永远健康”，如果是那样那岂不是对伟人的莫大亵渎了吗？因此他们只能是“请罪”、“认罪”后还必须要朗读一遍“红文四卷”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全文，以示忏悔和投降。否则，就要被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由于是“重犯”，因此就无资格去集体“请罪”、“认罪”，而因祸得“福”，乐得轻松。

在水牢的日子的确不好过，洞内空气不流通，潮湿是不用讲了，底下的水也不知多长时间了，进入洞内就闻到一股臭水沟的气味。尤其每当太阳刚下山，夜幕拉开之时，洞内洞外变成蚊子的世界，蚊子也像那些得势的小人一样，倚仗夜幕，一团团一团团成群向人袭来。发出的声音胜过美国B—52重型轰炸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成群结队迎面扑来，挥之不散，驱之不走，我成了它们丰盛的晚宴了，不要说睡觉，连坐也不得安宁。

晚上八点钟左右，我在洞里听到外面民兵的吼叫声：

“×××，快滚出来！”

过不到10多分钟，我突然听到洞外面传来一阵高一阵低的叫声“哎哟”，凄厉的叫声，声声惨叫令人毛骨悚然。我悄悄弓着腰站起来朝外面窥看，只见在灯光下，在房子旁边的一棵光秃秃的老树干上，一个老头被民兵吊在树上。他们的吊法很残忍，是把绳子两头分别扎紧在那个老头的两个拇指上，然后悬吊在树上，离地面有一米多高，这样人的全身体重就是靠两个拇指承受。四周站着民兵，手拿着木棍，皮带轮流抽打这个被吊着的老头，似虎如狼地大声嚎叫，不知要那个被吊打的老头交代什么东西。可能被吊打的老头实在痛得忍受不了，声声哀求说：

“我愿意交代，愿交代”，

那帮人才把他放了下来。还未等他能缓过口气，那帮人就迫不及待地追问他：

“快说，快说。”

被吊打的老头稍稍喘了口气，叹气着说：

“老天爷啊，我真的没有，你们要我交代什么呀！求求你们放过我了吧……”

话还没说完，惹怒了那帮民兵，一边猛踢猛打他，一边凶狠地说：

“你耍滑头，作弄我们，想找死吗？”

那个老头只能双手抱着头在地上翻滚。那帮民兵又把老头如法炮制又像刚才那样把他吊了起来，那老头凄声厉叫

“我的两个手指快要断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你们家里也有老人……”

这句话更激怒了这帮人，这帮披着人皮的“人”，棍棒、皮带如雨般打在老头身上，最后，老头昏了过去，他们才停手把老头放了下来，用一盆冷水泼向他脸上，过一会老头才发出丝丝的呻吟声，那帮人说：

“装死，今晚便宜你了，明晚再算帐。”

望着这帮凶神恶煞的打手，我感到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阴间地府阎罗殿里的牛头马脸，夜叉小鬼。可这儿不是地府，这儿是红彤彤的世界，是阳上人间，但现今，连恐怖都变成红色的了。看到这惨无人道的一幕，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的人间现实，我的心紧缩成一团，实实的。这时一个声音在洞门处高声呼叫我的名这，叫我出去。刚才的余悸未过，这边又来声声催命，我的心提到嗓子上了。一个持抢民兵，把我押到办公室，里边已坐有两个人，一个叫冯0初(他是A派的干将,1984年“文革处遗” 時受到了处理)，我原来就认识了他，满脸胡碴子，另一个比他年轻些（后来从其他在押人员的口中才知道他姓姜，外号叫“亚七奀’）。进去以后，我站在那里，他们没有说话，而是定定地瞪了我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可能是想先在精神上、气势上给我来一个下马威吧，才指了指他们对面的一张板凳叫我坐下。开头是例行让我报上姓名、年龄后，然后问我说：

“你对自己的问题考虑得如何？”

“我已考虑了。”我回答说。

“那你将自己的问题交代一下。”

我就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过的述说一遍，他们打断了我的说话，说：

“这些问题我们已清楚，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未作交代。”

我说：“没有了”。

“你可要想清楚些，话不要说得太早，太过肯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没有就是没有嘛，要我怎么说”？我说

接下来，他们对我的审问，不再提及关于我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了，而是转口追问我在外期间与什么组织有联系？参加过什么组织？担任什么职务？回贵县有什么具体行动和计划？接受什么任务？如何开展工作？发展了多少人？

听到他们这一连串不着边际的讯问，使我一头雾水不知天，根本就无从回答，我很明确而又坦白地告诉他们：

“中央已有文件下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不得介入两派群众组织，因此，两派组织我都没有参加，在外地，我就是在我姐姐处住，与其他人和组织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偶而上街去看看大字报，也不识什么人，更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

“你什么时候参加反共救国团？”姓姜的干脆很直截了当地质问我。

“我从未听说过什么‘反共救国团’，更谈不上参加，因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我的回答也很干脆。

“你知不知道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知道，而且要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我据理力辩。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显然姓姜的对我句句顶撞恼羞成怒了，他一边说一边拉开抽屉，“啪”的一声，把一叠材料摔到桌面上给我看，然后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这就是证据！看看，这就是群众对你的检举揭发材料，没有事实，我们找你干什么？”

“如果你认为你们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据，你就依法处理吧”，

我想也没多想就这样回答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干过些什么事情我心中完全清楚，所干过的每件事都历历在目。他们想讹我，诈我口供，想在我身上获得新的重大突破，好去向上邀功乞奖。因此他们反反复复的问我，就是想要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但我的回答始终没有改变，态度如一。

审问的人显然失去了耐性。这时一直阴沉着脸在旁边坐着冷眼观看的满脸初极不耐烦地看了我一眼，冷笑着说：

“姓简的，你现在别耍嘴巴硬，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突然话锋一转，他冷然冒出一句：“说说吧，你的那支五四手枪”。

听了他这句话，我更觉得他们可笑，因此我断然地回答他们：“我从来没有也不见过这些东西。”

“没有？”他反问我，接着说：

“你说话不要一下子说得太肯定，我又再提醒你一点，那支五四手枪是全新的，用油纸包得好好的，你不要抵赖装糊涂。”

“没有就是没有！”

“你这个贵县联络员，广西特派员，说说你们成员的名单和行动计划……”

听到他们这些不着边际的询问，看着他们如此低劣的审讯手段和方法，真让人笑掉大牙，不过这样的人也只能是这样的水平了。我除了在心里感到他们的可笑以外，更替他们感到可悲和脸红，造假造得如此低劣，全都是凭空捏造的东西。面对他们如此拙劣的审问水平，我内心更镇定和越发冷静，他们手上根本没有掌握我什么材料，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干过什么出轨的事情，更不要说让我去参加什么反动组织，自信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立场和分寸的。我很从容坦然地回答他们：

“我不是什么特派员，因此，我就更不可能有什么名单和行动计划了，这个官衔是你们封给我的……”

“你不愿交代，只有把你交给群众了，现在我们给机会你不要，到群众大会上就没有这么好说了，等群众‘帮助’、‘帮助’你吧！”他们不等我说完，大力拍打着桌子说。

多动听的词藻，所谓“群众帮助”也就是他们常宣称的“群众专政”的代名词。是他们那帮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群众的愚昧和狂热，煽起群众的疯狂，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那种场合下，还会有什么理性和文明可讲？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干得出来呢？但是，我总不能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吧？我没有再回答他们的问话，也不屑于回答他们。室内沉静，尴尬的难堪。姓姜的又拍起桌子咆哮说：

“你不要以为你不说话，我们就没办法奈何得了你是吧？主动交代比不交代好，早交代比晚交代好，否则，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

“看来你是不打算交代了，那就等着从严处理了。”

“……”

审讯室里静寂了。没有说话的声音，双方僵持着在那里，过了好一会儿，只听他们恶狠狠而又无奈地吼：

“把他押回去”。

第二天下午，他们把我叫了出去，十月的太阳把地面还能晒得热烫烫的。他们要我把裤脚挽高过膝盖，跪在热烫的灰砂地面上，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这时，几个民兵围了过来，说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不肯老实交代问题，用脚猛踹踢我，我无法解释，也不容我解释，我只能把手臂紧紧地护住自己的身体，用双手保护自己的软肋要害部……那些关押在镇里的人在一边木然地坐着，他们没有看，也不想看，这些他们都已饱尝了，对此也就已经麻木了。这些民兵这样对我，无非是想给我来一个下马威而已。回到洞里，自己仔细一看，被踢打的地方已经淤肿了，我把从衡阳拿回来的药丸服了。说起这些药，在湖南时我还不想要呢，因为觉得自己在文革中并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总不会把我太怎么样了吧？自己想得太简单幼稚了，那时他们这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和人性，杀人已经杀红了眼睛，打人已经打上了瘾，一天不得打人过下瘾，他们的心就总是痒痒的，只是看那个碰上那个倒霉罢了。現在可摊上用途，我在心中特感谢姐姐为我想得细，准备得周到。

到了晚上，又是10点多的时候，又开始对我进行提审了……。连续几个晚上都是这样地如法炮制，反复折腾，但从我身上始终无法如愿得到他们想要的材料。

通过几天下来，我对里面的环境了解了许多，镇政府——一个人民权力的机关已沦变成为一座关押人民的监狱，共和国的宪法在这里已被完全践踏，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权力，所以他们就是法，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每天晚上在那里都可以听到阵阵疹人、凄厉的叫声，这是他们在对被关押在里面的人使用刑罚时所发出的痛苦的嚎叫。

初步适应了那里的环境后，刚回来时那种惊怕的心情稍稍得到了缓解，坐在那潮湿、阴暗的水牢里，特别的思念亲人，特别想家，也特别挂念我的那些同命运的插青队友们，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现在自己一个独自被关押在这里，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往，无人可商量，只能凭着自己的推断去应付他们，感到多么的孤单和无援。我想，他们如此对待我，无非是想首先要从精神上，思想上摧垮我，所以他们暂时还未对我施以酷刑，毒打。对我踢踢打打跪跪，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是“小儿科”，意思意思一下，小小“见面礼”，好戏还未开场呢！但不管怎么说，我自己回来以后，我没有把责任推给任何一个人，也没有出卖任何人，更没有出卖自己的人格和良心。对于在文革初期串连组织插建队青年回城，以及以后出现的所有事情，我力担全部责任，我不想也不希望那些老插老建队友们像我一样遭此不幸，不要因我而受无辜的连累牵扯。看到那群民兵每晚都在变着法子去摧残、折磨关押在里面的人时，我就想，厄运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虽然已有所心理准备，但始终有阵阵的惶恐不安，终究自己还未親身经历过那种场合，仅是听说而己。

我就是这样提心吊胆地捱过了一天又一天。像这种一个人的精神和情绪永远处在高度紧张之中的日子，过一天比过一年还要漫长。

……

  绝望人生

担心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68年10月25日这天下午, 一群民兵突然蜂蛹而至来到洞前, 如临大敌般将洞口团团围住, 髙声狂叫要我出去。出了洞后，他们喝令让我跪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什么也没有说，就先给我来了一顿脚踢，送了“見面礼” 之后，才让我交代自己的问题。我说：

“我的问题都交代过了，主要是对现实不满，攻击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安心农村劳动，带领插青们回城……”

“现在要你交代你关键的、主要的问题，其它不要你多说”。

“我主要的就是这些了，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嘛”， 我回答他们说。

“看来你的嘴巴还挺硬的啊，你是要死硬到底不見棺材不流泪了，那就告?你，做好准备，今晩去参加群众大会，好好接受群众对你的‘帮助’……”

見得不到什么效果，他们对我折腾了一番之后，又把我押回水牢里去。

坐在洞里，我细细地品味他们刚才对我说的话，我想到了许多。今天他们这一行动，让我很感突然，也覚得怪怪的，他们这样做决非偶然而为，看来要到大会接受“群众的帮助”这一关是逃不了的。我极力去想象“群众大会帮助”我時的恐怖惨酷情景。在此之前，我已听了不少所谓“大会批斗”、“群众帮助”的真实情况，那才真正是法西斯式的暴行、酷刑。让你站在会场的中间，低头弯腰地站着、飞机式站着……然后木棍……皮带……板鞋……拳脚交加……这就是他们的“群众帮助”，我虽然未亲眼目睹过“群众帮助的“盛况”，但听到了不少亲历者所述，我初中时的历史老师罗一伍不是被他们硬诬指为国民党特务而活活打死在会场上吗？我高中时的同学宁德敏、韦耀权等在校时的文艺活跃分子不也是活生生地被打死的吗？（韦耀权的尸骨直到1984年处理文革遗畄问题时，才被从火車站附近寻到挖掘出来）……种种惨象，使见者心惊，闻者色变。我实在不敢想象我将会得到他们对我什么样的“礼遇”，但他们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我的，这是毋容置疑的。因为从衡阳被抓回到贵县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对我如临大敌，把我单独囚禁在水牢里，他们诱供、企图硬给我扣上“反共救国团”的帽子，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不惜手段去搜罗有关我的材料，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不可。在那红色疯狂的年代，失去理性的年代，无法无天的不正常年代，“攻击”伟人夲已是滔天大罪不可宽恕，现在又再加上“反共”的罪名，因此即使拿我去抢毙一百次、一千次他们也感到不为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想到自己年纪轻轻，刚刚23岁，正是处在人生的黄金时期，“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就要无辜冤死、惨死在自己信仰的红色政权的红色恐怖的红色专政底下，内心确实不甘。这样地死，我死不瞑目，心头阵阵紧缩。看来这一关是难以闯过，也无法闯过，一切都是命定的了，我万般无奈。我不希望自己死得那么可怕，那么惨，死时的样子那么痛苦。对人生，对未来我完全失去了希望。那时，年刚20多岁青年的我，忍受能力己达到了极限，无法再忍受下去，在心灰意冷万般无奈之际，蓦然间一个“死”字浮现在脑海中。我想到了死，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以死抗争呢？对，我无罪，我有什么罪？既然自己无罪，而他们又要置我于死地，我也只能以死抗争！想到这里了，自己内心反倒踏实许多了，不能好活，我死也死出个样子来。但怎么个死法，我在思考用什么方式可以痛苦少一些地死去，但自己找不出个头绪来。上吊，我被关在水牢这个地方，洞内徒有空空四壁，触电？洞内的电源线路早已拆除；碰墙？地方窄窄的连转身都显得困难；服药自杀？何处要药？家里每天两餐送饭来时还要查一、查二……难道真的连求死也没有办法了？这時我想起了我刮胡子的刀片，赶紧摸摸我的行李袋，“啊，还在！”在被抓回贵县时，他们也检查了我的行李，但这个刀架和刀片没有被他们收缴去。这么说，我寻死终于有办法了——自刎！我把刀片拿出来仔细地端详着，它是那种单面刀片，硬硬的，可以顶用。想到自己将要用它来结束自己年轻而又无辜的生命时，我的心在滴血，我拿着刀片的手不自禁地颤慄起来。“自己的生命就真的那么没有价值了吗？”我在问自己。这时，我想到了父亲早逝后把我抚养长大的兄姐，想到了多年关爱我的老师、同学；我想到了在红旗长大的我，当初那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国分忧、毫不犹豫，非常真诚地踏上了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那时，我多么的相信和崇拜这条道路的神圣。我渴望能在乡下干出一番无愧于我誓言的事业，我要追随董加耕、刑燕子的足印永远，永远！因此，在农村的那段日子里，我努力地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疲劳……这一切的一切究竞意味着什么是不用多说了，然而，最后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呢？难道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回报？我茫然，更是失落。这時我感到我立足着的土岸，正在湍急的潮水冲击下而迅速地塌落，盖地铺天的浊浪正在无情地要将我吞没，我多么的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轻易地了结自己年轻的生命，但又无力抗击倾盆排天而下的惊涛恶浪。
    每每想到“群众帮助”这一漂亮华丽词藻后面所蕴藏着悲惨可怕的场面时，我的心就冷了下去。想到即将面临的折磨与摧残，覚得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值得自己去留恋呢？！那时候，我整个人、整个身心都已完完全全的麻木了，满脑子想到的都是一个“死”字，死亡对于处在那个处境的我，已不再是一件什么可怕的事情，应该说是轻松的人生解脱。

这时，儿时的一件事情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是 12年前发生在我们家中我所亲眼目睹的一件事，并一直深深刻印留在我的心中：

1956年夏秋时节，我刚刚11岁，正在念小学。那年贵县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旱灾，整个东湖已经基本干涸见底了。为了抗御旱灾，从县机关干部、商店企业、街道居民群众到中、小学学生，凡是能动员的力量都全民总动员投入到抗旱救灾斗争中去了。一天我去参加抗旱回来，吃过晚饭后，天已入黑了，我正在后院洗澡的时候，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了凄凉悲切的呼救声，我心一惊，再仔细听听发现呼救声音是从我家屋后廖大叔住的楼上传来的，而且一声比一声凄厉、哀切，听得人的心直发毛，我感觉到事情不对头，连身也顾不上擦干，急忙忙穿上裤衩子，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和胆量，同在旁边洗衣服的一个姓何的女住户一起朝发出呼救声的二楼跑去。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二楼时，在微弱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一幅惨像呈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廖大叔的大儿子满颈鲜血喷溅，瞎眼睛的三婆在一边凄凉地大呼救命，我被眼前这景像吓呆了，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姓何的对我说

“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去叫人来啊。”

我才猛醒过来，赶忙跌跌冲冲奔走下楼到外面去叫人，见到我父亲时，惊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颠三倒四。事后我听大人们议论这件事情时的，才知道原委。原来廖大叔这个大儿子患有哮喘症，他在街道搬运队做体力工时，比较吃力。而街道的治保主任同他一起做工时，看他吃力的样子，就多看了他两眼，他以为是被监视了，而当时又正是大搞“肃反”“三反”“五反”运动之际，他心里极度恐惧留下遗书走上这条自刎不归之路。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从此烙下了深深的阴影，永远挥之不去，直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想不到最终我也会走上这条路。

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家里送饭来了。我打开盒盖一看，发现有煎荷包蛋，有榄角猪肉，还有空心菜，似乎今晚的晚餐特别丰富。“奇怪”，我心里在想，“莫非家里知道我的去意已定而给我准备的特别晚餐？不管怎样，吃了再说，死了也要做个饱死鬼。”吃着，吃着，我突然感到吃到空心菜的时候嚼到了什么韧韧的东西，嚼不烂。吐出来一看，是一卷卷得很小很小的字条。我赶忙往洞口外一瞧，没有人。然后装着吃饭的样子，一面心情紧张，小心翼翼地打开字条看，那熟悉的笔迹呈现在我眼前，是我四哥写的。上面写：

“弟弟，你在里面的情况我基本已经知道，望你要坚信自己，我在等着你回来，妈妈、嫂嫂和兄姐们都在等待着你回来，不要绝望，更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切切！！！”

接着在榄角内也发现有张，我顾不上吃饭，赶紧再认真仔细翻看那些菜。果然，在荷包蛋里，在猪肉里都发现有字条，打开来看，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估计那是四哥做事考虑事情细微周到，担心我看不到，故而多写几张，分放多处地方，总有一张会被我发现到，其用心良苦，可想而知。

我再也无心进餐了。想到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一家人的遭遇，使她老人家的心受到的创伤太重太重了，给予她老人家的一连串打击都是那么的惨重。先是文革初期，我被倾城的大字报重重围剿、追杀，打成反革命黑帮，使她担心受怕；后是在平南县任县长的大姐夫刘春学被打成走资派挨斗、被整，使她老人家牵肠挂肚；接着刚高中毕业的妹妹外出串连，归家途中不幸感染上脑膜炎，回家不到一天时间就撒手人寰，年刚十八，正是花蕾绽开之际，更使她肝肠寸裂；随后二哥在部队里又受到冲击，三哥在大学里也被靠边站，她闻知后寝食不安；而我呢？我这个幺儿现今又被关押起来，前途未卜。母亲她老人家为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辛劳一生，如果现今我自己走上绝路，她那极度脆弱的心灵和神经，还经受得起这重磅打击吗？我对自己的选择又有些犹豫不决起来。我问我自己：我就这样地选择轻生，选择死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值吗？如果我就这样死去，谁来为我洗擦这不白之冤呢？如果我就这样白白地死去，将会使我的家人、我的兄姐受到更大的牵扯，我又于心何忍呢？！我这样做是不是自己对自己太残忍了？我是不是太懦怯了呢？我无法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但想到未卜的前景，那无情的斗争时，我就不敢再往下想了，也无法再想象下去了。在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张张似陌生而又十分熟悉的亲切的遍体麟伤，满身血迹的脸孔，那不是刘0慧吗？那不是林0甫吗？那不是杨子章老师吗？那不是谭秋荣同学吗？那不是……我更见到随着浑浊的江水漂浮而来的用铁丝穿串、用竹篙捆绑起来的一串串、一排排尸体；还见到贵县糖厂独山那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侥幸生存者，在他伸出双手可怜兮兮地向路人求救时，又被臂上戴着红袖章的执行者发現，走过去给他再补上两抢的残忍场面……。我掩面而泣。对前途的绝望，对人生的恐惧和憎恶，使强烈的求死欲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维，脑袋被千千万万个“死”字充塞着，再难以正常运转。那时那刻，我感到自己除了了结此生外，再别无选择，也容不得我去选择。去意已定，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人之将死，其言亦善；鸟之将亡，其鸣亦哀”。我含着泪水，借着西下落日射进洞内的余晖，伏在台阶上，给母亲留下我的遗书：

“妈妈，亲爱的妈妈，原谅我，不孝儿子未对您老人家尽过半点孝敬之心，辜负了您对我二十三年的养育深恩。这两年多来，为了我，您更操碎了心，深恩未报，愧对母亲。今天，我要走了，我不得不这样走了，因为我无力抗争命运，我亦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但我是清白的，我是清清白白地走的！我没有做对不起您老人家的事情，更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原谅我吧，妈妈。不孝儿子毓骐叩拜”。

我同时把我所写的“交代材料”整理好，我穿上三哥给的我的那件新工作服，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其它东西收拾好放进旅行袋内，连同材料，给母亲的遗书，整整齐齐放叠在靠洞口的台阶上，并在上面再另附上一张字条，上面写：

“我要走了，永远地走了，或许走才是我最好的解脱。但在临走前我再重申一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除了写过大字报，组织插队青年回城游斗林0华，我没有干过任何一件坏亊，更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共救国团’ 之类的组织。简毓骐绝筆” 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的脑子里不再想其他什么事情了，对前途的绝望，对人生的恐惧和憎恶，使我那些对生命的眷恋、对亲人的怀念、生离死别之情都统统不复存在，一切的一切都很淡薄……，这时看到洞外的天色已全部黑了，电灯已亮了，喧嚣了一天的白日已渐趋安静了，没有人会太注意我了，然后，我把家中送来给我晚上作御寒用的旧毛巾被折叠好，放在木椅靠水面的那边。我很安然地、静静地躺下，把那床折叠好的毛巾被垫在自己的脖子底下，手中拿着那张刀片，狠狠地猛然向自己喉管处用力割去，毫不手软，毫不颤栗，刀片割下去时自己完全没有半点痛苦之感觉，只觉得心情很轻松，感到今后再也没有什么牵挂；这时只觉得一股热血喷溅、汩汩而出，（那时自己根本不懂得，人若要自刎，只要割断自己颈部侧边的动脉就可以了，只是记得小时候跟妈妈去看粤剧时，台上演到为情为义自刎时，演员们都是把剑、刀往自己脖子上一架一拉就轻而易举地死去了，自己也就照此仿效）一次、二次自己连续用刀片猛割自己的喉管，想将之割断，一来刀片太小，二来已满手是血，黏滑，刀片不易抓牢，力度不够，因 此无法割断。自己又改用手拼命用力想将自己的喉管抠断，也无济于事。我又采取深呼吸的办法，用力将身上的血压迫出去，因为当时我只知道一个人失血过多，就会死亡，每深呼吸一次，血就涌流出来。总之，为了死，我挖空心思，想尽各种办法去折腾自己，摧残自己，最后为了让自己的血流尽快流尽，我又拿起刀片去割自己左手臂上的血管，拉开了一道口子，血也流出来了。或许是由于我的气数未尽还是命不该绝我，这时候自己已感到疲备无力，拿刀片的手一松，刀片掉到水下面去了。我不想、也无法去捞回，只能静静地在 等待死亡之神的降临，时间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了，我只感到自己的身体渐渐地飘飘浮浮的没有一点力气，我努力很想爬起来，想最后看一眼世界，想舒舒臂伸伸腿，但已没有力气了，只感到一阵阵晕眩，我只能眼睁睁地瞪着那黑黑的洞壁，只见洞壁像一幅阴曹地府的地狱图，有牛头马脸、黑白无常、有刀枪剑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好像变轻了，像空气一般飘飘悠悠升到空中去了，渐渐地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事后，我听同关押在镇政府的人偷偷地对我说；那天晚上十二点左右的时候，外号叫“牛奀”的民兵，穿着一双木板鞋“踢哒踢哒”来传我出去提审，在洞口外不远处连呼几声叫我的名字都不见有半点动静，然后又走近洞口叫，也没人答应，他拿手电筒往里一照，发现我满身是血躺在那里，便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只龟自杀了！”便赶紧出去报告。

过了好一会儿才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县革委会保卫组的莫○南，还有提审我的冯○初和姜亚七，他们将我所写的“交代材料”及遗书拿出来看了看，嘀嘀咕咕几句，然后拿回办公室。再过好一会儿，才有两个民兵过来，指挥被关押在学习班的易伟全、周  寿，朱锦全、吴耀坤四个人下去到洞里把我抬上来。当时，他们都以为我已死了，所以不敢下去，想在洞口台阶处拉我的脚把我拖上来，但那两个民兵不允许。他们只好被迫硬着头皮下到洞里面把我抬了上来，放在民兵每晚吊打拷问人的那棵枯树下，因为那里吊着有一盏灯。一个民兵端来一盆冷水泼向我的脸上，我才慢慢地苏醒了过来，我知道我没有死，催命判官还没来勾走我的魂。阴间地府的阎王老爷也不肯收留我，说我在人间的苦还未受够，因此把我推出了鬼门关，我被迫又回到了人间地狱。这时我听到有几个人站在我的身边说话，我吃力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一群民兵、镇里的领导和县革委保卫组的莫0南等。这时，民兵带一个医生背着药箱来到，我认识，是镇医院的梁鸣燕医生。他检查了我的伤口后说，伤口太大，无法处理，只给我的伤口涂了些碘酒消炎，并打了一针，叫送往人民医院，就走了。这时，又是那个满脸胡渣、尖嘴猴腮的冯0初和姜亚七来到我眼前，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要自绝于人民，只有死路一条！”

然后叫人找来一块门板，让吴耀坤他们四个把我抬放到门板上，一个单眼睛姓关的民兵（我叫他做“独眼龙”）拿过一根粗麻绳丢在地上，叫他们几个人将我捆绑在门板上，并且凶声凶气地对我说：

“你不是想死吗？现在就把你丢落大江去喂鱼！”

听着他狼般的嚎叫，心里只有一股恨，我什么也不想说，也没法说得出声，那时只是感到口很干、很干，蠕动嘴唇轻轻的说：

“水，水…..”

根本没人理会。那个“独眼龙”在一边听到他答上一句。

“你不要急，等一会儿把你丢落大江了，你就能喝个够了”。

在冯0初和“独眼龙”押送下，朱锦全、周寿等4人把我抬到了贵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即现骨科医院），当时一个值班的护士检查了我的伤口后，对冯满初说：

“这个人不会自杀，伤口这么大，如果稍微往侧边一些就没命了”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笨到竟然连自杀都不会，冯满初要求她给我做手术时，她说：

“不行，伤口这么大，你们还是送去留医部较好一些”。

“你随便缝上几针就可了，死了就算。”冯0初压低声音对这个年轻的护士说，这个狗肺狼心的歹毒小人！

“不行”。

这个年轻的护士很坚决果断地拒绝了冯的要求。“我们护士没有权力做手术，这个我是要负责的，你们还是赶快将他送往留医部好一些。”

这是个有良心的护士，可惜当时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容。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敢于这样坚持原则，很难能可贵。我会记住她一辈子，好心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冯0初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心里很是恼火，但又无法奈何护士，只得悻悻然叫人把又我抬往人民医院留医部。在外科室，一个医生为我的伤口缝了七针后，问：

“是否留院观察？”被冯0初一口拒绝了，说：

“这种人能送他来医院已算是够仁慈很宽大了，还想住院？”

医生无话可说，只好给我打了针，并开些药给我带回去服用。前前后后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回到镇政府时，东边已经微露晨曦 ，想到自己自杀未遂后果难以預料己成亊实，但因为自己而累苦了同关押在镇里的朱锦全四个难友，心里总觉得对不住人家。

第二天早上，可能是镇里将我的情况通知家里了，才9点钟左右，家里给我送饭来了。我打开一看，是肉粥煮得稠稠的，我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而且也无法吞下去，我叫退了回去。过了不久，我四哥来了，他另外煮了些牛奶给我。见到我那副模样，他心疼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泪水直在眼眶里打滚。我轻轻地对哥说：

“哥，扶我起来坐坐。”

可他身体瘦弱，我们兄弟五人，就数他的身体最差，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将我扶得起来。一个在场叫做亚林的民兵见状，就叫两个关押在学习班的来帮忙，一个人在一边撑托我的肩膀，四哥在后面用双手托住我的头颈部，我才能勉强强坐得起来。说实话，在我自行了断时，由于整个思想神经都已经麻木了，所以那时全然没有半点痛苦的感觉。直到此时才感到伤口处稍微轻动一下都牵扯起钻心般的疼痛，说话、吃东西很感困难，连吞咽口水也很疼痛。我想大小便，也要由三个人扶着，我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去，自已一点力气都没有。四哥看到我这个过去脸圆圆的、胖墩墩的年青小伙，现今脸如纸白，全然没有半点血色，人整个都落形了，变得弱不禁风，四哥的泪水又一次流下。在厕所内，他一边轻手轻脚地帮我脫下身上的血衣、裤，另換上干净的，放眼看看，趁四周无人之時，在我耳边哨悄声地问：

“怎么？昨晚在饭里的字条没看见？”

“看见了。”

“看到了，怎么还要走这条路？”我哥又心疼又爱怜地责备我。

“哥，我无法面对那恐怖的现实，我不甘心被他们那样折磨摧残我。”

……

事后我哥回忆这件事情时，告诉我，那些換下米的衣服全部浸满血，特别是那床旧毛巾被，拿回到家里时，还拧得出血水来，嫂嫂将这些东西拿去郁江边洗，江水都变红了，洗很久都无法洗得干净。

我哥走后，一个女民兵拿药过来喂我（后来我知道她叫覃0环，和我四嫂同一个单位的）她一面给我吃药，一面轻声地开导我。

“你这样做又何苦呢，自己既痛苦，弄得家里人也替你多担十分心，有什么问题交代清楚不就得了吗？”

说也奇怪，昨晚我自杀的时候，到后来被发现抬了出来，把我捆绑在门板上送去医院，到早上我四哥来，见到我的情况，他流泪，他哭了，而我却像铁石心肠似的，硬支撑着自己，没流下半点眼泪。但现在听到这女民兵柔声细语一说，使我整个精神崩溃了，我再也支撑不住自己了，泪水似缺口的堤坝，倾泻而下，我任其流淌，让泪水将我心中的冤屈、苦情冲洗流去……也就是在此时，我发现在那如狼似虎的民兵中，也有善良的具有同情心的人。我从心底里感谢她不将我当作罪人看待。

开初那两三天，我坐、立、行走都要有两个人帮忙托着肩膀和头部，家里送来的也是粥，面条这些流质食物，四、五天后，我感到肚子很饿，便叫家里送饭来，虽然吃饭吞咽时感到疼痛，但为了使自己身体早日恢复，我坚持要吃。一个星期后我已基本上能够自己行走了，冯0初便让三个民兵押送我去县人民医院留医部拆线。可能是由于我是那种身份的人的缘故那个女护士在给我折线时，好像很害怕似的，因此做得也很粗心，漏拆了一针，两天后，我觉得伤口有处部位又痒又痛，借来小镜子一照，才发现有一个缝针口漏拆了，针口处已化脓，便向其他人借了把指甲钳把这个线头剪掉，涂上一些清凉油，才感到没事，舒服得多了。至今在我的脖子上仍留有一明显的伤疤，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它见证了我的沧桑人生，也是历史留在我身上的一道永远抹不平的痕迹！

这样，依靠着我年轻、旺盛的生命力，死神不得不把我推回了人间，而我又不得不继续活下去，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并要去准备承受那更多更多的未知的苦难……

 

第十一章  无辜入獄

我自杀未遂后，使我的“待遇”有些改变，首先我不用再蹲在那阴暗、潮湿、令人窒息的水牢里了，同其他人一样关押在院子里。尽管仍旧是失去自由，仍在囚禁中，但起码我可以享受到到阳光，可以吸收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新鲜的空气了。此外，我不再被用绳子整天捆绑着，也不见再有人来提审我，那帮民兵也不再来批斗我了，我想我这是“因祸得福”了。但每天早晨和晚上，我要和被关押在里面的人一样，站在毛主席像前做忏悔状，低头请罪，然后，集体读一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篇文章（我被关在水牢时是没有资格做这个宗教仪式的）。虽然每次做到这例行的“仪式”时，自己心里很反感、厌恶，但表面上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很虔诚、认真、老实、忏悔的样子。因为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容易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从而才能有机会争取早日得到解放，重新站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正确的革命路线”上来。

1968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光景，家里刚刚给我送来了晚饭准备就餐的时候，突然有一群农村打扮的汉子（大约有十一、二人）气势汹汹来到了关押我们的住处，人都还没站稳，就凶声凶气地连连点了吴耀坤、周寿、林毓瑜、朱锦全、杨斌、许龙美等几个人的名字，叫他们站成一排后，喝令他们跪下，就跪在我的前面，距离我不到2米远的地方。吴耀坤等几个人刚跪下，这群人不问情由，二话不说，就暴风骤雨般，咬牙切齿恶狠狠地用脚猛踢猛踹他们几个人。看到他们骂打吴耀坤他们几个人时的那个样子，眼睛都红了，在他们这些人的眼中，把吴耀坤他们被打的这几个根本就不当是人，而当是任人宰杀的牲口，而且比打畜牲还要来劲和发狠。有几个还是穿着那种厚厚的木板鞋，也照样踹、踢。吴耀坤他们几个人都是被绳子押绑着的，根本无法遮栏那暴雨般倾泻下来的拳脚。不到一刻钟的时间，一个个全被打得趴倒在硬硬的水泥地下一动也不能动了，他们才停下来。这就是“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

听着吴耀坤他们几个凄厉的喊声，看着那残酷的场面，我的心头像压着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喘不过气来，那里还有心思吃得下饭。低垂着头默默地呆坐在那里，我也做好了挨打的思想准备。这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的名字，我这才抬起头来，一看，原来这群人就是我所去插队的那个大队的民兵，而喊我那个居然就是同我一批去插队的同街道的戴0荣，这个插青的“犹大”， 靠出卖灵魂和人格，搖尾乞怜极力想往上爬的跳梁小丑，一个当时红得发紫的人物（曾被选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毛著积极分子，后来分配在贵县钢铁厂，1984年文革处遗时由于他在文革中的种种劣行，政治上被开除党藉、行政处分开除留用。報应啊！天终于开眼了。还是老话说得好：恶有恶報，善有善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统统都報。），他警告我，要我老实交代，否则……我没有作声，只能把那股怨气压在心里。

不久，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关押在镇政府里面的所有人被两次转移地方，第一次是转到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当时县医院门诊已搬移即现贵港市骨科医院），不久，又被转移到县防疫站（县防疫站刚搬走即现贵县印刷厂宿舍）。

这段时间，我虽然不再被单独批斗，也不见来审问我，而是把我冷落在一边，但每次拉其他人去批斗时，必定要把我捎带上，拉去陪斗，一次又一次次地拉上台去“亮相”。我心里深感奇怪，他们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由于一次次的陪斗、亮相，把我磨练得很“皮”了，反正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在“学习班”里，一关就是三个多月时间了。1969年元月17日，这天早上，起床后我敏感地觉得气氛与平时的特别不同，站岗的民兵比平时多许多，那些站岗的民兵个个神情极为紧张，很严肃。我心想今天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果然不出所料，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关押我的房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一个持枪民兵凶神恶煞的样子，把我叫出房门后，另一个持枪民兵马上过来，将我按跪在地下，县革委会保卫组的莫○南，阴沉着脸，用一腔冷森森的语气对我说：

“简毓骐你听着，宣布对你拘留”，那个样子酷似阴府阎罗殿里的判官。他宣布拘留我的理由，我听得十分清楚，也记得特别特别的深刻，直到现在我还能一字不漏地把他当时宣读对我进行拘留的理由复述下来：

“简毓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制造贵县一系列重大的反革命事件未作交代，现宣布予以拘留，在关押期间要继续交待代自己的罪行。”

这就是我被拘留的“罪名”和“犯罪事实”！这个罪名是多么的荒谬，所谓的“犯罪事实”又是多么的空洞！这完全都是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东西，是真正的“莫须有”罪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宣布完毕，不容许我作任何分辩，两个民兵马上过来强按我签字画押后，並叫我立即回房收拾东西。

当时同我关在一个房间的是贵县高中我母校的一个学生，叫磨东明，他是高中红卫兵的头头，因观点不同，被作为“坏头头”关到“学习班”里的。在相处的几天里，互相间交谈了各自的情况，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時我也已作好了最坏打算，拜托他有朝一日能有机会重获自由时，希望他抽空到我家中一行，将我的情况代为转告。因此，回到房间收拾行李时，我简单将情况告知他，并再次叮嘱他务必到家中一行，他很郑重地应诺了我。话还未说完，那些狗民兵又在门外频频催促。从此，我被真正打入了铁窗牢房。铁窗，监狱十一年，我流汗、我流血，我流走人生最宝贵的十一年，但是我没有流泪，巴尔扎说过：“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就这个意义上讲，我感谢生活。

 

第十二章  铁窗生涯

人们把监房叫做铁窗，果然如此。来到了看守所一看，高高的暗灰色的围墙、电网、岗楼，哨兵把整个监房衬托得更加阴阴沉沉，冷冷森森。“哐啷”一声，沉重的拖笼门打开了。进入到看守所里面，一条巷子在中间，两边是两排监房。整个牢房死一般的沉寂，静到连掉枚针在地上也能听得到响声，更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我们进去的脚步声使监室内的人发生了骚动，一张张苍白、清瘦，没有有血色的脸庞纷纷挤到窗前窥望，都想看看我这个新投入牢房的人又会是谁？他们被看守员恶声呵斥后又赶紧缩了进去。我抬眼扫望过去，看见了好多张熟悉的面孔在里面，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关进来的，因为有看守跟着，他们都不敢说话，只是对我投来了询向的眼光，我亦只能轻轻的点头回应，一切都从眼神中意会了。

我被带到第一监室前叫站停，看守把捆绑我的绳子解开，拿出“哗啦啦”作响的一大串钥匙，熟练地找出其中的一条，将锁“嚓”地打开，叫我进去。我木然而立，如在梦中。我多希望这是一场梦，是一场极其可怕的恶梦。但现实毕竟摆在眼前，这不是梦，这是一场真真实实的梦！里面的人帮忙把一根重重的圆木柱子抽开，刚好可以侧身进去一个人，“进去！”我还没有清楚什么，看守把我推了进去，随着就是，放回园木柱子，关门、上锁。我努力镇定自己，环视牢房，牢房很小，长约4米左右，宽3米左右，是长方形，四周下半部是石墙，上半部是砖墙；后墙的高处开了一个四方形的小窗，小方凳面般大小，安装有铁条作窗栏；前面的牢门是四根比饭碗口还粗的圆木柱子，顶部安装有锁，开门时要把顶上的锁打开，把一根根木柱子搬抽出来；监室门旁边还有一个大约40公分高，宽30多公分的小窗口，同样安装有手指般粗的铁条作窗栏；睡的是水泥桩柱做成的大通铺，宽不够2米，活象医院停尸房一样的通铺上脚对脚地躺着十几个人，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反应。我真不明白，然而我理解错了。带钉的皮鞋声渐渐地走远了，远了……牢房里的人都活了过来，一个个地坐了起来，轻声地问我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捉来，我小声地回答他们我是插队青年，其他不再多说了，在这个鬼地方，不熟悉情况之前，不敢贸然和他们说什么，还是小心为好。通铺前面是一条不足1米宽的通道，通道的尽头处是两个分别用来盛装大小便的粪桶，小便还好解决，是站着拉，大便时要蹲在桶沿上，简直就是考技术。每个监室的面积至多也就是14、15平方米左右，我数了数连我一共是18个，我是新来的，只能睡在最未尾靠粪桶的旁边，这是牢房中不成文的规定。十八个人就挤在这么个阴暗、狭窄、潮湿、臭气熏天的空间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因为人多,地方窄,平均每个人不到30公分，晚上睡觉就只能侧身睡,还要人紧贴挨着人,拥挤程度可想而知。由于当时因派性被抓关进去的人占大多数，关的绝大部份是4.22观点或一派的人，所以看守所“人满为患”，每个监房都是挤得满满的。

夜，牢房的夜更阴森恐怖，仿佛连空气里都有无数双的刺探秘密的眼睛在荡来荡去。离地面大约4米的一盏灯，镶嵌在屋顶上，并罩上了铁丝网，目的是怕犯人自杀。小瓦数的灯泡象鬼眼一样熠熠发光，灰蒙蒙的灯光，照着死气沉沉的牢房，粪桶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让人直想呕吐，再加上那些成群蚊子的“嗡嗡”乱叫，搅得人心更加烦燥，让人感到有一种身在坟墓的感觉。在这阴暗潮湿的屋子里满是死气，我眼前出现种种幻觉：面目狰狞的厉鬼；悲悲切切的冤魂；飘飘浮浮的鬼火，凄切的惨叫声和无奈的哀叹声，在脑海交织成一幅幅可怕的画面，使人心神难定。

我在黑暗的监房里沉思着，想到在“学习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忧心忡忡的不眠之夜时，很奇怪，现今被投进了监狱，听到铁门上锁的咣噹声音，反而有了一些放心宽慰的感觉。耳中响起了电影《白毛女》喜儿的歌声，这一下“大鬼小鬼进不来”，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总怕被陌生人随时带走，也不知会带到什么地方，会碰到什么情况，甚至死了也没人知道，也用不着每天去应付大会小会的批斗。那种场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人身安全是一点保障也没有的。因此感到或许如今进了监狱，反倒比在外面还有安全感。

但是，自己这个最初的“美好幼稚感觉”很快又被现实击破了。其实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非常年代里，人们头脑中的那股阶级斗争的弦，永远都是绷得紧紧的，容不得一丝半点的松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伟人常说的一句话。况且狠抓、紧抓阶级斗争正是一个人表现自己积极上进、是非分明、阶级斗争立场坚定的最好机会。对阶级敌人不能讲同情和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环境里都不会给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更何况监狱是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工具，在那里怎么可能会有安生的日子过呢？！在那里上上下下的人员，在他们不顺心，不顺意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借口对我们进行刑罚，甚至連伙夫也可以随意对犯人大打出手，在看守所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多次目睹了那个伙夫打人的情景。那个黄姓伙夫外表一副忠厚，善良相，可是打起人那凶狠的样子，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他是用他挑饭的粗扁柦呲牙裂齿直捅人的要害处，真是俗语所说的“不声狗，咬死人”。因此，在看守所的日子也是过得战战兢兢的。

在牢房里，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起床，晚上十一点钟就寝。起床后，就寝前都有狱警来清点人数。起床后到晚寝前这段时间，除了大小便和吃饭，囚犯只能席床面壁而坐，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反省交代自己的问题，或看书，当时看书只能看《毛泽东选集》（除了“毛选”，其他书藉都不允许带入）相互间不许交头接耳说话，不许乱动，想起来到屋角的尿桶去大小便，都要大声喊“报告，我要大（小）便”，才能离床而去。否则未经报告而擅自走动的，被发现時，轻则斥骂几句、罚站；重则踢踢打打、鞭抽，这是常见的事，因为经常有看守员和狱警进来巡监。他们进来时，拉开拖笼门时都会有一些响声，听到响声后，我们必须坐在位置上装出很驯服的样子，免得被他们找茬口，白白挨打。可有一个狱警，心肠特别坏，特别狠毒，做事特别阴，每次到他值班时，都要设法找茬打人，没有一班岗他不打人的。对于他来说，打人已打上瘾了，不得打人手就总感到痒痒的不舒服，而且不这样做，就不显得他是最革命的。为了找到犯人的茬子，他进入监舍时，打开拖笼门时都是轻轻地拉，尽量不弄出声音来，而且走路的脚步也是轻轻的，让人防不胜防，因为偷偷和其他人说话，我被他抓着过一次，用竹鞭子打了一身，我还算是幸运的。而同监室一个名叫韦 球，当过志愿军，上过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的退伍残废军人，因为派性被抓，有一天，由于坐太久了，下肢麻木，便下床想活动下筋骨，那天也活该他倒霉，下床还未行走，刚好被那个最凶蛮的武装碰上，被他罚跪在牢房门前整整四个小时，時不時过来用枪托猛撞、用脚朝两肋要害部位踢；有一个叫黄炳南也是因为说话，被他用竹鞭抽打了差不多１个钟头，他也不覚得手累、手软。由于他对犯人以心狠手辣而出名，我们在背地里都狠狠咒骂他是“小鬼子皇军”，大大的坏，心眼狠毒，将來必不得好死。

牢房的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宽不到2米，长约9米，专供犯人放风活动的地方；周围有一堵髙高厚厚的围墙围住。每天每个牢房轮流派两个人拿大、小便出去倒，如果碰上看守员不来放风，两天、三天才让倒一次也不一定。如果粪桶满了溢出来，那也自认倒霉了。不过大便的问题不大，因为每天两餐，每餐四两瘦米加上一点无油的菜，还不够身体内部的吸收，全部消化完了，所以大便次数不多、量也不多。我记得那个叫韦球的，他最长时间隔一个多月才大便一次，而且像羊拉屎一样只拉得一点点儿。每次他大便时全监舍的人就倒霉了，因为他大便间隔时间长，所以排的大便特别臭熏熏的，到他大便时，大家都象避瘟疫一样，用被子从头到脚把整个人盖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才行。

在监狱里放风，就象打仗一样，要快。放风时间长短要由看守员心情好坏来决定，他们心情好时，每天下午放风一次，时间3-5分钟不定，包括倒大小便、洗衣服、洗澡、活动身体；有时只让倒大小便，每个牢房派人出来盛些水回房间留作第二天洗脸、漱口用；如果碰上他们心情不好时，则3天、5天不放一次风也是常事。即使放风，也就只给你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冬天还好说话，夏天就难爱了，因为监牢窄小，人多，又不透风，浑身是汗，那时候的水就贵如油了，一水多用，漱口的水盛回来留作洗脸，洗完脸又留作洗脚或擦身用，有这样的水总比没水好，特别是盛夏时节。

在监房的后面有一个大坪，那是对犯人进行清仓检查时用的。每个重大的节、假日前，都要对犯人进行一次全面清查，而且常常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进行，使之措手不及，防不胜防。犯人把各自的行李全部搬到晒坪上摆摊放开，由看守员和狱警进行逐一清查有无违禁品、凶器之类。我们倒乐于此，因为牢房内太阴湿了，所以趁此机会能把自己的行李衣物晒晒阳光，去霉气，消消毒，而且使各个牢房的人有一次见面的机会。正是得此机会，让我見到了韦子正和李  展这两个与我同是东北大队的挿青朋友，韦子正与我同是贵髙校友和同届插队的，韦此人胆小怕亊但为人谨慎老实，平日里响屁都不会放一个，更不会轻易跨越雷池半步，而李  展则是比我晚一年同在一个大队插队的小朋友，因为他去插队時是我们大队插队青年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当時还未满十五周岁，还是一副乳臭未干的稚气样子，但由于人長得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所以大家都喜欢逗他，叫他做“小朋友”。 象这样的两个人，叫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亊情来以致招上这牢獄之灾？因为不同一个监房，是不允许互相说话的，碰见面時就是大家互相点下头，丢个眼色，就算是招呼过了。他们被关押差不多一年時间就获释放了，到亊后我才约略知道，他们是因为在制作毛主席语录時，工艺上出了点小问題, 由于韦的家庭成份是地主, 而李  展的父亲是从当年的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国民党的一个电台台长,。这还了得？一个是地主阶汲的孝子贤孙，一个是国民党反动軍官的后代，反动的夲貭不变，这是严重的政治亊件。 因而那些惯耍极左手段的政治投机者便想以此鸡毛蒜皮大的点点问題, 大作文章， 吹毛求疵，无限上纲上线,  必欲置他们俩个于死地而后快，並能以此邀功请赏。所幸的是，由于他们命不该绝，其它方靣又查无实据，在白白被关押了一年之后才不得不放人。诸如此类的亊情，在那个年代还見得少吗？冤獄遍地。（李    展从农村出来后，先是安排到南宁煤矿，凭着他不韧的努力和才华，后来到了广西区电視台工作，个人亊业有所成就，且小有名气，也称得上是我们老三届插青中为数不多的皎皎者之一。）我还记得当年一起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还有：西江农场党委书记赵品三、县新华书店的刘  0、县人民医院的护士刘0 英（他们是兄妹，而且是我姐姐的同学、好友）、县物资局的张木成、县服务公司的范信斌、县电影队的韦文锋、县港务所的黄  发、罗  全、罗永强、西江粤剧团的温0夫、县文艺队的李炎恩、石卡公社的杨寿安、西山邓宏飞、木梓的朱守常、朱守仁两兄弟、木格的梁永仁、覃塘的陈 州父子二人、供销社的邱全略、石龙的韦球、罗任茂等等，还有许多我记不起的这些人全都是因为是B派而被关进去的，且是一关就是好几年，最后才陆续获得释放，只有黄 发、罗任茂和李炎恩等人被以反革命纵火罪判刑。而在每次检查时，围墙上都要增加哨位，机枪瞄准，以防犯人暴动冲监。

在看守所里，我体会最深最深的还是一个“饿”字，理解最深的两句成语是“狼吞虎咽”、“饥不择食”。在监房里每天两餐瘦饭，（意指没有油水荤腥）每天送饭来时，饭是刚刚出蒸笼，滚烫滚烫的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连饭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都还没有弄清楚，就囫囵吞枣，三下五除二，几口就干完了，一是太饥饿，二是要凭借着这一点热饭气下肚，以此增加自身体内的热量。如不小心有饭粒掉到地上也要一粒粒捡回来吃，吃完再咂咂嘴，尽管肚里仍空空如也，也要好好回味回味一下吃饭的滋味。家里送来的东西，连辣椒的枝梗都不放过，也拿来吃了，不让浪费掉。肚饿实在顶不了，就说身体有病叫家里送些“藿香正气丸”、“银翘丸“之类的药丸来，（因为看守所限制送食物类的东西）拿这些药丸来充饥，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

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直到1972年5月份周恩来总理有关监管的指示下达（也就是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在监人员的生活和待遇才有些许改善，除了学习毛著外，允许看报纸，中午有两个钟时间休息，体罚犯人的现象也减少了许多，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生存下去，还有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能消沉。在监狱中失去了自由，就像掉在大海里，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人慢慢地在沉下去，沉下去。消沉就是慢性自杀，消沉就是死亡。自从自杀未遂后，我对生反而有了强烈的要求和期望。尽管身陷囹圄，自己的未来是一个未知数，既然是未知数，那就尽量不去想或少想些，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学会随遇而安。为了消磨在狱中的时间，我跟其他同关押在一起的难友学，把旧衣服拆掉分开颜色抽成丝线，再几股几股合起来搓成粗线，用来编织手提网兜，既消遣了时间，又学了手艺，更重要的不使自己思想太过于消沉。

由于自己生性有些不羁，有一股傲气，要求平等，保护自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性格，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招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我喜欢接近平易近人的，平等待我的人，不喜欢自以为是，高人一等，不能平等待我的人。我有一个自己的人生哲学，对善良的人、对真心爱我、关心我的人，一辈子不会忘记；对我怀恶意的人，我退避三舍；对伤害过我的人，尽量为之以原谅；对我有误解的人，什么也不用说明；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当尽力相助；对吝啬谄媚的人，一毛不拔。我喜欢雪中送炭，不喜欢锦上添花。这表现了我在处世上有偏激情绪。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的性格的确影响了我的命运，而且是比较大的影响。

 

1970年秋未初冬，我在看守所被看守戴上了一副八斤多重的脚镣。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给了一件衣服我小学时一位数学老师江文英的哥哥穿，他是在外地被抓回来。家庭成份是地主，而且是贵县八塘有名的大地主，如果不是跑出外地，1968年“贵县4·12、4·13”时他早就没命了。这次被抓回来，除了身上穿的，多一件衣服都没有。因为在学校时，姓江的数学老师对我挺好，加上其兄的遭遇，恻隐同情及报恩之心，使我未经看守同意,便送件衣服给他,结果被看守发现,惹来祸端,说我违犯监规，拉拢腐蚀他人，把我铐上脚镣，以示惩戒。我在给衣服他的时候，还写了张字条夹放在衣服里面，我是这样写的：

“江大哥，一件旧衣服给你外出劳动替换，不成意，话不多说，待日后到自由天地时再详谈”。

幸好字条没被发现，否则罪名更大。因为凭纸条上“自由天地”这句话，就可以给你无限上纲上线，吃不了要兜着走，可以说我们是梦想变天、反革命复僻、死心不改，受到的惩罚将会更加严厉。那么，被戴上的脚镣就不仅只是这副八斤多的脚镣，而起码要铐上12斤重以上的甚至同时还要加上手铐才成。因此虽然自己被戴镣惩戒，但我并不为此而后悔自己的作为，为人就要如此。

戴上脚镣后，给自己行动各方面都带来诸多不便。在那些狱警心目中，被戴上脚镣的人都是待决的重刑犯，因此，他们对我更加百般刁难、找茬来惩治我、动不动就罚跪、罚站、用细竹鞭打。我无奈也只能听之任之。

天气已入冬，寒冷之至，冰冷的铁镣伴眠，被窝久无暖气，戴着脚镣行走“啷啷当当”，影响他人，也把自己的脚后根都磨破出血，为了减轻痛苦，我拆了件旧衣服把镣铐包上，响声小了，磨擦也减轻了。戴着脚镣我也学会了如何换脱衣裤，磨炼了自己的意志，也学会了“忍”，懂得去“忍”。

“戴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疚”是我中学时代读过的而且记忆犹深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其中一首，这首诗当时还被谱写成歌曲，在六十年代时，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歌曲之一。这是刘伯坚烈士1935年3月由狱中戴脚镣往大街移囚绥署候审室时写下的不朽诗句。当我被铐上脚镣时，这首诗即跃现在我的脑海中而挥之不去，脚镣被戴上了，但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会被“戴镣长街行”。

1970年10月的一个晚上6点多种左右，我正坐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摆弄着那副脚镣时，我被看守叫了出去，开头我以为是提审，但一想，也不对啊，晚上极少有提审的。过了岗楼，出到外面办公室时，见到里面有八九个男女青年站在那里了。我仔细一看，有些我认识，都是同一街道的青年，我心里纳闷：他们来干什么？看守拿来一副手铐把我铐上后才对我说：

“今晚回街道接受群众批判，你要老实些，听到没有？”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来那么多人。

出了看守所的大门后，那个领队的走在最前边，我只知道他的绰号叫“咸榄弟”，让我跟着他走，其余的几个成半圆形围在我身后，如临大敌般的押着我往街政府的方向走去。我被铐着手铐、戴着脚镣，缓缓地走在我曾经那么熟悉而现在变得又似乎很是陌生的街道上。“哗——啷” “哗——啷”，戴着脚镣行走发出的声音沉重有力也很有节奏，惊动了众多的路上行人。看到我那副模样和押送的阵势，纷纷投来惊讶、不解、疑惑的眼光。由于我在下乡插队时，在文革初期时出尽了风头，认识我的人是不少，见到此景，他们则互相低头议论纷纷：

“这不是简毓骐吗？不是听说他已经死了吗？怎么现在还活着？”

“喂，简毓骐还活着呢！”

“他犯了什么大罪，手铐脚镣都被戴上？”

“你看他的样子多坦然，一点也不害怕。”

……

“是啊！我有什么值得害怕呢？怕什么呢？”听到之后我在心里自问。

在那个人人自危，感到万分恐怖的时期，很多人由于说话不慎而身陷囹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打击的运动总是一个接着一个不期而至。能听到人们的这些议论，我内心甚感欣慰，知道我在群众中多少还是有影响的。此时，我又想起了刘伯坚烈士“戴镣长街行”的那着诗，想到他被戴着脚镣行走在街道上时的情景，

“戴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疚。”

我无心也不敢和烈士们攀比，因为我还没有烈士们的境界那么崇高和伟大。但是今天的情景何其相似。简直就是当时的再现。仔细想一下，自己也哑然失笑，感到啼笑皆非。刘伯坚烈士所处的是国共对垒的时代，而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对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插队青年，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小小的人物，何至于要如此大动干戈呢？难道我这“泥鳅”还能掀得起滔天大浪不成？这样做是不是太抬举我了吧？自感愧受不起。但当我面对群众时，我却又覚得无愧，因为我没做过任何伤害群众的事情，我只是说出了他们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罢了。在批斗大会上，我看着前面黑压压的群众，张目四望，想极力去搜寻有无我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大多默默地低着头，看不清脸孔。我那时甚至希望能有记者照下我的镜头，一定很好看，比耶稣吊在十字架上也不逊色。我没有感到耻辱，耻辱应该属于那些失去人性的疯子。听着在大会上那苍白无力并且显得极之荒谬的发言，那参差不齐、零零散散的口号声，会场上的始终没有他们想要制造和达到的那种气氛和效果，只能是走个形式，草草收兵。看到群众向我投来的同情眼光和那深深的叹息声，我体会了“是非自有公断”，“老百姓心中有杆秤”的深刻道理，本来我已经很绝望了，觉得随时结束自己的生命都不足为惜。但是人们的同情顿时使我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也就十分坦然，我在心中默默地唱着

“戴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批斗会回到看守所后，同室的难友悄悄和我分析，对我的未来都感到不容乐观。因为当时“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地开展着，从速、从快、从严、从重处理一批人就是当时的形势，而且已有先例。1969年后去插队的同街青年莫瑞汉，不就因为书写了一条所谓的“反动标语”而被处以极刑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冤死在那非常的年代，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例子。对照我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因此，我在思想上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和准备。心想，反正我也死过一次了，再死多一次又何妨！

如果旁人对我的不理解，尚自可以理喻，然而当听到来自至亲的人要与自己划清界线的消息时，我的整个心都伤透了。他的理由就是：因为我

“还关在看守所里……就是一个人民的敌人，对敌人，就要同他划清界线，绝不能同情他……”

多么冰冷无情的语言，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人情冷暖，世态淡凉，由此知之。但在那个年代，政治审查十分严格要追查到祖宗十几代，一人有事牵连九族，但他这么一说，就真的能斩断一切干系了吗？这血缘不还照样存在吗？！

在看守所关押的日子里，有几次讯问是我不能忘记的。一次是湖南长沙的来人外调，他们直逼问我，我和我三哥有什么关系，我当时真不明白他们这些人不是有高等文化的学历吗？怎么提的问题竞然不如一个三岁小孩。我和我三哥当然就是兄弟关系嘛，他是哥哥，我是弟弟，这改变得了吗？们们还追问我三哥对我的支持，我说了我的事情压根他不知道。自小他对我却十分讲原则的，我下乡插队，他积极支持，这次文化大革命，我去到了外地，是他动员和劝告我主动写信回县革委。我知道他们无非是想借我的口来达到“整”我三哥的目的，但他们在我身上是无法能获得他们所想要的材料，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把柄可以授予他们掌握的，询问只能不了了之。听说后来还是由于我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对三哥还是带去了影响的，我感到很对不住三哥。

另有两次讯问，一次是初中时姓姜的学长，一次是高中的同班同学，当进入讯问室时，自己无以所对，当年的同窗学友、校友，今天变成一个审讯官，一个阶下囚，局面何其尴尬。

1971年，林彪外逃陈尸温都尔汗的“9.13”事件发生后，消息传来，在深感震惊之余，又使我对未来抱着一丝侥幸的希望，希望能凭借林彪事件的发生，自己能早日重获自由，因为在自己的“犯罪事实”中，相当一部份就是“攻击”林彪的。从文革初期林彪那唱得太过离谱的高调中，给人以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因此，在背地里议论“林彪是一个比赫鲁晓夫更赫鲁晓夫的人物……。”但自己那幼稚的盼望泡沫很快被无情事实击得支离破碎。一天，县公检法军管小组的黄×观来提审我，他阴沉着脸对我说：

“听说你最近很兴奋哪。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林彪是你打倒的？他是自己跳出来的，你难道比毛主席还英明？别忘了你还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和破坏毛主席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等罪状呢……？

他说得没错，我是高兴得太早了，虽然林彪“折戟温都尔汗大漠”，但我的劫数仍还没到头，我虽然反对了林彪，其实并不是我有先知之明，现在仍然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在他们的眼中。我是全县插队青年中第一个“从知青演变成现行反革命的典型”，为了肃清我在社会上和知识青年中的流毒，他们对我又使出了一道新招式，1972年9月25日晚7点多钟，我听到了看守大叫我和陈某（也是插队青年）的名字，把我们二人提出监房带到了高墙外，上了手铐，由四个正规武装押送我们走出看守所外。一路上我暗自思量：“难道今晚就去开宣判会？”可是按照法律程序，我还未被转逮捕呢？难道又要去被批斗不成？但按照以往的惯例，去接受群众批斗，通常是由民兵来押送，又何至于要动用正规武装呢？况且自己自从1969年1月17日被宣布拘留关进看守所至今已三年八个多月时间，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在这么久的时间里，除了刚来时仅只提审过我寥寥可数的几次，此外也没有什么“犯罪事实”的证据核实，其余的将近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以乎已被人遗忘了。每天白天面壁僵坐，夜晚在长明灯的照射下睡眠，很少有人来打扰，日子过得平静而单调，我已经心如止水，习惯这种生活了。时间却仿佛没有我这么个人存在似的。看到一批批的进来，一批批的判刑，一批批的释放，就是没有我的份，难道要我把牢底坐穿？我心里没个底但感到这不寻常。

果然，把我们押送到了达开中学那里，一进校门，就见到整个操场黑压压的一片，早已坐满了人，主席台上灯光明亮。见到我们的到来，马上有人领喊口号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简毓骐！”

“坚决捍卫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路线！”……

我们被押上主席台上，分别站在台前两边，被两个武装人员紧按低头弯腰。由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然后又是由几个人上台发言揭发批判，又是高呼口号。对此场面已屡见不鲜，习已为常，听腻了根本听不进去。揭发批判后，由公检法人员向我们宣读了“逮捕证”，我才明白，这是今晚的压轴戏。

我是在被拘留关押三年八个月多时间后才转逮捕的。宣布逮捕后回来的这天晚上，心潮翻滚，久久不能平静，我知道，由拘留转逮捕，我期望能获得自由的一丝希望已经完全没有了，那么，我在看守所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因为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外面的形势如何，我在狱中无法判断，但肯定是相当紧张了。而我知道，每到这种时候，都会有一次大“镇压”，以震慑社会。我的命运凶多吉少，而且显然时间也已经不多了！刚才在会场听到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简毓骐”的尖叫声，总使我有一种冰凉彻骨的感觉，并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刑场、死亡……谁知道呢？这个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一生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对于我来说是两次），也许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就要结束了。“唉！”我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是无可奈何的发洩还是对未来命运的哀叹，无法说得清楚。唯有这样长长的一声叹气，才可使自己的心情稍为得到平静一些。对我这么一个小小人物的案件，从被宣布拘留关押到转为逮捕，花了将近整整四年时间，而且也无法找得出任何事实和证据，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和令人费解的现象。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非常的岁月里，愚昧，盲忠早已使人们完全丧失了理智，神圣的宪法已变成一纸废文，法律形同虚设，文字冤狱比比皆是，从当晚批斗和宣布逮捕我的情况看，似乎我也是够杀头之罪了，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批斗大会的人都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拿我来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枉死一两条无辜的生命已不足为奇，不这样无产阶级的政权怎能稳固？但不管怎样我的问题总算有了个终结之时，苦蹲铁窗的日子，终于有个尽头了。近四年的囚禁，使我觉得自己像孤身在苦海泥泞中跋涉；在浩瀚荒漠里独行；在渺无人烟的孤岛里绝望的呼喊……三年多的铁窗囚禁，使自己整个身心已变得麻木不仁；三年多的囹圄岁月，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辗转难以入眠，透过铁窗，望见夜空上那残缺的半月，又被一片乌云遮住了，天色更阴暗了……

9月27日，天刚放亮不久，从高墙外面远处飘来高音喇叭狼嚎鬼哭般的尖叫声，划破了县城的上空。根据声音飘来的方向推断，高音喇叭声是从县体育场方向传过来的。按照惯例，每个重大节日前都要宣判一批，以震慑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稳定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今天的高音喇叭响得比以往更早，因此十有八、九是要开大会了。不出所料，九点多钟就送来了早饭，比平常提早了一个多钟头。牢房里的人都纷纷猜测，今天的大会该会轮到谁得去了？因为前两天晚上我刚转为逮捕，对此我是瞎子吃汤圆，心中有数。我知道大限临头，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吃完了饭，我换上一套较干净整洁的衣服，准备好鞋子，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默默地等候着那一时刻的到来。不一会儿，听到岗楼下的那道拖笼门发出沉重的响声，“踢踢踏踏”一大群人杂乱的脚步声和说话声进到监房后面的大地坪上，接着听到看守到各个监房点名、开锁、开门，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到了地坪里，一个姓谢的看守要我面朝墙壁跪下，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之后，再检查是否绑得结实牢固，在我胸前挂上一块大纸板，上面赫然写着“现行反革命简毓骐”八个显眼醒目的大字。未了，他把我的眼镜摘下塞进我的衣袋里，不准我戴，说：

“让你戴副眼镜显得那么威风！”

真是笑话极了，我都已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哪来威风可耍？没有了眼镜，那可变成了半个瞎子，我抬头眯着眼睛数了数，这次被判刑的连我一共12个人。除了我一个是“政治犯”外，其他是什么“投机倒把”、“宗族械斗”、“盗窃”、“赌博”等罪名。全部捆绑好后，又将我们分别两个两个的串绑在一起，排成一队，由一队全副武装的武警押送我们去会场。

在看守所那铁笼关禁了三年八个多月时间，刚踏出看守所大门，望见天空特别开阔，格外睛朗，空气倍觉清爽，感到外面的世界分外亲切。虽然不让我戴眼镜，500度近视的我，看远处模糊不清楚，但我还是不时地昂抬起头，眯细眼睛，四处张望，极力希望能见一眼自己日夜思念、牵挂的亲人、朋友和那些同命运的插青队友们。但姓谢的看守不时按下我的头，不让我张望。他们不让我望，却塞不住我的耳朵，我还是听到了不少群众提我的名字，议论我的声音，声音充满了同情与婉惜。

由于在看守所关押的近一千四百多天时间，都没有活动过，因为在监房里是不准随意行动，也没有活动的空间，就像准备留作过年宰杀的被阉的鸡一样，整天就是关坐在笼子里，过长时间的不能运动，双脚疲软无力，走起路来时，两条脚像灌了铅似的，很重、很重，迈不开脚步。从看守所到体育场不过短短的两公里多些的路程，花了四十多分钟的时间，但对于我来说，却比唐僧到西天取经的路程还要长、还要远。我行行又停停，实在走不动了，真想卧坐下来。被谢看守用脚踢了我几次，说我诈奸，不老实，我被迫咬着牙根，顶硬头皮，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体育场时，我已满身大汗，浑身湿透了。大会还未正式开始，我们这群人便被暂时停押在县工会的灯光篮球场里等候。

十点钟左右，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先由县革委会领导讲话，从他的讲话中知道，我们这批被判刑的是由公检法军管会转为由地方法院审理的第一批。

“现在宣布，贵县人民法院刑事宣判大会开始”，会场主持人歇斯底里高声嘶叫“把犯人押上来！”

武装把我们12个人从灯光球场的侧门带出，由会场中间的通道押往审判台。天啊，场面大得吓人。整个体育场，行人道及公园里边都挤满了人，密密麻麻，真成了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万头攒动。

“坚决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我是被押走在最前面。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八年前欢送我们下乡插队时的情景。我也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那时候我胸前戴着一朵红艳艳的大红花，意气风发，昂首阔步，接受群众的欢送，而此时我却是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一块大黑牌，被武装押着送上审判台。此一时，彼一时，苍天和我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使我的命运来了个180°的大变化，我的人生跌落到苦难的无底深渊之中。

主席台上方挂着一条兰色横幅，上面写着“贵县人民法院公判大会”的字样。我们被押上站在审判台中的位置站成一横排。宣判之前又是一通例行的检举，揭发、批判、斗争一番。我是当然被点名第一个接受群众批斗的对象。两个全副持枪武装押我跪在审判台的左前方，并用手强按要我低下头来，我不服气，却硬要抬起头来望台下的人群。面对如此庞大的场面和阵势，我内心并没有感到半点害怕和丝毫愧疚，因为我确确实实没有做过半点危害广大群众的事，我有什么值得害怕和愧疚呢？反倒有一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之感觉。只见坐在最前边的是驻军部队官兵，公检法系统的人，接下去是学生队伍、工矿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群众和附近公社的民兵和社员……上台发言检举、揭发、批判我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他们揭发、批判我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得进去；我听到的只是高音喇叭传来的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尖叫声，力竭声嘶的狂叫声……

批判发言结束之后，审判长审布“审判开始”，第一个点的又是我的名字。只见两个持枪武装走来把我拉出队伍站在审判台前面接受对我的审判：

“现行反革命分子简毓骐……该犯思想极端反动，多次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安心农村生产劳动，对党的上山下乡政策极为不满。……多次收听苏修、香港、台湾等反动敌台广播，收听后公开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月年十月，伙同叛国投敌犯林炀杰（已另案处理）等人密谋策划判国投敌。同年十月，已与林犯等人窜到新疆乌鲁木齐，准备往边境布尔津地区待机越境叛国投敌，因我边防关卡严密，其阴谋未遂……。一九六六年伙同林毓邦（插青）等到附城公社东北大队、石卡、覃塘、八塘等地煽动一批插青倒流城镇，长期脱离生产岗位。一九六七年中央《10.8》通知下达后，又恶毒攻击《10.8》通知是反党大毒草。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被告积极参与搜查桂花巷客栈，抢劫贵县招待所物资一批……。当他宣读判决书到这里时，扯开嗓子高叫

“该犯罪行严重，判处”，

全场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为似我这种“罪行”被判以极刑，并不是没有先例，而且我在思想上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只见那位审判官慢慢打开茶杯盖，抿了一口茶，麦克风里传出他开盖、喝水、关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

“判处有期徒刑拾年，强迫劳动改造……（摘自《贵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72）刑字第6号》）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

我至今不明白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现行反革命”这就是我的罪名，“恶毒攻击，极端仇视”这就是我的“确凿罪证？！” “抢劫贵县招待所物资一批”之说就是空穴来风捏造强加上来的。朗朗乾坤，公理何在？？？苍天无言，大地无声！！！所幸的是，他们最终没有对我处以极刑，只是判了我拾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使我还能捡回条命，并能活到今天。

10月4日下午，看守所的张看守员把我叫了出去，原来是四哥来探监。在狱中囚禁差不多四年了，终于第一次见到亲人，而且是在此种环境，如此结局的情况下兄弟相见的。兄弟二人都喉头哽塞，肝肠欲断，悲咽无语，凄然难言，四目相对，泪水如注。该说什么？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强忍心头万般绞痛，含泪拜托四哥代我为母亲多尽一份孝敬之心，请母亲原谅我这个不孝之儿，言毕，挥泪与之分手，此一别竞又是七年多！

当天晚上，我们这12个人被押上了北去的列车，送到鹿寨雒容农场劳改服刑，开始了我艰辛而又难以煎熬的七年多劳改生涯。

 

第十三章  强劳改造

由于关押在看守所时，经常是饥肠辘辘，因此，总希望这次押送去农场时在列车上能买到一些东西来饱腹一顿，解馋解馋。然而上了车后，负责押送我们的那个看守所长姓秦，满脸麻子，因此我们称他为“花龟”。明知我们的心理，却故意刁难，不管我们是如何低声下气地去乞求，就是不准购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望着这些装满各种食物、小吃的流动车从我们跟前行来过去，直咽口水，却又万般无奈，谁叫我们是被剥夺自由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我们这些根本不能叫做人。对秦大麻子的刁难，我们心里只有一个恨字，心中暗暗地诅咒他有朝一日也会遭报应的。列车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颠颇，到达了鹿寨雒容站，下车后又行了七公里多山路，好不容易终于到达了雒容农场，时间是1972年10月5日。从此，我将要在这里渡过近3000多个苦难的日日夜夜。事后回想起来，我都不明白这七年多我是怎样熬过来的．

到了雒容农场后，首先在入监队待了一个月时间，主要是对监规纪律的学习和体力的恢复，所以在入监队的劳动，暂时没有任务下达，只是让人初步品尝下被强迫劳动改造的滋味，焗、煲、煎、炒、炸的味道还在后头。不久，我被分配到雒容农场第六中队。

在看守所时，蹲跌窗、坐监狱，是名符其实的，在高墙内、电网下，一天要呆坐16个小时；到了农场，同样是监狱，是从一种监狱转到了另一种监狱，也有高墙、电网、铁门和岗哨，不同的是，白天不能再呆坐了，而是要在刺刀枪口底下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如果说在看守所的时日，对人是以精神，思想上的折磨，那未到了劳改农场进行的所谓劳动改造，则是予人的身体上的摧残。因为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阶级敌人充满了极端的阶级仇恨。在这种形势下被强迫进行劳动改造，其中所要经受的艰辛、苦楚、凌辱和折磨，是非常人所能理解、体会和承受得了的，可以说辛、酸、苦、辣、涩味味俱全。

从投入农场劳改的第一天，我就已深深体会到这个滋味了。我所在的六中队水田、旱地都有。种木茹每人每天的任务是2亩，种甘蔗是1.5亩，种玉米是1.8亩，同时要包括选种、下种、施肥、盖土；挖木菇每人任务是1000斤，收甘蔗任务是1200斤，这两项工作还同时包括要做好选留种子，运种子到指定地点；收玉米是按亩数，每人任务1.8亩，包括要脱玉米苞，收运玉米杆到地边；起猪栏、牛栏肥（即将垫在猪栏、牛栏里的草皮连同猪、牛粪一起进行清理的工作，作为种植作物用的农家肥）每天任务是1万斤，为了完成任务，每担都要挑180斤以上，起出来的肥料要堆高成一座小山样，进行  制，每挑一担都要弓着腰，一步一步往上爬；挑肥料下田，一天任务是两个大拖卡，如果碰着面积大的水田时，一步深一步浅跋涉在泥湴里，一天下来，脚筋累得差不多要断了；种花生是在劳改队里最惊心的活儿，因为是人和机器赛跑。用花生播种机播种子，每一趟可播种１２行－１６行，每一个人负责一段地方，播种机过后，必须要马上用人工施肥、盖土，施肥要用泥箕把肥料装好，撒肥要均匀，要薄薄盖上一层土，工作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整个场地上，只见每个人不停地飞奔，手脚不停，不敢有半点歇息和松弛，泥箕、锄头满天飞，种一天花生个个都筋疲力尽，几天都回不过神来……在劳作时，为了能早点完成任务，以争取得半点喘息的机会。我最重的担子挑过360斤一担，而我的体重连110斤也不到，平常挑一、二百斤的更是平常事了；收割水稻，我一个上午就能收割一亩三分多地。在劳改队里，连出工、收工也不让人轻松，出工时要挑一担肥料到田里去，收工时，那怕你已累得整个骨头身架都要散了，也要铲一担草皮回来垫猪、牛栏，每担任务不能少于一百斤，还要过称。在农村插队时，夏收夏种双抢季节是最辛苦的，在劳改队里的双抢比在农村插队时还要艰辛繁重十倍不止。在农村插队时，是自由之身，有时还可以偷懒休息一下，即使有些人有说话也可以不必理会他。而在农场里是在枪口底下强迫进行劳动改造的，容不得你有半点的懈怠和偷闲。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刷牙、洗脸、大小便、早饭、四十分钟时间，就吹哨集合出工了，中午基本上都没有休息。中饭送到工地，也不管手上粘满泥巴还是粪土，随便在身上擦擦几下，因为太饥饿了，捧起饭盅就狼吞虎咽地大口大口吃，吃得快的，可以争取得三，几分钟时间闭下眼睛养养神、休息休息，吃得慢的，有时饭还没吃完，那边吹哨开工了，似催命鬼似的，不让人有半点闲停的功夫。劳改农场的每个人都象拧紧了发条的钟摆，永远都要在滴嗒滴嗒地不知疲倦地摆动着，不能有任何半分半秒的停留。

劳改农场的生活，看起来似乎要比在看守所蹲监狱时强许多，因为名义上每人每月可以有40斤指标口粮供应，每日三餐，早、中餐为四两，晚餐半斤，每月还有两次所谓的加菜，改善生活。每次加菜一般是二两左右，只有春节或者平时碰到队里饲养的猪、马、牛等牲畜因病或其它意外原因死亡了，加菜的数量才可能略多一些。而且每次加菜杀猪宰牛时，好的那些都让管教及家属先挑拣了去，剩下的才轮到犯人。那些病猪死牛，管教和家属是不会要，所以在劳改队里，大家都经常企盼多一些牲畜死亡，只有这样，我们犯人才可能多些机会饱饱口福。除此以外，平时每餐都是缺油无荤的青菜瓜类了。

由于劳改队里的劳动强度大，尽管月定量供应40斤大米，但远远不够补充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的消耗。因此在劳改场里的人大多都是脸色憔悴，皮黄骨瘦，饥饿永远都在威胁和折磨着每一个人。俗话有说：“祖宗三代不做贼，只因饥饿顶不得。”在里面，为了充饥，只要能放得进嘴巴，吃得下肚的东西，只要能找得到，不管是否干净还是脏污，不管是生还是熟，不管是蛇、鼠、蚂拐（即青蛙）还是野生植物，都要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弄来吃，甚至有机会偷也要偷来吃。我记得一个柳州地区来的难友姓黄，在插田时捉到那些大蚂蝗，用手把它扯得长长的然后张嘴就咬，见他咬嚼得津津有味，让人看了直觉噁心；周德宏是北海人，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原是北海一所高中的语文老师，被以“现行反革命”判刑。他一米八0的身材，高大魁悟，饭量也特别大，吃红茹可以吃近6斤，所以他特别感到肚饿。长期的饥饿折磨，使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周德宏平时经常到老弱病残组那边去捡剩饭剩菜，也不觉得有失面子。在挑猪栏牛栏粪时，见到有猪、牛咬剩的甘蔗或红茹，不管上面沾满了猪牛粪，也不管在猪牛粪尿里浸泡了多长时间，他捡起来抹都不抹一下，塞往嘴里就吃，样子极为狼狈又可怜。那些管教干部骂他与猪牛畜牲抢食，没有一点为人师表的样子。但是沦落到如此地步，只要能够充饥那还在乎什么“斯文扫地”，也就更顾不上脏和臭了；在种花生时，一些人不管花生种已拌有农药，趁干部不注意，抓起一把迅速把花生衣搓脱，就往嘴里塞，有一次有个难友偷吃花生种子被干部发现，赶过去制止并用脚猛踢他，他却不管不顾，低着头蹲在地下拚命往口里吞，当场被干部捆绑起来，作为反改造破坏生产的典型狠狠批斗了几个晚上……当然以上这些例子比较少有，但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劳改队里数不胜数，常见不鲜。所以在劳改农场里不论是野外的野菜野菇、菌，还是田里地里的老鼠、蚂拐、蛇都成了劳改犯人用以填肚充饥补充营养的上乘佳肴。每天去劳作时，一边做工，一边又要密切注意观察有无可捕捉的猎物。每捉到后把它们剥了皮，去了内脏，然后放在自己的用竹编织成的笠帽顶去晒、风干。同时还要千方百计避开和躲过管教干部的检查（因为每天收工回到监房时，在入监大门处都要被检查搜身一遍，看有无夹带违禁物品入监内），拿进监室内后，还要躲在厕所旁或旮旯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用饭盆把它煮熟后拌上点盐或酱油，没有油，就可以进食了，吃得津津有味。

在农场里，到玉米、花生、甘蔗、红茹、木茹等作物的收获季节，管教干部对犯人的看管，比防贼还要严。一经发现有偷吃行为的，轻则当场罚跪，重则踢、打，开会批斗。只有在收用以作绿肥的萝卜时，管教干部对犯人才格外开恩，对犯人吃生萝卜不加制止，任吃个够，这些寒凉的东西又能吃得多少个呢，有些人为了吃萝卜充饥，吃到拉肚子。

有一次冬末春初的季节，阴雨绵绵，冷风嗖嗖，那天的劳动是挖塘泥。合浦的难友杨在全捉到了一只象洗脸盒一样大小的老乌龟，可把他们几个人乐坏了，这是难得的上乘营养滋补品。为了不被管教干部看见而让他们没收了去，他们顾不上寒冷和污脏，不露声色几个人互相掩护遮挡，脱下棉衣把这只老龟包得严严密密，然后利用我那时是监内犯人总管，可以比较自由进出监房之便，让我把这只老乌龟运进了监内煲煮，我们几个挚交的难友美美地吃上了两餐，大饱口福，那个舒服劲可就不用说了。边吃边议论如果这只老龟让那些管教干部看见，不象土匪那样抢了去才怪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一个柳州来的难友叫蒋金华在田里劳动时捉到一只特大蚂拐，差不多一斤重，被一个姓黄的管教看见了，眼红得不得了，硬逼着小蒋要把这个大蚂拐给他，偏偏小蒋不买他的帐，就是不肯给他，这个黄管教不顾身份竞然上去动手就抢。小蒋气不过，把那大蚂拐远远的扔回到田里去，气得他只能吹胡子光瞪眼睛，却又奈何不了小蒋，此事成为了犯人工余饭后的一段笑料。在那个环境里，我也一样被同化感染了，什么东西都想吃，也都敢吃，尽管肚饿，但还不至于到敢吃生蚂蝗和吃浸泡在猪牛粪尿里的甘蔗、红茹。不过生蚂拐我吃过。有一种背部呈竹黄色、形状似三角形的那种蚂拐，象手指头、脚指头一般大小，俗话叫“三角拐”，我听老犯介绍说，吃那种三角蚂拐，可以健身壮力，因此，捉到三角拐后，我也学他们老犯那样，用手捏住它的两只后脚，然后张大嘴，把它塞进口里，合拢嘴巴，猛一吞咽，这个三角拐就蹦到你肚里去了，感觉到它在里面蹦哒几下就不动弹了；我初到农场时，有一天去铲草皮，那些老犯捉到了一条草蛇，他们把它拿来烧熟，远远就可以闻到一股诱人的烤香味，他们把一截肥肥的给我，让我也尝尝味道，我接过来，迫不及待就狠狠咬了一大口，直赞“味道好极了。”待我撕开准备吃第二口时，才发现蛇肚里面还有一只老鼠在那里，顿时使自己恶心、大反胃，用手指抠喉咙，把刚才吃进去的呕吐出来，才感到舒服些。以后好长一段时间自己不敢吃烧烤的蛇了。但终归抵挡不住烧蛇那股香味的诱惑和肚饿难忍，最后，我还是吃了，但接受第一次吃的教训，每次吃的时候都要把它撕开了才吃；我也吃过生玉米，生木菇，有一次为了吃生木菇，我中毒了，头昏、肚痛，痛得在地里直打滚，想呕吐，对干部不敢说自己是因为吃了生木菇，最后又是用手指抠喉咙，把那些吃下去的木菇吐了出来后才感到舒服些。自此以后，即使再饥饿也不敢再吃生木菇了，我觉得，经过了那么多苦 难和曲折，我没有理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因为这些而让自己的生命葬送在那个地方，太不值了。

在劳改农场里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大田工作，这是主要的工作。初投入劳改的，以及平时表现不好，思想抵触情绪大的，不安心在农场改造的都安排在大田组工作，而在大田组里又划出几个重点组，凡在管教干部眼里那些特别捣蛋，难以管教的都安排在重点组，大田组是由管教干部带去劳动，而重点组在外出劳动时，除了有武装跟着外，在劳动作业场所还要插上红旗作警戒区，如未经许可擅自超越警戒区，则作逃跑论处，可以开枪射击；另一类是杂工组，包括养殖、种菜、植保、马车、用牛、木工等零、杂工作，杂工组外出劳动没有干部和武装跟着，有一点自由，能分在杂工组劳动，是管教干部信得过的，平日改造表现较好，服从管教的人。大田组的劳动有任务规定，杂工组的任务有一定的机动性，靠自觉、主动去做。

我在大田组里做了一年多时间，也在重点组蹲过一段时间，但不长。初投入劳改时，尽管自己从心底深处不服判决，但我并没有过多地从外表上流露出自己的不满情绪，只是默默地干着被迫去干的工作。

反思我在劳改农场的生活，我以为还是有所得的，我指的是精神上和思想上。在那漫漫的岁月中，在那艰苦的劣境里，我看到了仍有不少人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正是在他们的感染下，我的思想变得乐观和豁达。同时在农场那里，我也看到了许多人间的真善美与假恶丑、高尚与卑鄙、纯真的人性与扭曲的兽性之间的斗争。这些生活经验是人生难得的宝贵财富，是我一辈子可以享用的……

在劳改农场，每天超强度、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晚上多么希望能够好好地休息，恢复身体以应付第二天的劳役，但连这么点时间也被剥夺贻尽。周一至周六的晚上雷打不动要学习两个小时，所谓的学习，就是让犯人永远无休止的深挖思想犯罪根源，认罪服法，交代余罪，还有就是犯人之间的互相检举揭发，互相攻击、批判、斗争只不过是冠以好听的名堂而已。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让每一个在里面被改造的人，思想的弦永远都要被绷得紧紧的，不让你有半点宽松的余地，去胡思乱想，同时达到以犯人治犯人。甚至是以刑事犯治政治犯，这是当时监狱的一大特点。在这里助长人的种种恶劣行径，诸如告密、奴颜婢膝、恃强欺弱，相互残蹋。能在这里活下去的人，生命力和意志力都要相当强悍才行。我就亲眼目睹了这么一件事，一个逃跑的被抓回来，在对他进行批判斗争的时候，除了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外，一些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的态度，除了上去拳打脚踢外，最后还有八条大汉上去，用粗麻绳将他反绑于后，每边四个人作拔河姿势用力猛拉紧，他们称之为坐飞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管教干部对于犯人之间的互相残蹋，更乐于相见，并未加以制止，当晚他被关在中队的图书室内，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他因不堪忍受这非人的摧残已自己上吊，自尽身亡，事后还被扣上抗拒改造，自绝人民死有余辜的罪名。

“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监狱内的格局作了一个较大的调整，为便于对犯人的改造和管理，采取按犯罪性质不同来编队，分刑事犯罪和政治性质犯罪两大类。全场属于政治性质犯罪的全部集中编在我所在的第六中队。

这些政治性质犯罪的又分为两种，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指：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任过职的，对人民犯有罪行的，清匪反霸时候抓到的土匪以及隐瞒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后在历次政治动运中清洗出来的，通列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则泛指现在有反革命行为的。这个“现行反革命”罪名包揽的内容可就多了，有：杀人、放火、投毒、叛国、投敌、通敌、偷越国境、对现实不满、评论、攻击社会现实……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无奇不有，只要是被认为对革命不利的通以“现行反革命”论处，格抓不论。因此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的特别多，在农场里我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各式各样的人，这类“犯罪行为”的人的年龄、身份也特别复杂；有年过古稀的老头，也有胎毛尚未褪尽，乳臭未干的刚满十八岁的小伙子；有男的，同样也有女的；有工人、农民、一般居民群众，也有国家政府干部、中学教师、医师、工程师，甚至学生娃，但更多的是上山下乡和支边的知青，年龄层尤以18-30岁左右的居多，自然也有许多真正的罪犯、反革命分子，但也有不少的人，他们的所谓罪行大都是思想上“对现实极端不满”，言论上“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言获罪。

一个來自马山县大山区的农民，因为年近30岁，尚未讨到老婆，说了句牢骚怪话：

“又说社会主义好，我三十岁了都还讨不到老婆”．

被人告发而挨抓，为了凑足他的犯罪证据和事实，以达到判其徒刑的目的，在宣判时，其中有一条罪行是他家的农家肥不交给生产队，因此是“抗交农家肥给生产队，破坏农业学大赛运动”，结果被判了五年；灵山县有个老头在毛泽东逝世時说了句风凉话：

“太阳落山了！！”

仅仅就这么一句话，因此被以“恶毒攻击”、“ 极端仇視” 罪名判刑5年劳改；也有的是因为在给亲友的信中说了些不满现实的话、有的则是在日记中喧泄了自己的怨世情绪，遭到别人检举揭发而成了“犯罪的铁证”；也有不少则是因为在“文革”中，打派性仗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我在里面认识的周廷杨，时已六十多岁了，满头白发，小小个子，却是早在青年时期投身革命的老干部、解放初期，是广西邕宁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派性被以反革命罪判刑拾年。１９７９年底获平反，后出任自治区政协秘书长；而贵县港务所的黄 发遭遇更惨。他是贵县港务所的一个干部，解放前曾参加桂东南起义，为广西的解放浴血沙场，立过战功，“文革”时因观点不同，被关进看守所，受尽凌辱折磨，有一次被鞭打长达５－６个小时，一批又一批人轮流进入到看守所的牢房去抽打他，把他打得昏了过去也不停手，也不心软。而黄 发也有骨气，任凭他们抽打，硬是不肯低头说半个不字，最后还是被以反革命纵火犯判刑八年；有一个插队青年，由于下乡后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而心生怨恨难消，一时性起，把一些药投放到社员的粥中，造成中毒，他因此被判刑十五年……..

因此，在我们第六中队里的政治犯，尽管来自不同地方，原来各不相识，但共同的命运，相同的遭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且年龄又相差不大，互相间更有共同的语言、体会和感受，逆反情绪最为强烈。因此，我们这个中队出的问题最多。按管教干部的说法就是：六中队抗拒改造，反改造的气焰特别嚣张，不服从管教的行为最严重，逃跑的次数、人数位居全场之首，是最令他们头痛的老大难单位。

在劳改队里有两个工作最让劳改人员羡慕和追求的, 一个是负责收方，即负责对劳改人员每天工作任务的安排和验收，这是对外，另一个是对内负责管理监舍内务、宣传、内勤等，这两个工作最轻松，也是让管教干部最信任、放心的人才有机会干上这份工作。

人是有七情六欲的，特别是对性欲的要求，它不是能以人的主观意志而可以转移得了的。在劳改农场里，尽管每天超负荷的高强度劳动和体力高消耗，对一些人来说也无法减少其对生理上的欲望和要求，特别是原来有过性生活，刑期长入狱时间长的人，对这方面的要求尤为强烈。但处在被强迫劳动改造的环境里，是绝不允许你有这个念头，也无法能达到这个欲望，更何况又是在那个狠抓阶级斗争的年月，谈“性”色变，似乎“性”就是资产阶级黄色没落，腐朽的东西似的，无产阶级不能与“性”“色”沾边。许多东西往往是这样，你越禁止，其反弹就越强，禁而不止。在劳改农场里面，许多人为了喧泄自己生理上的需求，往往采取自慰的方式多，但也有极少数人，搞同性恋“鸡奸”来释放自己的欲念。这些只需一盅饭或者件把衣服，一双胶鞋，就可以达成交易，因为一个是生理上的需要，一个物质上的有所需求。而更有甚者的是极个别能外出做杂工有一些自由的犯人，色胆包天，铤而走险，为发洩性欲与法律叫板，再次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我就见过两例：一个是利用去割马草的机会，在山坡上见一个在地里做工的妇女，淫心顿起，企图奸污时，被这个妇女的儿子发现，仓促逃跑，母子追到队里，辨认出来，受到加刑处理；而另一个更猖狂，中午送饭到工地回来的路上，见到一年轻姑娘，竞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欲行非礼而被路人发现，扭送回农场，最终又被加刑三年。

我所以不厌其烦述说上面的情况，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我在劳改队里的位置，而这个偶然的机遇恰恰是与这类情况有关。

事情的发生是如此，我所在的六中队原来负责管理监舍内务、内勤、宣传工作的是一个从柳州监狱转过来的何姓老犯（原判刑期15年），因为无法抑制得了对性的要求，利用其工作轻松，饭量不大的条件，给个别年轻的新犯人一些小恩小惠，而与之鸡奸，被其他犯人举报，被管教干部当场查获，当即将其调到大田重点组，而由我接替了他的这一份工作。我是暂时得到了一份较舒适安逸的工作，不用跟随大田组去出工那么辛苦。俗话说得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我这一调整，却为以后我在农场再次遭难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

在劳改农场七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思想深处从来就没有平静过，我压根儿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有罪，因此，在农场里就谈不上什么“认罪服法”“安心改造”了。被判刑后我之所以没有上诉，就是考虑到上诉于我根本就没有用。在那个年代，像我的这样的罪名是无法洗脱，比我更冤，更无辜的比比皆是，我也就只能认命了，但我却从来没有认罪。现在虽然让我干上管狱中内勤、内务和宣传工作，能够得干这份差使，必须要是在狱中认罪服法，改造积极表现得好，深得管教干部信任的，才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当时中队管教干部看中了我那一点，让我接管这份工作。即使这样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思想和态度，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真实思想和态度，隐蔽得更巧妙，埋得更深些罢了，我还是我，依旧还是原来的那个我。

1976年是中国农历龙年，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不寻常而又十分神奇的一年，同时更是鬼气森森的一年。

一月八日，我们周恩来总理逝世；

二月中旬，东北地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陨石雨。其中一颗重达数吨的陨石，带着一道巨大的火龙，降落在东北吉林省。自古以来就有传说，说陨石落地，是一个国家或朝代将会发生重大变故的预兆；

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自发祭祀、悼念周总理。

“欲悲闹鬼叫，我哭财狼笑。洒泪祭雄杰，杨眉剑出鞘。”

这是民众的呼声，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群众徒手遭到了血腥的镇压，给神洲大地笼罩上一层无以发洩的压抑与悲愤的气氛。

七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朱德总司令谢世；

七月廿八日，距北京东北方向300余公里的工业城市——唐山市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地震，整座唐山古城瞬间夷为废圩，死伤40多万人，7200多个家庭倾刻全家毁灭。有人说，这是陪葬（古代帝王死后，将活人同埋在一起），是天意，似乎也是，地震波及天津乃至共和国首都——北京市区……

山崩地裂，风卷云涌，天怒人怨，神鬼共愤……

“文革”中，贴遍中国大地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巨幅标语和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千遍万遍的呼喊声，都无法使毛泽东能得到永生。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年迈的毛泽东终将还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他人生的终点，他的生命列车，最终还是要驶到了他生命的终点站。有生必有死，生生死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和抗拒得了的自然規律。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纵使神医华佗再世亦回天乏术，毛泽东带着他的满腹遗憾和未竞心愿，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哀痛之中。

……

雒容农场所在地的柳州地区气候也极之反常，在1976年元月的时候，遇到百年难得一见的大雪，一夜之间，厚厚的大雪覆盖铺满了整个农场，随后附近的山坡崩塌，民间中的各种传言，猜测四起……在那非常的历史时期，对于作为被称作“阶级敌人”的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政治犯”，更要处于高度警惕、髙度提防、严加管制的非常状态之中。特别是毛泽东逝世那段时间，外出劳动时，增加全副武装的干警看管，并声明，劳动时如一超出警戒线，即可按逃跑论处，随时可开枪击毙；监狱内的岗楼围墙增加武装看守，并在四个岗楼加设探照灯、重机枪，对准监狱下，在监狱大门又特别设两挺重机关枪，，如强敌压境，日夜严阵以待，不放松片刻，阵势恐怖吓人。他们深怕犯人趁机在狱中组织暴动。那些日子，我们所有的在监人员也生怕他们这些武装人员由于神经过于极度紧张，风吹草动，草木皆兵，不小心触动了板机，而白白枉送生命，不值，也不得不格外小心翼翼，慎之又慎。

1976年，国家世事维艰，而我个人也命运多舛。前面我说过。到劳改场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在劳改场的位置。当时我自己也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管教干部如此重用我。想我自投入劳改以来，工作上既不是最积极肯干的，思想上又不是真正认罪服法、安心改造、靠拢政府的，平日里没有什么立功的表现，更没有积极向干部检举揭发过其他人的反改造行为。他们怎么会偏偏选上我去干这份令许多人日夜觊觎，梦寐以求，垂涎的工种呢？相反的是，在自己负责监内犯人的内务工作期间，对被干部认为是属于反改造的行为的事和人，不但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去落井投石，去密告邀奖，有时甚至表示同情，在自己能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去帮助他们。如中队里接二连三地发生过逃跑的行为，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发生，事前都有所觉察，但我没有去向干部检举揭发，争取立功减刑的念头，有个别人被抓捕回来后，我还暗中送了些药物给他，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被冤枉，同命运的人。特别是对待一个来自南宁的难友黄家礼的问题上，更突显我的思想倾向。

黄家礼是南宁上山下乡的知青，家庭成份是属于资本家，他是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投入改造后，态度强硬，从不认罪服法，拒不接受改造，在被强迫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公开消极怠工以示对抗，多次绝食抗议，在中队里经常被作为反改造的典型进行批判斗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后，黄家礼的态度更有深一层的变化，他不认罪服法、拒绝接受改造的态度更为明显和強烈。1977年春耕备耕的大忙季节，一天我正在獄中出版黑版報，几个管教干部气呼呼地将黄家礼从工地上用绳子綑绑着拉回监房，那是初春時节，寒风冷雨，只見黄家礼一只脚光着脚板，一只脚穿着鞋，从头到脚，满头满脸全身連棉衣全都糊满了泥浆，样子极为狼狈，但見黄家礼完全不当作一回亊、满不在乎。管教让我帮他松开绑之后，呌他洗抺干净脸上、身上的泥浆換上一套干的衣服，马上又把他綑绑起来拉走了。亊后我才知道亊情的因由：原来那天的劳动是挑肥撒落水田，天冷又下雨，路滑难走，黄家礼夲来身体较瘦弱单薄，他己经感冒几天了，管教干部以他发焼不够39度不是发焼，所以硬是没有批假给他，说他故意装病偷懒，逃避改造，並且呌负责装担的要分外装重装多点给他，他挑肥落到田里時，在泥湴中跋踄，没行多远因太重便跌倒在田里，那个管教硬说他偷懒、投机取巧，是公开对抗改造。这就把黄家礼激怒了，别看他平時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是细声细语，对其他难友从未发过脾气红过脸的，这次发起脾气来，天皇老子他都不怕。只見他干脆把担子撂翻在田里，，髙声地说：

“我就是要公开抗拒你们对我的改造，又怎么样？我屌你们祖宗八代！”

“我要和000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誓死抗争到底！”

黄家礼语惊四座，被认为是反改造气焰嚣张至极的典型，被几个管教将他摁倒在水田里后, 朝他猛踢, 最后命令几个犯人用绳子将他捆绑起来, 送回监房, 並因此而被关禁闭。在被禁闭期间, 黄家礼的态度不但没有絲毫的改变，反而更狂，他没日没夜地猛搖禁闭室的铁门，髙声呼喊：

“我没有罪！我何罪之有？！”

“你们关我不死一天，我就要抗争到底一天！！”

“我誓死要和你们血战到底！纵然被你们杀死，我死不瞑目！！！”

最后,在农场召开的宽严大会上，黄家礼被以极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的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没有上诉的权利。这件事是发生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年代里。在对他进行最后判决并同时执行死刑時，动用了四个武装押解他，其中两个武装把勒在他脖子上的那根尼龙绳猛力地抽得紧紧的，勒得黄家礼的脸色由红变紫，眼珠都快要被挤压出来了，同時，为了防止在对他进行判决和行刑时，为了防止黄家礼呼喊口号,以“蛊惑” 人心，因此，还专门用石灰包紧紧地塞住他的嘴巴，不让他喊出声音来，这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刑具！另两个武装紧紧抓住绑在他身上的绳子。靣对这一切，黄家礼並没有半点畏惧和屈服，他极力挣扎。他想动，但动不了；他要喊，但无法喊得出声。只见他双眼充满了怒火，充满了恨、怨、愤……见此状，审判长不得不在审判台上匆匆宣读完死刑执行令，便命令武装马上将他推赴刑场执行枪决。又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地轻易地冤死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了。我当时坐在会场的第一排，近距离目睹这一悲惨而壮烈的场面，惨状永留心中而无法抹得去，现今想起尚历历在目。其后听说黄家礼被枪决后，其尸首丢弃于乱草堆边，被野狗乱啃乱咬，血肉模糊，不成其样。他姐姐接到通知来收殓尸体，见到弟弟的惨状，哭得昏死过去。

当時还在獄中的時候，对于黄家礼, 自感同是天涯淪落人，所以我是寄予极大的同情的，並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曾给他帮过忙。但我的这些行为被一些卑鄙小人向干部告密检举，说我是六中队反改造分子的幕后支持者。而且由于当时我所在的六中队越狱逃跑人数、次数最多，公开顶撞干部，抗拒改造气焰最大，更有诸如黄家礼等“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典型，是全场出名的老大难单位，因此场部组织工作组到我中队进行整顿，正愁抓不到典型反面教材时，那些小人对我的“检举揭发材料”为他们提供整治我的子弹和武器。

1976年9月9日，伟人毛泽东逝世，噩息传来，在狱中也有不同的反应。毛泽东去世，这又给我命运笼上了浓重的阴云。毛去世的哀乐声打破了我平静的“劳改”生活，我的处境开始发生了一些不祥的变化。时近中秋我按惯例每月一次给中队难友集中购买东西，到场部商店给中队犯人购买了他们所需要的日用品及副食品一事竞也成了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罪证。说我给难友买东西吃，是为了庆贺毛泽东的逝世，这还了得！伟人逝世，举国悲痛，我却敢公然幸灾乐祸，这是一件性质多么严重的“政治”事件。1976年10月25日，从报纸上看到了“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我的心狂跳起来，热血涌上脑袋。“江青终于完蛋了”！在我的“犯罪事实”中，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我当时就是数骂了林彪和江青）是我的主要罪状之一。应该说，我的大部分“罪状”应该要被这场政治风暴风吹了吧。看到这个消息后，那个夜晚，我目不交睫，一直处于极度兴奋之中。心中千头万绪，无以表达。我无法知道外面的人们是如何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的，我是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希望。但可惜的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在“四人帮”垮台之后，是“两个凡是”的天下，我的劫数还没有到头。我因为在毛泽东逝世期间给犯人购买了食品和日用品，因而说根子里头“极端反动”，毛主席逝世，你居然还为犯人购买食品。为此，1977年8月，我被关进了场部禁闭室，单独禁闭反省，检查自己的“罪行”。

农场本身就是一个监狱，而禁闭室又是监狱中的监狱，其滋味可想而知，斗大的禁闭室，不足三平方的空间，两层铁门，高不过2米，没有床铺，只能睡水泥地板，简直就是一个铁笼子，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我在里面一蹲就是三个月时间，几次被押回中队作为典型反改造的靶子进行批斗。

1979年元月17日，本应是我“刑满”离监的日子。而在元月19日，柳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刑加字（78）第61号给我下达刑事判决书，对我进行加刑处理。内称：

“罪犯简毓骐，投入劳改后不认罪服法，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从一九七五年底至一九七七年间，多次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造谣煽动……打击积极改造的犯人，拉拢支持一些反改造犯人，进行反改造，破坏活动，反改造气焰嚣张。……

本院认为：罪犯简毓骐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

判处简毓骐有期徒刑三年，连同原判十年，合共十三年合并执行。……

要整我，意料之中，如此重整我，却是意料之外。没想到我人生的道路会如此曲折多灾。对我的加刑，我的心境确实不能平静。怕，是有那么一点，因为我尝过了阶级斗争的无情，但更多的是恨！恨这阴阳错乱罗织罪名以整人为快的不公。加刑只能从肉体上去折磨我，却根本无法改变我的思想，尽管自己刑满之际又被加了三年刑，但此时的心境和以前的毕竟完全不同了，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我坚信自己是无罪的！总有云开日出现青天之时。特别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已被打倒三年多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已在全国全面铺开，那个日子不会太久了，历史将会宣告我无罪！

被加刑之后，我又被放到重点组去改造，我不气馁，更没有沉沦，而是以豁达的心态去面对这惨淡的人生。我相信，穿过暴风雨，天空自是一片蔚蓝。

在重点组里劳动，虽然辛苦，但我很乐观。有一天收工回监舍，在监门口点了名进入大门后，自己又高声唱起歌来，而站岗的武装却认为我是嘲讽他，叫我停下来。我才不买他的帐呢，理都不理他，仍旧一路高声唱歌回去。这不但捅了马蜂窝，而且还下了他的威风而激怒了他。不一会儿，他带了几个武装手执皮带气势汹汹冲进监舍内要强拉我出去抽打，我紧紧地死抱住架床的柱子就是不走，并高声地反问他们：“我唱歌犯什么法？有什么错？你们有什么理由来拉我？要打我？”其他犯人见此情景纷纷围拢过来，怒视着他们，见到此种状况，他们深知道我们这些“政治犯”难惹，也怕将事情闹出大乱子来，无法收场，无可奈何，只好悻悻然罢手而走，我有惊无险又过了一关。                               

 

第十四章  平反昭雪

自被投入农场强迫劳动改造后，我没有服法改造过，而是在那里混日子，我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期满的那一天能早日的到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愿望更为强列。殊料在刑满之时，我却又被以“反改造”的莫须有罪名再加三年，这无异于在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上再插上一刀，但这仍无法阻止我对自由的渴望和期待。“四人帮”彻底毁灭， 使我看到黎明前黑暗中的一线曙光。

在农场里，我每天都要看上几分钟报纸，那怕做工回来己累得筋疲力尽，也改变不了我的这个习惯，看了報纸，使我知道外面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邓小平复出，让我对未来更充满希望。十多年来，我就是靠着希望的支撑而活过来的。希望，希望这东西既让人痛苦不堪，又让人兴奋。

1976年4月发生的不亚于唐山大地震的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了；刘少奇主席、彭德怀元帅、贺龙元帅等一大批国家党政高级领导干部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了；1957年后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得到了改正；被戴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帽子这个紧箍咒几十年的终于获解脱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正陆陆续得到平反、纠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公布；对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的否定；以及“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的开设、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时我亲眼目睹了了同一个中队里的不少难友已先后陆陆续续地获得了平反……这一切一切的发生，使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祖国在拨乱反正中，开始了一个崭新在历史时期，国家的形势在变，朝着一个真正体现民主，民生的发展趋势去变，我坚定地确信，我的问题很快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1979年6月份，我二姐从湖南衡阳给我来了一封信，并寄来了一些书刊杂志给我，信中告诉我，几个哥哥和姐姐正在为我的冤案四处上诉，要我抽空将有关材料写好，可能她会争取来农场一趟看望我。此后，我才开始写自己的上诉材料。

1979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是夏收夏种双抢大忙季节，我在田里大汗淋漓地插着晚秧，中队管教干部把我叫回到中队部。我光着脚丫，赤着膊，一身汗水一身泥浆地随他回中队部。远远我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人站在中队部门口，望着我，我以为又是来外调或是其他什么。渐行渐近，远远我就听到了他叫我的名字，用贵县话叫我，多熟悉又多亲切的叫唤啊！近前一看，是我的三哥，不错，是三哥！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么这么偏僻的地方，三哥不怕受牵连也会来看望我这个不肖的弟弟，来农场七年多了，是家中第一次有亲人来看望我！饱含骨肉情深，心里那高兴，激动之情无法形容。我两眼定定地紧紧盯着三哥那亲切的脸庞，兄弟俩四目相望，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我哽咽着声音叫了声“哥哥”就再也说不出话来。这时感情的闸门瞬间像被惊天瀑布一冲而开，鼻子一酸，泪水“涮涮”似决堤的河水直往外涌，我多么想放声大哭，但不许可，我任凭泪水洗脸，这是憋在心头七年多的冤屈泪水啊！“十年生死两茫茫”，此时见到亲人恍如隔世！十一年了，第一次见到了亲人，能不流泪吗？泪啊，千重思念的结晶；泪啊，万语千言的汇聚，多少感情，多少苦辛，酸、辣味，一起洒在亲人的怀里，流吧，让泪水把我这十一年的冤情委屈统统都倾泻出来吧！当着亲人的脸，我憋了十一年的满腹话儿要向亲人倾诉，然而万语千言，千头万绪，又该从何说起呢？！待我情绪稍安定来后，三哥安慰我，向我说明此次从湖南回广西主要是办两件事，一是回广西招生，二主要是借此机会专程到农场探望我，了解我的有关情况，为我上诉。我将写好的材料经管教干部看后交给了他。这时，会见的时间到了。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我紧紧拉着三哥的手，久久不愿放开。拉着亲人的手，我感到了亲情的温暖，似暖流流遍全身。三哥爱抚地轻轻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再三嘱咐我：“弟弟，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在农场更要注意保重身体，多看书报，认清形势，跟上形势，在这里还要遵守这里的纪律，不要干傻事。”我频频点头，满眼含着泪花，目送三哥越走越远直至消失，我才依依不舍地转身回去参加劳动。

三哥的到来，使我在农场的待遇又有了很微妙的变化。不久，我从重点组又调到了装车组。这个组的工作自由性较大，不受什么约束。那些管教干部，尤其是那个主管教，对我的态度随和了许多，不再是整天硬梆梆板着脸孔对着我。调出重点组之后，自己心情舒畅了许多。由于被加刑而笼罩在自己心头上的那团乌云逐渐散去。每听到队里有人获平反回家时，自己都用其羡慕甚至有些嫉妒的眼光目送着他们高高兴兴的出狱。另外自己又一边掰着手指头计算什么时候会轮到我。从家里的每次来信中知道，我的几个哥哥都在为我的平反问题各方奔走申诉，甚至我高中时的老校长岑凤荣也为我的平反问题給予支持。日子在充满期待的万分焦急中一天天地过去了……

在等待着的时间，过得分外漫长。历史最终会发生剧变，而恢复本来的面目，民族重现生机，仍需要在曲折中前进，政治的风尘淹没不了生活的脚印，被颠倒的历史和是非，在社会前进的脚步中正在又被颠倒过来。党的政策正在得到落实和执行，许多冤、假、错案已得到和正在得到落实、平反和纠正。1979年12月22日，我久久期待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我望眼欲穿的热盼中跚跚而来。或许是心灵的感应，或许是先兆，在获得平反通知的前一天晚上，自己心情一直处于极度的亢奋中，久久不能入睡。而刚一入睡, 我做了个梦, 梦见无穷的夜空中, 满天星星向我烁烁眨眼，而其中有七颗星特大特亮，熠熠生辉，我真想跑上去把它们摘下来，伸手，够不到。这时一匹全身雪白雪白没有一根杂毛的白马向我奔驰而来，停在我跟前，我轻轻地拍拍它的马背说:“神马，你能载我去摘那几颗星星吗?”它似乎很深谙人性，听懂了我的说话似的，前蹄高扬，伸长脖子，朝天嘶鸣，我高兴极了，一跃而上，纵马驰骋，奔向远方，心中那股乐劲就甭提了，我好高兴，好快乐，情不自禁仰天放声大笑,自己也在笑声中醒了过来，把旁边的难友都吵醒了。他推了我一把,问“四眼,笑什么,拾到了什么宝贝, 还是碰到什么高兴事?”

“没事，没事，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压住心头的高兴，淡淡地回答他。

“睡吧，明天还要去做工呢。”

“好，睡吧，睡吧！”我抱着一股说不出的高兴劲，又进入到我的梦乡里去了。

第二天早起床后，我把这梦说给了难友黄吉红听。黄吉红他是灵山人，很会圆梦，算卦，而且都算得比较准，队里的难友都叫他为“小半仙”。他听了我说的梦后，禁不住拍手为我大声叫好，高兴地对我连声说：

“好梦。好梦，这绝对是个好梦！七颗星星是吉星，对！”他肯定地点点头说：“吉星高照，一匹白马向你 来，让你骑上，向前奔驰。好梦！好梦！他紧握我的双手说：               “恭喜你啊，老简，大喜将至，相信你很快就会得到平反，重获自由了，可喜可贺啊！”

“谢谢老兄贵言，有那么灵验吗？但愿好梦成真。”我被他说得有些半信半疑了。

“你不必多虑了，你就安心做工，静候佳音。”稍停下，他又以非常肯定的语气重复对我说一句“不出三天，定有佳信传来！信不信由你，不信走着瞧。”

这时，集合出工的哨子又吹响了，便没有再说下去。这天我们的工作是和七队的拖拉机一起去拉砖、拉瓦，这要翻过一座山去当地群众的砖瓦窑里拉。

我们这辆车装满了先走，在驶下山坡时，司机问我们是下车走路还是坐在车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我一看，这山坡又长又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说，我走路下山，其他几个人见到如此说，也一起随我步行下山。我们车下到了山脚后，停在旁边等7队的那辆车下来。我们在山下望着7中队那车在下坡时速度越来越快，感到不对劲，正想向他们呼喊时，只见那车头打向内，然后“轰”的一声，拖拉机车头仰翻过来，轮子朝天，拖卡侧向一边，拖卡上三个装车的赶紧跳车，我们赶忙冲上去看，坐在车厢的已跳车了，问题不大，只有一个随司机坐在驾驶室无法跳车，拖拉机头翻转时，他被压伤了，且伤势不轻，见到此情景，我们几个都伸伸舌头，余悸未尽，深感侥幸。

我们的车回到半路时，见到一辆吉普车从对面开过来，我们中队的那个主管周管教坐在车上，见到我们的车回来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叫司机掉转车头马上往回开。我们四人见到此状，都深感奇怪，大家都纷纷猜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时一个叫桂卫民的说：“会不会是来通知给我平反呢？按道理，排队也该轮到我了呀。”对周管教的这一举动，我也感到挺纳闷不解，听老桂这么一说，我内心中猛一个激灵，想：“难道真让黄吉红说准了，我昨天晚上所做的那个梦果然应验了？！那就真是老天开眼了！”我在心里面暗暗高兴，一面又不断地祈祷：“老天开眼，神佛保佑。”但脸上又要装出当作没那么一回事似的，如果不是的话，那才真叫空欢喜一场呢。

回到中队部附近，我们正忙着卸车的时候，只见周管教站中队部门口叫我立即过去，我兴冲冲进入了中队部办公室，已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那里。一见到他这个人，我的整个心立刻沉了下去，我和他打过交道。我清楚地记得，我被加刑时就是他来审讥我的，烧成灰我也不会忘记这件事。怎么又会是他来找我的？我在心里暗暗嘀咕，“难道我加刑的事还未了结？”刚才来时的那股高兴劲，仿佛被迎面泼来一盆冷水似的，顿时一扫而光。他见到我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的样子，态度很温和地叫我坐下，说：“我现在是代表贵县人民法院向你宣读判决书，你不要有什么多虑，要听好，听清楚。”然后他开始正式向我宣读贵县人民法院判决书（79）刑复字第29号，内称：

“被告人简毓骐1964年高中毕业后，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因对党上山下乡政策认识有错误，曾发洩过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错误言论。

基于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简毓骐不安心农村生产劳动，倒流城镇做了不少坏事，错误是严重的，但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原判定为反革命破坏不当，据此，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一、撤销1972年刑字第6号对简毓骐的判决。

二、宣告简毓骐无罪

（以上文中注有重点号是作者本人加上去的，以引起读者之注意。）

宣读完贵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之后，他又向我宣读柳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刑复字（79）第185号，内称：

“被告人简毓骐，男，33岁，贵县人。1969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现在雒容农场服刑。

被告人简毓骐在服刑期间，因抗拒改造于1979年1月15日被我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原判10年共13年合并执行。

本案经我院重新审理，查明：

被告人简毓骐在服刑期间，造谣煽动，贪污犯人现金60多元及盗窃新被一床等物，这是事实的(注:这些罪由及我被加刑，我是当时劳改中队里管教干部权力之争的牺牲品，当时中队队长及其爱人(中队的保管员)比较讲政策，讲人道，富有同情心，而指导员是个矮仔，诡计多端，阴险毒辣，整起人来不择手段，在难友中大家都叫他做陆矮仔。为了板倒队长，陆矮仔借我在伟人逝世期间给犯人购食物一事上小题大做，平时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接触保管员的机会较多，还妄想向保管员头上拨脏水，要我承认我和保管员关系暖味。以整我为名，行打击队长之实。为了凑足够给我以加刑的理由，把一些根本不是事实的“事实”,强加于我头上,如贪污犯人现金60元,那时在劳改队里根本就不允许犯人自己持有现金，那来贪污现金之说？盗窃新被一床，那是当时负责发放被服的管教干部弄错数。但在那个情况下，根本不容许我申辩，解释，硬押上去）。但这些罪行比较轻微，原以抗拒改造罪判处三年徒刑不当。按照党的政策及国家法律，特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1979年1月15日刑字（78）第61号判决。

二、对简毓骐免予刑事处分。

宣读完毕后，他征询我对判决还有什么意见。当听到他宣读到“原判定为反革命破坏不当……宣告简毓骐无罪。”的语句时，我的心情激动得就像翻江倒海似的，波涛澎湃汹涌，逐浪飞花，一泻千里。我满含激动的泪水，站起来，说：

“我衷心感谢邓小平、邓青天！感谢党中央！是邓青天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不会有我的今天，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十一年，历史终于还了我的清白，历史宣告我无罪！”我稍微停了下，歇了口气，接着说：“贵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面所提的，有许多地方是不彻底的、不当的，对此我个人有保留意见，但目前不会在这里提，回去后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机会，我会再提出上诉。”因为我深知，如果我在那里提出上诉，那就意味着，我还得继续留在劳改农场里，继续承受那苦难的煎熬，而且还不知要待到何年何月？当然要先脱离苦海，脱离这人间地狱才为上策。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平反判决书之后，走出中队办公室门口，仰望碧空蓝天，手里高高擎着平反书，高兴得直蹦直跳，放开喉咙，大声高喊:

“我得平反了！我终于得到平反了！”然后双手把平反书，小心翼翼地捧着，生怕把它碰烂，用嘴吻它，又紧贴在自己的胸前，喃喃细语说：

“我得平反了!我得平反了!”

这时，泪水不听话，夺眶而出，涌流不止，是啊，太高兴了，太使人激动了，为等这一天，熬干了我的青春大好年华，盼了整整十一年多，望了又望，四千多个日日夜夜，历尽艰辛苦难，才终于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的来临，我能不高兴、不激动?!这一时刻，我多么想立即把一喜讯告诉给母亲、哥哥、姐姐和所有关心我的亲人朋友们知道，让他们一起分享我的高兴和激动，但是当时那样落后的通讯条件和自己特定的环境，根本没可能，只能让它暂时留在我的心底。

回到监舍后，队里的难友们听说我得平反了，纷纷前来向我祝贺，为我高兴，特别是我在狱中的那几个患难挚交，更是与我紧紧相拥庆贺。我和郑铁斯、谈文田、香灼球、梁雄杰、许克绵、陈铭丰……在患难中相识，在患难中相交，意气相投，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友谊，分外珍贵，而令人倍加珍惜。

郑铁斯是防城那良人，矮矮胖墩的体型，性格开朗、乐观、风趣、平易近人，我们都喜欢昵称他为“亚铁”。他不但有一手修理钟表的绝活，更能拉上一手好二胡，他拉《江河水》时，使人听到情动泪流，而当他拉到《赛马》一曲时，又让人情绪激昂沸腾，他是因为越境越南被判刑的；香灼球是北海人，父亲是当年粤军中的一名高级将领，学识丰富，记忆力强，常常给我们整篇整篇的讲述外国文学故事，《基度山伯爵》我就是第一次在劳改队里听他说，他讲述故事时非常投入，很引人入胜；陈铭丰也是北海人，与广西名人陈铭枢是堂兄弟；谈文田是南宁人，支边青年，许O绵是扶绥人，脚长长的，我喜欢叫他做长脚；邬O国是龙州人，区歌舞团的，当年在《刘三姐》彩调剧中扮演过“阿牛哥”，冯O图是南宁人，他曾在北京美术工艺厂工作，写得一手好字，长于画画和工艺美术。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狱中当我被乌云压顶，大难当头时，许多人和我疏远了，冷谈了，有的甚至不惜反目成仇，出卖灵魂和人格，连良心和做人最起码的道义都丢弃了，对我“反戈一击”，与我“划清界线”为了捞取稻草和油水，颠倒黑白，栽脏陷害，对我“落井下石”，唯有他们一如概往，对我不离不弃，继续往来。我被加刑以后，我为了不牵连别人，也有自知之明，很少主动去和别人说话，平时收工回来，我都是独自一个人在自己的床上看书、抄写、默想或沉思，因为在劳改队总有那么一些小人为了立功邀奖，不择手段，到处去觊觎、窥探别人的私秘，然后添油加醋去打小报告，因此我不能再授人以柄了，要处处留神，步步防范，小心谨慎不为错。

我不会忘记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日，这天晚上，我和往常一样早早就上床睡了。近半夜时分，我被人从酣睡中轻轻摇醒，我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郑铁斯。他把半盅热茶和一小角月饼递给我，用一个指压住嘴巴，示意我不要说话声张，然后再用手指指天上，又指指茶水和那一小角月饼，压低喉咙，用极轻微的声音在我耳旁说，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别人给了他半个月饼，想到了我，想到了处在刚被加刑不久的处境的我，他便从那半边月饼中又切了一半给我，大家共同分享，物少情重，叫我快吃掉，不要被那些小人知道。然后紧紧握了下我的手，又轻轻地离去了。我手里捧着这一小角月饼，感到沉甸甸的，有千斤般重。那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月饼，这是亚铁那颗真诚炽热的心，是我们在共同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比黄金还珍贵的患难情谊，饮着那略微涩口的热茶，我浑身上下、从内到外都觉得热烘烘，是患难朋友的真情热火在温暖着我那颗饱受现实重创的滴血的心灵，想到亚铁、文田、雄杰、克绵他们几个对我的这份患难真情，我无言以对，感动得涕然泪下，我是和着泪水咽下这一角月饼，慢慢地品尝着这半杯浓茶，也品味着人生……

我接到平反通知书这天，正好是农历冬至，又是星期六，好像老天事先知道我这天将重获得自由，值得庆贺，而故意安排似的。这天中队里杀猪加菜，队里难友们借此机会为我临别饯行，祝愿我脱离苦海，重获自由。平日滴酒不沾的我，即使在极度超限劳作，筋骨十分疲乏劳累，也从不以酒解乏的我，这一晚我破例了，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频频和难友碰杯，我更深深感谢为我圆梦的黄吉红。

1979年12月29日，将是我离开雒容农场的日子，此前一天晚上，我和亚铁他们几个挚交难友几乎是彻夜长谈，这是我铁窗囚禁的最后一个晚上了，我把所有的衣物、用品全部留给了他们，只留下八月份三哥来探望我时带来的那套蓝色的新工作服和一个笔记本。三哥送来的这套衣服，我一直舍不得穿，也不让拿去打印字变成囚服（当时劳改队里的衣服不管是私人带去还是农场发放，衣服前面左胸部要印上“犯人XXX”的字样，衣服后背要打印上两个碗口般大的“犯人”两个字，裤子的后面也要印上犯人XXX的字样。）我要留到获得平反时穿，而那本笔记本是我在狱中看报刊时的摘抄，还一直保留到现在。

1979年12月29日，我终于平反出狱。当我踏离监狱大门时，回过头来再深深地望了一眼那高高的暗灰色的围墙，电网、岗楼、哨兵和那沉重的大铁门、阴阴沉沉的监房，心头象被千斤重石块压着一样，沉甸甸的，无以喘气，因为这里留下了我苦难的青春岁月，留有我太多太多的屈辱、还有我无限的耻恨和辛酸的血与泪……

终于，我以自由清白之躯踏上了回家之路。我伸展双臂，要拥抱蓝天，要热吻白云，我要紧紧地拥抱这自由的天与地。此时此刻，十一年多的监狱生活，四千多个白天黑夜的殷殷呼唤，苦苦寻觅，焦心等待，恍如做了一场梦，一场恶梦。我终于能重获自由了，历经此难，使我更深切地体会“自由”二字之深刻含意和宝贵。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弃”，“不自由，毋宁死”，这是至理明言。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想，如果我能早一年出狱，说不定还能赶上当七八、七九级的大学生呢。以前读高中时，我的数、理、化成绩都算不错，尤其文科，我的作文经常在班上作为范文宣读，在学校时我还曾经做过作家、记者的梦呢！如果不是因为“上山下乡”那条路线，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或许我的幻梦已成真了！唉，失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包括我的青春，我的爱情……失去的也就永远失去了，别提也罢。

我从雒容乘车到了柳州后，第一件事是迫不及待地直奔邮电局，要把我已获得平反的消息尽快告知妈妈和兄姐他们，使他们为我而日夜悬挂，焦虑的心情得以欢慰和放松，然后我去火车站购买了往贵县的车票。

1979年12月30日凌晨5点多，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了七年多的家乡了，望着这似熟悉又感陌生的故土时，往事历历在目，心情既激动又伤感，但更多的是激动，因为，我终于回来了！是清清白白地回来了！

黎明前的黑暗，的确如此，凌晨五点多，整个大地还是黑沉沉的。当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家门时，（因各种原因，我四哥被迫将老宅卖掉，另搬了个地方），是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为我开启家门，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老人家竞然认不出她的亲生骨肉，是她的小儿子平反归来，她轻声地问我：

“你是谁，认错门了吧？”

听到母亲这么询问，我心如刀割，泪如泉涌，“卟嗵”跪了下来，给母亲嗑了三个响头，泣不成声地对老母亲说：

“妈妈，是我，我是毓骐，我回来了……”我泣不成声，再也说不下去了。“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眼前的儿子已经不是母亲记忆中的那个英俊的风华正茂的壮小伙；而是一个受尽凌辱和折磨的九死一生归来的又黑又瘦的愁苦而早衰的“陌生人”！而白发老母十多年的苦苦思盼，哀哀守望，被撕心裂肺的忧儿惊恐煎熬，惨痛而漫长的摧残，她已风烛残年、心神麻木、老眼昏花！骤然之间，又怎能反应过来“这是儿子，我的宝贝幺儿”呢……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可喜可慰的是有生之年，母子终于团圆了！

妈妈听到我这么一说，她整个人也呆了，她一面拉着我的手，借着门外的路灯，仔细地端详着我，仿佛怕认错人似的，此时已老泪纵横，嘴里一面喃喃细语：

“啊，是毓骐，是我的毓骐，你回来了，你回来就好了，就好了。”

唐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现今我却是“铁窗蚀磨好时光，乡音不改貌苍桑。慈母相见不相识，唯问客人来何方？”此情何以堪？！

“妈,是谁来啊?”一个声音在里屋问，我一听，是大姐的声音，大姐也回来在家中。

“大姐，是我回来了！我是毓骐。”我高兴地高声应道。

历经十一年多的苦难，终于能和亲人团聚了！多温暖的亲情！多温暖的家啊！我明白这温暖是幸福的骤雨，是欣慰的热风，它慰抚着我那深受重创的心灵。

当我还在狱中接到贵县人民法院的所谓平反书时，从平反书的字里行间，我就深深感到，尽管他们表面上给予了我平反，但罩在我头顶上的阴云并未散尽。当年为了整我，可谓花了多少心血，绞尽脑汁，大张旗鼓，场面何其之大，而今却又要为我平反，不是大势所趋，不是形势所逼，他们岂会心甘情愿地去给我平反呢？因此，贵县人民法院在对我（79）刑复字和第29号判决书上，就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完全廻避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一历史背景，却取了“1964年高中毕业后”这一具体时间，文字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藏头露尾，并且完全否认和歪曲了当年的历史真实，把我自愿下乡硬说成是“被安排到农村插队落户”，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硬说我“倒流城镇，做了不少坏事，错误严重的”。因此，他们当初对我“原判定为反革命破坏”只是“不当”而已，而不是错判。字里行间反映出不彻底性，说白了，就是给我留了尾巴，而且是一条又粗又大很不一般的尾巴。对某些善于因袭“四人帮”手法的人，这可以成为致人于死地的棍子，这种教训的先例难道还少吗？如果是这样，我今后的日子绝不会是一马平川。因为尽管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这块地，霉腐的恶土不除，那些靠整人来换取乌纱帽的政治小扒虫的蜗牛还会孽生出来,孕育出“文革”风暴的风洞不堵，我的前面难免还会有雾雨雷电。

但是，我不再是十一年前的我了。春风拂过我，太阳照过我，浓雾罩过我，闷雷炸过我，暴雨浇过我！苦难和错误锻造了一个新我。这个我是从浸透血泪的苦难中站起来并坚定地向前走去……以我的脾气和个性，负重可以，忍辱不干！对于贵县人民法院漠视事实真相，不肯放弃自己原来的错误立场，不肯承担他们应负的责任，我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我以大量事实，和他们据理力争。在无可辩驳的情况和我强烈的要求下，贵县人民法院不得不于1983年以刑复字第5号判决书对原结论作了些修改，内称：

被告人简毓骐于1964年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落户，在此期间，因为对党的上山下乡政策认识不足，曾讲过一些对党不满的言论，没有反革命的目的和行为，本院1972年以反革命罪对简毓骐的判决是错误的。根据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1972年9月27日刑字第6号对简毓骐的判决。
宣告简毓骐无罪。

从贵县人民法院对给予我的平所作的第二次修改的结论中，仍不难看出，他们并无诚意，也丢不开他们的脸子和威信。因此他们坚持说，你虽然无罪，但你有错，对此我还是无法接受的。为了获得彻底的真正的不留有任何尾巴的平反，我又展开了第二波漫长而又枯燥的上诉“持久战“，自己刻蜡板，油印，不断地，不厌其烦地给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寄去材料，反映，申述我的理由和要求。尤其在“文革处遗”时，我的态度和要求更加强烈和迫切。在我的不懈努力和积极争取之下，同时也获得不少主持公道，有正义感的人关心和支持，尤其是我初中时候的老校长梁耀章，他是一个责任心、正义感极强的人，他当时在司法系统工作，对我的平反问题给予极大的关照和帮助。皇天不负有心人，贵县人民法院终于在1984年3月8日以（84）刑复字第1号对我的申诉作出了第三次的判决。内称：

申诉人简毓骐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被本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经本院复查改判，申诉人不服多次写信申诉，要求复查改正。……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再次进行重新审理、查明。

本院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对申诉人简毓骐，以现行反革命定罪判刑，没有事实依据，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原判是错误的，后虽经我院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三年做了复查改判，但不够彻底。现经本院审查委员会讨论，特作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一九七二年刑字第6号，一九七九年刑复字第29号，一九八三年刑复字第5号判决；
宣告简毓骐无罪。

至此，我的问题，最终获得真正的彻底的平反、解决。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贵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宣告。当我接过法官交给我的平反判决书后，真正心情欢松舒畅走出贵县人民法院大门时，我爱人把早已准备好的大红鞭炮点燃鸣放，“呯呯嘭嘭”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引起了行人的关注和询问。当听说是人民法院为我作彻底平反时也纷纷鼓掌表示为我庆贺。

写到这里，我要为我爱人插上一两笔，她原名叫李碧珍，“文革”时追逐时髦，改名为李斌。她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因此，初中时同学们就给她一个“大文豪”的绰号，在她那届初中同学中全校仅三个以甲等成绩录取上高中，她是其中之一。上高中时，她已抱有跨长江、过黄河之雄愿（即一定要考取省外重点院校），文革葬送了她的大学梦。那时，他们年轻的心中，蠕动着一种莫名的政治冲动和敏感。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风浪浪中，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简单、幼稚的理想，自认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紧跟主席干革命，统帅挥手我前进“，抱着崇高的信念，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她更是凭着一身无畏的胆气和口、笔两利之风格被人们称之为贵高文革的“红辣椒”。在贵县“4·12”事件发生后，要不是震塘大队当时的父母官力保，她已尸横街头了。回乡后，命运乖戾，由于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她父亲因为曾在国民党旧政权的政府中当过诸如探长之类的绿豆芝麻官而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到文革后要求平反摘帽时，遍查有关档案却无此说，而不了了之，此事何其离谱荒谬！）加之个性刚强，不善于拍马溜须，所以一直郁郁不得志，“龙游浅水遭虾戏”，在生产队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把汗水一把泥。 “这个世界真小”，我平反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碰见了她，使我们得再相见，倾诉到文革风云时，才知道我们都有共同的命运，或许这就是上苍所注定的缘份吧，近似的人生遭遇，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共同生活三十多年，在嗑嗑碰碰中，相携走到今天，迎来明天。我是四十岁时才喜得一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值得欣慰的是，最终女儿不负我们的期望，为我们两个当年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圆了大学梦，此是后话不提。

我在政治上要求彻底平反的同时，也要求他们在经济上给予补偿。但他们强调说，由于我当时被判刑时是一个插队青年，没有工资领，因此，国家财政无这笔开支。另外，他们又说“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希望能体谅国家的困难”云云。我们插队青年就不是人，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监要你白蹲，罪要你白受，谁叫你是插队青年，你们是低等贱民，就只能“享受”此等待遇！我不服、我吵、我闹，最后分两次一共才给我补助了三百元人民币。

十一年的青春岁月=300元！

这就是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这就是插队青年青春的价值？！我说的不是钱，而是由此表现出的冷漠无情和无人道。

“世事维艰，命运多舛，人生坎坷”，这句话是我人生命运最贴切和最真实的比喻和描述。对我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并不复杂的案子，从宣布拘留到转为逮捕然后判刑劳改，前后花了三年八个月多月的时间，才能拍案定?；在确定我无罪给予平反时，这个平反结论，也花了近五年时间三易其稿才算勉强结束，其中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不得不令人掩卷深思。

我的平反问题，一波三折；我的谋生求职，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枝节横生，我平反出狱回到家中，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对贵县人民法院（79）刑复字第29号的判决，提出上诉，不能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留有任何的尾巴；二是求职谋生。欲话说：民以食为天，天是最大。我回来时，已35岁，还好意思坐在家里吃闲饭吗？按当时，对插队青年的工作安排是有政策规定的，加上我是经过十年牢狱之灾得以平反出来，情况特殊，特殊情况完全可以特殊处理。当我找到县安置办公室时，他们却一味强调，从一九八O年元月起，所有招工都得通过考试，无法通融。事后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我当年是破坏上山下乡路线的首要分子，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魂还未完全消失，派性还时在作祟，给我平反已是给足了面子了，怎么可能那样轻易地安排工作给我呢？要进行考试，只不过是对我进行刁难的又一个借口而已。我仔细思量，自认在学校时各学科的基础都较好，虽然荒废了十年多时间，但只要自己稍加复习，相信未必不行。他们想以此来刁难我吗？我就要用我那不服输的劲头和行动来回击他们的刁难。因此，三十五岁已步入中年的我，不得不拿起书和笔，和那些年才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求职试场上一竞高低。每说起此事，真是既让人悲哀心酸，又无可奈何，但我却又信心十足，且稳操胜券。事如人愿，进入考场不到一个小时，以我原来蕴厚而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三门考试，我都是第一个轻轻松松交卷离场的，令同试场的考生咋舌刮目相看。实力给予人们最有力的回答，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不只是及格，而且是优秀。“安置办的人这次还有话可说吗？工作问题总应该给我解决了吧？”我心中暗暗地想。

然而就在自己认为事情应该是顺风顺水，水到渠成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我所填报的单位是贵县粮食局，没有想到该局领导在翻看我档案时，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历史赫然在目，把他惊呆了。一是因为我在“文革”中太风头尽出；二是该领导思想上“阶级斗争”那根弦还是绷得很紧，摆脱不了“阶级斗争观念”和派性的束傅，认为如果录用我，惟恐犯了什么阶级立场的错误，因而一口回绝，极不公正地把我拒之于求职大门之外。

听说之后，我满腔悲愤。一个人独自踟躇徘徊在东湖湖畔边，想到现实，大有一种韶华易逝，夙愿难偿之感。做人难，做同我这样的人就更难。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与别人就不一样呢？回忆恶梦般的过去，我得要比别人多几分勇气；走向曙光中的未来时，我更得比别人多付出数倍的努力。惨经“十年浩劫”的我，这背上沉重的包袱，不知还要背到何年何月何日？我的执着的个性决定我不会甘心这样随命运的捉弄与摆布，只有与不公平作坚决的抗争，才会得到公平的待遇。又几经奔波，几经努力，最后是贵县化肥厂录用了我，当然也还是有人为的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这些我就不愿多说了，我的求职问题才得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第十五章  迟来之春

历史终归要翻开新的一页，新的希望就如同东方的旭日，伴随着黎明冉冉升起。我以苦涩的心情迎来了自己人生的春天，迟来的人生之春。

一九八O年十二月底，我正式进入贵县化肥厂工作，成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入厂的岗前培训班里：这批新工人数我的年纪最大，时已35岁多，比其他新工人的年龄整整大了一个年轮多，故他们都戏称我为“老工人”，这个称谓一直沿用至今，以至使不少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不知晓了。

通过出狱后历经平反的艰辛、求职的奔波、曲折，我觉得自己要冷静的思索、认真的反省。驱散迷雾，擦干血泪、探索我往后应该走的路。说句实在话，生活给予过自己如此多的酸、辛、苦、辣、涩，如果我不好好地用它去滋养自己的筋骨，我真的将对不起生活。经过了十一年铁窗、炼狱熬煎过的我，连死都经历过了，今后人生路上的痛苦与磨难对我而言,还能算得了什么呢?!只能算作淡酒一杯而已。至于别人能否理解自己，那就随他去吧，因为理解是不能靠乞求,不能靠施舍,要紧的在于自己能真诚地生活，坦诚地做人。自己把握自己，通过奋斗，弘扬自我价值，自然会获得人们的理解和信赖。

精神上自强，人格上自尊，工作上自觉，生活上自奋——这就是我对严峻生活的一个响亮的回答。

我就是凭自己对生活的这个信念，凭着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和奋斗的活力，使自己能有所希望，有所思索，有所追求。因此自己进厂廿四年，先后在厂工会、厂办室、销售科等部门工作过，主要还是搞工会的宣传、文体等工作，我待人不卑不亢，以积极、认真、饱满、热情、不怕苦、不怕累的工作态度，以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敬业爱岗，乐于奉献的精神，把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为单位、为部门赢得了名誉。我努力工作，有时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工作起来不分份内份外，不管是班上还是班后，不论是易事还是难事，只要需要，只要有求，我都会尽心尽力去做，而且还要做好。在厂工作这么多年，我的工作魄力，我的工作能力，我的工作态度，我的敬业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以自己的能力和实力赢得了广大职工的信赖与支持。我工作这么多年来，连续多年被评为县、地区、市工会先进工作者；连续七年获《中国化工报》“优秀通联工作者”的称号，我参加了广西区总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我参加全国职工法律考试获二等奖；我为单位设计的“农宝”牌商标，产品成了名牌，免检，畅销大江南北和国内外；在“92国际化工展”期间，获得化工部授予“优秀贸易交流成果奖”并同时获得了政工师的职称……我以我的工作能力，显示了我的人生价值！

迟来的春天，孕育出金色的深秋；从昨天的苦难，我获得了一种精神上新的平衡和力量。

我牢记法国大仲马说过的一句话：“ 只有那些曾经抱住几块脆弱的木板，在狂风暴雨海洋里颠簸过的人，才能体会到一个晴朗的天空的多么的可贵。”因此，我永远不会为十五年风雨浮沉的人生而后悔。同时我也会永远记住：没有1976年，我仍将会在黑沉沉的地下爬行，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不会有这篇自述的可能。

后  记（一）

 

当我写完最后一句话，完成整篇文稿的时候，我整个人的心情是沉甸甸的，无法高兴。尽管这是我耗费了不少心血，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几易其稿才最后完成，终于了却了埋藏在自己心底多年无比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写一本关于我和我们插队青年的书，但与初衷有勃的是，这不是一本完全关于插青生活的书，而是一本关于我饱经苦难的回忆——但我实在无法高兴得起来。过去了那段历史，是我十五年人生的真实记录，字字句句都是发自我内心的最真切的感受。里面没有半句谎言诳语、政治性的说教和心不由衷的豪言壮语，更没有丁点哗众取宠之意念，它不是“满纸荒唐言”，它实在是“一把辛酸泪”，我是伴着泪水写成的。

人们常常感叹说：往事如烟，烟消云散。我说往事并不如烟，自感却是往事如铅，人们都说一切会过去，过去的一切会变成美好的回忆，但我却觉得，过去的一切并不曾过去。它只会变成弥漫的忧伤，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心间里挥之不去，因为它记载了我青春的幼稚和燥动，更留下了我青春的悲怆屈辱和痛苦；它让我品尝了初恋的甜蜜，也使我咀嚼了失恋的苦涩。我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从巅峯跌落到深渊，又再重新走了上来。我虽然是走过了那段风雨历程，但是却永远走不出那铭心刻骨难以消磨的情绪。我写了一段应该忘记却永远不会忘记的历史真相，人的真相。

我们这一代人、是整整一代的不幸者，而我又是这一代不幸者中的最不幸者的其中之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命运摆布这个人，一代人的命运也摆布这一代人。命运和心、肺同在。

“老插”、“老建”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含有的几分轻蔑、几分苦涩、而又几分无奈的名词。“知青”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册上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

下乡的岁月中，辛酸多于甜蜜，愁云多于笑容，痛苦淹没了幸福。那是多么难熬的岁月啊！

那背负着沉重和艰难的岁月，是一段漫漫长路，太多苦涩和眼泪。我们这一代“插青”伙伴们都想做忘却的努力，然而不管怎样，在那个年代，毕竟留下了脚印，留下了悲酸，留下了苦涩的欢乐，留下了热汗和血泪；毕竟这是我们的一段生命，它是我们的青春，是我们视为珍贵的一段人生体验，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甚至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自己用宝贵的青春为一场历史的错误做背景，为一条虚有的路线作出了牺牲。因为上山下乡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场违背人类历史进程的悲剧运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忘却和漠视我们曾经饱受过的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每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尽管同为知青，但由于各人的经历不尽相同，所走的人生道路各有所异，有飞黄腾达的，也有身敗名裂、潦倒贫困的、但更绝大部份由于出身、家庭、环境等诸多因素所决定，他们只能仍是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因此，对“上山下乡” 的认知和感受肯定各有不同，这点是应该允许保留的。但我认为，每个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都不应该忘记1979年元月26日发生在云南勐岗农场的亊情：靣对着中央调査团的首长、領导，“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 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他们曾经无比自豪的骄傲的头颅如今屈辱地低垂着，曾经被精神和人格支撑的完整的灵魂如今淌满着鮮红的血滴，匍伏在那座矮矮的主席台之下，那片被烈日灼烤的滚烫而贫瘠的红土地上”

如此悲壮的场靣可惊天动地，令神鬼皆悲！自古道：“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 而今他们不惜把曾经髙贵的头颅屈辱地低垂、匍伏在贫瘠的土地上，为的是什么？他们要争取的是什么？这还用说吗？？？他们代表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全囯一千多万知青的共同心声！正因为有了他们此举，

“历史的走向在这里发生改变。

决不仅仅是下跪或者请愿，而是党心民心，一千多万知青的強大合力迫使历史重新作出选择。”（择自邓  贤著《中国知青梦》）。因此，对已经过去了的这段历史，我们沒有理由忘记，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审视，更应反思！

是的，对过去的岁月，我永不忏悔! 因为，这或许这就是命运吧？曾有人对我说过,让一切已经过去了的都过去吧!让一切悔恨和命运中的不羁的灵性都随着岁月的飘逝而消亡吧!可是，我能够吗?曾经发生的无法抗拒的时代恶梦，洒满血和泪的坎坷人生，岂能就如此轻易化作一缕轻烟飘散？！我之所以不忏悔，因为我的一切所谓的“过错”都是那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我曾经被误解、被耽误过，但我还是真诚而且真正地活过来了，活得仍有所价值!我所以要写，是因为十五年的坎坷人生，我有一肚子话，也有一肚子的火，还有在油锅里被反复煎熬十五年的一把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放在心里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我所以要写，是因为我有太多同代人没有亲历过的经历，因而我也就有他们所没有亲历过的那些经历的更深的体会和感受。诚然，我的人生经历是我自己的一笔“精神财富”，而且我的经历是不需要让人聆听的，因为我每天可以从高山流水，无穹中去寻找精神的回应；但我的经历又期待着人们去聆听，我这不是牢骚太盛，因为我毕竟不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真实感的空间，我的灵魂需要抚慰，情感需要抒发，期望需要寄托！我不希望历史在我们下一代重演，同时更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了解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我的这个心情、这个想法並不能算作是自相矛盾吧？

说实在话我写的这篇东西，这是一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章了。试问，那一段“峥嵘岁月”“坎坷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谁没有亲历过或听说过呢？“史无前例”的排天浊浪，席卷神州大地时，在芸芸众生中，有人被大浪打昏了头，不辨东西南北；有人误上贼船，还自以为“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呢；有人稀里糊涂地扮演了连自己也闹不清的政治角色；也有人并非心甘情愿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更有的人则永远饮恨于黄泉了……而我也太早离开了东北大队，並且是带“罪”离开东北大队的，我那青春的最初序幕也就更深刻地笼罩着我的灵魂了。

我的这篇文章是称不上所谓的时代风云录，和其它相比较之下，充其量不过是那排天浊浪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但它的确是那个荒诞时代所唱的一曲挽歌。看了之后，您也许能从中会品味出一丝异样的味道，使人想哭的当口却又想笑，而真要笑出声的時候，眼里却早已饱满了辛酸的泪水。

而从表面上去看，这篇文章写的是发生在那个年代里的一个普通故事，然而“一滴泪水也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这个小故事就是一个小社会，小世界，小宇宙，是大宇宙中的一滴水。“弱水三千，取其一瓢“，这一瓢是什么水呢？您不妨细细品味。过去的已经过去，回忆毕竞不能代替现实，但教训却不能忘记。没有经历过下乡插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许会嘲笑这一点，那就让他去嘲笑吧，某一时期的历史，本来就是供给后人去嘲笑的。那么，这一时期的人们，又如何能逃脱被嘲笑的命运呢？

几十年的人生阅历，特别是从上山下乡插队到“文化大革命”这漫漫十五年的日日夜夜，真是一天胜过二十年。十五年，之于个人，也许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因为人生能有几个十五年？而之于历史，却只不过是如同江河里一道不留痕迹的波纹、一朵转眼即逝的小水花，够得上世事已惯，曾经沧海难为水。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和“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也没有什么可使我惊心动魄的了。今后不论风吹雨打或一帆风顺，我都会保持冷静超脱，不追名逐利、不计较得失、不自寻苦恼、不自投陷阱。因为与其不自量力，不如行有余力。

从我十五年人生苦难历程中，我更汲取到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人凡事不可太强出头，须知俗语有说：“橼子出头橼子烂”“枪打出头鸟”，同时也要记住“引蛇出洞”的教戒，特别在政治斗争中，这种事例还见得少吗？当年如果自己不那么争强好胜，强出风头，或许后面的一切就不会出现了。静心下来，更应记取佛学的一句忏语：“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谨以此文献给同时代、同命运的人们！

对亡灵，做永远的祭奠！

对生者，回忆过去，为的是希望历史不要再重蹈！

2009年11月第一稿

                        2012年5月28日第二稿

                         2013年3月6曰脫稿

 

 

 

后记（二）

文章在一稿《岁月蹉跎，人生坎珂》的基础上，经过再三反复斟酌、修正、增补、整理，终于付印了，心有所慰，也是对关心我的朋友一个交代。

2009年，贵港市政协文史委征集知青上山下乡的史料，在插青朋友的鼓动和支持下，回想往事，情如潮涌，灵性顿起，奋笔疾书，写下了第一稿。

我深深感谢贵港市政协文史委把我的第一稿摘登录编入2011年5月出版的《贵港文史》第9辑《知青足迹》内，这给予了我极大之信心。看过一稿的插青和朋友们，对我的一稿给予热情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期望我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拓展。所有的这一切，唤起了我写作的激情，伏案对初稿作了较大的增补和修正。在此我要感谢我的插青朋友和所有支持、帮助、鼓励我的人们。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或许我的文稿仍还在襁褓之中。因此说，我的书中也融入了众多朋友的智慧和心血。

本书得以付梓，尤为得益于防城港市人大麦建祥副主任。防城港市文联副主席、《港城文艺》主编王勃海先生。麦建祥先生是1966年下乡建队与我同为老三届知青，不同的是，他在仕途上有所成就，位高不忘根本、平易近人，热心、热忱，他们两位在繁忙工作中，抽出时间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具体、中肯、积极的改进意见，使全书更加意顺气通连贯，并给予极宝贵的帮助。同时也得益于广西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学学会研究员、广西知青史料丛书编辑部主编、副编审、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广西区政协原文史办主任、文史春秋杂志原主编杜朝由老先生的具体指点和斧正。

本书在排版，印制过程中得到了贵港市新星文印部韦书荣三姐妹的热心支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此给予致谢。

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黄喜先生对本书的面世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对于写作，我乃门外汉，且年近古稀，思想迟钝，不足之处定然不少，尚请朋友不吝赐教。

 

 

                                      2013年6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