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乃龙：我们的毕业分配

 

近日读了华新民先生《华夏文摘》上的文章“最是仓惶离校日-大学毕业五十周年忆旧”和“我们的毕业文凭”，深有感触。和华先生一样，我也是文化革命前考进大学，文化革命使学业中断。文化革命中毕业，扫地出门。我们有相似的经历，也有不同的遭遇。

一.浪费青春

1964年我考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9月份入学，被分配到大气物理专业，学制6年，预计在1970年暑期毕业。本来，在6年时间里我们应该学习2年基础课，2年专业基础课，2年专业课，同时学习2年第一外语（对我来说即是俄语），4年第二外语（英语）。可是，6年间（实际上是5年半）我们干了什么呢？（1）文化革命前：学习了将近两年的基础课。（2）文化革命初期：1966年6月开始，学业中断。在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工作组进校和撤出，学生和教职员工分裂成两派打内战，武斗。（3）文化革命后期：1968年8月，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控制了局势，开始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9年10月，搞战备，奔赴北京郊区，全年级到大兴县魏善庄公社王各庄大队劳动。为了避开农民的春节（1970年2月6日），我们提前离开农村，回到市内，到位于东郊酒仙桥的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搞“教（学）改（革）”，即在车间里劳动，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春节前回到学校，毕业分配工作立即启动。3月中旬，我们离开学校，各奔前程。

二.毕业分配

毕业分配的表面文章是开会。天天开班会，偶尔开年级大会和全系大会，诸如学文件、讲形势、表决心之类。毕业分配的实质性工作是确定分配方案，把谁分配到什么地方去。这个最关键的工作，则是在暗处进行。分配方案由工宣队、军宣队决定，其间还有学生“依靠对象”（一般是每班一人）参与，完全是黑箱作业。我不是“依靠对象”，连“外围群众”都不是。我无从知晓内幕，只知道一般原则，什么“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厂矿、面向农村；只知道广东籍学生分回广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广东的教育相对发达，本省就有很多大学生；广东籍学生大部分会分到教育相对不发达广西、湖南。工宣队从不找我征求意见，我也不找他们申述对分配所去地方的要求。（后面会讲为什么。）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年级3个班大约90名同学在二教阶梯教室开会。会后回到宿舍39楼第5层楼道里领取毕业生派遣材料。一班的宋同学负责发放材料，早就在那里等候。几张头尾相连的长条课桌摆在他面前。桌面上竖放着许多派遣材料，排成一行，每人一份。由于人数很多，宋同学忙不过来，只能帮一些人翻寻他们自己的派遣材料。大部分同学都是自己动手翻寻自己的一份。宋同学无法阻止，只好听之任之。我找到自己的派遣材料，打开一看，才知道自己被分配到陕西省商洛地区，报到地点是地区专署所在地陕西省商县。

没有毕业证书，没有毕业留影。拿到派遣材料之后，也没有和同学道别。大家匆匆离校，如鸟兽散。

毕业分配之后通过各种途径，我逐渐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文化革命前招收的北大学生，理科6年制，文科5年制，只有很少数的系和专业除外。1965年，理科改成5年制。文化革命期间，1969届的毕业生，被推迟到1970年分配。所以，1970年北大的毕业生，理科有3个年级（六年制的63级和64级，五年制的65级），文科有2个年级（五年制的64级和65级）。这些“老三届”（理科）/“老二届”（文科）的毕业分配方案非常差，百分之七十的人到边疆、基层、农村，连厂矿都不能去。相对而言，地球物理系毕业生的分配方案比较好，这是因为接连发生的大地震，吓坏了中国人，各级地震研究所/地震队/地震台纷纷成立，企图去完成地震预报这个Mission impossible。地球物理系“老三届”大约有270人，分成4个专业：地球物理，大气物理，气象，高空物理。其中只有地球物理专业与地震有关。其余3个专业，与地震没有一毛钱关系。由于文化革命，学业中断，即使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也没有学过地震。但是，270人中的100人，沾了系名“地球物理”的光，被分配到地震部门，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及其分院，报到地点是以下4个城市：北京（20名），昆明（20名），长沙（30名），兰州（30名）。一般说来，每个班有2名毕业生去以上每个城市，2名毕业生留校，以及很少数分配到大城市（非地震部门）。这些分配到“好单位”的毕业生，每班共有10多人。本班小，共25人，所以，大概有一半的人分配到“好单位”，剩下一半的人，大部分去了河南、安徽、山东，江西等地的农场，其余几个人去了地区/县的小地方，属于“面向农村”。

我被分配到偏远的陕西省商洛地区，属于“面向农村”。也就是说，我的分配方案，是本班最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听我慢慢说来。

三.“白专道路”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学业中断。那个时候，我没有独立思想，相信耄的理论，随大流参加文化革命。1968年8月，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北大，两派联合，或者说两派消亡，原两派广播台的人员组成学校广播台。我原来是井岗山广播台机务（技术人员；其他人员是编辑和播音员），进入了这个学校广播台。我们这些机务人员，每天在校园里架设电线安装喇叭，不住在班里的宿舍，不參加班级活动，因而暂时躲开了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左：身穿学校广播台工作服。
右：登高作业。

领导学校广播台的工宣队员，对我们还算宽松。每周有几次集体学习时间，每次时间也不长。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白天在校园里干活，就跟玩一样，晚上时间自由支配。星期天大家休息，我们也不例外。在孤独的44楼，我与原井岗山广播台机务徐同学合住一屋。我们都喜欢看书，互不干扰。因此，在这个避风港里，我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我在中学和大学，热爱学习，成绩优秀，确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在学习中断两年之后，人还在，心不死。我扪心自问：上课两年才学了6门数学物理基础课，欠缺两年的专业基础课和两年的专业课，将来能干什么？我认识到：停止学习而整天搞运动是没有前途的，最终吃亏的是学生本人。于是我拿定主意，一是收集（买）书，二是开始自学。有了这些主意，我空虚的心灵变得充实多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开始拟定学习计划，自学无线电和数学。我托无线电系的老乡刘同学找到该系的讲电子线路原理的2册讲义。1968年10月，我开始自学。学完第1册，接着学完第2册。（没有找到也没有学讲电子元件的第3册。）这样开始自学是结合实际，从兴趣出发。我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就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动手能力很强，但是缺少真正的无线电理论知识。这两本讲义，使我掌握了大学水平的无线电知识，是我后来学习所有无线电理论和技术的基础。我对数学有特殊的兴趣。1963年高中二年级，我获得梅县中学生数学比赛第一名。上大学后，是班上的数学科代表。我开始自学的数学书是（苏联）布尼诺斯艾利兹的《变分法》（中译本）。其中记得最牢的是最速降线和等周问题。10多年后，1980年代我研究最大熵方法，变分法派上了用场。这是后话。

我预感自己会被毕业分配到偏远的地方，找不到人求教，只能依赖书本。于是，我开始跑旧书店。那个时候，学校、图书馆纷纷外迁甚至解散，“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书籍成为废纸。旧书店里的旧书，保存得最好的是半价；保存得差的，极为便宜。一些不到100页的薄书，只要一角钱。那时的旧书店称为“中国书店”。我经常去的有：前门中国书店，西单中国书店，海淀中国书店。其中，前门中国书店的书籍最丰富，海淀中国书店离学校最近。

1968年12月，校园广播网完工，广播台“裁员”。我记得这个时间，是因为在最后一次政治学习会上，念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上耄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念完之后，一位物理系的老兄发言说：我听了主席的这条指示，想到自己毕业后可能要下乡，不像以前听了主席的指示那样高兴。 这个发言又像发牢骚，又像自我批评。我当时心想：这人真会说话。

我回到班里的宿舍，參加班级的活动，开始亲自领教工宣队和“清队”的厉害。但是，主意已经定好，习惯已经养成，无法改变，我也不想改变。我对揭发批判，“斗私批修”毫无兴趣；对一些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讲用，觉得很可笑。在那荒唐的年代，读书无用；岂止无用，而且有罪、反动。你可以打扑克，逛大街消磨时间，就是不可以看（业务）书。离开广播台这个避风港后，为了偷偷看书，我必须进行掩饰，在书的封面贴上白纸，写上诸如此类的书名：“中学生习作选”，“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批判”，“毛线编织法”。虽然如此，还是被工人师傅发现，或许还有人告密，成了目标而被盯上了。我们年级有一个工宣队员，名叫张绍宏。此人不是正牌的工人，而是不久前才转业到工厂的转业军人。此人非良善之辈，多次与学生发生冲突。一方面，他召开“讲用会”，在学生中树立“斗私批修”典型。另一方面，千方百计抓“反动学生”，“落后分子”。他独出心裁，在年级里举办各种“学习班”，把一批批同学叫去洗脑和受训。本人有幸，被请进“红专道路学习班”。学习班的成员，都是被他认定的“白专分子”，就是原来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只记得卢嘉锡的公子、本年级气象专业的卢同学也在其中。

1969年“二十周年大庆”，北大学生参加天安门方阵游行。工宣队叫大家报名，我没有理会。三天假日期间，我和同年级的许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去他在天津的家。期间我去天津市劝业场内旧书店买了20多本旧书，价钱比北京便宜得多。这事被工宣队知道了。假期过后，在年级大会上，排长（即年级的工宣队领导）邰德敬训话，说：有的人怕苦怕累，不参加国庆游行，却去天津玩，来回跑了四百里路，怎么就不嫌累？ 他没有在大会上点我的名。会后，本班工宣队员尤师傅奉命做我的“思想工作”。他把我叫到44楼南面、43楼北面的空地上，要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认为我去天津不是错误，自始至终一声不哼。他沉着脸，只好让我走了。我知道，我又一次得罪了工宣队。这些事件的后果是，工宣队在我的毕业鉴定上，写下“要防止白专道路的侵蚀”这样的警告性语句。其实，我当年并没有去反对工宣队，更没有去反对什么思想，反对什么制度。我只是回归常识，想自学一些将来有用的知识而已，说是“只专不红”，还差不多。给我扣“白专道路”的帽子，是言过其实。我也懒得和他们争论。工宣队根据他们的好恶行事，当然，我在毕业分配时，没有好果子吃。对此，我坦然接受。我对自己的决定有信心。我对一些要好的同学说：将来不管把我扔到什么地方，我都要爬起来的。 我学到的知识，就是说这话的根据。值得庆幸的是，这条“只专不红”的道路，最终居然让我走通了。

四.“催化剂”

临近毕业分配，学生中的男女朋友，共同商量前途，自不必说。对于那些本来有点意思的男、女同学，毕业分配就成了“催化剂”，加快了事情发展的进程。有人说，在毕业分配方面，工宣队所做的唯一正确的事情是：只要一对男女同学确定是男女朋友关系，就可以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去。与文化革命前的毕业分配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毕业前夕有许多速成男女朋友，就不足为怪了。据说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两位男同学分别向工宣队声称，某女同学是自己的女朋友。就在同一时间，这位女同学向工宣队声称，某男同学是自己的男朋友。这个某男，并非那两位男同学之一。不知工宣队如何认定，最后花落谁家。

男女朋友毕业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固然是好事。但是，必须付出代价。根据“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分配去的地方变差。具体说来，如果单独考虑，一方可以分配到北京（最好的地方），另一方可以分配到另一个城市（次好的地方）。那么，合在一起考虑，则两人都分配到北京的可能性近似为零，分配到与“另一个城市”相当的地方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性是分配到比“另一个城市”差甚至差很多的地方。对于那些原来只是“有点意思”而条件悬殊的男女同学，就是考验人的时候。须知，催化剂既可以加速合成反应，也可以加速分解反应。所以，如果在毕业前夕由“有点意思”变成“毫无意思”，也不足为怪。极端情况下，原来已经形成的一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会在毕业前夕告吹。不可能？这里用得着铁道部王发言人的名言：“至於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是凡人，亦不能免俗。我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有些来往。她当过班长，我当过班生活委员。我帮助她做过一些事。比如，她的一个弟弟在山西阳高县插队，我受她之托帮助她弟弟为所在的生产大队从菜市口信托商店买过一部电唱机，50块钱，还在王府井唱片商店买过一些塑料唱片。与此同时，我帮助她家从菜市口信托商店买了一台5灯交流收音机，20块钱。一来一往，彼此有了好感。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终于走到一起。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开完班会，我们一起从39楼北门出去。天上飘着雪花。我们出了学校西门，沿着大马路走到颐和园北面，然后沿着一条向北的田间小马路走了一会儿，远远望见中央党校的大门，转身往回走。来回路上，我们讲述自己的家庭。当我说到我有海外关系，一个叔父在泰国、一个叔父在香港时，她默不作声，只是静静地听着。多年后回忆起来，她说她当时既不认为这是好事，也不认为这是坏事；既不想沾便宜，也不怕受影响。我们谈论毕业分配。她也对分配到什么地方无所谓，只要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就好。我们商定，明天上午我去找工宣队，说明情况，要求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回到39楼北门前面，夜幕已经降临。天上还飘着雪花，学生食堂已经关门。我问是否一同去海淀吃晚饭。她说她不去，回到宿舍可以找到吃的。于是，我一人去了镇上，买东西吃了。

第二天上午，在开班会之前，我找到兼管我们班的张师傅。我说了女同学的名字，说我们是朋友关系，要求毕业分配去同一个地方。张师傅答应，向工宣队转达我的要求。接着，张师傅对我说：她在班上表现多好，你要向她学习！ 许多年后，我对妻子转述此话。妻子听了，立即回应：以前没有跟你说，现在告诉你吧，小苏（女工宣队员）知道我们的事以后，对我说：你要好好帮助吴乃龙！ 说到这里，我们不由得乐了起来。在学校的时候，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在工宣队看来，是个“听话的人”，就是所谓的“表现好”。而我呢，是个“不听话的人”，就是所谓的“表现不好”。本来，凭家庭条件和工宣队对她的的印象，她可能被分配到家庭所在地北京或邻近的地方。可是，跟着我，被一起分配到千里之外、偏远的商洛山区，吃了很多苦头。我问她后悔不后悔。她回答：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辈子跟你，下辈子还跟你！

五.毕业之后

凭发给我们的火车票，在拿到毕业生派遣材料后的第三天，我们登上从北京开往西安的直达快车。接着，乘坐长途汽车，从西安到达商县。在商洛地区革委会报到后，被再分配到更加偏远的商南县。随行的行李中最重要的物品就是我们收集到的250本书。在这商洛山中，我们度过了漫长的8年半。由于我被人揭发“恶毒攻击”和“偷听敌台”，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才有转机。这一年，我们竭尽全力，在长期努力的基础上，一举成功。我和妻子以优秀的成绩分别考取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出国研究生和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回炉班，回到北京重新开始学习。1980年我们才收到迟来10年的大学毕业证书。

1980年8月，我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研究生。1984年4月，我的妻子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悉尼和我团聚。从此，我们在世界各地飘泊：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当然也包括中国。从大学毕业算起，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度过了整整49年，有欢乐也有忧愁，有顺境也有困境，有成功也有失败。值得庆幸的是，不管如何，我们挺过来了。

（2019年2月完稿于多伦多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