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迁，择邻而居是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可是在我长起来的时候，中国人活得连棵树都不如。别说择邻而居，很多人连选择当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那个时候，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简单概括为这样的四个字：计划安排。不过不是你计划，也不是你安排；是党计划，党安排。难怪那时候响彻大街小巷的歌曲唱得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 我再写下去，非上吐下泻不可。
我们家，确切地说，是我父母家，就在这不明不白，不伦不类，不分是非，身不由己的年代里和两家人作了邻居。
这第一家的男主人当年大概跟我现在的岁数差不多，整天闷闷不乐，一副严肃的样子。是那种虽经文革，却依然因得势而见人爱理不理的知识分子。他无论白天黑夜，手里永远夹着一根香烟。隔三差五，便有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来到楼前把他接走。因他名字中的某个字，我姑且叫他大走先生吧。
这第二家的的男主人，跟第一家的男主人年纪相仿，也是整天闷闷不乐，严肃得让人窒息。不过他缺少那种傲慢的派头。瘦高的个子，戴着副黄色的眼镜，使整个人都显得面黄肌瘦。因他名字中的某个字，我姑且叫他口玉先生吧。
跟他们比，我的父亲活得静悄悄。我的父亲除了会看书，还会写字。可惜他生活在一个既没人看书，也没人出书，更没人买书的年代里。那时候的书基本都是发的。拿回家翻翻，心里真替蔡伦惋惜，也真替那些变成了纸的树惋惜。
忽然有一天毛泽东死了，接着“四人帮”就进了监狱。一架疯狂运转不停的阶级斗争机器里就像被谁突然插进了一根铁棒子，它无奈地停了下来。
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运动，清洗，改造，揉搓，自贱…之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心，口是心非的思想，麻木不仁的感觉…半信半疑地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里。
我的父亲因为胆小怕事，明哲保身…而再次变成了又红又专的革命知识分子。他又当教授又当官，又出书又出国…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原来是会笑的。我常常站在阳台上，看着夕阳西下的日头，突然想直着嗓子喊一声，“复辟啦，复辟啦!”
于是我装得更谦虚了。
大走先生的好日子却忽然地结束了。不但黑轿车再不来了，大走先生很久都没回家。他被隔离审查了。当无胫而走的谣言终于传到了我的耳中时，我忽然恍然大悟，为什么以前他的太太到我父母家串门，要提起大走跟江青去过大寨的事。原来他是“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骨干主笔!
过去正史里用“妙笔生花”，“如椽大笔”来形容专为朝廷效犬马之劳的师爷，刀笔吏。我不知道大走先生舞文弄墨之间，多少人便家破人亡。这个卖身投靠的无耻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里岂止是昧着良心，自愿地扮了头羊的角色，他简直就是为虎添翼，为虎作伥，身居长工屋为害四方!
口玉先生还是一脸枯黄，但他突然地窜升了。那时有句常说的话叫“百废待兴”。口玉先生忽然地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创始者。国家正需要他这样的理论家给人民鼓舞打气。你可以想象他整天信口雌黄地有多忙。隔三差五也有一辆车停在楼前，不过不是黑色的伏尔加，是辆来接口玉先生去讲学的，我现在怎么都想不起颜色的日本轿车。
有一天早上，我从朦胧中醒来，错把四点看成了五点。爬起身洗漱完毕悄悄地出门去健身。才下了几个台阶，便听见楼道里有摄手摄脚的响声。唏唏嗦嗦，鬼鬼祟祟。我急步冲下楼去，以为可以抓住前不久偷了我的自行车的贼。对鼠盗狗窃之徒，我绝不会轻饶。
口玉先生扛着两片厚实的木板，顺着楼梯爬上来。他的脸在楼道昏黄的灯光下，除了显得更黄，还带着一股尴尬。口玉先生从楼前不远的建筑工地偷了木料。他家才请的外地木匠这两天正在给口玉家做衣柜。
他偏偏在这人不知鬼不觉的黑夜里撞见了我。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走先生时，他已经是一所著名的大学里著名的教授博导了。大走先生教的是马列主义哲学。我再没见过口玉先生。前几年听说他已经当了某著名大学的副校长。估计家里的那个衣柜早已换成了八仙桌，陈列柜了吧。
他们培养的学生应该早已遍布天下，在这盛世的今天，师道传承，后继有人。
原作于2008-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