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下半年，通校整编，一通校取消，成立通信二团，我任一营营长。年底，上级通知二团，因抗美援朝，人员要精简。我们从西安出发，一路上，各火车站都特别优待部队，设宴招待干部。列车一直到达大连，来到旅顺口，我们才知道，是接苏军防务。我们一个团和苏军一个团住在一起。上级指示我们要向苏军老大哥学习。
那时候，教条主义搞得特别利害。起床、作息、军事、业务都可以学，但是吃饭却没有办法学。苏军每天吃牛油面包，烧一大锅开水就行了，要求我们一个团也只用一口大锅做饭，由于做不熟，老吃夹生饭，战士们都有意见。后来改为以营为单位做饭，伙食还可以。由于搞教条主义，上面发的伙食费买油的钱不准买盐，买豆腐的钱不准买肉，毫无灵活性，因此，伙食一直得不到改善。
1955年，部队授军衔时，团里把我们的军衔压得很低，我授的是大尉军衔，全团干部意见很大。辽东半岛举行三国大演习，我任前进枢纽部主任。演习结束之后，我被提升为二团副团长。我们团开始住在旅顺，以后换防到大连黑石礁，后又转到大连市内的同泰街。上级见我们部队住的营房条件比较好，又把我团调到金州驻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