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
在香港居住了五十四年的英国人香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杜叶锡恩女士出版了一本书﹕《我眼中的殖民时代香港》﹙英文原著书名 《Colonial Hong Kong In the Eyes of Elsie Tu》，香港大学出版社。中文版隋丽君译，香港文汇出版社，对香港正式回归前五十年──包括回归前夜的回忆，表现殖民地香港英国人极少见的正气﹑执着﹑诚实和理想。
英国是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三百年。英国又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长期的殖民地统治技术上的经验。一般都说英国殖民方策很“现代化”﹑开明，殖民地官僚和当地亲英国化精英合作，以现代文官官僚统治，廉能而公正。然而作者却告诉人们，一九五一年后她到香港之后所见，是贪污腐败和贿赂公行，无处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感染了殖民地香港社会的全构造！
当时的香港公安政法机关，和当地黑社会“三合会”共生，鱼肉人民。五﹑六〇年代香港公共交通施设不足，私人为生活“非法”经营小巴﹑小客车者众多，这些升斗小民，自然成为“三合会”勒索敲诈的对象。在警察环伺下，三合会在车站站点公开收取保护费，警察却视若无睹，因为三合会收的钱，会和警察分赃。此外，举凡开店﹑摆摊要上牌﹑取得许可，都必须直接或通过三合会贿赂。甚至于要办学﹑在医院要求照料，找一份差事，取得“公屋”居住权，公职职位买卖，邮寄包裹﹑批发场的交易，都要给某一个或多个关节贿赂打点。更糟的是，贿赂层层分赃，非但贪得无厌，整个公安﹑官僚机关的权力反而成为殖民地香港巨大贪渎结构的保护体。任何人向公检机关举发，往往收到“查无实据”的回函，甚至召来三合会份子殴打﹑打砸。于是“政法加三合会”的罪恶﹑黑暗结构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大吸血虫，附着在香港广大升斗小民身上，尽情吸食其膏血，而殖民当局历任总督竟视若无睹。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几乎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贪渎机器，终于引爆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香港市民的《反英抗暴》反抗运动。并得到大陆民众的支持, 并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
一九六六和六七年香港受到众多市民对港英殖民政府的《反英抗暴》反抗运动, 主要的影响是来自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只是港民反抗运动的外因，更主要的是内因, 那时的底层港民受到多方的压迫和剥削被迫反抗。在港民的反抗下港英当局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廉政公署”，基本上打击了殖民地香港腐败结构。然而据本书作者指出，由于“廉政公署”没有起诉权和审判权，不免有为而无作为之处，更使殖民地高层白人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对白人﹑英人官吏的“治外法权”，让他们秘密辞官，带着贪渎积累的巨富“退休”回到欧洲。
该书作者在书中多次着重指出，老牌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英国，终一百五十年对港统治，从来没有在香港施行过民主，总是以保证香港的“稳定”﹑“繁荣”为借口, 尤其是一九六六﹑六七年的香港市民称它为《反英抗暴》的反抗后，港英当局又以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快要回归中国在即，已经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民主改革为托辞，断然拒绝在区议会和立法会安排几个本地港民由民选的议员。谈何普选或双普选?
该书作者是英国人, 是香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在香港任市政局议员，一九九五年任立法局议员，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被选入保证香港和平回归过渡的“临时立法局”议员。除了一九九〇年代中后经由民选担任公职，也有由港英当局指定的任期。这样的港英当局，在一九九七年，为了联合在港亲英反中的精英，破坏香港和平有序的回归，达成滞留港英殖民势力，破坏中国将香港和平回归的既定﹙依中英协议的“基本法”﹚政策，在彭定康策动下，突然在一九九七年主张直选立法局议员和区议会的“突然民主化”政策，使作者感到港英殖民者的伪善与险恶。作者披露，当英国确定其对香港的“租期”将于一九九七年结束，“香港突然冒出一类新政客”，其中有人与美国关系密切，自称“民主派”。但这些人在殖民地香港腐败统治下荼毒港人的时候从来不曾对社会不正义过问过。作者指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群亲英﹙美﹚﹑“反中的积极份子”。他们和殖民当局一道，力图为香港的回归设置障碍。他们先是要求主权归还，治权归英国，只在香港升中国五星红旗。遭到中方拒绝后，又提出“延长”英国治港三十年，又遭峻拒。中国坚决主张一切依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在一九九七年回归。
一九九二年，英国当局突然阵前换将，将原定留任到一九九七回归时的卫奕信总督撤下，换上了殖民主义者彭定康，带着一篮子阻挠和平顺利过渡的计划来港履任末代总督。其来港行前，还在英国首相府，与首相共同会见两个今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打算不惜违背《基本法》规定改变市政局﹑区议会﹑行政局和立法会的结构与功能，结果经历了斗争，被中国打销，回到《基本法》的方针上来。
作者杜叶锡恩对英国殖民主义体制深恶痛绝，对香港终能回归中国深为高兴与祝福。在书中，他对古巴﹑北朝鲜和中国革命表达了同情和理解，但她却绝不是一个共产党的革命派。她出身英国工人阶级。一九四八年来中国传教，不久就对在华西方教会的民族歧视和信仰上的伪善心生厌恶。四九年大陆解放，五一年随教会撤到香港。一九五五年她因长期来亲眼见到教会里的伪善﹑种族歧视和令人窒息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宣布离开教会，继而从事为香港社会深为贫困和不公义所苦的弱势者的利益奔忙的工作，饱受打击和挫折，却只能使她逾战弥勇。长年为民众奔波使她得以跻身区议会和立法会议员──虽然她坦白自己承认是因她的白人背景才能使她免于受到打压或递解出境的报复。
她不相信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选能保证“民主”。她认为花大钱﹑媚俗煽动，接受企业“政治捐款”的“竞选”只能欺骗选民，强化权力与﹙企业﹚金钱的苟合。在她看来，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众﹙demos﹚作主的制度，是挑选真正能“为人民服务”，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众和他们的生活中，调查和研究深重的民众，从而提出具体针对的改革立法和方案。她批评高高在上的英国殖民当局﹑立法会议员，都不了解香港和港人的真实问题和实际状态，尤其是那一帮跟着彭定康“突然”登上政治舞台的一些“突然出现的‘民主派’”。在她看来，他们是亲英反中的急先锋，“相信其中有人和CIA关系密切”。
但她也不相信革命。在一切改革﹑改良陷于明明白白的绝望，人们容易选择革命。“但革命也带来令人惋惜的负面结果”。在基本上，作者是一个诚实﹑身体力行﹑坚定不移的改良主义者。而她的改良主义也确实成就了许多在香港的卓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她明白的说，在殖民地香港，只有英国人统治阶级和在港白人﹑以及极少数亲英华人豪商享有“民主”。而她正是利用了殖民地白人享有的“民主”，为被殖民地非理生活所迫﹑所苦的港人呼号改革。她不主张当下企图扰乱香港的﹑一步到位的“直选”民主。她赞扬中国坚守一国两制，恪守《基本法》不动摇的渐进﹑有步骤的民主工程。
作者还指出，帝国英国，曾为了加强自己的霸权，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富国强兵﹑统制宇内﹑奴役他人的目的。希特勒的帝国，二战时的日本都做过相同的迷梦，但无不在战败和衰落中结束。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做为新兴大国崛起，自恃其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巨大杀伤性武器，战后五十年来，不断发动侵略战争，任意施加经济封锁，殃及无数老幼妇孺，发动政变，蹂躏民主和人权。美国并且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贸易组织”，做为干预他国财经政策，为其跨国公司谋利，进一步扩大世界范围内严峻的贫富差距，业已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忿怒的反拨。美国，像历史上的大帝国一样，深信自己有统治和征服世界的“道义责任”。
作者杜叶锡恩女士更认为“二次大战后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在冷战体制下，美国支持各地从反共独裁国家进行了以清除共产党人为名的﹑组织性的人权蹂躏运动，杀害了数百万人。美国以贩毒﹑走私﹑武器买卖支付全世界反共亲美战争与政变，设立国际性恐怖训练学校，秘密培训酷刑拷打强暴逼供的“科技”。作者也侧重指控了美国及其包括英国在内的“联军”对伊拉克丝毫不顾及国际正义和法律的恣意侵略，对无辜的伊拉克老弱妇孺造成重大伤害，而对世界舆论的谴责不屑一顾。总之，作者把这种以重武装﹑跨国大企业﹑国际金融工具为手段干涉和控制世界以满足帝国霸权利益者，为“经济殖民主义”。
关于“殖民地现代性”的分析，思想家马克思早在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作过非常科学的分析。他在论及英国对印度斯坦的统治时，就说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同时表现破坏性作用和“建设性作用”。破坏性──掠夺﹑压迫﹑榨取﹑种族歧视和压抑，使殖民地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灵附庸于宗主国，破坏传统文化……而这些作用，是为宗主国独占资本的肥大化所必要之蓄意的行为。至于其“建设性作用”──基础设施，少数殖民地精英的教育培养﹑并不普及的下﹑初级教育﹑以殖民者社区为中心的公共卫生设施，铁路公路的铺设﹑传统封建宗法制度的破坏和利用各地封建宗族阶级歧视制度﹑发展殖民地商品农业，使传统农民为农业无产阶级和债务奴隶……凡此，都是为了殖民者利益，发展殖民资本主义必要的配套，是非蓄意的行为，总体上是增进殖民地的庸属化和奴隶化，绝不是现代化和文明开化。而被殖民各族人民，只有通过革命的批判，才能将殖民者非蓄意的“建设性”遗产，为我所有，供我利用。
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被决定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归后，突然出现的一批亲英﹑亲美﹑亲西方，反共反华的“突然民主派”，和以彭定康为代表的旧殖民者百般勾结，处心积虑破坏香港依中英协议的《基本法》顺利结束香港殖民地制度，回归中国，并以殖民统治为“现代化”和“文明开化”，倡言“香港意识”，甚至以英国人自居自诩的殖民地遗老遗少精英阶级感到十分诧异。本书作者谈到这一小撮假英国人﹑“民主派”语声沉痛不屑，令中国读者读之汗颜，从而深刻地感受到前殖民地在“解放”后，有意识﹑有目标﹑有步骤和有政策地展开“脱殖民”运动，是事关民族团结与自立，事关去奴性化的千秋大业，绝不可等闲视之！在走资派的“韬光养晦”下结下了今日之香港港独骚乱之恶果。
然而，这本书又绝不是写给“民主派”看的书。在卷末，作者表露了对年轻香港学生和青年一代的关心，希望年轻的一代人能明辨是非，看见偏执宣传的迷雾背后的历史真相与前行的正确方向。高龄八十二岁的外国老太太，作者杜叶锡恩女士对中国和中国新生代青年的寄望之殷﹑关怀之切，真情流露，力透纸背，读之动容。而凡中国人，多么应该怀着深深的自省和感谢，通读这本充满道德力量﹑真知洞见又勇于实践精神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