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一
我的父亲有两兄弟、两姊妹，父亲是家中老大。父亲受到的是私塾教育，但因为祖父经常生病而中止。父亲在年纪很轻时就当家，成为封建家长。大约在1944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成家，是传统的包办婚姻，母亲在婚前没有见过父亲的面。
在兵荒马乱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父亲做小本生意，带着伙计，赶着骡子，把食盐、茶叶、布匹等运到两百多公里外的藏边（现在的阿坝地区），再把藏人的毛皮、药材等运回来。最后一次，父亲遇到“棒老二”（即拦路抢劫的土匪），把货物、财物、骡子都抢走。幸好父亲和伙计早有准备，在鞋的夹层里藏了几个银元。就在归家的途中，父亲做了一件一生都引以为自豪的善事：住店时，父亲遇到店老板正在驱赶一个浑身肮脏的乞丐；可能是刚刚被土匪抢劫，同病相怜，父亲发善心，对店老板说，让那个乞丐住店，并且买了一盆热水，让乞丐洗漱，最后买了许多食物与乞丐一起食用，直到乞丐完全吃饱；父亲观察到那个人气质不凡，不像真正的乞丐，第二天临走时，把身上的银元的一半送给乞丐……
1952年土改时，那个乞丐当了共产党的大官，找上门来报恩，他要送还给父亲一百万旧币——相当于一百元人民币，父亲当时就拒绝。那个大官就对土改工作组打招呼，要求善待父亲。所以在划分成分时，父亲被划为“中农”，而生产队里的另外一个本家，其田地比父亲还少许多，却没有那么幸运，被划为“富农”，在后来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件事，父亲经常谈起，我至少听到过五次。但我认为这件事是有他的真实性：因为仅仅凭借在河对面的那一片几十亩土地，足以让父亲被划分为“地主”！
二
父亲是典型的孔夫子信徒，他很会察言观色，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会来事”，按照正规的说法是会“拍马屁”。父亲伺候地方小权贵，简直就像太监伺候皇帝一样。他拍马屁的功夫，在乡村是第一流的。他一向小心多礼，尤其是在地方小权贵面前，在普通人面前挺直的身体，立即前躬；满脸堆满自虐似的笑容：“队长呀、大队长呀、文书呀、书记呀……”那些尊敬无比而且亲热无比的称谓，哪怕拥有魔鬼心灵的地方权贵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会不分场合地点地巴结讨好每一个，即使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官吏。
父亲具有强烈的“忠君”意识。少年时的一天，父亲和表哥（母亲的侄子，比父亲的年龄大）聊天，他们称毛泽东为“真龙天子”，称华国锋为“火龙天子”——1977年—1980年川北连续大旱；理所当然，他们称毛泽东和华国锋为“皇帝”。正在读小学的我，不能理解和苟同，不知天高地厚地反驳他们：“毛主席和华主席不是‘皇帝’，不是‘天子’。”结果是我吃了几个“磕榔锤”（钩起五指，打在前额上。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中国教训不听话的小孩子的古老的方法之一，全中国都盛行，胡适先生也曾经受到过这种教训，安徽称作“作瘤栗”；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也受到过，浙江称作“栗凿”），我的前额上长了几个大肿包……
三
“土改”后，田地被平分，父亲才开始学手艺：泥瓦匠。正是泥瓦匠这门手艺，给父亲挣来许多荣耀。当土地完全国有，农村实行集体统一生产劳作，农村每个生产队和大队，都得修建粮仓以及办公室等公用设施，而且这些公用建筑，都是采用砖木结构的瓦房。所以，父亲的手艺正好适用。即使在最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都有公家活可干。
由于父亲是给公家做事，当然可以捞到很多外快。在集体统一生产劳动时期，我们生产队是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全劳动力，每天可以挣取十分“公分”，相当于7角2 分人民币，许多不“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全劳动力每天赚不到两角人民币。而父亲每天给生产队上交一元人民币，换取十分“公分”，然后从生产队里获得7角2分人民币的报酬。这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当时的制度。
大规模饿死人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被迫解散，但是各个生产队、大队的干部小食堂却顽强地保存下来，这种干部小食堂一直保持到现在。父亲在给各个生产队、大队干活时，生产队、大队的大小干部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供养工匠的名义，一起吃喝。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就是“腐败”。至于父亲每天的工钱是多少，我不知道，毫无疑问，肯定超过一元人民币。
四
在1972年冬季，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中期，父亲却冒巨大的风险，重新修建房屋。当时，在整个镇，是没有先例的事情。我只有三岁多，但清楚地记得正在施工的时候，公社、大队来了几个干部来干涉施工，至于父亲怎样把这些人打发走，我不知道，但是并没有影响施工。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就是共修建十间瓦房。这是非常结实的砖木结构的瓦房，尤其是地基，即使现代中国城市里经过偷工减料的十层左右的水泥楼房，也没有父亲修建的瓦房的地基稳固。这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还没有解决温饱、普遍饥饿的时代，作为一个农民，已经把他所有的智力和能力发挥到极限……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五
父亲是以封建家长的作风，来治理家庭的。他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充满“爱”，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封建家长式的“爱”，暴君式的“爱”，是“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那种“爱”。父亲给我的最初记忆，就是“怕”，是一种恐怖的“害怕”。在我的幼年时代，只要听母亲说：“你爹就要回来……”我心里就情不自禁地产生“恐惧”的精神意念。而我却是父亲晚年得子，最宠爱的小儿子，都如此。据姐姐回忆：她是在出嫁后，儿子已经两、三岁了，才完全消除对父亲的“害怕和恐惧”。即使温柔贤惠、任劳任怨的母亲，在五十多岁时，儿孙满堂了，都无缘无故地被父亲暴打。正是因为父亲对待母亲的粗暴行为，让我暗自发誓：此生绝不殴打自己的妻子。
父亲主宰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命运。姐姐、大哥、二哥的婚姻，都是由父亲选择，几乎一手包办。尤其是姐姐，姐夫的家庭成分是大地主，在“土改”时期，他家的管家都被枪毙了三个；因为他的祖父在解放前出资修建了三座桥梁，是有名的大善事，被评为“开明大地主”，才没有被镇压。在政治挂帅的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像姐夫这种拥有“比乌鸦还黑”的政治身份，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差，是一个贫穷的生产队，每年从生产队里分配的口粮根本不够吃，想娶妻是非常困难的。可是，父亲却看中了姐夫，姐姐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嫁给姐夫。婚后，跟我母亲一样温柔贤惠的、美丽漂亮的姐姐，在她家里受到满脑子的封建思想的公婆的折磨，在外面受到整个社会的“政治冷眼”，唯一安慰的是，姐夫对她比较好。当姐姐承受不了双重的折磨，提出离婚，父亲的一句话、两个字“不准”。姐姐只能继续接受公婆的折磨，规规矩矩地接受社会“政治冷眼”……
大哥是父亲“最听话、最懂事”的儿子，他完全按照父亲的意识做事。大哥小学毕业，遇到文化大革命，只能停学。在1982年，大哥的朋友被调到深圳工作，邀请大哥到深圳打工。父亲的一句话、两个字“不准”，大哥一生都被困守在山沟里。
二哥稍微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所以二哥从未得到父亲的欢心。辱骂二哥，是父亲的家常便饭，他可以从凌晨起床时，就开始辱骂二哥，直到晚上睡觉。二哥民办初中毕业，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几乎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一部长篇小说，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只需匆匆地读完一次，就几乎能背诵。在他读初中时，有一次不知为何，举起板凳威胁砸他的老师……这在父亲的眼中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三、四年，教师早已经不是“臭老九”，我猜想那个老师是无中生有地处罚二哥，在二哥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举起板凳作威胁状。因为那个老师臭名远扬：据说他睡光了他的未成年女学生；而且，性格懦弱的二哥，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反叛老师）二哥为他的行为付出一生的代价，从此父亲对二哥另眼相看：对他读书的事情不再放在心上；并且对二哥想要做、或正在做的任何事，父亲都持反对态度……二哥受不了父亲永无休止似的辱骂，只能出外打工，当“盲流”，以他懦弱的性格，不可能干出一番事业，只能到处规规矩矩地“盲流”……
六
父亲一生烟酒不离，只要他在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喝二、三两酒，有时中午也要喝一、两杯。虽然，在我的一生中，仅仅一次遇到父亲烂醉如泥。因此，我从小就喝酒，大约从三、四岁开始，我就会在父亲喝酒时，喝一点酒，父亲也不禁止。二哥经常偷喝酒。
父亲交游广阔，有许多朋友。他至少有三个“拜干儿子”，他对“拜干儿子”礼敬有加，远远超过对待他的亲生子女。当他的朋友或“拜干儿子”来访做客时，他会拿出家里的最好的食物，来招待他们。因此，在我们家里，在任何时候，即使父亲不在家，烟酒从来没有断绝过：这都是为父亲和他的亲戚朋友准备的。父亲的如此行为，得到的最终结果是：好名声，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好名声！
父亲把他一生的心血都用在修建房屋，和结交朋友上（这是根深蒂固的中国儒家封建农耕意识）。然而，在那个普遍贫穷的时代，物质和经济是有限的。衣、食、住、行，这四项生存的必要条件，父亲仅仅关注于“住”，却忽略“衣”和“食”这两项更重要的生存条件。如果父亲不仅仅关注于“住”，我们家庭成员的“衣”和“食”应该是不差的。如果父亲少修建两、三间瓦房，少结交几个酒肉朋友，我想在我的幼年、少年时代，不会享受肚饿，营养应该充足，我应该能够长得高大些。从这一点而言，父亲是非常自私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好名声，却根本没有想到妻儿的肚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一斤酒的价钱，相当于两斤猪肉的价钱；三包廉价香烟的价钱，相当于一斤猪肉的价钱。可是父亲宁可看着我们饿肚子，却不愿意把买酒和香烟的钱，用来买猪肉，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且把家里不多的肉食，大部分用来招待他的酒肉朋友。在父亲的潜意识里，家庭成员的肚子，不比他虚幻的“好名声”更重要！
而父亲自己的生活水平如何呢？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做手艺，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时代，他主要是为大队、生产队干活，生产队、大队的大小干部们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供养工匠的名义，一起与父亲吃喝，所以，父亲个人的生活水平，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不低的，营养是充足的。
当父亲年迈，他的“拜干儿子”和酒肉朋友，没有一个来拜访他；即使他生病、临终，都没有一个来探病、送葬……这就是父亲以家庭成员的健康，换来的“好名声”的结局！
2014年，地方政府修建一条毫无经济价值的高速公路（平均每天的车流量不到两百辆），父亲穷极一生修建的房屋，被迫拆毁。这就是父亲一生创造的财富的最终结局。这就是中国人的财富的结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都是如此，财富始终处于朝不保夕的未知状态！
七
父亲对我的评价怎样呢？2004年，父亲对我的新婚妻子说我：“好养，从不生病……”可能是我先天遗传，的确，我一生没有得过大病，小病也很少生，尽管小时候营养不良。
对于父亲为何让我坚持走读书的这条道路：其一，在于我本人坚决要读书；其二，在于父亲受到侮辱，为了争一口气。那时我在上初中，父亲在给人干活，被人嘲笑：“你们那个地方的风水不好，永远不可能有人能够考上大学……你还送你的儿子读书干啥？”当我考上大学后，父亲专程到那人家里，对那人提及以前受到的“侮辱”。我想经过几年，那人早已忘记了；即使那人还记得那件事，他也不可能把当年的信口雌黄真正地放在心上……
八
毫无疑问，父亲是爱他的家庭成员，他自我认为对家庭的奉献是绝对无私的。但在他的潜意识底里，这种“爱”是有先决条件的：首先满足他个人的潜意识底里的欲望——被人颂扬的“好名声”（也就是“争口气”）。并且在父亲的潜意识里，“妻儿如衣履，朋友如手足”。他的妻儿就是“家奴”；而他的朋友和“拜干儿子”则是客人。所以，他的妻儿只不过他用来实现他、满足他的“好名声”的工具，他可以以封建家长的任何方式，对待他的妻儿；而客人却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次，父亲要满足他个人的口腹之欲：烟、酒。对于妻儿的生活条件和身体健康，在他的潜意识和行为表现里，不比他自己的“好名声”更重要，不比他自己的口腹之欲更重要！
父亲的“爱”的精神意识，与一般的欧洲人为了孩子的健康，在拥有孩子前，无条件地自我戒掉抽烟的习惯，迥异！
父亲的酒肉朋友和“拜干儿子”们的精神意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食客们、历朝历代依附权贵而生存的清客们的精神意识，完全一致：当父亲有能力供养他们时，他们就像寻食的雀鸟一样，聚集在父亲的周围；当父亲无能力供养他们时，他们就像吃完食物的雀鸟一样飞走。父亲的晚年生活是寂寞、落寞而失意的，没有几人与他聊天；而且他花费一生的精力，所修建的曾经让他自豪的十间瓦房，在世人的眼中，已经过时。
九
父亲的财富观念。父亲的精神意识里，除了烟、酒、房屋、酒肉朋友、干儿子，拍地方小权贵的马屁，以及虚无缥缈的“好名声”之外，一无所有。他没有真正的财富价值观念，他的财富意识，就仅仅存在他辛辛苦苦修建的十间瓦房。他没有真正的商品经济的意识，他视“金银如粪土”，他鄙视商人……他的商品经济的意识，被他青年时代那次差点要命的“棒老二抢劫事件”所摧毁，被“土地革命”所摧毁，也被“文化大革命”所完全枪杀……
父亲在他修建的房屋四周，栽种三、四百棵柏树，因为柏树的木质非常坚硬，而且天然防虫蛀，适宜于修建房屋。却拒绝栽种任何果树，即使二哥与我在小时候栽种了几棵桃树、杏树、核桃树等，刚刚结果实的时候，都被父亲砍掉（他根本不在乎儿女们的感受：当时我看着被砍断的亲手栽种和照顾长大的果树，都会难过好几个月）。父亲一点都不知道：每棵成年果树的一年的收益，相当于一棵成年柏树的价值……而且还能满足处于饥饿状态的亲生孩子们的口腹之欲！而且柏树需要五、六十年才可能成材，果树仅仅需要三、四年就开始结实……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父亲把他东藏西躲、秘密保存了几十年的两锭银子卖掉：小锭银子至少一公斤重，大锭银子至少两公斤重，每锭银子仅仅买了一百元人民币，远远不到当时每锭银子的实际价值的百分之一。他一点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他的生活圈中的所有知心朋友都不知道）：每锭银子的实际价值，超过他修建的十间瓦房的价值。
父亲把经过无数次的混乱时代，勉强能够秘密保存下来的祖传的财富白白送人。如果说父亲是真正的“败家子”，他绝不会认可。而他却经常辱骂自己的儿女为“败家子”！
十 父亲的影响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父亲在我的精神意识里，就是我的天空！1996年，我参加工作不到一年，就接父亲到攀枝花住了一个多月。这在我们单位是没有先例的，我带父亲到处游玩，每天竭尽我最大的能力，供养他吃喝：每天晚上至少四、五个不同种类的肉菜，还有我的朋友、同学、同事等轮流招待他（一般在餐馆里）。这一个多月内的享受，是他一生中没有的。以至于他感慨地说：“这才是人过的日子……”我对父亲也有其它遗憾：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他希望坐一次飞机，这是他在我妻子面前所说的愿望，我却没有满足他，因为他不久就离开人世。
父亲凄凉的晚年，是他人生的必然：就与中国社会里任何一个失去儒家封建神权的人物一样，当他失去儒家封建家长的神权，没有能力以暴力和权威控制自己的子女后，即使性格懦弱，他“最听话、最懂事”的大儿子，都不会真正地把他放在心上，大哥的续妻，在结婚前居然有口头特别条款，她不会照顾老人和孝敬老人（当我和大哥为父亲的事争吵后，他续妻的媒人亲口告诉我）……而且也是社会大环境的必然，当中国人全力以赴追求权力和金钱，个人的身体健康已经不重要了：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农民得了重病后，都自动在家里等死，他们不会为了治病而倾家荡产！（即使倾家荡产也不济于事：条件恶劣、收费昂贵的农村医疗体系，让贫苦农民望而生畏）
在我自我隐居之前，父亲在我的精神意识里，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神灵，从来没有思考他的所作所为，在我的精神意识里：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是一种传统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在社会大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形成的：即“父为子纲”，“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正是因为父亲凄凉的晚年，让我对人生产生绝望的意念，而走上不归之路，自我隐居之后，我才敢思索父亲的所作所为……
父亲晚年的悲惨遭遇，在西欧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可能发生。我的前生的终极追求：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尽可能地改变父亲和家人的生活……而父亲的结局，让我的前生追求彻底地破产，似乎也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结局……
补记：姐姐的血泪秘史。大约在1971年，与我同龄的外甥——姐姐的大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这是当时农村非常普遍流行的神经性病毒急性传染病）。姐夫家非常贫穷，没有一分钱。姐姐抱着儿子，姐夫背着十几斤粮食（他们家的口粮根本不够自己吃），准备卖给国家粮食收购站，来为儿子治病。当他们到达渡口时，这个渡口和船都属于我们大队（村）所有，我们全大队的人都是免费过河；按照不成文的通常习惯，姐姐虽然出嫁，但她和姐夫都享有免费过河的权利。问题出现在姐夫的出身——比乌鸦还黑的身份：大地主的狗崽子。
船老大拒绝让他们上船，因为姐夫腰无分文（每人只需两分钱的船资）。姐夫与姐姐好话说尽，并且许诺，返回时一定交付过渡费……船老大坚决拒绝。姐姐看着生病的儿子，嚎啕大哭，姐夫一下子跪在地上磕头作揖……船老大依然拒绝……
看着近在咫尺的河对面的人民公社卫生院（过河后只有一、两百米），姐姐一路嚎哭与姐夫一起绕道三、四公里，从上游的姐夫祖父修建的桥上通过……
姐姐的儿子留下终生后遗症：两条腿粗细不一。“谢天谢地，没有瘸！”，姐姐非常欣慰。在当时农村许多小孩得了小儿麻痹症，因为治疗不及时，而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成了瘸子。
我的一个堂兄得了脑膜炎，因为救治不及，而成了真正的“白痴”。
姐姐与姐夫为儿子治病的遭遇，在西欧基督教历史上，不可能发生。
补记二：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买一本《新华字典》，我向父亲说明，父亲说“没钱”（可能比一斤酒贵一些）。我便花了整整一个暑假，在山上寻找草药，晒干后卖给收购站，终于筹足七角五分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
这本《新华字典》一直用到我大学毕业。
补记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一度禁止的各种传统思想意识和信仰，又大规模地卷土重来。算命先生、阴阳师、风水先生、巫婆、神汉在农村招摇过市……我年幼，相信学校教育。
在八十年代初，有次我与大舅舅的儿子聊天，问他：“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各种鬼神、仙佛的传说呢？现在却有许多人相信他们……”
表哥是风水先生，很有名气。他说：“毛主席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真命天子，他掌管天下一切，包括妖魔鬼怪……因此这些妖魔鬼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敢兴风作浪……现在毛主席逝世了，这些妖魔鬼怪才敢抬头……”
补记四：父亲的车祸。据几个亲人的综合描述：2003年，父亲出车祸，肇事者是同宗族的熟人。父亲被送到镇卫生所里，在病床上躺了九天，每天的饭食都是由居住在镇上的堂弟媳妇，做好后送给父亲。期间，没有任何医生，处理父亲被撞断的腿骨……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猜测是需要交纳高昂的保证金之类的；或者是医院搞创收，故意让病人多住院，因为多住院一天，病人就得多交一百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普通农民工一个星期的工资收入）……
父亲不愿意住在没有任何照顾，和医生不作为的卫生所里，强烈要求回家。肇事者缴纳了九百元人民币的住院费。回家后，可是大哥整天忙着田地里的农活，没有时间照顾父亲，而他的续妻对父亲不理不问，根本不照顾没有任何活动能力的父亲的日常生活，任由父亲把大小便拉在床上……
姐姐与姐夫实在看不下去，才把父亲接到他们的家里。但是姐姐家很穷（我以前根本没有寄钱给他们），他们也没有思想意识去治疗父亲的腿骨，仅仅是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这是中国农村人的普遍做法，对于重病人，进行消极处理：昂贵的医疗费，让重病患者只能在家里等死）。
当我把父亲的车祸遭遇和结局，告诉给西欧人：他们认为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根本不可信。当他们在电视中看到有关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报告后，才逐渐相信父亲的“真实故事”。
补遗：燕子哺雏。小时候，年高德勋的长辈人常讲一个故事：一个忤逆不孝的人，观察燕子哺雏后，深受感动，变成了有名的孝子。他们最终的结论是，如果不孝顺父母，连畜生都不如。
可是中国的传统父母，比畜生高尚吗？燕子哺雏，它们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仅仅是一种动物的本能，它们完全奉献自己的一切，首先满足雏燕之后，才会满足自己。而且当雏燕长大之后，燕子绝对不会要求它们的后代，反哺自己。中国的传统父母，带着各种各样的功利目的，来养育后代：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光宗耀祖……而且中国的传统父母，是在首先满足自己的要求之后，才会满足子女后代的要求。例如，中国的传统父母宁肯任由自己的后代饿肚子，也要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如烟、酒等口腹之欲，他们绝大多数不会把用来买烟、酒等的钱，用来购买食品给子女享用。而且中国传统父母抚养后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养儿防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