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姐儿仨
资华筠／文
全家福，1970年代
1987年以前，三姐妹中惟有我不戴眼镜。全家人——父母、姐妹、丈夫、姐夫、妹夫——合在一起，也只有我一人面孔光光。拍“合家欢”时，似乎显得挺优越。但是“眼镜集团”大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而我迄今为止只获得过3张文凭——幼稚园、小学、初中。视力正常却成了“白丁”，惨哉！
论起眼镜的度数，妹妹民筠首屈一指。1000多度的镜片，圈套圈！她常常心不在焉地翻开大衣，用里子擦眼镜，全然不顾“学者风度”。但是，她的学问和眼镜的度数确实成正比。
三姐妹中，民筠是惟一学理科的——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高材生，探索太空奥秘的乐趣我们实在难以和她分享。算上中文，她通六国文字，除俄语、英语外，日、法两门外语主要靠自学，德语则是1979～1981年在西德马普空间物理研究中心搞科研时学习的。1980年国庆节她试着用德语为同事们现场口译一部我国的纪录片，学者们竟起立为她鼓掌。无怪乎父亲说：“民筠学起外语来，生字好像小虫子似地径直往她脑子里飞。”
她的爱好极为广泛，弹得一手好钢琴；创作的歌曲、剧本曾是北大业余剧团上演的优秀节目；此外常有科幻小说问世，且不只一篇获奖；不仅能背“戏考”，涉足曲艺，高兴起来还写上一篇《墨子论》，或是译一篇《电子音乐》……我和大姐对此不敢恭维，生怕她这般“广泛”下去，会误了正业。不过平心而论，幸好她有这么多爱好，多少帮她排解了一些由于诸多不顺而造成的苦恼。
如果有人猜测民筠因为是家中相继出世的第3个女儿而受过什么委屈，那是天大的冤枉。父母都很反对重男轻女，在她出世后决意不再要孩子，并格外钟爱三闺女。
但是先天不足的体质加上沦陷区的过期奶粉，使襁褓中的民筠险些丧命，此后几乎什么病都找上了门儿。母亲动了恻隐之心，决定让她满了6周岁——比姐姐们晚一年——再上小学。她却对此耿耿于怀，在学习上格外好强。有时，一个学期近一半时间在病榻上度过，爬起来去参加大考，依然名列前茅。妈妈常感慨地数落我：“妹妹的健康好像都归了你，可你却不懂得发奋用功。”
是的，我这年长两岁的“二姐”，不仅学习的自觉性不如妹妹，玩起来也不会哄人儿。一块儿给洋娃娃更衣，不耐烦了我会把娃娃的身首分家，弄得她伤心落泪。过家家玩，我总要甩着拐杖当“父亲”，害得她在幼雅园入学考试时，执意说：“二姐是男的。”更有甚者，每每看中她的新衣，我就来个“姐先穿”，她呢，竟欣然任我挑选……不过，别以为她事事都谦让。我刚入小学时，得了一次全校讲演第一。她不顾患有过敏性哮喘病，非要也在一年级报名参赛不可。屡败屡赛，从不气馁，终于在恢复健康后的第10次参赛时，获得冠军。我高兴得一路飞奔，抢先向妈妈报了信儿……
比起民筠，大姐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所长）似乎更能体现母亲的教育模式。她比我年长6岁，母亲有充分时间对她实施学龄前教育。在我懂事后的记忆中，伴随着大姐的学校生涯，似乎总有不少额外负担——放学后，还要上课。汉文经典自不必说，英文、法文在读大学前也有了一定基础。高中毕业时，开了钢琴独奏音乐会——划个“句号”。按母亲当时的观念，不仅不同意她专修音乐，而且非要她先理后文。因此她是在燕京大学数学系读了一年之后，转入清华大学，作为钱锺书先生的门生，毕业于西语系。大姐常叹息自己缺少一个轻松、欢乐的童年，不过当她兴之所至地写一篇《史记》读书笔记——《太史公笔法小议》发表在《光明日报》时，竟被认为出自史学家之手；当她利用业余时间，选译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时，竟有长篇评论，出版后倍受赞扬；当她给毛主席当翻译时，对他老人家的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应付自如；她跟随廖公郭老驰骋于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她以沉甸甸的专著和卓越的学术活动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际问题专家……我认为这正是对她“不快乐”、“不轻松”的青少年时代的最好补偿。
民筠的学校教育基本是在解放后，新中国成立时，她才11岁。自带上红领巾起，曾一路顺风。高中毕业时，她获金质奖章，入了党被选入留苏预备班。一年后因两国关系问题，取消了原计划，随即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年年都是全优生。为了服从国家需要，她提前走上工作岗位，拿着肄业生40多元的月工资，担任起新建的空间物理专业的助教。她丝毫没有意识到肄业生所失去的“实惠”，只为了充实学识，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再次以全优成绩修完了大学全部课程，待领到毕业证书时，已迟至1963年。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她日后评职晋级的一个“坎儿”。
1979年，西德马普空间物理所研究中心负责人来北大进行学术交流时，对民筠格外器重，郑重地邀请她赴德，参与该中心的科研工作。这是获博士学位后，才有资格参与的课题。他们哪里知道，民筠当时是个16年一贯制的助教，出国前才突击授予了中级职称。
“或许人生太促，历史太缓／播种在今日，收获待万年／只要有精卫的魂，刑天的胆……”这是民筠从西半球寄回的诗。同时寄回的还有一盘录音带，里面有她的一串歌声。那是在异乡过春节时，关起门来一人放声歌唱的实况。从《快乐的风》一直唱到《红军不怕远征难》……到后来声不是声，调不是调，八成是思乡之情哽住了喉咙。
她在研究中心有一个绰号叫“Brave Woman”（勇敢的女性），不仅因为她是第一位进入这个高级研究机构的妇女，更因为她果敢地为课题修正过重要数据。“马普中心”有意为她办理延期手续，她断然拒绝。同事们说：“科学无祖国。”她说：“科学家有祖国。”研究中心敬重她的选择，派她为代表，参加了在英、法、瑞典挪威等国举行的学术会议后，同意其如期返国。然而凯旋者竟然从飞机上被抬下来，直接送往医院，幸好成功的脊椎手术挽救了她的生命。此后的七百多天，她穿着石膏背心，躺在病床上带研究生。由于她没有高级职称，只能担任不挂名的导师，却从未惜过力，或有半点怨气。她依然是那个纯真的“红领巾”，只要祖国需要，做任何事都义无反顾。
和姐姐、妹妹相比较，我好似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越出了家教的轨迹。论起学习成绩，当初并不逊色。现在回想起来，大约一半靠母亲的“拳头”，一半凭兴趣、靠运气。真的，我至今对考试有特殊的好感，似乎在那一瞬间可以调动起全部脑细胞，临场发挥总比平时好一些。若不是解放，家里无论如何不会同意我走上舞蹈之路，老同学们见了面，至今仍在争论究竟我学什么专业更有出息。
在选择终身事业上，大姐是第一个支持者。她的理由是：“华筠会有快乐、轻松的一生。”她哪里知道舞蹈演员所从事的劳动的残酷性，更不理解“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社会偏见压在头上有多么沉重。即使是“成名”之后，面对鲜花与喝彩时，也常常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的艺术瑕疵而引起无名的惆怅。无论是谁，只要稍稍流露出对舞蹈艺术的不恭，我就会高频率地反唇相讥。此类争论，经常发生于我和大姐之间。仔细想想，对方并无恶意，只是触动了我那根敏感的神经，而我的不依不饶，又多少有点色厉内荏。
平心而论，大姐对我文化素质的提高还是蛮关心的。记得刚到舞蹈团时，曾给她写过一封自以为诗情洋溢的信，却遭到了一通批评：“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么多不伦不类的倒装句？是不是除了看苏联小说之外，再不读别的书了？”信的后面附上了一长串书目，其中包括川剧剧本。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下定决心，把她开出的书目全部啃完，此后还自学了北师大中文系的大部分课程。不久前，在“20世纪世界文化艺术讨论会”上遇到一位知名教授，他笑着对我说：“你姐姐常感慨，三姐妹中你的学历最浅，发的文章却最多，而且读者面宽。”我当然知道资中筠的《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等专著的真正分量，为了完成此类专著，她多次赴美考察，翻遍了各种档案材料，采访了历史风云人物，还要对那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作出透辟的分析，史、论均容不得讹误。而我的文章大都让笔尖顺着自己的心思自由滑动……不过，我总算奋斗到了一个与她相提并论的资格——研究所长，研究员。这算不算“白丁阿Q主义”呢？
为了弥补学识之浅薄，最受不了冷遇的我，一旦瞄准了请教对象，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忍气吞声，在家中也不例外。为了哄大姐给我修改英文造句，我那种超常的“低三下四”常令母亲发笑，并在一旁帮腔：“你们可怜可怜华筠吧！”
熟悉我们的人，都说三姐妹的性格、长相迥然不同，但是通起电话，却分不清谁是谁。这或许可以比作我们之间的关系。对问题的看法各执己见时，钉是钉、铆是铆，互不相让。但是其中任何一人的欢乐与痛苦、成功与挫折，姐妹们都感同身受，就连各自的子女也好像是三家所共有。
大姐的女儿陈丰，文革中曾寄养在我的婆家。从1972年到1984年大学毕业，一直住在民筠那里，由她照管。从北大附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赴法攻读博士，民筠不知操了多少心。大姐虽然无暇过问自己的孩子，文革中，我被隔离时，却带过我的女儿王雷睡觉，雷雷至今对此十分得意，因为这在大姨是绝无仅有的。民筠膝下无子女，儿女双全的我，根据她的选择，把儿子王鹏过继给了她，我爱人让鹏鹏改姓，民筠却不同意，认为“名字只是个符号”。现在我们三家各有一个“独生子女”，每个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都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议，共同出力。现在3个孩子分别在法国、美国、日本求学，虽然天各一方，他们之间同样是互相帮衬，亲密无间。
1988年，民筠的职称问题屡屡受挫后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我和大姐都很难过。对于她的志向、才能、贡献以及经受的磨难了解愈多，当然也就愈心疼。当她致信校长，毅然要求调离北大时，我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主动向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推荐了她，并顺利地将她聘为艺术科技室的副研究员，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父亲认为我将她引入了歧途，世俗观念则认为姐姐推荐妹妹无异于走后门，对我多有非议，我却坦然若素。举贤不避亲，古训有之，何虑之有？民筠也确实争气，她不仅依然延续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空间物理研究，获得了教委的科技进步三等奖，而且主持着我院科研重点课题——高科技在艺术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此外，1991年3月，母校北大还专门请她回去一起操办了全国第一届音乐物理、音乐心理研讨会。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姐妹俩还委实“交叉”了一下——与另一位语言学家王宁一起，合著了《舞蹈生态学导论》，试图给舞蹈插上科学的翅膀。
如今，我也加入了“眼镜集团”。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出任舞蹈研究所所长后的“扮相”，其实，这是年轮无情的印迹。在读写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我多么希望依然保持年轻时的视力呢！“合家欢”的例外虽然消除了，我在姐姐和妹妹面前，仍然常有自惭形秽之感。看来消声敛气地向人家请教的日子还长着呢，可谓生命不息，学而不止。这当然不只限于家庭内部的姐妹之间，祖国大家庭里的姐妹中，处处有我的师长、学友……
本文选自《人世婆娑》，资华筠／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