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中外历史上的一朵奇葩。文革以“乱”著称，大跃进则以“邪”著称。在老烟笔下，那个时代如此荒诞，好些地方都让我忍俊不禁。然而我明白，老烟写这些并不是为了留下一点笑料。他生前和我多次谈过“大跃进”，他说自己是个“天生的怀疑论者”，但当年也很难抵挡那些铺天盖地的“假新闻”，哪怕直觉上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仍愿意把它们当作一种善良的愿望加以接受。就像喊“毛主席万岁”一样，虽然很清楚他老人家活不了那么久，却也不认为自己在说假话。关键问题还是没办法质疑每件事，那样非发疯不可。他在军大的时候，曾经有过“走火入魔”的经历（13章），心中好像藏着一个魔鬼，不断跳出来告诉自己，周围的宣传都是假的。到了1958年，这个魔鬼已经被历次运动整得疲软不堪了，就算还能唱点反调，声音也跟蚊子叫差不多，不会影响到老烟的精神健康。甭管多荒诞的事情他都能够接受，并且最好的接受方式就是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大庭广众之下，一个人翩翩起舞，多半是“脑有病”；所有人都起舞，那就是广场舞；要是动作整齐划一，则可以升级为大型团体操，甚至到奥运开幕式上表演了。动作再古怪也没关系，只要成千上万人保持一致，就会让你感到神力的存在，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像提线木偶一样操纵着所有人的灵魂。这是相当宏伟，相当震撼，也是相当可怖的场面。看着这种场面，单个人通常会感到自己非常渺小，肉体上不堪一击，精神上无力抗拒，如若表现出任何不敬，马上就会被“一万只脚”直接踏扁。
对于尚有“头脑”的人来说，这时最安全最保险的策略就是融入进去，跟随众人一起行事。然而大脑不光指挥行动，也能受行动指挥。当个体放弃了独立判断，参加到狂热的群众运动中去，很快就会被各种仪式感强烈的活动（诸如大会战、插红旗拔白旗）所感染、所征服。这种群众运动所形成的威压，可以让一个人心中的魔鬼变得服服帖帖，跟着政治节拍翩翩起舞。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礼”，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并不是单纯的礼节，而是尊卑和秩序。孔子要求恢复周礼，也就是要恢复周朝鼎盛时期的社会秩序。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下之意，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本份，天下就太平了。孔子并不探究这种秩序的本原正当性，更加反对以下犯上。他虽然在教育学生时说“学而不思则罔”，但并不鼓励用个人思辩去挑战“礼”。“礼”仿佛是牛顿力学法则，一经建立就具有天然合理性，必须遵守，而不要“凡事都问个为什么”。所以孔子学说既有“开智”的一面，也有“反智”的一面，他与古希腊那些认为智力探索无边界的哲学家是不同的。儒家学说作为主流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造成中国人畏惧权力、崇拜权力的民族性格。权力是智力探索的墙壁，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绝大多数人不相信、也不敢坚持自己的理性判断。说到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这个概念是不完整的，没有包含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的权利，而更多被赋予服从和接受的义务，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用雷锋的话说就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礼”的最大功用，在于节省社会治理成本。遇事少争辩，谁官大、谁地位高就听谁的，而不用搞民主投票这些劳什子。为了让等级尊卑观念深入“人心”（也就是“潜意识”），儒家极为推崇礼仪。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周围一帮大老粗们并不把他当皇帝对待，宴会上喝醉了更是无法无天，让他颇为头痛。后来精通儒术的叔孙通为他制定了一套礼仪，让他高高坐在大殿的龙椅之上。老粗们见到皇帝，马上觉得低人一等，并且还须三拜九叩，直接就低到地板上去了。再一瞧两边威武雄壮的仪仗队，刀剑明晃晃亮闪闪，更是不寒而栗。所以全都服服帖帖，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刘邦开心道：“我今天才知道到当皇帝的尊贵！”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容易受到神秘仪式的蛊惑，自觉自愿地放弃理性判断，习惯之后还会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这种仪式。有谁敢出来挑战，必犯众怒，全体共讨之，共诛之。毛泽东本人不喜儒术，甚至在七十年代还批过孔，但他搞的个人崇拜却杂有大量儒术，只不过用革命的语言和符号进行了包装，比如“四个伟大”，比如“早请示、晚汇报”，比如“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本质上都是为了灭掉个人的理性判断，也因此带有同样的反智色彩，即所谓“愚民政策”。在大跃进发动之前，他的建设方针没有遇到过严重挫折。“反右”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广大工农群众并未受到冲击，对他是极其拥护和爱戴的。可以说，个人崇拜的干柴已经堆起，只要他往里面投一颗火种，马上就能燃起熊熊烈焰。除非打算做殉道者，任何智者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自觉地闭上嘴巴——如果不愿像郭沫若之流去鼓与呼。
表面上看起来，大跃进是毛泽东为了“超英赶美”而在经济领域发起的一场运动。它有两大目标：工业上“以钢为纲”，使1958年的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农业上搞“人民公社”，搞得越大越好。但这背后的原因却与意识形态的争斗有关。当时苏联想通过战后的和平竞赛压垮美国，从而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看似为苏联助力，实际上想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谋取老大地位：苏联要依靠更快的发展速度战胜美国，而中国要依靠更快的发展速度让苏联黯然失色。中国这个“急先锋”当得过急，抢了主帅的风头，很快引起苏联的不满。
明眼人不难看出，大跃进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建设运动，而是一场大规模的精神运动。毛泽东力图向全世界展示，几亿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被最先进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以后，能够像打三大战役一样，几年就扭转乾坤。他的人民公社制度，是当时最激进的准共产主义制度，严重偏离了苏联模式，因此被后者视为异端。然而毛泽东极其坚持这种制度，就算后来搞出“三年困难”也不改初衷，原因在于他相信这是通往人类终极社会的必由之路，最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走到他这条道路上来，他会成为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在战争年代，他所向披靡，只用了20多年就结束了民族的百年苦难，统一了中国大陆。这是神一般的成就，他也因此在中国获得了神一般的地位。如果他能再用20多年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先进国家，那么他将在世界上获得神一般的地位，他的思想将会被几十亿人所信奉。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而不是什么革命浪漫主义。
在这种巨大梦想的牵引下，毛泽东拿出了无与伦比的热情和执拗，去推行他的乌托邦。中国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用常识和经验都无法理解的世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他们选择了放弃常识和经验，以维护对领袖的崇拜与效忠，甚至钱学森都会三次出来为亩产万斤的呓语提供证明。那时他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科学家，不如说是神学家，他在为新世界里的神迹进行注解。这种反智行为的泛滥，是“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先知先觉者，结果被引蛇出洞的“阳谋”整得万马齐喑，所以到了大跃进时代已经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毛泽东的政策推行既无阻力，就没有了可以平衡的砝码，也因此去掉了自我修正的任何可能，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突入无人之境，想跑多远就能跑多远，直到筋疲力尽为止。所以大跃进只搞了三年，国民经济就无法承受，因为实在消耗得太快了！与之相比，文革却持续了十年之久，如果伟大领袖不去世，恐怕还能再搞几年。这不是说文革比大跃进强到哪里去，但大跃进确实比文革更加反智，破坏的烈度也要大得多。
人类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地球上，但世世代代都想入非非，企图进入某个极乐世界。这个与物种本性相连的原始情结，滋生出了各种崇拜。各种宗教、主义和学说，也在崇拜的驱使下，像藤蔓一样到处生长，就算进入现代文明，也不曾有过一刻停止，一旦遇到合适的环境，更会铺天盖地的爬满每一个角落，遮蔽掉最后一线理性的阳光。到那个时候，唯一的结果就是毁灭——灾难发生了，灾难也就结束了。历史法则会以恶的面目出现，终结一切反智行为，无论当初有多少人参加，无论他们觉得自己有多么强大。
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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