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 ACT push back national testing dates due to coronavirus. GETTY IMAGES/ISTOCKPHOTO
你的孩子还需要考 SAT和ACT吗？ 看完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引起您的思考，并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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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富 Amazon (亚马逊) 的创始人和 CEO Jeff Bezos (杰夫·贝佐斯)一直是新闻媒体乐意追踪报道的焦点人物。《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其它大刊物都刊登过他在创建公司早期雇人的嗜好和秘密。你也许会奇怪，他的秘诀之一是公开询问每位求职者的SAT分数。
SAT和ACT是美国高校公认接受的大学本科入学标化考试。虽然SAT的资格和资本更加源远流长，但两家竞争不分上下，平分秋色了价值上亿美元的标化考试市场。这与美国其它大行业一样，算是公平竞赛，反独家垄断。
今年疫情的突袭，打乱了这两家大学考试的传统安排秩序。它们处理事态的紊乱无章，和令人失望的对外交流沟通，得罪了无数的顾客：考生、家长、教育顾问和学校。
社会对不久前名校招生的作弊丑闻: 代考SAT、贿赂监考人，更改答案等等，仍然铭刻记心。在某种程度上，标化考试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BLM (黑人命也是命的运动）把非裔平权平等的呼喊声引上顶峰，特别是在升学上的要求，也把长期以来非亚裔少数民族对SAT和ACT的忌恼抗议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疫情如同催化剂，激化了所有的怨愤，加速了摆脱标化考试的进程。Test optional (考试选择) 政策开始在高校中走俏走红。
今年5月，加州 Board of Regents (摄政委员会)通过了加州大学(UC)校长的提议：所有UC系统的大学本科院校、包括它的精英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在5年内逐渐消减、最终废除SAT和ACT, 取而代之的将是UC自己创建的标化考试。这月初，方案倡议者、UC校长从全美最著名的公立大学系统退休。
其实，UC在疫情前就已经酝酿进行这个方案。许多拉美裔和非裔组织多次要求摄政委员会取消SAT和ACT。也有不少专家指出，撤销标化考试的真正目的是增加非亚裔种族学生招生人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UC教师专案组公布了标化考试对招生影响的分析报告，建议SAT和ACT应该保留；如果一定要废除的话，必须要有新的考试或通用标准去替代，以确保一个真实客观、衡量评估学生的尺码，录取那些在学业上真正合格的学生。
据 National Center for Fair and Open Testing (全国公平与开放测试中心)的统计，由于疫情的原因，目前已有1420多所4年制的大学，决定2021年的招生采用考试选择政策，即由学生选择是否向所申请高校提交自己的标化考试分数。预计更多的大学会跟随。有的学校宣布考试选择适用于未来3年的招生，还有的决定会长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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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BLM运动深入影响下，许多专家、学校和社团组织预测这也许是永久取消SAT和ACT的开始。
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最佳大学评比的数据中，标化考试的重量也有下滑趋势。去年的SAT和ACT分数只占大学总评比分数的 7.75%。
支持和反对废除标化考试的两大阵营针锋相对，泾渭分明。
支持派确信取消SAT将带给弱势群体，即非裔和拉美裔学生更公平合理的大学录取。他们认为标化考试并不能预测学生的未来，而是与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紧密相联。对大多数贫穷的非裔少数民族来说，他们不具备在标化考试补习上的时间和经济投资能力，所以考不出好分数，以致在大学招生过程中遭受惩罚。标化考试是富人的助手，穷人的挡路者。
反对取消标化考试阵营认为 “左派” 以废除SAT和ACT为手段，以种族政治打压优秀英才，让社会走向倒退。很多华裔家长认为取消标化考试会严重影响华裔/亚裔孩子的利益，他们会更难进入理想的或者说竞争性强的大学。
历史总是自我重复式地徘徊移动。今天发生的一切并非新奇特异。SAT的出世和经历与当今的提倡推动何等相似。
19世纪末，私立高等学府是为WASP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徒) 子弟而设立。藤校，特别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更是如此。它们只录取那些修过拉丁文、希腊语和代数等课程的高中生。这些高雅冷门的学科只有贵族中学教授，公立高中鲜为有之。
1901年，SAT作为大学录取要求而出世，它是以智商测试为基础的考试，旨意是给所有勤奋向上、天赋聪慧的高中生一个申请私立大学的公平机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更平等地对待那些弱势群体：受歧视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还有公立学校学生。
1908年，哈佛在采用SAT后的第3年, 看到它学生组成的明显变化: 7%的犹太人, 9%的天主教徒，和 45% 的公立学校高中毕业生。犹太学生随后在精英大学中更是雨后春笋般地猛涨。私立高校被这种发展速度所震惊，不希望这些后来居上的 “低级人” 充满校园。随即提高了招生标准，增加了新的项目：申请文书、推荐信、课外活动和对 “男子汉气概” 的评估。前3个要求延续至今，最后一项虽被取消，但让人常常联想到今日精英大学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个人特性) 的标准，亚裔、特别是华裔在这方面往往是以 “低能儿”而著称。
标化考试成绩便利了大学评估和分析挑选理想学生的程序。在评估审定过程中，它与4 年高中的GPA(平均成绩)被列为 academic index (学术指标) 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度曾扮演着录取决定的关键角色。在上世纪50年代，上百所高校把SAT定为本科录取标准。
进入90年代，大多数学校都要求申报生提交标化成绩。尽管如此，SAT和ACT的道路还是曲折弯弯，它们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也历经了多次的改良和改进。SAT更是摆脱了初期的智商测验模式。
20年前，UC系统的校长就提出过取消SAT，寻找代替者。所以说当前的情况并不独一无二。校长认为试题不适用UC的招生要求，更确切地说是UC不喜欢考试内容。专业人士建议，如果不满意，为什么不让主管SAT的 College Board(大学委员会)改变考试内容？UC同意了，大学委员会也接受了。从此有了新的SAT，UC也节省了一场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投资。20年后的今日，UC重归覆辙。令不少人和考试机构感觉有点招架不及。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标化考试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纽约城市大学）应该是再好不过的范例。
CUNY 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公立大学系统，以服务于纽约市居民为主。有20多个校园，包括社区大学、大学本科及研究生院。目前共有27万多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在纽约以外的人很少听到或提起CUNY，只有老一辈还记得它往日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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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藤校歧视犹太人和穷人的年代，CUNY义无反顾地接受培养他们。大学的名声在1970年前高誉响亮。这跟它严格的招生准则和与藤校相媲美的课程设置紧密相联。SAT是学校绝对不能少的要求。CUNY的City College (城市学院)和Brooklyn College (布鲁克林学院)，一度有 “穷人的哈佛” 美称。它孕育出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其中10人来自于城市学院。CUNY教育出的知名学者政客商人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中有两次寻求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参议员 Bernie Sanders (桑迪斯)，哈佛退休的 “利嘴” 法学教授、为川普弹劾听证会辩护的律师总顾问 Alan Dershowitz（艾伦·德肖维兹)，和誉为 “硅谷发展时期的领路人” 的前 Intel (英特尔) CEO Andrew Grove（安德鲁·格罗夫）, 等等。
在60年代的民权斗争中，非裔要求在升学上平等。几十年来实践证明成功的CUNY招生制度，被视为平权平等的绊脚石。大学在1970年被迫取消标化考试，降低招生标准。这就是CUNY open admissions (开放招生)的开始。名声传扬的高等学府一落千丈，从此一蹶不振。直到90年代后期，它的大多数学院陆续重新采用标化考试政策后，招生质量和声望才有所恢复。遗憾的是，它的极盛辉煌仍留在上个世纪的记忆里。
UC和CUNY的经历与今天的现实对照好似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它的沧桑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了过去，或许也预示着未来。
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全国文理学院排名第6的是Bowdoin College(鲍登学院)。它可算是个早期实行 test optional (考试选择) 政策的代表，那是大约50年前的事。
所以说废除标化的倡议和考试选择政策不是新鲜事物。疫情前就有高校执行考试选择或类似的方针。有的高校、包括那些竞争激烈的学校“建议”申报者提交标化考试成绩；有的对考试持 test flexible (考试灵活性) 的态度。。。这些独特的词汇语言困惑不少学生和家长，让他们犹豫不定是否应该考标化。
那些早期加入考试选择政策列队的高校，大多数被视为无竞争力者。现在不同，COVID-19壮大了这支队伍，把大多数的精英高校都带了进来。
“选择”和“灵活性”不等于废弃或免除。在实行考试选择的竞争剧烈的大学中, 80%多的申请生都提交标化成绩；在竞争不太激烈的大学里，60%多的学生也会上报标化分数。鲍登学院在实施考试选择政策多年后，它的2/3 申请生仍上报标化成绩。虽然这个数字会逐渐降低，但是起心里作用的本能不会停止学生递交考试成绩，尤其是那些优秀申请生。况且，高校用它作为奖学金申请者的衡量尺，和一些不公开的其它目的。是否选择考试选择？一目了然。
谁是考试选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那些精英类大学。表面上看，它们好似降低了招生标准，这样可吸引更多的学生申请，尤其是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从政治角度上看，后者让学校更有光彩；它们也会有更多筛选学生的余地，申的人越多，录取的百分比率就越小，也越显示出学校超高的竞争力，也越有利于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大学中的评比排名。结果是招生门栏更高，学生更难跨越。算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景观。鲍登学院就是个的例子。实行考试选择后，它的申请报名从1980初的 2500 增加到去年的 9000 左右。可它只能接受 1800 多一点的学生。
在五花八门的申请要求条件中，标化考试和学业成绩是大多数华裔学生的拿手项目。标化份量的降低，对华裔学生来说是件难过的事。
由于美国高中在师资、教育、经费和学生生源方面的差异越加悬殊，高中4年的GPA(平均成绩)也成了时走时停的温度计，无法准确用来考核大学申请生的真正知识水平。众多中学以 grade inflation (分数膨胀) 的方式来平和学生和家长的怨声载道。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竞争激烈的大学中, 70%以上的申请生都有3.7的GPA (4.0是满分) ，也就是A-。这么多的优秀生拼命钻挤只有15%以下录取率的精英大学，炽热化的比赛清清楚楚。
COVID-19前，在标化成绩和GPA还是衡量学业的重要标准时，华裔学生已经是千军万马拥挤在通向精英大学的独木桥上。有人指出这是因为高校招生采取多元化政策而导致对亚裔的歧视。上周，美国司法部也判决耶鲁招生案中有歧视亚裔的行为。疫情期间，抨击标化的势力和分数膨胀的趋势愈加透彻。华裔学生今后面临的挑战也会更加巨大。
在新的形势下，华裔如何在陌生的道路上探索识别？准备全新一轮的战略战术？正如在《再看万花筒中的美国高校申请》一文中建议的那样，应走出自我和舒适区。。。不要还是守着传统的应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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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千万不要被考试选择政策给忽悠蒙惑，而掉以轻心，以至完全放弃了考试。如果客观条件允许，自己又准备充足，还是应该考虑参加考试。
如上面数据证明，众多的申请生、特别是那些精英类的，都会提交标化分数，而且都很早完成考试。对亚裔来说，忽略标化考试等于是自我解除防御，减少了一个筹码；华裔学生还要注重选修高质量的高中课程；选择有份量的课外活动，特别是在弱项上—— 领导能力方面；当然还有那不可少的超强申请文书。经济上的富裕也有帮助。当精英大学扩大非亚裔种族招生时，需要给这些学生足够的经济资助。那时具有自我支付能力的亚裔家庭会显出点儿优势。殊不知现在的高校也是以经济利益的模式而操作。没有基金，也别想有什么高大上的专业和师资，更何况疫情过后，资源匮缺。
上面提到的只是审阅考核申请生时，上百个数据中值得注意的几点，也可以说是全盘中一个极小的局部而已。
其实，也不必对新的局势紧张胆颤。疫情把原有的布局打翻，所有的学校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探一步迈一步，试一步改一步地变动地摸索向前。同样，申请生们也都是在一个平面上。
如上所提，支持和反对标化两大阵营的争辩，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不让步，双边都充满了政治色彩。但对大学来说，关键的实质是如何评估和鉴定合格申请生，尤其是在学术指标不明确和完整的情况下。
与以前的运动一样，标化考试这次又成了易打的攻击对象。话说回来，如果它这次不中招的话，从录取项目中也会找到别的牺牲品代替。“30”年后也会另有新花样。世界就是这么运转。
快30年前，初次踏入大学招生管理的生涯，有一课至今记忆犹新。当问到标华考试成绩到底有多重要时，一位老专家说，没有一名SAT低于1200分的学生进了医学院。“这就是它的重要性和预测性。”
20多年的高校工作，审阅过上万的申请，交流接触过千万的学生，看到标化成绩参差不齐人的迥异行为和学业进取。的确见过低分高能学生的出色表现，但那是凤毛麟角的例子，更多的是反方向的范例。深有体会那位老专家的见解。
同时，也看到了高分低能在一些华裔中出现。仿佛是国内的高考的感觉：高中拼搏拼命一路冲进理想的大学后，好像是失去了目标，再也没有了动力和热情；做事总是被动被迫，干什么都很机械，渺茫无助的样子。这也许是提倡废除标化考试那派人乐意宣传的理由之一吧。
在当前“政治正确”的特殊时期，常想到杰夫·贝佐斯的雇人特技。他为什么要知道求职人的SAT成绩？这和一个优秀职工的能力、表现、创造到底有什么直接关系？大老板一定对标化考试成绩和企业雇人筛选有独特的认知见解。有人说，这与他能够召集笼络才华横溢的职工、打造出举世闻名的公司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虽然有那么多的有关他的报道，却没有看到一个公开揭示了这个核心问题的答案，甚是遗憾。
重温历史的反反复复，值得人们深思探讨是否有必要摧毁百年历史的SAT，是应该取消，改良、改进、还是变革？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标化考试是考还是不考？这是一个需要学生和家长认真慎重考虑斟酌的问题。
7/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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